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毛澤東:我的心路歷程(之三)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須經過三種境界:“昨日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也。我尚有一點自知之明,自己絕然做不了任何大事業大學問,但是回歸毛澤東的確經歷了這三種境界的心路歷程。
從省委機關到L縣掛職學習時,依然否定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并沒有對三中全會的路線產生絲毫懷疑,那時最痛恨的是政治腐敗和社會不公,希望從政治改革中找到出路。在L縣當“縣官”期間,我已經清楚地知道中國的官場黑到家了。如果自己當了縣委書記,只有兩種選擇:要么變成貪官,因為政治腐敗不是人的問題,不當貪官你就無法在那個“場”里生存下去;要么被淘汰出局,因為好人是很難適應那個環境的。雖然那時自己并沒有讀懂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但我卻作出了一個讓所有朋友認為是“自毀前程”的選擇:把真實情況上書黨中央,堅決支持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實行政治改革,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上書中南海,絕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感情沖動,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再傻也好歹在中國共產黨的縣委、地委、省委機關工作過多少年,這樣做的代價是什么,我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徹底結束自己的政治生命!但是,面對黑暗至極的官場和百姓的苦難,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人絕不能無動于衷。倘若自己不那樣做,一輩子都感到于心不安。
盡管從狂熱地參加毛主席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到全身心投入鄧小平同志領導的改革開放大業,自己都是像毛主席教導的那樣以為人民服務為出發點的,一個農民的兒子,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升官發財,但是,直到2003年春天因批評某些領導人、堅決支持胡錦濤同志為首的黨中央而遭到不測,我仍然沒有認識到中國的問題是改革開放的路線問題,是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還是實行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的根本原則問題,而不是什么具體的制度問題。在中央機關朋友的啟發和許多正派朋友的幫助下,通過較長時間的“重讀毛主席,深入老百姓”,我方才開始走向比較成熟的理性思考,才比較清醒地意識到中國一切重大問題的總根源在于路線。于是,我自覺而盡可能深入地思考了制度與路線、信仰與路線、現代化與路線三個問題。
制度與路線問題。鄧小平同志說過:“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他強調制度問題“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那么,我不得不思考,毛主席領導創建的社會主義制度具有無比優越性,當然因為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人類社會的新生事物,比之資本主義幾百年建立起來的制度肯定不夠完善和成熟,需要改革開放,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可是,為什么毛澤東時代干部不敢貪污腐敗,而現在幾乎無官不貪,當清官就很難在官場生存呢?腐敗好比臭豆腐,聞著臭,吃著香。許多人沒有權力時對腐敗切齒痛恨,是反腐敗的英雄,但一朝權力在手,他也照樣貪,以致好多原來發誓當清官的人后來也墮落為貪官。用鄧小平的話說,這似乎是制度不好造成的。但改革開放這么多年了,我們黨反腐敗的制度越來越完善了,而官員腐敗卻是越反越多(當然不反更多)。我反復思考,以為中央機關那位朋友說的對,是路線出了大問題。社會主義制度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這個道理連三歲的小孩子都懂。但是,我從自己的親身實踐中深深感到,只有公有制,沒有公仆的為公心,公有制就絕對不可能戰勝私有制。這就是《共產黨宣言》所說的第二個“徹底決裂”。于是,我開始理解了毛主席為什么說“要斗私,批修”,為什么要親自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這時候,我逐步明白,因為搞垮了社會主義公有制,便搞垮了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因為搞臭了文化大革命,便搞臭了“斗私批修”的政治基礎。當今中國的政治腐敗和社會分配不公,絕不是什么制度問題,而是路線問題,是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價值取向所造成了。不堅持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沒有公有制和“斗私批修”,出臺任何具體制度都根本無法解決這些問題。這時,我才讀懂錢學森同志的名言:離開毛澤東思想,離開公有制,中國就完蛋了!
信仰與路線問題。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世界觀不能解決人的信仰問題,這是導致中國信仰危機的根源。我有充分的發言權反對這一觀點。毛主席說過:“我贊成有些共產主義者研究各種宗教的經典,研究佛教、伊斯蘭教、耶穌教等等的經典。因為這是個群眾問題,群眾有那么多人信教,我們要做群眾工作,我們卻不懂宗教,只紅不專。”“我們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國、把世界搞好,佛教教義就有這個思想。……信佛教的人和我們共產黨人合作,在為眾生即人民群眾解除壓迫的痛苦這一點上是共同的。”在思想轉變過程中,我下功夫通讀了《圣經》、《古蘭經》和佛教的大部分重要經典,最終得出一個結論:世界各大宗教的基本教義雖然千頭萬緒,但歸根結底是兩個字:斗私。正如老子所說:“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毛主席“要斗私”三個字,可以包含人類一切宗教教義的精華。我與一些宗教徒是好朋友,他們不少人以為“毛主席就是活菩薩”、“毛主席是最大的佛”、“毛主席的智慧超過耶穌、穆罕默德”。如果說在文化大革命中宗教徒說出這些話可能是被迫的,但在改革開放多年宗教信仰自由的新時期他們這樣說,則是從宗教教義與毛主席的對比中發出的肺腑之言。許多人說,紅太陽頌歌百聽不厭,每一次聽都能感受到心靈的凈化。我自己就有這種體會。那么,改革開放后為什么會產生中國人民的信仰真空呢?我以為,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對毛主席妖魔化的歷史必然。以法輪功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以騙人錢財為目的的邪教,就是毀滅中國人民對毛澤東思想信仰的必然產物。現在,就連正直的宗教徒都真誠地認為,毛澤東思想比一切宗教教義都偉大,毛主席的“神跡”比任何宗教創始人的“神跡”都要多,而且更神奇!我在L縣工作期間,所走訪的老百姓家,沒有一戶不掛毛主席像的。自發重新懸掛毛主席像,這是黨中央反對毛主席所謂“個人崇拜”甚至制止人民群眾掛毛主席像多年之后,中國老百姓中的普遍現象。我的父老鄉親們,不僅掛毛主席像,而且逢年過節都要給毛主席燒香磕頭,比敬任何神都虔誠。真心感動上帝,假心難欺白癡。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誰個好誰個壞,他們心里最清楚!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為什么就不能真正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呢?馬克思主義認為,宗教是麻痹人們靈魂的精神鴉片。美國總統拿著《圣經》虔誠地向上帝宣誓,但他們真的相信上帝的話嗎?只有傻子才會相信他們的表面現象。毛主席說得好,表面現象往往是騙人的。帝國主義的利益才是他們的“上帝”。從某種意義上講,信仰危機是一切危機中最大、最可怕的危機。我在《回歸毛澤東:我的心路歷程(之二)》中提到的那位曾經在改革開放后擔任重慶市委書記的老革命家,他在談到文化大革命時說過,毛主席說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思想大革命,不管別人觸及了沒有,反正我是觸及了!當今中國,只有毛澤東思想才是“正信”,才能像薄熙來說的那樣最大限度地提升人們的精氣神!即使單單從解決中國人民的信仰、精神和道德問題出發,舍棄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絕對是死路一條!
現代化與路線問題。20世紀中國產生了三大偉人: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他們的共同目標是實現振興中華即中國現代化的偉大理想。所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是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僅讓中國人民共同富裕,而且要盡最大努力幫助全世界受苦受難的勞動人民。新中國60年,中國人民創造了巨大的財富,這一切都是勞動人民(包括一切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辛勤勞動的結果。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搞資本主義現代化,勞動成果只能被資產階級占有,勞動階級最終要淪為弱勢群體,永遠沒有翻身的日子。感謝那些惡毒攻擊毛主席和毛澤東時代的反面教材,感謝那些瘋狂剝奪勞動人民勞動成果的權貴資產階級,特別應當感謝那些“天才的、創造性的”資改派老爺們,他們用30年時間給全國人民上了一堂最最生動的大課,人民群眾終于明白了什么是資本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毛主席說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什么是資本主義復辟,什么是修正主義,什么是修正主義上臺就是資產階級上臺、法西斯上臺,什么是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什么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出發點,……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搞資本主義現代化,必然要成為美國的附庸,仰人鼻息,給帝國主義當狗,毫無國家民族的尊嚴,人民的苦難更是越陷越深。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發展中國,實現中國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并勝利完成祖國的完全統一。無數事實表明,沒有毛澤東思想作指導,就沒有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中華民族就將再次淪為一盤散沙,并將在美帝國主義的控制下陷入萬劫不復之地。這絕不是危言聳聽!放棄社會主義公有制,否定“要斗私,批修”,就是根本背離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惟一正確的前進方向。我以為,我們不僅要拿起憲法和黨章的武器誓死捍衛社會主義公有制,與權貴私有化作拼死斗爭,而且更重要的是拿起憲法和黨章的武器誓死捍衛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與一切反對毛澤東思想的資本主義“改革派”作拼死斗爭,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孔夫子云:“五十而知天命。”愧對毛主席,我是在50歲之后才重新徹底回歸毛主席,回歸老百姓。浪子回頭金不換。人世間任何物質都絲毫不會動搖我當一輩子毛主席的小學生的意志品質。中國的未來屬于青年一代。老子曾經對孔子說過:“富貴者贈人以財,仁人者贈人以言。”我不“富貴”,更不算“仁人”,但我想以自己追求真理的心路歷程真誠地告訴一切有志青年:回歸毛澤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201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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