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的《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說過：

 

列寧說：“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的特點，是幾個大國都想爭奪霸權”。今天，主要是美蘇兩個超級核大國爭霸。它們天天喊裁軍，實際上天天在擴軍。目的就是爭霸世界。它們既爭奪又勾結。勾結是為了更大的爭奪。爭奪是絕對的、長期的；勾結是相對的、暫時的。宣布歐洲年，召開歐安會，表明它們爭奪的戰略重點在歐洲。西方總想推動蘇修向東、把這股禍水引向中國，西方無戰事就好。中國是一塊肥肉，誰都想吃。但是，這塊肉很硬，多年來誰也咬不動。“超級間諜”林彪垮臺了，更難下手。現在，蘇修是聲東擊西，加緊在歐洲的爭奪，加緊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方擴張。美蘇爭霸是世界不得安寧的根源。這是它們制造的各種假象掩蓋不住的。

 

周恩來在這一段話中明白無誤地揭露了帝國主義侵吞中國的一種邪惡策略：“禍水引向中國。”

 

將戰爭威脅引向中國，這固然是“禍水引向中國”；將經濟危機、“黃賭毒黑貪警匪一家呂樂向前模式”引向中國，又何嘗不是“禍水引向中國”？中國的“入世”與香港的回歸，在客觀上無疑為后兩種“禍水”開了方便之門。

 

炒作各種政治化議題，借一切事件，利用一切機會在國際上公開遣責中國政府；甚至通過對各種歷史議題進行政治化炒作而遣責中國政府，則是一種更為陰險惡毒的“禍水引向中國”：把一切衡突、仇恨、動亂、仇殺的種子都撒向中國，恨不得中國在人民的自相殘殺中滅亡！

 

只要列強一天還想侵吞中國，他們就一天也不會放棄各種各樣的“禍水引向中國”策略。說西方敵對勢力“反毛”也好，“反共”也好，都是表象。西方敵對勢力反的是中國。反華侵華吞華、“禍水引向中國”的最大基地就是香港！ 虎狼們的全方位侵華吞華手段就是全方位的“禍水引向中國”。

 

在《從量變質變看共和國公權力是如何被腐蝕的？》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3/140505.html一文中，本人有過以下分析：

 

改開三十年來，他們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對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作為一個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公權力的懲惡揚善功能進行全方位的攻擊！所以他們可以沒有任何真正的主張，可以沒有任何真正的政見，但可以調用左、中、右一切主張、政見進行攻擊與欺騙。當然，這些“主張”、“政見”也都是被歪曲、被改造、被閹割的歪理。

 

西方將香港發展成為反華亡華滅華的基地，正是“禍水引向中國”的邪惡策略登峰造極的運用！

 

關于香港作為改開以來當代中國一切罪惡與邪惡的萬惡之源問題，本人在《當代中國人國仇家恨備忘錄！！！》【第一篇】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12/121094.html中已經有過分析：

 

   一．“顏色革命”與“呂樂模式”兩惡相濟，是劫掠中華的險惡機制
　西方和平演變勢力教唆貪官污吏與香港漢奸匪幫勾結，使他們從此有了叛國賣國竊國的跳板！西方和平演變勢力鼓勵貪官污吏逐步放棄政治、經濟主權，還積極鼓勵軍隊產業化、教育商業化、金融泡沫化……，這樣，西方和平演變勢力就有了永久奴役中華民族的完整的政經等各級機制！再進一步鼓勵與香港漢奸匪幫勾結、推廣“黃賭毒黑貪呂樂模式”，“顏色革命”與“呂樂模式”兩惡相濟，中華民族血性消磨，永受宰割！

　　二．香港漢奸匪幫勾結在貪官污吏叛國賣國竊國的過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后三十年，貪官污吏與香港漢奸匪幫勾結，在神州大地推行“黃賭毒黑貪呂樂模式”，幾曾見西方和平演變勢力以“人權”為理由批評過？貪官污吏、漢奸內奸們與香港漢奸匪幫勾結，將中國退回到“前鴉片戰爭”時代，這山大海量的罪責兇焰，千古誰可比擬于萬一？難道這不是中國現實社會中最大的禍患？
　　貪官狗官，哪一個沒有美國護照、香港黑道關系？！西方和平演變勢力支持香港媒體向大陸宣傳香港漢奸匪幫，難道不是為了使他們有更大的權勢去協助西方法西斯強盜集團劫掠中華、奴役中華？西方和平演變勢力可以“適量”限制“黃賭毒黑貪呂樂模式”在香港的一些活動以掩人耳目，但是卻絕對不會容許中華民族強大！中國的問題，如今已經不是主義的問題，也不是政制的問題，而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問題！
　　所以，西方和平演變勢力、與西方和平演變勢力勾結的貪官污吏、各式各樣西方和平演變勢力的走狗，共同形成壓在中國人頭上的“新三座大山”！

　　三．貪官污吏與香港漢奸匪幫勾結下的叛國賣國竊國犯罪過程是怎樣的？
　　有了貪官污吏當美國走狗，又有港澳漢奸匪幫的支持，從此視中國人民可以任意蹂躪！貪官污吏們禍國殃民的初衷，是想將賣國竊國得來的家族財富永遠轉移到美國！但他們想不到會美國衰落得如此的迅速！
　　在改革開放之初，貪官污吏就與香港漢奸匪幫公開勾結！貪官污吏們真正想借“改革開放”之名而引進的，其實是呂樂所創的“黃賭毒黑貪”現代化犯罪模式，并且進一步復辟“殖民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將中國退回到“前鴉片戰爭”時代！而貪官污吏們則可以利用香港，作為他們家族及所有漢奸匪孽們叛國賣國竊國的犯罪基地及洗錢、叛逃的跳板！
中國前途希望還是在于“外抗強權，內除國賊”這個主題。要實現這個主題，只能依靠真正國家公權力的確實樹立。如何樹立？建設公權力、實現公權力的不二法門，在于“如何通過運用每個個人的優秀綜合素質，在人社會的良性互動中發揮關鍵性的良好作用”。

本人在《公權力與人性善惡--從柏拉圖、毛澤東到人類文明的終極歸宿》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04/145203.html一文中分析過：

毛澤東在《實踐論》中強調：“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系。”毛澤東說的“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就是改造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價值觀。“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改造思想、改造價值觀的重要方法。因此，要求國家政權實現社會公義，也可以看成是要求國家政權的具體運作，必須能夠發揮改造社會大眾的思想、價值觀的功用，從而使社會大眾建立起符合社會公義的正確思想、正確價值觀。

因此，在評論國事、評論社會時，決不能忘了虎狼窺伺在側，日夜盼望著“禍水引向中國”，日夜盼望著中國人自相殘殺！“兄弟鬩于墻,共御外侮！”如果中國人不是聯合起來、團結起來，一起對抗外敵，而只懂得互相指責、自相殘殺，豈不正中西方虎狼們的下懷？！豈能一邊指責政府“對外如羊”，一邊卻將一切問題的遣責的對象全部都指向中國政府、自己表演的反倒是“對內如狼”？

 

 

參閱以下這幾篇就會明白：很明顯，中國的生死存亡問題，不能不從對世界大局、國際關系的公義秩序的追求中實現！

 

 

周恩來在“十大報告”中還說：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過：“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毛主席把“為中國和世界的大多數人謀利益”作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主要條件之一，并且寫進了我們的黨章。立黨為公，還是立黨為私？這是無產階級政黨和資產階級政黨的分水嶺，是真共產黨員和假共產黨員的試金石。

 

在這里，周恩來點出了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作為一種政治學說的唯一“道德合法性”基礎：“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什么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就是國家霸權主義。當代的帝國主義就是通過資本主義加殖民主義而貫徹的國家霸權主義。“呂樂模式”摧毀一切國家的公權力。“呂樂模式”就是資本主義加霸權主義的最邪惡、最極端的實現方式。此所以“呂樂模式”的創辨人團伙能夠在西方世界逍遙快活幾十年，富貴壽考，永遠也不用擔心被正在通緝他們的香港政府引渡回去受審！

 

周恩來說“存大異，求大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敵人、共同利益在哪里？全世界人民最大共同的利益就是真正公權力的建構，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共同敵人就是香港犯罪集團所創立的“警匪一家黃賭毒黑貪呂樂向前現代化犯罪模式”！近幾十年來全世界罪惡現象、罪惡風氣的無孔不入、無可救藥，充分地證明了“警匪一家黃賭毒黑貪呂樂向前現代化犯罪模式”是一切公權力的最大克星！

 

因此，在“呂樂模式”及其核心勢力的普世荼毒肆虐之下，更加需要民族團結、更加需要講求善惡報應，在此基礎上來建設國家公權力！若要“為中國和世界的大多數人謀利益”， 懲惡揚善的民族主義公權力的實現與實踐才是真正的憑籍。我們與帝國主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們追求的是真正公義公平的國際秩序，而不是國家霸權主義。

 

本人在《嚴厲遣責西方法西斯強盜集團對中華民族的敵對行為》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2/131839.html  一文中分析過：

 

香港是“黃賭毒黑貪呂樂模式”的發源地。呂樂、向前家族的創立的“警匪一家黃賭毒黑貪現代化犯罪模式”，現在不但由于當權派漢奸匪孽的引進而正在荼毒著神州大地的億兆蒼生，而且也正在荼毒著美洲、歐洲的無數人民！
 
呂向犯罪勢力其中一些人可以公然地殺人、放火、販毒、勒索、斬人、綁架，完全不受任何制裁！此犯罪集團的首腦人物甚至還能堂而皇之地當上市公司主席、出入人民大會堂，在中國有當權派漢奸匪孽家族為他們保駕接送、狼狽為奸！
 
美國吸毒人數全球最多，歐洲毒品消費世界第二，這有賴于“呂樂、向前”家族所創立的“黃賭毒黑貪現代化犯罪模式”使你們的人民面對抗毒品泛濫問題的威脅、束手無策！這有賴于越戰期間香港的大毒梟在中央情報局的脅助下為你們越南戰場上的美國士兵供應白粉，并且在越戰結束后脅助將吸毒風氣傳播遍及美洲、歐洲，乃至全世界！
 
西方法西斯強盜集團首先是美國的叛國者，然后才來領導世界其他各國的叛國者！西方法西斯強盜集團首先是騎劫了自己的國家公權力機構，然后才來顛覆世界其他各國的國家公權力機構！與全世界所有的國家一樣，人民只有“內除國賊、外抗強權”，才能真正救國救民！

 

從這個角度看，講“民族團結、善惡報應”既是救中國也是救世界，救不了世界也就救不了中國！可參閱：

 

出了國才知道：美國比中國腐敗100倍不止！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207597.shtml

美國其實比中國腐敗得多！
http://club1.kdnet.net/dispbbs.asp?id=3433892&boardid=1

 

 

 

從“政治的歸政治，學術的歸學術”原則出發來看，如果一邊大肆政治性地炒作一些半世紀前的歷史議題，一邊卻對正在荼毒著全世界每個角落的“呂樂模式”視而不見，那么，無論對那個歷史議題持什么態度，都不是正確的態度！

 

對于大躍進期間到底餓死多少人，有許多說法、許多版本，網上也見過有心人設立網頁： 《中國饑荒檔案》 http://www.yhcw.net/famine/ 收集各方議論、意見，以期有朝一日能夠完全真相大白于天下。這是一種“多方查證”態度、一種對待歷史的正確態度。

 

記得黎陽曾寫過一篇《“非正常死亡”必有“非正常埋葬”》： 說“餓死三千萬”，可以，請拿出三千萬具尸骨為憑。做不到，那就是誣陷。 還說：一口咬定“餓死三千萬”辛子陵、茅于軾、郭世佑等等都必須指出埋有至少1500萬具尸骨的“萬人坑”來，必須說明他親人或他鄰居里有誰餓死了。

做不到，按“誣者反坐”，就該按“1500萬”的罪治他們。

 

這種說法真是可笑。曾經有為大躍進辯護的人說過，大躍進最多只餓死一、二百萬人。甚至有人說，最多只餓死幾千人而已！ 依照黎陽的邏輯，不知這些人要不要也必須提供尸骨證據、并且證明其為在大躍進期間餓死的？如果沒有證據，這些為大躍進辯護者是否也需要“誣者反坐”，是否也需要按“謀害一、二百萬人”、“謀害幾千人”的罪來治他們？

 

以政治炒作的方法來對待歷史問題的這種手法，從學術的角度看，只能視為胡說八道，幼稚可笑。西方敵對勢力及其走狗最喜歡用“政治性炒作歷史問題”的方式來引發中國人的內部紛爭。一旦中國人民一時不慎，大規模地卷進這類糾紛之中，西方敵對勢力一定會“因勢利導”、不失時機地提供源源不絕的議題，讓中國人在無窮無盡的糾爭中“快活”地活下去。我們豈能那么容易就墮其術中呢？“在晉董狐筆，在齊太史簡”，在對待歷史問題上，中國人最需要的或許就是古代史官嚴肅認真、為保存歷史事實真相甚至不惜犧牲生命的崇高精神吧！若是心中存有“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念頭，豈能有助歷史、學術問題的厘清，豈能有助于民族文化精神的振奮發揚，豈能有助于國家公權力的建構？

 

此外，為大躍進辯護的也有自相矛盾之處。例如說毛澤東當時已經退居二線，餓死人與毛澤東無關。甚至有人說，餓死人是反毛的人干的。 既然認為餓死人與毛澤東無關，為何就不能堅持真理，反而要在餓死的人數這些枝節上與那些反毛的糾纏？人家將餓死的人數說得越多，豈不越是證明當時那些反毛的人罪責越大？

 

最關鍵還是在于要能在專業上在學術上作貢獻，為將來的真相大白添磚加瓦，而非只用“以偏概全”的方式亂罵一通。這種方式無疑解氣，但豈能有助于民族的團結、有助于國家公權力的建構？！

 

黎陽近日又有評論涉及文革的文物破壞問題。改革開放時代對文物的破壞比文革更嚴重，幾年來媒體上有過不少這類痛斥。但也不能因此就否認文革對文物的破壞。對待歷史的態度必須嚴肅。例如，對大躍進實際餓死多少人、文革如何破壞文物這樣的歷史問題，就應該用“多方查證”的方法，擺事實、講道理，客觀地考證其是非功過，直至有朝一天真相大白。 現在的《“文革破壞文物”與“改革破壞文物” 》一文，只是看了《了望》的一篇文章，就據此下結論：

1．“‘文革’對文物的破壞其實并不像許多人所想象的那樣大”、“時間很短”、“國務院已經公布的180余處全國文物重點保護單位，除了西藏有一處被破壞外，其他都得到了保護。”（而且有得力的措施：“1966年‘造反派’剛一上街，周總理就立即下命令，調集了一個營的軍隊來保護故宮”。）
2．“文革”中“我國的文物保護事業還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長沙馬王堆、銀雀山竹簡、金縷玉衣和西安兵馬俑這樣的重大考古發現都是在那個時期。”
3．“中國文物最悲慘的時期是在上世紀90年代”，“而且可以說這種情況一直延續至今。”
4．“90年代以來的盜墓風氣，不要說新中國成立以來，就是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沒有那么嚴重過”。
這足以證明：真正破壞文物的不是文革，而是改革－－文革剛開始時破壞文物的歪風剛一露頭就被制止了，以后出現的不是破壞文物，而是保護文物，而且是轟動世界的文物保護－－如長沙馬王堆、銀雀山竹簡、金縷玉衣和西安兵馬俑等等。
而改革對文物的破壞根本不是文革初那幾天所能相比的：從上世紀90年代一直延續至今，“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沒有那么嚴重過”－－已經幾十年了，根本無人動真格的制止（見過改革以來有誰象文革中的周總理那樣調兵保護文物嗎？）。對文物的破壞愈演愈烈。時間之持久，情況之惡劣從古到今無與倫比。

 

只據區區一篇這種對話式的報道就“足以證明真正破壞文物的不是文革”，那未免太也輕率了吧？中國人評論中國事，豈能忘了虎狼窺伺在側，日夜盼望著“禍水引向中國”，日夜盼望著中國人自相殘殺？政治的歸政治，學術的歸學術。這樣才能避免歷史問題學術問題被用作政治化炒作、被用作引發中國人互相指責的破壞民族團結的誘餌！如果中國人長年累月陷入一個又一個的“歷史問題政治化炒作議題”糾紛而不能自拔，中華民族會有前途有希望嗎？

 

為什么看了上述的議論后有話要說呢？因為香港是當代中國大陸一切罪惡與邪惡的風源！香港人不但以“黃賭毒很風雅”、“貪污很難界定”、“成王敗寇、逆取順守”、“世界公民”、“大規模種植商品桉樹是環保事業”、“高薪養廉”等等歪理為“黃賭毒黑貪警匪一家呂樂向前模式”荼毒神州大地億兆蒼生、為西方列強劫掠華夏而鳴鑼開道，而且即使是改革開放時代的大規模文物破壞，也是以香港人的歪理鳴鑼開道的：“外國人比中國人更加懂得保護中國文物！” 了解一定事實的人如果不指出香港這個當代中國大陸一切罪惡與邪惡的風源的罪責，而只是一味遣責中國政權，這在客觀上豈非與西方的“和平演變”策略配合無間？

 

特別要說一下的是“成王敗寇，逆取順守”歪理。何謂“成王敗寇”？那豈非是為“殺人越貨”制造“合法性”嗎？何謂“逆取順守”？“逆取”不就是“逆我者亡”嗎？“順守”不就是“順我者生”嗎？宣揚“成王敗寇，逆取順守”，其實就是在明白無誤地鼓動中國人自相殘殺。在世界歷史上，像香港漢奸匪孽那樣明目張膽地否定民族價值、否定文化價值、否定道德價值、否定善惡、否定公權力，并且肆無忌憚地宣布“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可謂極為罕見。

 

虎狼日夜窺伺在側，不愿意當漢奸匪孽的人豈能忘了“兄弟鬩于墻,共御外侮”的道理？中國人如果不是聯合起來、團結起來，一起對抗外敵，而只懂得“成王敗寇”、自相殘殺，豈不正中那些西方虎狼們的下懷？政治的歸政治，學術的歸學術。這樣才能避免歷史問題、學術問題被用作政治化炒作、被用作引發中國人互相指責的破壞民族團結的誘餌！如果中國人陷入一個又一個的“歷史問題政治化炒作議題”糾紛而不能自拔，民族會有前途有希望嗎？

 

須知，即使有過“四．一二”政變這樣的事件，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這個問題上，出于民族大義，還是愿意與國民黨合作，組織抗日統一戰線！周恩來甚至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主動致書蔣介石《大敵在前亟應團結御侮》。周恩來開章明義地說：

 

“自先生揭橥反共以來，為正義與先生抗爭者倏已十年。先生亦以清黨"剿共"勞瘁有加，然勞瘁之代價所付幾何？日本大盜已攫去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壓于四萬萬人之身矣！近者，先生解決西南事變，漸取停止內戰方針。國人對此，稍具好感。惟對進攻紅軍猶不肯立即停止，豈蘇維埃紅軍之屢次宣言、全國輿論之迫切呼吁，先生猶可作為未聞耶？
先生須知，共產黨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內戰、建立抗日統一戰線與真正發動抗日戰爭。內戰果能停止，抗戰果能實行，抗日自由果能實現，則蘇維埃與紅軍誓將實踐其自己宣言，統一于全國抗日政府指揮之下，為驅逐日寇而奮斗到底。”

 

毛澤東甚至還寫出了名篇《論持久戰》，為抗日戰爭出謀獻策、立下蓋世功勛！這就是“愛國”的典范！民族英雄們在極端的艱難險峻的局勢中為百年恥辱的中華民族找到希望、找到前途，并且在劫灰之中建立起雄視世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才是最值得今人學習的！

 

如果不以講民族大義、講懲惡揚善為基礎，去建設國家的公權力，中華民族會有希望有前途嗎？如果只講“成王敗寇、逆取順守”，中國人除了走向自相殘殺以外還會有別的出路嗎？西方強盜為何要利用香港作為散布“黃賭毒很風雅”、“貪污很難界定”、“成王敗寇、逆取順守”、“世界公民”等等歪理的基地而為“黃賭毒黑貪警匪一家呂樂向前模式”鳴鑼開道呢？西方虎狼們想不想中國人在互相指責、自相殘殺中死凈死絕呢？ “禍水引向中國”！國人要警惕啊！愛國者宜慎思之！

 

周恩來在《大敵在前亟應團結御侮》一信中如此對蔣介石說：

 

“先生為國民黨及南京政府最高領袖，統率全國最多之軍隊。使抗日無先生，將令日寇之侵略易于實現，此漢奸及親日派分子所企禱者。先生與國民黨之大多數，決不應墮其術中。”

 

在一年后的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發表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中，周恩來說：“當此國難極端嚴重民族生命存亡絕續之時，我們為著挽救祖國的危亡，在和平統一團結御侮的基礎上，已經與中國國民黨獲得了諒解，而共赴國難了。這對于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前途有著怎樣重大的意義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萬狀的現在，只有我們民族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又說：“不過我們知道，要把這個民族的光輝前途變為現實的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仍需要全國同胞，每一個熱血的黃帝子孫，堅韌不拔地努力奮斗。”愛國者宜慎思之！

 

對于破壞文物的問題，不論是改開前還是改開后，無疑都是對民族犯罪。周恩來在一九四一年六月發表的《民族至上與國家至上》一文中說：

 

“正因為中國的民族道德民族氣節應該發揚光大，所以我們主張民族傳統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便應該大大發揚，尤其是禮義廉恥，更是民族氣節之所系，必須不折不扣的實行。忠孝施于國家民族，仁愛施于同胞，信義施于友邦，和平施于人類，這都是最高的道德標準，但我們并不能因此不分清敵我友惡。對敵人，要集中火力去攻擊；對自己，要緊嚴抗戰的陣線；對朋友，要明辨，要爭取；對怙惡不悛的人，要戒備。我們要重氣節，才能挽頹風、清貪污、建革命的秩序、止投降的傾向。尤其要尊老敬賢，重視他們的經驗學問，愛護青年，要提拔教導他們，不要摧殘他們，更不要特務化他們，而對于寡廉鮮恥的人，卻不應該使他們篡據高位，阻塞賢路。這都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在目前抗戰中，特別需要。總起來說，民族平等、階級合作，自立奮斗、守道德、重氣節，這便是孫先生民族主義在對內方面的精華。”
 
【附錄】：文革中破壞文物的清單http://wenku.baidu.com/view/6d1bad1ffc4ffe473368ab75.html

1、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揚灰。
2、造字者倉頡的墓園被毀，改造成了“烈士陵園”。
3、山西舜帝陵被毀，墓冢掛上了大喇叭。
4、浙江紹興會稽山的大禹廟被拆毀，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爛，頭顱齊頸部截斷，放在平板車上游街示眾。
5、世界佛教第一至寶，佛祖釋尊在世時親自開光的三圣像之一八歲等身像被搗毀面目。
6、孔子的墳墓被鏟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師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廟碑被砸碎了，孔廟中的泥胎塑像被搗毀。孔子的七十六代孫令貽的墳墓被掘開。
7、和縣烏江畔項羽的霸王廟、虞姬廟和虞姬墓，香火延續兩千年，“橫掃”之后，廟、墓皆被砸成一片廢墟。“文革”后去霸王廟的憑吊者，見到的只是半埋在土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獅子。
8、在橫掃一切的風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燭、簽筒被打爛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毀于一旦。
9、頤和園佛香閣被砸，大佛被毀。
10、王陽明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筑包括王陽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中被平毀無遺。
11、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書記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廟宇，全市一百九十處廟宇古跡，除十幾處可保留外，通通毀掉。他一聲令下，一百多處古跡在一天之內全部毀掉。山西省博物館館長聞訊趕到芳林寺，只撿回一包泥塑人頭。
12、醫圣張仲景的塑像被搗毀，墓亭、石碑被砸爛，“張仲景紀念館”的展覽品也被洗劫一空。“醫圣祠”已不復存在。
13、河南南陽諸葛亮的“諸葛草廬”(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龍”、“漢昭烈皇帝三顧處”、“文韜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間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羅漢全部被搗毀，殿宇飾物被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龍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被焚燒。
14、漢中勉縣“古定軍山”石碑，也因諸葛亮是個“地主分子”而被砸毀。
15、書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幾乎全部被毀，只剩下右軍祠前幾株千年古柏陪伴書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6、文成公主當年親自主持塑造的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覺拉寺)，被搗毀。
17、合肥人代代保護、年年祭掃的“包青天”墓，也毀于一旦。
18、河南湯陰縣中學生將岳飛等人的塑像、銅像，秦檜等“五奸party”的鐵跪像，連同歷代傳下的碑刻“橫掃”殆盡。
19、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廟，連岳飛的墳也刨了個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揚灰。
20、阿拉騰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園被砸了個稀爛。
21、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馬被de-tona-tor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凈。
22、海南島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墳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遺骨被挖出游街示眾。
23、湖北江陵名相張居正的墓被紅衛兵砸毀。焚骨。
24、北京城內的袁崇煥的墳被夷成了平地。
25、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騰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掃了個一干二凈，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為榮的何騰蛟的墓給挖了。
26、吳承恩的故居在江蘇淮安縣河下鎮打銅巷。他的故居不大，三進院落，南為客廳，中為書齋，北為臥室。幾百年來，曾有無數景仰他的人來此憑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文革”時《西游記》成為“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里的“封”，吳氏故居也就“被毀為一片廢墟”。
27、紅衛兵掘開蒲松齡的墳，教書匠蒲松齡真窮，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煙筒、頭下一迭書外，只有四枚私章。他們對蒲氏私章不屑一顧，棄之于野。尸體被搗毀。
28、建于1959年的吳敬梓紀念館在“文革”中被鏟平。
29、山東冠縣中學紅衛兵在老師帶領下，砸開千古義丐武訓的墓。掘出其遺骨，抬去游街，當眾批判后焚燒成灰。
30、張之洞的墳被刨開。張是個清官，墓里沒一點珍寶，紅衛兵將張氏夫婦尚未腐爛的尸體吊在樹上。張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體吊在樹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
31、北京郊區的恩濟莊埋有同治、光緒兩朝的宮廷大總管李蓮英的墓，鑿開的墓穴里，只有頭骨，不見尸骸，衣袍內滿是珠寶，后不知所蹤。
32、河南安陽縣明趙簡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毀。
33、黑龍江黑河縣有座“將軍墳”，因為屬于“帝王將相”，也遭到嚴重的破壞。
34、宋代詩人林和靖(967-1028)的墓也在被毀之列。
35、清末章太炎、徐錫麟、秋瑾，乃至“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中的楊乃武的墓，都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聲中做了犧牲品。
36、一位年輕的中學老師領著一幫初中生以“讓保皇派頭子出來示眾”為由，刨開康氏墓，將他的遺骨拴上繩子拖著游街示眾。革命小將們一邊拖著骨頭游街一邊還鞭撻那骨頭，好像相信康氏靈魂附著在骨頭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頭顱被送進“青島市造反有理展覽會”，標簽上寫道:“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康有為的狗頭”。
37、浙江奉化縣溪口鎮蔣介石舊居，蔣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學生領導的寧波中學生掘開，其遺骸和墓碑都被丟進了樹林。
38、南漳縣為抗日名將張自忠建造的張公祠、張氏衣冠冢和三個紀念亭均被破壞。
39、楊虎城將軍，雖被國民party處決，仍是紅衛兵眼中的“國民party反動派”，墓及墓碑都砸毀。
40、新疆吐魯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畫，曾被俄、英、德等貪婪商人盜割，賣到西方。但那運到國外的壁畫畢竟被博物館珍藏，并未毀掉。而中國人自己干的“破四舊”卻重在一個“破”字:將剩下的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將壁畫用黃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讓那些壁畫成為廢物。
41、山西運城博物館原是關帝廟。因運城是關羽的出生地，歷代修葺保養得特別完好。門前那對高達六米的石獅子可能是全國最大的。“文革”時那對獅子被砸得肢體斷裂，面目全非；母獅身上的五只幼獅都砸成了碎石塊。
42、安徽霍邱縣文廟，雕梁畫棟、飛檐翹角，龍、虎、獅、象、鰲等粉彩浮雕皆為精美的工藝美術品。房飾浮雕在“文革”中統被砸毀。“文革”后省、縣撥款數萬修葺，“尚未完全復原”。山東萊陽文廟，大成殿雕梁畫棟、飛檐斗拱，氣勢雄偉……“文革”期間，大成殿被拆除。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的吉林市文廟，“破四舊”中嚴重受損，荒廢多年，“文革”后歷時五年方修復。
43、唐代高僧褒禪結蘆安徽含山縣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為褒禪山。宋王安石游覽此山，作《游褒禪山記》后，褒禪山遂名揚四海。因是“四舊”，褒禪山大小二塔被炸毀。
44、全國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講經臺及周圍近百座道觀被毀。
45、宋代大文豪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經另一宋代大家蘇東坡手書，刻石立碑于安徽滁縣瑯王牙山腳當初歐陽修作文的醉翁亭，存世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將不僅將碑砸倒，還認真地將碑上的蘇氏字跡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內珍藏的歷代名家字畫更被搜劫一空，從此無人知其下落。

除了有計劃的毀滅古跡，文物古董毀壞的更多: 北京名學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燒光。“文革”過后梁漱溟回憶抄家時紅衛兵的舉動時說:“他們撕字畫、砸石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意兒’。最后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三代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
名滿天下的上海書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他擔心“反動書畫”累及家人，老淚縱橫地將畢生積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跡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腳盆里泡成紙漿，再捏成紙團，放進菜籃，讓兒子在夜深人靜時帶出家門，倒進蘇州河。
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里的圖書數據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么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燒成了灰。
紅學家俞平伯自50年代被批判后，便是欽定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者”。抄家者用骯臟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幾世積存的藏書，一把火燒了俞氏收藏的有關《紅樓夢》的研究資料。
當時，中國特有的刻瓷藝術家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來曾規定朱的作品是國寶，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紅衛兵將他的作品摔了個稀爛。不久，朱凄慘地死去，國寶不復再現。
中國畫院副院長陳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燒。
上海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被抄后，堆在當街焚燒。幸虧一位過路人以“工人”的名義鎮住革命小將，打電話給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燒了五個多小時，焚毀的字畫、器皿不計其數。
因江X點名咒罵了名畫家齊白石，北京的紅衛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畫屋”。又逼著齊的兒子齊良遲刨平齊白石自書的匾上的字跡。
上海畫院75歲的畫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畫被搜羅一空，七十余方齊白石為他篆刻的印章一個沒剩。
1952年，國畫大師張大千的前妻楊宛君將張在甘肅敦煌石窟現場臨摹的260幅唐代壁畫全部獻給了國家，自己僅保留14幅張氏為她作的畫。“文革”時抄家者光顧楊宅，那14幅畫被搜走，從此全都沒有了下落。
后面還有：
北京市一九五八年第一次普查時go-vern-ment明令保護的六千八百四十三處古跡，有四千九百二十二處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四川樂山背靠鳥尤山面對青衣江的大佛，高達七十米，紅衛兵砸不了，就將背后鳥尤寺的五百羅漢挨個斬首。
哈爾濱市尼古拉大教堂，是世界上僅有的兩座東正教大教堂（另一座在俄國），教堂建筑連同經卷、器皿，全被紅衛兵搗毀。
山西大學紅衛兵到佛教圣地五臺山破四舊。砸爛廟宇佛像，開和尚、尼姑的斗爭會，然后強迫二百八十九名僧尼還俗，回原籍生產隊當了社員。
陜西周至縣境內有存留兩千五百年的道教圣地說經臺，傳說是《道德經》作者李耳講學的地方。這座道觀，以說經臺為中心，方圓十里之內，散布著五十多處古跡，包括唐太祖李淵修建的宗圣宮，都遭破壞。紅衛兵命令道土們剃頭刮須，還俗成家。
洛陽城東的白馬寺，建于東漢永平十一年（公元六十八年），明嘉靖年間（一五五六年）重修。這座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被紅衛兵發動附近農民搗毀。十八羅漢堂被徹底破壞。兩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之寶白玉馬被砸爛。幾年后，流亡中國的東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要來朝拜白馬寺。周恩來總理只好將北京香山碧云寺的十八羅漢和故宮收藏的貝葉經運到洛陽白馬寺，掩飾“文化大革命”的野蠻和罪惡。
北京體育學院紅衛兵登上頤和園佛香閣，砸了釋迦牟尼佛像。
北京師范大學二百余名紅衛兵，跑到山東曲阜孔廟造反，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還給Mao.ZD發來電報說：“敬愛的毛主席：我們造反了！我們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們拉出來了，‘萬世師表’的大匾被我們摘下來了，孔老二的墳墓被我們鏟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頌德的廟碑被我們砸碎了，孔廟中的泥胎偶像被我們搗毀了……”
僅譚厚蘭率領的紅衛兵，共毀壞文物六千余件，燒毀古書二千七百余冊，古字畫九百多軸，歷代石碑一千余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七十余件，珍版書籍一千多冊。
其他名人陵墓，如炎帝陵、成吉思汗墓、朱元璋墓、項羽墓、霍去病墓、張仲景墓、諸葛亮墓、岳飛墓、袁崇煥墓、王羲之墓、吳承恩墓、吳敬梓墓、蒲松齡墓、張之洞墓、康有為墓、徐志摩墓、傅抱石墓、徐悲鴻墓、張自忠墓、瞿秋白墓等，都被破壞。
在此期間，曾與Mao.ZD面折廷爭的梁漱溟，回憶紅衛兵抄家的情景說：“他們撕字書，砸古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后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為官購置的書籍和字書，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當紅衛兵抱出兩本大部頭洋裝書《詞源》和《辭海》時，我出來阻止了。我說，這是兩部誰都用得著的工具書，而且是一位外地學生借給我的，如燒了就無法物歸原主了。紅衛兵不理我，還是把這兩部書扔進了火海，還一邊說：‘我們革命的紅衛兵小將，有《新華字典》就夠了。’”
紅學家俞平伯五十年代被Mao.ZD欽定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者”。自是紅衛兵的重點攻擊對象。抄家時用麻袋劫走了俞家幾代僅存的藏書，一把火燒掉了俞氏收藏的有關《紅樓夢》研究資料。

前交通部長章伯鈞是著名的“大右派”，藏書逾萬冊。他的住所被附近一所中學的紅衛兵占用作為“紅衛兵總部”。冬天到來時，章氏藏書成了紅衛兵頭頭們晝夜烤火取暖的燃料。后來，除少數善本被北京圖書館收藏外，其余全部被送往造紙廠打了紙漿。

在上海，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被紅衙兵抄出后，堆在街上燒了五個多小時，焚毀字書文物不計其數。

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沈尹默是名滿天下的書法大家。年屆八十四歲的沈老怕自己的“反動書畫”殃及家人，又擔心焚燒時讓外人看見告發，罪加一等，將畢生積累的自己的作品和一批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跡一件一件地撕成碎片，在水盆里泡成紙漿，再手攥成紙團，讓家人夜深人靜時拎出家門，倒進蘇州河。 南京著名的書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畫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毀之一炬，他被趕回了安徽老家。當時在上海居住的畫家林風眠家被抄家、畫被焚燒，又在風聲鶴唳中自己將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進馬桶、沉入糞池。　　
中央文史館副館長、八十四歲的杭州名學者馬一浮的家被搜羅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一方硯臺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他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

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里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么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燒成了灰。

字畫裱褙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國寶級文物，如宋徽宗的山水畫，蘇東坡的墨竹，文征明和唐伯虎的作品。他耗盡家財、費盡心血收藏的名人字畫，被紅衛兵付之一炬。他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的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

著名的木刻家劉峴（中央美術館館長）被勒令交出全部“四舊”后，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爐旁，然后，點著火爐，一塊一塊地投進火爐，全部燒光！

在蘇州桃花塢木刻年畫社的畫家凌虛，五十年代曾手繪一幅長達五十尺的《魚樂畫冊》，被go-vern-ment拿去，作為國寶送給印尼總統蘇加諾。他用了幾十年工夫，收集到的上千張中國各地的古版畫，連同他的國寶級佳作，通通被紅衛兵燒毀。

湖南江永縣有一種僅為婦女懂得的文字，人稱“女書”。雖流傳已近千年，因為不入男子的社會，流傳并不廣，許多用女書寫成的詩歌被婦女珍藏，代代相藏，從未與世人見面。江永縣地雖偏僻，“破四舊”卻逃不脫，許多本應成為社會學、文字學乃至民族學研究資料的女書手稿被焚毀。

江浙一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五百年，著名書畫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別多。在“文革”中僅寧波地區被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就有八十噸！

北京的都知道拆古城墻的事，但是誰知道什么是雙塔慶壽寺？京城第一皇家名剎，兩座800多年的古塔，都在“文革”中毀滅，什么都沒留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