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居易：鄧曉芒的設想有點妖言惑眾

鄧曉芒教授留德多年，耐得住寂寞，能坐得住冷板凳，潛心研究哲學，深得康德哲學之精髓。歸國后，他在武漢大學教授康德哲學等課程，深受文科學生的歡迎與喜愛。雖然我不是哲學專業學生，也曾旁聽過他的課，覺得他的嚴謹治學精神非常好，深為欽佩。前不久，他又輾轉到了華工。這兩所大學都是我的母校。鄧曉芒老師是我非常欽佩的學者。

今天，我突然看到他在《南風窗》雜志撰寫的文章《摩羅：從“五四”到“文革”》，甚為驚訝。在《中國站起來》出版之初，我就在網絡上，特別是他的學生組織的小型網絡論壇上，看到他對此書的一些零星批評，或許還有些許不屑。

時隔半年有余，鄧曉芒教授還是忍不住撰文批評了。我既感到驚訝，也感到高興。為什么呢？因為鄧曉芒老師撰文的觸發點，正是摩羅的一篇序言《我們是需要自審的一代》。也就是說，我相信，鄧曉芒老師的批評，并非出自私心，而是出自公共文化批評之意，很有探討的價值與意義。

誠如他在文中開篇所言：“他（摩羅）所走過的路，不過是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所走過的道路的一個縮影。”同時他對五四、文革等時期的知識分子的點評，言簡意賅，高屋建瓴，頗發人深省。我覺得，這些話概括很準確，與我的初衷不謀而合。這也就是我為什么明知有爭議甚至飽受辱罵、卻要堅持出版《中國站起來》的根本原因。摩羅，作為一個中國文人，其本身的力量與影響可能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那么大，而是由于支持者或者反對者無意中夸大的結果。那么，由此，摩羅，作為一個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標桿意義，就凸現出來。經歷過五四、經歷過文革，經歷過改革開放，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思想觀點處于一種不斷質變的紊亂階段，似乎找不到一條準確的線索，那么摩羅的轉變提供了一種可能。

其實，我理解鄧曉芒老師的主旨，其核心恐怕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應該如何自審的問題。鄧曉芒老師和摩羅老師，對于五四的反思有共同之處，即他們對五四啟蒙的理解相對一致，即五四先賢在救亡壓倒啟蒙的特定時代，不斷出怪招、險招，以達到富國強兵的愿望。但是，五四先賢為什么這么做，他們這么做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兩位出現分歧。鄧老師認為是傳統知識分子的劣根性，而摩羅老師認為是軍事、政治處境的劣勢、與文化傳統無關。

我想，兩位都說對一半、說錯一半。軍事、政治的劣勢，很顯然是五四先賢斷尾求生的直接原因，但是因此否定文化傳統的原因也是不合理的。幾千年的傳統下來，中國人的國民性怎么可能沒有萎縮不振的“劣根性”呢？而這種劣根性，在沒有巨大海外力量威脅的和平時期，固然不會體現得那么明顯，那么“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面前自然就會表現得淋漓盡致。

反之，如果一味怪罪傳統知識分子的劣根性，恐怕有厚污前人之嫌。古有大漢盛唐氣象，近卻不斷喪權辱國。這是事實，但我們總不能站在19世紀，怪罪前人的劣根性一脈相承下來，導致近代中國的恥辱史吧。誰的光榮屬于誰，誰的罪孽誰承擔，萬莫胡亂打板子。

可是，鄧曉芒老師一定認為：“‘五四’知識分子雖然在批判國民性的旗號下對儒家倫理有過激烈的否定，但其實骨子里少有真正超出儒家自我圓融的心理定勢的。他們的自我反省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只不過是在為富國強兵出怪招、出險招，就連個性獨立和思想自由，歸根到底也只是政治理想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我想，這樣的知識分子，在五四也許有，而且很多，在今天仍然不少。他們受制于文化傳統，依然按照“修身治平”的路數，為了救亡而啟蒙。但是一定還有為了啟蒙而啟蒙的文化人在。起碼，魯迅、胡適這樣的人是這么做的。起碼，他們不是返回現實后，蛻變成呂緯甫，放棄啟蒙思想，重拾《三字經》。魯迅正是有此種擔心，才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呂緯甫這樣的人物，作為自身的參照，予以審視。魯迅在早期就曾在《文化偏至論》中高度弘揚個性自由精神，

魯迅也對未來感到迷茫，仿佛進入了自己所設想的無物之陣，變得無所依靠，所以才有有《影的告別》這樣的絕世詠嘆。《影的告別》是魯迅晚年巔峰之作散文集《野草》的重要一篇。他在文章感慨：“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里，我不愿去。……我不如彷徨于無地。”在我看來，按照中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歷史觀，魯迅在晚年預見了未來大一統社會，國家政治對于個性自由的壓迫，也預感到自己這樣一個個性自由的文化斗士，將不得不面臨彷徨于無地的悲哀與尷尬。

傳統其實是一個變動的概念，不是一成不變的。同時，傳統也有相對應的時空范疇，如果脫離了相應的時空范疇，傳統那么也就沒有著落。當我們遭遇屈辱的時候，我們怪罪前人給我們留下了文化傳統的劣根性，怪罪儒家士大夫的精神追求，只從國家，不求個性。那么，我們要想想，在幾千年的封建宗法時代，儒家知識分子“修身治平”的這種精神追求，在維護家族穩定、保持道德水準等方面，恐怕有一定積極意義吧。那么，這是不是當時的優根性嗎？

同樣一個概念，在不同的時空，會有不一樣的效果。我們總不能拿著今天爛掉的壞蘋果，就怒斥這個蘋果：“你怎么就是一個爛胚子呢？”畢竟，爛蘋果也有過美好的春天啊。所以，我們不應該過分怪罪前人制造了傳統的劣根性，而應該更加自信地改造我們的傳統，從而造就我們新的傳統。否則我們只能困在自己虛擬的傳統中無力自拔、憤憤不平。

正是沿著這樣的混亂邏輯，鄧曉芒老師又開始指責：“摩羅蜻蜓點水似的下鄉經歷和對鄉村社會的美化顯得如此可笑和輕浮，他本應該追蹤那些地區在外打工的‘不孝’兒女們如何蝸居在大城市，為什么寧可從富士康的大樓上往下跳也不愿意返回到‘鄉村文化的人情美和神圣感’，去那里尋求‘底層社會的正當性’。”

很顯然，摩羅選擇了鄉村田野調查，并非完全忽略城市的體諒。從邏輯的角度來看，這兩者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關系。實際上，摩羅這些年一直深居城市，對于城市的最底層也是非常關心的。鄧曉芒老師以一種非此即彼的錯誤邏輯，就簡單地一幫子打死摩羅的鄉村田野調查，恐怕更“顯得如此可笑和輕浮”吧。

此外，我以為回首歷史，檢視自身，正視當前問題，這些都是很好的自審方式。那么，自審的結果，是否一定要往回走一步，或者往回走兩步呢？恐怕，答案不言自明吧。摩羅對五四的反思，并不代表他要回到五四。雖然，他在《中國站起來》中沒有直接提到文革，但是我想，他肯定是不贊同文革的。那么，他對文革也有反思之處。那么，現在他對當下中國社會進行，反思很難退回到五四，也很難退回到文革，而應該是面向未來的。而這個未來，該是怎樣的的面貌呢？我不知道，摩羅也不知道，但我想，肯定不會是鄧曉芒老師所預言的那樣。至于鄧老師所揪心的設問“假如他摩羅有一天掌握了最高權力，他會做什么？”完全是杞人憂天、妄自猜度。

附錄1：摩羅：我們是需要自審的一代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ff84920100j3j0.html 

附錄2

摩羅：從“五四”到“文革”

（原載《南風窗》2010年第15期）

鄧曉芒

在《書屋》今年第6期上讀到摩羅先生為他的《恥辱者手記》第二版所寫的序言《我們是需要自審的一代》，終于對他10年來的心路歷程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其實嘛，他所走過的路，不過是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所走過的道路的一個縮影。想當年，“五四”知識分子何等激進、何等慷慨激昂，經過30年的奮斗，當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喊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時，大批懷有“五四”情結的文化人都不禁熱淚盈眶，用胡風當時一首詩的標題來說，叫做“時間開始了！”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從此以后他們就走上了一條改造自己“個人主義的世界觀”，讓自己主動放棄獨立人格而完全服從國家政治風向之路，許多“沒有改造好”的亦即還保有一丁點啟蒙思想殘余的文化人遭到整肅，卻還心悅誠服，還有無數知識分子在努力自我改造和幫他人改造中自覺不自覺地成為了劊子手的幫兇。
　　這一切都有一個冠冕堂皇的旗幟，這就是“顧大局、識大體”，而大局和大體無非是國家至上，領袖至上。在中國人的自我感覺中，最能夠體現所謂“中國站起來”的恰好是“文革”時代，我們同時與蘇美兩個超級大國叫板，并以“拯救世界2/3的受壓迫人民”為己任。雖然當時我們每個人都是認真的，但在今天看來那只不過是一場熱昏的囈語而已。
　　多年來，我一直在困惑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這一轉變（如今叫做“華麗轉身”）究竟是如何完成的，李澤厚曾提出“救亡壓倒啟蒙”來解釋，誠然說明了一部分原因，但救亡為什么能夠輕而易舉地壓倒啟蒙？恐怕還是與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劣根性”脫不了干系。儒家士大夫“修齊治平”和“耕讀傳家”的理想鑄就了他們立足農耕、歸順宗法、抹殺個人和獻身國家（君王）的傳統人格結構，“五四”知識分子雖然在批判國民性的旗號下對儒家倫理有過激烈的否定，但其實骨子里少有真正超出儒家自我圓融的心理定勢的。他們的自我反省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只不過是在為富國強兵出怪招、出險招，就連個性獨立和思想自由，歸根到底也只是政治理想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但“五四”啟蒙是一場思想先行的運動，而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并沒有廣泛出現相應的現實基礎，所以那些人一旦從知識界返回現實底層，就會像魯迅筆下的呂緯甫那樣，放棄啟蒙理想，重拾《三字經》。
　　果然，我們在摩羅的文章中讀到他對自己轉型的最真切的解釋，即最近13年來，“我選擇江西丘陵地區、河北平原地區、內蒙古黃土高原地區……進行了一些田野調查。鄉村社會既是中國的底層，也是全世界的底層。”通過參與鄉村的祭祀祖先的活動，包括在儀式中冒充別人的孝子，“我完全沉浸在鄉村文化的人情美和神圣感之中，充分理解這種文化和持守這種文化的底層社會性的正當性。”
　　然而，摩羅蜻蜓點水似的下鄉經歷和對鄉村社會的美化顯得如此可笑和輕浮，他本應該追蹤那些地區在外打工的“不孝”兒女們如何蝸居在大城市，為什么寧可從富士康的大樓上往下跳也不愿意返回到“鄉村文化的人情美和神圣感”，去那里尋求“底層社會的正當性”。但是他卻不想做這種真正扎實的“田野調查”，而是以一個旅游者的目光看了一下丘陵、平原和黃土高原的風景，便沉浸在自己內心的心靈秀中了。他自以為自己立足于“中國的底層”和“全世界的底層”，就有了“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底氣，那么我們可以替他設想一下，假如他摩羅有一天掌握了最高權力，他會做什么？
　　第一，重新發動大規模的知識分子上山下鄉運動，讓他們去接受“鄉村文化的人情美和神圣感”的“再教育”；第二，驅趕盲目流入城市的打工者，將他們固定在鄉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傳統生活方式中；第三，將所有私營企業收歸國有，全部轉型為軍工企業，“備戰備荒為人民”；第四，重新清理階級隊伍，大興文字獄，將那些西化論者、海歸派、買辦和洋奴統統關進牛棚，辦學習班；第五，重新閉關鎖國，退出WTO，依靠“自力更生”發展經濟；第六，在國際上采取強硬路線，立足于打大仗、打核戰爭……為了推行這套方針，必須首先把《中國站起來》印成“紅寶書”，發行13億冊，好讓全國人民有個精神寄托。而《恥辱者手記》則應列入國家頭號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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