文革后遺癥
作者：劉仰
《中國青年報》8月6日發表了一篇較長的談話錄，兩名談話的學者是祝東力和黃紀蘇先生，談話的內容主要針對前一段時間因汪暉、朱學勤涉嫌抄襲而引發的中國當今學術、學風問題。報社編輯為這個長篇談話內容添加了小標題，如“學風敗壞，是從紅衛兵-知青這代人當中的某些人開始的”，“一代特殊的知識分子遭遇了一個特殊的年代”，“不是沒有規則，而是不講原則”，“能不能妥善處理汪、朱事件，對中國社會是一個考驗”。盡管這些小標題是報社編輯所擬，但基本反映了兩位學者談話的精神。對于這篇文章的主旨，本人表示贊同，它也符合前不久本人就此問題所寫的一篇文章的基本觀點。借此機會，再補充一點。
當今中國社會活躍在各個領域的主要人物，大都經歷過文革，這批人在50歲以上，正是當今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的中堅力量。這批人年輕時不同程度地參與或經歷了文革，又在中青年時期經歷了全中國對于文革的反思。因此，文革對于他們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形成有著重大的影響。這批當今中國各領域的中堅人物，不同程度地留下了文革的烙印。不管如今他們是肯定文革，還是徹底否定文革，文革對于他們來說，都是難以磨滅的痕跡。那么，文革的經歷，對于他們的今天，乃至于對當今中國社會有什么影響？我覺得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觀察。
第一，他們曾經是理想主義者，因此，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今天依然保持著理想主義的情懷，但是，在反思文革的思潮中，他們對理想主義有一點猶豫，對于應該堅持哪一種理想或信仰，處于搖擺的狀態。文革對于他們到底是財富還是厄運，在某些人身上，不是很清晰。而對于另一些人來說，文革時期理想主義破滅后，他們徹底遠離了理想，成為現實主義者。這種現實主義往往就是抓住眼前利益，以個人主義的利益原則取代一切理想主義的判斷。對于自己如此，對于他人也同樣如此。因此，當別人表現出理想主義的態度時，他們往往會發出赤裸裸的嘲笑。他們幾乎不相信任何理想，在理想主義的廢墟上，成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信徒。而且，這種信條通過他們所占據的社會中堅位置，對社會也發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第二，他們中的一些人，在文革期間有過不幸的個人遭遇。對此，有些人能夠從社會的角度思考個人的命運，而另有一些人則把個人的不幸遭遇變成對國家和社會的怨恨。這種狀況又從另一個側面促使他們總是把個人利益放在首位。文革時期的中國社會的確有不少禁忌，反思文革也常常是對于那些約束個人的禁忌的反思。然而，在曾經的禁忌被強力打破后，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很多問題上變成毫無顧忌，追求絕對自由、為所欲為成為他們唯一的生活原則。他們如今的所作所為，彷佛只是要讓今天的社會彌補他們曾經的個人損失，彷佛他們所生活的這個社會，虧欠了他們很多。因此，為了奪回失去的一切，他們不擇手段向社會索取的心態，彷佛是在對待一個仇人。
第三，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文革中都參與過具體實踐，其中之一便是派系斗爭。雖然派系斗爭也是反思對象之一，但對于某些人來說，反思只停留在理論層面，沒有貫徹到行動層面。以至于某些人在現實生活中依然延續派系斗爭的習慣。要么以先入為主的派系分化，決定自己對事對人的態度，要么喪失原則立場，原則成為可以交易的對象。年輕時留下的派系陰影，使得某些人失去了客觀。這種客觀的喪失，也包括他們對待自己的個人經歷。他們往往只把自己當成文革的受害者，而淡化自己同時也是施害者。在個別著名人物身上，甚至堅決否認自己在文革期間的真實經歷。彷佛是文革期間恥于站錯隊一樣，他們想用否定個人歷史的方式，證明自己從來都站在正確的行列。
第四，反思文革另一個主要內容是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對于某些人來說，他們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如今，不僅徹底投入個人主義的懷抱，而且，極端化地運用個人主義的理論基礎——自由主義。他們批判文革期間道德對人的約束，將其視為暴政，而他們自己則在相反的方向上，實施自由主義的暴政。他們抱怨曾經稀缺的寬容，而在實際行動中，他們同樣因缺乏寬容而顯得偏執。同時，對于很多社會問題，他們只以個人感受進行判斷，導致社會責任感的缺失或變形。
祝東力、黃紀蘇先生指出，這是“一代特殊的知識分子遭遇了一個特殊的年代”，對此我表示贊同。雖然這篇小文章沒有在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有益的價值方面著墨描述，但不可否認，這一代知識分子還是有時代價值的。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文革給這一代知識分子留下的烙印，造成的負面影響同樣存在。而且，由于知識分子在中國的特殊歷史地位，這一負面影響的作用不容忽視，因為，它已通過這些知識分子身體力行的榜樣，影響到社會的各個方面。我認為，對于這一影響的評價，還需要歷史的檢驗。雖然本文所描述的知識分子都屬于“50后”，但是，放在歷史的時間長度中，打一個比方，他們就像是處在叛逆期的青少年。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