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期以來，在組成精英聯盟的當代中國官、產、學三大集團中，流行著一種“宋朝崇拜”：文化燦爛的宋朝啊、和平的宋朝啊、世俗的宋朝啊，多么喜歡宋朝啊、最希望生活在宋朝啊等等等等。而其中最眉飛色舞、搖舌鼓唇抒發感慨的當然還是聯盟中的“學”，也就是搖筆桿子的一幫文人。可以說，文人對宋朝更加情有獨鐘，更加心向往之。　　

這也難怪，學而優則仕，可見學和官是相通的。而“仕”之后呢，那當然是“升官發財”，可見官又和產相通。真是書中自有白玉笏、書中自有黃金屋，一路通，路路通。在很多文人看來，這才是正途，是金光大道，而宋朝，正是把這大道鋪得最寬敞最愜意沿途最風光無限的時代，怎不令他們向往呢？　　

常說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宋朝值得文人們愛的地方可謂多矣，下面慢慢道來。　　

一曰科舉大門常敞開。讀書求仕須有通道，宋朝徹底廢除了門閥制度，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情況一去不復返了。科舉成為各級官員的主要來源，而科舉的大門又向文人們敞開。“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讀書人卯足了勁要科舉及第，而官方在錄取方面也是多多益善。宋太宗時，一科進士可以多到三、四百人，諸科多到七、八百人。宋太祖聽說科舉中有連考十五場不中的，于心不忍，特為這一百多人下詔，說這些人“困頓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難專”，特賜本科出身，可謂皇恩浩蕩。有一次考試錄取比較嚴格，只取了進士２８人，諸科１００人，落榜者集體鬧事，要求再考一次。結果宋太宗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再試中又錄取了７００多人。宋真宗以后，科舉取士越來越多，盡管真宗自己也認為“謬濫居多”，但在１０００年的考試中，仍然取進士、諸科１８００多人。　　

二曰官職多得數不過。考科舉就是為了做官，宋朝最大限度的滿足這一要求，宋朝的冗官之多可謂天下奇觀，由此形成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宋朝的供奉官。左右殿值合為三班，最初的官員不到３００人，到了宋真宗時就有了４２００余人，宋仁宗時達到了１１０００余人。州縣官吏的人數同樣激增，仁宗時的大臣宋祁說，現在“州縣不廣于前，而官五倍于舊”。宋朝有大量的官吏是做官卻不管事的，所謂“事之所寄，十無二三”，剩下的十之七八只領俸祿，是典型的尸位素餐。　　

三曰官僚地位待遇好。史家都說，宋朝相當程度上實現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這可是中國士大夫夢寐以求的愿望，如今在宋朝實現了，豈不可頌可賀！宋太祖為了避免重蹈唐末五代軍閥割據的覆轍，采用重文抑武的政策，文臣地位遠在武將之上。他曾對趙普說：縱使１００個儒臣貪污，其危害也比不上一個武將。據說，太祖在建國初期曾立誓約“不殺大臣及言事官”，以后宋朝的歷代皇帝都恪守誓約。這也是今天崇拜宋朝的文人們每當提到時都要津津樂道的。當然，這一條不殺大臣也不是絕對的，對侵犯到了皇帝最緊要利益的人，皇帝是毫不客氣的。北宋滅亡，徽欽二帝被擄，宋高宗趙構剛剛即位，有太學生陳東上書，要趙構“還汴、治兵、親征、迎請二帝”，并說“上不當即大位，將來淵圣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此？”這個陳東確是不識時務，你想趙構天上掉餡餅似的做了皇帝，你偏要他把他老爸和他老兄兩位皇帝接回來，那他的皇帝還做不做！所以趙構對陳東毫不客氣，咔嚓一聲砍了腦袋。所以文人們也要小心，言論自由也是有限度的。　　

四曰對官員大度寬容。宋太宗待臣下很寬容，他曾經對呂蒙正說：“弊病如同鼠穴，如何能堵塞，只要除去其甚者就可以了。”呂蒙正回答說：“小人的情偽，君子豈是不知，以大度寬容，事情就打好辦了。”大度寬容自此就成了宋朝的家法，皇帝們踐行不悖。宋朝的京官犯罪，除謀逆謀反罪外，只是貶到地方繼續任官，俸祿也照舊；罪重者也不過是貶到海南島，但照樣當官食祿。宋朝官員每三年考核一次，標準極為寬松，只要不發生過錯就能升官。所以不少官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因循茍且，無所事事，卻不妨礙升遷。這樣一來官就好做，每日不必為如何勤政愛民操勞，豈不優哉游哉！　　

五曰因仕殖財便利多。宋朝不像唐朝，官僚按等級世襲占田。宋朝不抑兼并，對土地這種當時最重要的生產資料采取自由買賣的政策，官員大臣們因此大量占田而不受限制，不少人即是官僚又是大地主。當他們在一起閑聊時，經常互相規勸說，要在居官時多買些好田，以供退官后享用。宋真宗時，有人上書說：開封府附近千里，都已是大臣們的田產。宋朝商品經濟發達，官員們上自宰相下到地方官都經營商業謀取利潤，官商勾結更是普遍現象。湖南湘潭的大商人李遷公開說，他之所以能發財致富，原因在于“為政者以庇我”。　　

六曰業余生活豐富多彩。這一點最合文人胃口，燈紅酒綠、聲色犬馬，偎紅倚翠、夜夜笙歌的場面，只要讀一讀《東京夢華錄》和《武林舊事》就能略知一二。　　

由此看來，宋朝可謂是官僚的天堂、文人的醉鄉。雖然這天堂和醉鄉是以對外妥協投降的屈辱換來的，是以巨額的可恥的歲貢換來的，是以壓在底層勞動人民身上的養冗官、養冗兵的不堪忍受的貢賦換來的，是以茍延殘喘最終亡于異國換來的。但是，正像我們已經看到的，７００多年后，這個醉生夢死的王朝仍然得到了精英們尤其是知識精英們的青睞，賞之品之、甘之飴之，樂此不疲。　　

值得一提的是，大宋王朝為文人官僚創造了如此讓現代精英們艷羨的生存環境，可是，這些讀書種子，這些垂紳正笏的官僚們是如何回報這個體制、這個制度的呢？　　

早在北宋仁宗時，面對風起云涌的士兵、農民起義，仁宗皇帝就氣憤的說：“大臣無一人為國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　　

１２７５年３月，元朝大軍眼看就要兵臨城下了，南宋京城臨安的大小京官們見此情景爭相逃跑，有一天上午朝，文臣這邊只來了五、六個人，當朝謝太后又氣又急，下詔說：　　

“我朝三百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負于汝哉！今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圣賢書，自諉為何，乃于此時作此舉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對人言語？他日死亦何以見先帝？”　　

這篇短短的詔書，可以看作是大宋王朝留給后世的最后遺言。她沉痛的話語，就像一面鏡子，映出了大宋王朝三百二十年的興衰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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