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大陸有天主教徒約一千兩百萬人，神職人員不足兩千。有一種非正式的說法，是將他們分為公開教會和地下教會兩部分。中國主教傅鐵山在一次接受媒體采訪中，申明中國只有一個天主教，“我們每天早上做彌撒的時候，都為同一個教皇祈禱。”他還指著身邊的助手張天路神甫對記者說，“他父母過去就在所謂‘地下教會’中工作。在所謂‘地下教會’時，他受到的神學教育非常膚淺，甚至包括許多反政府的思想。而在真正的教會中，他學到了豐厚的神學知識，還被派出到英國留學。”

　　梵蒂岡有沒有可能與中國建交？

　　2001年10月24日，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發表一份聲明，希望中國寬恕羅馬天主教在中國所犯的“錯誤”，并希望促成羅馬教廷和北京的關系正常化。當天，在北京舉辦的一次紀念傳教士利瑪竇的活動上，有人宣讀了這份聲明。教皇在這份聲明中說：“我對過去這些錯誤深感難過，我感到遺憾，這些過錯令許多人認為羅馬天主教不尊重中國人，使他們感到教會對中國持敵視的態度。”這是他繼今年3月以來第二次針對中國的道歉。

　　外交部發言人孫玉璽次日在回應教皇致辭時，對教皇的道歉表示歡迎，但又對教皇沒有對“封圣”事件作出明確解釋表示遺憾。此外，中國聲明與梵蒂岡建交的兩項原則依舊不可改變。

　　據法國《費加羅報》的消息，中國與梵蒂岡在過去一年中在中國駐羅馬大使館實際進行過達二十次之多的接觸。對身體漸衰的約翰—保羅二世而言，與中國建交是生平一大愿望，但至今在這方面進展相當艱難。他近年來一直想出訪中國的愿望也因為雙方接觸的程度，而未能真正成行。

　　新千年以來，中梵恢復中斷了五十年之久的正常交流，但發生于2000年10月1日(圣女小德蘭生日)的“封圣”事件給雙方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帶來陰影，也因此陷入困頓。在“封圣”事件中，約翰—保羅二世宣布120位在中國的殉道者為“圣人”，其中包括87位中國人和23位外籍傳教士。盡管保羅二世事后表示不反對和中國政府開誠布公地討論殖民主義時代問題，但還是深深觸動了中國人對于殖民時期歷史的傷痛記憶。反過來，2001年1月7日和8月4日，為了解決各教區主教年事已高的問題，中國三自主教團現任主教傅鐵山祝圣了八位年輕神甫，又遭致了教皇的干涉。這一系列事件充分表明了中梵關系中難以逾越的尖銳矛盾。

　　中梵關系于1952年斷交，斷交的主要原因出自意識形態的不協和。當時的新中國政府驅逐了一批反新中國的外國傳教士，采用三自原則，并承認教會自行祝圣的兩位本土主教。梵蒂岡則堅決反對“三自”，并承認臺灣政府，將獲得中國政府承認的主教開除出教會。

　　實際上，早在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圣公會教士艾倫就訴諸《新約》而呼吁各國教會獨立，提出“三自”主張。但這牽涉教會的世界性權力，所以一直遭到梵蒂岡的強烈反對。百年來世界范圍的工業化、都市化、交通、信息的發展其實都在促成著世俗化，基督教的很多禮儀法規、組織結構甚至與其他宗教、意識形態關系從上世紀60年代初的梵帝岡二次公會議之后也出現了許多根本性的調整，以適應現代生活中的宗教形態。但在根本的權力問題無法解決之前，宗教問題大約難以回避政治問題。

　　改變歷史的“梵二會議”

　　從1962持續到1965年的梵第岡第二次公會議被宗教研究者們看作是基督教的重要轉折點。它是整個基督教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會議，作出了許多重大的改變。梵二會議不僅掀起了羅馬天主教的革新運動，也開創了羅馬天主教會與全世界的對話。對話的主要對象是:其他基督教會(包括猶太教)、其他宗教、無神論和馬克思主義。

　　天主教會在1869年至1870年召開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開始探討其現代發展之途。這次會議因普法戰爭和意大利軍隊占領羅馬而被迫中斷，教皇庇護九世宣布大會無限期休會，并自稱為“梵蒂岡囚徒”而閉門不出。從此教皇與外界隔絕了大約半個世紀，其隱遁之態使天主教會在世界的影響急遽減少。“梵一”會議通過的《首位信條憲章》強調“教皇永無謬誤”、“教皇首席地位”和“教皇權力至上”。

　　1962年10月11日教皇約翰二十三世主持了“梵二”會議，新教的有關教派、前蘇聯的東正教、各國駐梵蒂岡外交使團和天主教信徒作為列席代表旁聽。大會前后分為四期。在1963年教皇保羅六世主持的第二期會議中批準了教會權力分散的原則，承認主教們作為使徒繼承人可與教會一道享有管理全教會的權力，這等于修改了“梵一”會議上“教皇永無謬誤”、“教皇權力至上”的原則。此外還批準了在宗教禮儀和彌撒中可采用本地語言的提案。在1964年召開的第三期會議中，天主教神學家孔漢思發言，對教會審判伽利略等歷史性錯誤和現代改革進程的緩慢提出批評。他曾批評“教皇無誤論”是一種“簡單的假設”、“缺乏圣經的傳統的證據”，是“唯理主義”和“新經院哲學”風行、人們“缺乏信仰”的結果。

　　1965年第四期會議中，教皇保羅六世以詔書形式宣布，1054年教皇開除東正教會牧首教籍的決定為無效，對由決罰令造成的東西教會大分裂表示遺憾。希臘東正教代表接受了詔書，雙方共同聲明取消歷史上的相互絕罰令。1965年12月8日“梵二”會議結束。

　　“梵二”之后，天主教在政治上開始采取靈活務實的政策。羅馬教廷在意識形態領域和社會政治態度上，開始正視現代社會的進程和不同意識形態的現實存在。但教會仍對無神論“極其堅決地加以摒棄”，但又聲稱這是不得已的一種痛心和痛惜之態。隨著東歐、蘇聯的巨變，約翰—保羅二世于1991年5月1日發表《百年》通諭，又表現出強硬的態度，認為“尋覓一條能將馬克思主義與基督宗教相調和的道路……是一件不可能辦到的事”。

　　“在圣彼得堡大教堂里邊，第一屆梵蒂岡公會議在可怕的暴風雨中結束;圣彼得大教堂外邊，第二屆梵蒂岡公會議在美麗的艷陽天里結束。”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張志鋼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評價“梵二”，引用了布朗樂觀的話，但是他仍然認為，在強調信仰的唯一性上，天主教的傳統是最典型的，雖然其他宗教也都自稱真理在握。他認為，從孔漢思的個人經歷就能看出它的保守，孔漢思原來是德國圖賓根天主教神學院的教授，由于他對“教皇無誤說”的抨擊、對天主教排他傳統的批判，提出教會必須放棄政治權力和世俗榮譽以及優越感，從現實的實際處境看待教會的存在，竟被革除了教職。如果把宗教放在文化里看，其實任何一種文化強勢起來都會暴露出中心主義的特征，一直到19世紀，天主教還把世界分為兩個部分——基督徒與非基督徒。“梵二”的革新開放姿態是積極的，但它其實是被不能回避的兩種力量推動的。

　　張志綱認為，世界范圍的世俗化以生活現代化以及通訊技術的發展為特征，世俗化的結果是許多宗教功能的消失，同時消失的還有奴隸主義式的服從。在現代社會里，交通的便捷、信息的發展使所有人都看得見其他文化的生活形態，政治格局、經濟結構的相互依賴使所有人都必須在與其他文化的交往中生活。天主教也不可能再無視現代社會的現實，不可能再無視其他意識形態的存在。在對現代社會的反思中，很多教徒也開始向其他宗教尋找精神資源。

　　另外，歷史學、宗教學的研究都在開拓文化多元的觀念，斯賓格勒比較了8種文化形態，湯因比劃分了26種文明形態。宗教學家馬斯紐勒在1917年用比較的方法研究各種宗教現象時，還受到左右夾攻，但現在這已經是常識。哈佛大學宗教學的學位都要求了解兩種以上的宗教，還會請不信佛教的人來講佛教。

　　張志綱說，百年來的宗教學研究表明，信仰宗教一般都出于很自然的原因，生在意大利就信天主教，生在泰國就信佛教，生在英格蘭就信新教，生在中國很難沒有不受儒學佛學影響。張志綱還認為，雖然作為常識，宗教間、不同文化間的對話在進行，但其中也有很不同的立場。排他論仍然是最傳統、也是最普遍的立場，我們從世界范圍內不絕的沖突中就知道這種立場的普遍。孔漢斯等一批參與起草《全球倫理》的宗教人士堅持一種兼容的立場，但梵蒂岡二次公會議之后，一方面講有條件的開放，一方面還是堅持天主教與梵蒂岡的唯一性，把其他宗教徒都看成是“匿名的基督徒”。教皇能道歉，是因為天主教的歷史包袱很多，這是梵蒂岡不能不面對的。

　　1842年，《南京條約》并列了兩條條款:外國商人可以在中國販賣鴉片，傳教士可以在中國各地傳教。傳教士和商人、士兵一起成了歐洲列強擴張的有機部分，同時也利用教堂、學校、醫院帶來了西方文明的傳播。據孔漢思的統計，20世紀30年代時，35%的中國知識精英受的是教會教育，90%的護士是基督徒，70%的醫院是教會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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