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連續發現置頂的文章中有哲學思想混亂以及打著左派旗號推行剝削制度的言論，很容易讓不懂的青年人思想被奴化，因此，我找來這篇文章，讓大家看看問題該怎樣去分析才不會出錯！

李澤厚(1964.08.20）

最近，報紙上展開了兩個熱烈的討論。一個是關于“合二而一”的哲學爭論，一個是關于時代精神的美學和文藝理論的爭論。后者起自周谷城先生，前者追根到底乃來自楊獻珍同志。這兩個討論，雙方都發表了不少文章，真理是愈辯愈明了。然而使我感興趣的，卻是這兩個討論看來竟是這樣的相似，由完全不同的人所提出的完全不同的問題，在實質上竟是這樣的接近。一個說，時代精神是統一整體，一個說，任何事物都是“合二而一”；一個說，“斗爭把不同的思想拉在一塊，構成對立斗爭的統一整體”，一個說，“矛盾的統一，只是說矛盾雙方是不可分離地聯系著的意思”；一個說，“一分為二”只是認識方法，一個說，革命精神只是“分別反映”等等，等等，不謀而合，殊途同歸。為什么會這樣呢？這就的確是一個發人深省和值得人們去探討研究的問題了。

形而上學的“統一整體”

但這篇文章只準備談談周谷城的所謂“統一整體”論，只準備談談周谷城及金為民、李云初關于時代精神的某些看法，好在通過這個問題倒也可以看出，所謂“統一整體”論實質上正是與“合二而一”論一脈相通的。所謂“時代精神”，據周谷城的看法，就是一個時代中各種不同階級的思想意識“匯合”而成的“統一整體”。這個“統一整體”，如周谷城自己所公開宣稱，乃是“雜湊的一鍋”。他說：“謂統一整體是雜湊的一鍋，對。”（《統一整體與分別反映》）不但“時代精神”是這種“統一整體”，而且世界上的萬事萬物，大至宏觀宇宙的日月星空，小至微觀世界的原子電子，也都無不這樣。“自然現象是如此，社會現象更是如此”（同上文），亦即“凡存在的東西，都是由對立斗爭諸部分所構成”的雜湊一鍋的“統一整體”。所以，這種“統一整體”論不但是周谷城對時代精神的看法，而且也是周谷城對“凡存在的東西”的看法；這種“統一整體”論不但是他的藝術觀，而且還是他的宇宙觀。看來，正是這種“統一整體”的宇宙觀才正是他的整個哲學——美學理論的靈魂所在。所以，要了解周谷城的藝術觀、創作論，要了解他關于時代精神的種種看法，就先得抓住他的這個宇宙觀來看看，看看他這種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與馬克思主義到底有什么相干。我們知道，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看法，世界的統一性在于它的物質性，而“運動是物質存在的形式。無論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時候，決沒有而且不能有沒有運動的物質”（《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六十頁）。而運動又是什么呢？“恩格斯說，‘運動本身就是矛盾’。列寧對于對立統一法則所下的定義，說它就是‘承認（發現）自然界（精神和社會兩者也在內）的一切現象和過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趨向’，這些意見是對的嗎？是對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斗爭，決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沒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九三頁）。毛澤東同志更指出，矛盾雙方相互依存和轉化，有同一性。矛盾雙方相互排斥對立，有斗爭性。但同一性是相對的，暫時的，有條件的；斗爭性卻是絕對的，永久的，無條件的。相對之中有絕對，同一性本身之中就存在著斗爭性。也正因為這樣，矛盾雙方才能夠相互依存，而特別是才能夠相互轉化，才能夠有“統一物的分解，發生了性質的變化”。人間正道是滄桑，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推動著事物的發展、時代的前進。然而，周谷城的“馬克思主義”卻不是這樣的。在他看來，萬事萬物不過是由“對立斗爭的諸部分構成的”統一整體，統一是“整體”，對立斗爭是“部分”，是“部分”之間的關系。周谷城說，“統一的整體，自始就包括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部分，自始就構成統一的整體。而且構成整體的諸部分，不是彼此分立，各不相犯，而是互相聯系著，互相依靠著，互相斗爭著，互相制約著的”（《統一整體與分別反映》）。在這里，事物的統一和斗爭的關系竟被篡改為整體與部分的關系；對立統一的規律竟被換作為部分整體的規律。這樣一來，斗爭的絕對性便變成了同一的絕對性；真正的同一性（相互斗爭的對立面相互依存和轉化）變成了抽象、永恒的統一整體；質變和飛躍變成了在這個永恒的“統一整體”范圍內“部分”之間的數量加減和變化。于是，作為革命的代數學的辯證法便沒有了，剩下來的只是整體大于部分的初等數學的所謂“永恒不變”的“公理”！所以盡管周谷城也講斗爭，也講所謂“對立斗爭的諸部分”；但是，第一，斗爭在這里只是與“互相聯系”、“互相依靠”、“互相制約”種種相平行并列的一項，斗爭與聯系、依靠是并沒有什么絕對、相對，普遍、特殊之分的；第二，所謂各部分之間的對立斗爭，也沒有什么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沒有決定、支配矛盾性質的東西，一切都是平列的“部分”，沒有主次，沒有大小，當然也就更沒有新生與腐朽、革命與反動了。第三，既然對立斗爭不過是部分之間的普通關系，既然斗爭雙方無所謂大小主從，從而對立雙方也就無所謂由小而大、由大而小，也就無所謂什么相互地位的轉化；周谷城說，“不同階級不同思想的對立斗爭自始就在統一整體之內”。所以，諸部分之間盡管如何“對立斗爭”，斗來斗去，卻始終斗不出這個“統一整體”，始終在這個“統一整體”之內，既不動搖這個“統一整體”，也不否定這個“統一整體”，更談不上“統一物的分解，發生了性質的變化”了。可見，這個“統一整體”表面上包容斗爭實質上卻是超脫斗爭、高踞斗爭之上的凝固僵化、永恒不變的抽象實體。所以，周谷城講了半天矛盾斗爭，卻始終不講、不愿講和不敢講斗爭的絕對性、永久性和無條件性，統一的相對性、暫時性和有條件性，始終不講、不愿講和不敢講矛盾斗爭必將導致統一體之分解和事物發生質的變化。在周谷城看來，是“天不變道亦不變”，“統一整體”長治永安萬萬歲。總起來看，很清楚，周谷城所以要用整體部分論來偷換對立統一的辯證規律，實質上就是為了捍衛他的這個“統一整體”，而把對立斗爭的事物或事物的對立斗爭說成為一種不發生變化、不動搖整體秩序的東西，以宣傳形而上學。要識破周谷城這種統一整體論，重溫毛主席的這段話是極為重要的：“客觀事物中矛盾著的諸方面的統一或同一性，本來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暫時的、相對的東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條件向它們的反面轉化著。這種情況，反映在人們的思想里，就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只有現在的和歷史上的反動的統治階級以及為他們服務的形而上學，不是把對立的事物當作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去看，而是當作死的、凝固的東西去看，并且把這種錯誤的看法到處宣傳，迷惑人民群眾，以達其繼續統治的目的。共產黨人的任務就在于揭露反動派和形而上學的錯誤思想，宣傳事物的本來的辯證法，促成事物的轉化，達到革命的目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三一八頁，重點為引用者加）。

所謂“分別反映”的實質

周谷城的這種“統一整體”論的宇宙觀所以特別要在時代精神這個問題上突出出來，可見并不偶然。因為這個問題正是涉及社會發展、時代前進的根本問題。周谷城玄虛的“統一整體”論的宇宙觀正是在社會歷史觀上來落實的。據說周谷城是研究過黑格爾的，黑格爾曾認為，社會歷史的變遷發展，其實質不過就是精神自身的不斷發展，不過就是時代精神的流轉前進。周谷城當然不會不了解如何規定和解釋時代精神，是直接與如何規定和解釋社會歷史的本質相密切聯系的。所以，周谷城強調時代精神是一種“統一整體”，與其說是僅僅為了說明藝術問題，毋寧說更是為了說明社會歷史問題；與其說只表現了他的藝術觀，毋寧說同時表達了他的社會歷史觀。而他的藝術觀倒也正是他的社會歷史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可惜的是，周谷城雖有意模仿具有“偉大的歷史感”的黑格爾，大談史學與美學、時代精神、藝術創作的歷史地位等等，但周谷城卻絲毫沒有學到黑格爾那種深刻的辯證法的思想，相反，他不過是搬來了黑格爾主觀唯心主義，并發展了黑格爾荒謬體系方面的英美新黑格爾主義。新黑格爾主義的著名代表布臘得雷便倡導一種主觀內省經驗的絕對統一體的看法，認為這個統一是不自相矛盾的“和諧的整體”。并且，只有達到“超關系”的神秘境界（即所謂“絕對”），才不再是不穩定的“現象”，而達到了真正的“實在”。如在情感中便是如此，因為情感這種復雜整體便是作為一種單一經驗來感受的，它正是模糊混沌、“雜湊的一鍋”的統一整體。布臘得雷還說：“實在……高于存在的任何部分，但把它們全部包括在內。它們每個因與其余相聯系而成全自身，并使整體完善。”（《現象與實在》，一九六一年倫敦版，第五五五頁）事物之間的“一切關系必定以統一或全體為背景，脫離全體即失其存在”，等等。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從“統一整體”的宇宙觀到“使情成體”的藝術論，周谷城如此矜持自許的所謂“馬克思主義”卻無處不有這種新黑格爾主義形而上學的翻版嫌疑：周谷城所講的時代精神的統一整體，乃不過是一種個人主觀的神秘的情感境界（“絕對境界”、“無差別境界”），不過是一種寧靜統一的主觀經驗的形而上學的實體。周谷城不獨把外國的新黑格爾主義，而且把中國的朱熹主義，都匯合雜湊在這個“統一整體”的大鍋里。布臘得雷本就有“實在”與真理有“等級”之分的看法，但是這個看法比起朱熹的“理一分殊”的道理，其與社會政治的直接聯系還沒有那么露骨。朱熹是封建主義者，還不懂“自由、平等、博愛”，更不懂假借“對立斗爭”等等馬克思主義的詞令，他的“統一整體與分別反映”論（“理一分殊”）就比周谷城的要說得干脆明確得多：“問：萬物粲然，還同不同？曰，理只是一個道理，則同，其分不同。”“物物有個分別，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至君得其所以為君，臣得其所以為臣，父得其所以為父，子得其所以為子，各得其利，則和。若臣處君位，君處臣位，安得和乎？”（《朱子語類》）。在朱熹這里，邏輯抽象的“理”作為宇宙本體、社會規律是永恒不變萬古長存的——“統一整體”也；它分而成各別的特殊的事物——“分別反映”也，重要的是，要使這個“統一整體”（“理”）長治久安永恒一貫，就必需使各“部分”安分守己“各得其利”，也就是朱熹所講求的“和”，“君尊于上，臣恭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犯，似若不和之甚，然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朱子語類》）。封建主義哲學家的形而上學，大概還不懂得太多的掩飾遮蓋，就是這樣赤裸裸地服務于其維護反動統治的政治目的，維護其既定秩序的“統一整體”（“理”）的。在這個“統一整體”之內，君臣父子以及他們的思想意識的確是“互相聯系著，互相依靠著，互相制約著”的，它們之間甚至也可以“互相斗爭著”，朱熹上面便也說過它們“似若不和之甚”，但這種“似若不和之甚”的“對立斗爭”極其至也不能破壞、否定這個統一整體，使統一物分解，使矛盾獲得轉化，因為那樣一來，就會“臣處君位，君處臣位”，被統治者轉化為統治者，統治者轉化為被統治者，這個封建主義的世界本體的“理”，這個既定秩序的“統一整體”便要垮臺完蛋了。所以，朱熹要求“和”。要求通過“和”來保持這個永恒的靜止不變的統一整體的“理”，對立斗爭也罷，“不和之甚”也罷，都可以承認，只要它們是這種無傷大雅的“分別反映”就行。因為這種所謂“分別反映”始終只能以“統一整體”為前提和條件（“不同思想意識要分別反映出來需要什么條件？唯一條件即上面所說的對立斗爭的統一整體”。見《統一整體與分別反映》），它們作為“部分”，始終不會去破壞和否定這個統一整體，始終是在“統一整體”范圍之內的“理一分殊”。這里我們并不是一定要影射周谷城從時代精神到《禮樂新解》那一套就是朱熹的這一套；我們只想指出，周谷城抽掉矛盾的激化、運動的飛躍、性質的轉變、統一物的分解種種根本之點來大談“分別反映”和“對立斗爭”，乃不過是一種騙人的兒戲。實際上，所謂“分別反映”乃是為了“使整體完善”，而“對立斗爭”等等則不過是件為朱熹等所不懂得的彩色繽紛的時髦衣裳罷了。正因為這樣，周谷城在大講“分別反映”的時候，才故意把各種根本性質毫不相干的所謂“分別反映”，如不同階級的“分別反映”與不同藝術種類的“分別反映”（“如建筑、雕刻，如圖畫、音樂，如詩歌、舞蹈等……必或多或少地，反映統一整體的一部分”。同上文）等等，硬“雜湊”在一塊，把不同藝術種類的所謂“分別反映”與不同階級的“分別反映”混淆等同起來，反正它們都是統一整體分為個別部分，它們與統一體的關系都是整體部分的關系（如各藝術種類之和等于藝術整體），這真是令人驚佩的魔術師的大手法呵！不同階級的所謂“分別反映”（就用周谷城的這個名詞吧）分明是根本不同于不同藝術種類的“分別反映”的，前者具有激烈的斗爭，會使統一體瓦解，事物發生性質的變化，而后者則沒有這一類性質的問題，這，任何清醒的人都可以看得見，為什么周谷城卻硬要把它們混為一談呢？為什么硬要把它們一概籠統地抽象地說成是什么“分別反映”呢？正如承認階級斗爭而不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就不是馬克思主義一樣，這種含含糊糊地承認所謂對立斗爭而又對對立面的轉化、統一體的分解卻害怕得要死的時代精神論，這種將對立斗爭說成是所謂以“統一整體”為前提的“分別反映”論，又到底是什么馬克思主義呢？然而，無獨有偶，就在周谷城這種時代精神統一整體論出現的同時，哲學上也出現了所謂“合二而一”論。它們活象一對雙胞胎：其面貌的根本特征都是強調“合”：合二為一，部分合為整體；都是強調事物的本質規律不是矛盾雙方的絕對性的斗爭和相互轉化，而是矛盾雙方的“不可分割的”“互相聯系著、互相依靠著”；都是強調要在“統一中去把握對立”，強調“對立斗爭的諸部分構成”整體，“分別反映”以“統一整體”為“唯一條件”等等。關于“合二而一”，已經有不少文章，這里不想多說。想指出的只是，如果把周谷城的統一整體論與“合二而一”論相對照研究一番，對于了解它們二者的本質特征想都會有裨益吧，這兩個理論的幾乎同時的出現并都獲得了一些贊同者，辯護者，作為一種傾向或思潮來看，想也并非偶然吧。

殊途同歸

然而，正如“合二而一”論者硬要把“合二而一”說成是辯證法的同一性一樣，金為民、李云初則硬要把“統一整體”說成有主要的矛盾方面。周谷城本來是不分矛盾雙方主次大小的雜湊一鍋的，在他們這里，是區分矛盾雙方的主從大小了。周谷城本來是絕口不談矛盾雙方地位的轉化的，在金、李這里也都談上了。看來，他們倒把問題暴露得更分明，把周谷城的“統一整體”論的精神實質暴露得更清楚，也就更便于人們去講清道理分清是非了。周谷城作為學者，居然承認和宣稱他的“統一整體”乃是“雜湊的一鍋”。周谷城原本是在這個混沌的“雜湊”面貌下掩蓋起這“一鍋”的實質。如果仔細看看，原來這個“鍋”、這個永恒的“統一整體”，并不是那么雜湊一團難得清楚，其中還是有其主宰、決定的東西的，那就是占統治地位的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是也。金為民、李云初說：“我們認為：時代精神，也就是在一個時代主要的階級矛盾統一體中起主導作用、占支配地位的階級的生活方式、精神狀況所體現的，事實上也就是這個時代大量存在的、統治的生活方式、精神狀況，也就是該時代最富特征的生活與思想樣式”（《關于時代精神的幾點疑問》）。周谷城所遮遮掩掩說的所謂“廣泛流行于整個社會”的“統一整體”的時代精神，其實質就這樣被他們二位一語道破。不管時代、社會的客觀發展規律，不去分辨事物和歷史的本質與現象、必然與偶然，只要誰占統治地位，誰就是時代精神的體現者，比周谷城那種“雜湊的一鍋”，這當然明快干脆之至，但這也就同時明快干脆地暴露了他們所講的時代精神正是周谷城所要掩蓋的那種形而上學的東西。因為他們根本不是從歷史時代的矛盾發展的客觀規律中去尋求和了解時代精神；相反，而是把時代精神看作是一種僵死凝固的既成事實。時代精神所以是時代精神，絲毫不是因為它體現了、反映了時代發展的客觀趨向，而只是因為它是統治階級的精神，時代精神在這里成了毫無道理可講毫無規律可尋的東西，它只是“統治地位”的一種標記或符號，從而，這就把一種反映歷史發展的本質規律的東西化而為一種維護既成事實的抽象實體了。他們一般地承認矛盾雙方的大小主次，承認由小而大、由大而小的轉化，但真正使他們感到興趣的卻并不是革命精神由小而大、反動精神由大而小的轉化，而是相反的轉化；并不是符合時代發展的必然進程的革命的轉化，而是從根本上說違反這個進程的所謂“轉化”，究其實，他們不過是將“轉化”作為一種幌子，硬要來說明違反時代必然行程的反動統治精神才是時代精神罷了。所以他們說“事實上也就是這個時代大量存在的、統治的生活方式精神狀況”才是時代精神，所以他們認為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革命民主主義的精神，不是先進人物對當時社會的根本問題（農民問題）的追求探索，而是當時“大量存在”的腐朽反動的統治階級影響的阿Ｑ精神，才是“辛亥革命時期”的時代精神，從而，阿Ｑ也不再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農民階級的典型，而成為反動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的傳聲筒了，等等。我們知道，歷史上的各剝削階級、階層當其取得統治地位后而繼續生氣勃勃向前行進的時期，一般地說，并不是很長的，特別是當其思想意識精神狀況徹底戰勝舊勢力獲得統治地位并成為“大量存在”的東西的時候，一般說來，常常也就是這個階級、階層衰落反動的開始。所以，按照金、李兩位的理論，歷史上任何符合時代發展的先進的新興的階級與反動力量作斗爭的時期不能說是時代精神的代表，而只有當這個階級取得社會統治地位日益衰落反動的時候，才是時代精神的代表，結果便是，永遠是沒有發展規律可講的、突如其來的統治社會的“大量存在”的反動精神才是時代精神，社會的本質、歷史的變化便由這樣一條反動的“時代精神”所永恒不變地貫串下來了。而這，當然就明確于脆地保證了周谷城的那個永恒不變的“統一整體”的存在，保證了這種“統一整體”論為一定階級利益服務的形而上學的根本實質。金、李兩位暴露了發展了周谷城的理論，也就成為一種更加露骨地公開地為反動統治階級辯護的東西。所以，非常奇怪的是，本來，按照誰占統治地位誰就是時代精神的代表這個“理論”，金、李兩位理應強調，在今天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是時代精神的代表者了。但是，卻偏偏不。金、李二位一到這里，竟不惜直接違背其基本論斷，千方百計不想承認這一點，不想承認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就是今天的時代精神。一則說，革命可能有“暫時的局部的倒退、變質”，可見不能保證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總都是時代精神，時代精神在今天仍可以是反動統治階級的精神。二則說，世上除無產階級革命精神，還有并“不是先進的革命的”“普通常見的、平凡的人之常情”，這種“常情”是“大量存在的”、社會“共有”的“廣泛存在的精神聯系”，所以更值得藝術去表現。在講社會主義社會以前的時代，時代精神，被那樣明確地說成是統治階級的精神，但一說到無產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主義社會，卻不說這一點了，而偏偏要說“不是革命的先進的”“人之常情”，這好象又是時代精神了。這到底是什么樣的邏輯呢？金、李為什么要這樣害怕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竟不惜自己理論上的巨大矛盾，留下這么大的破綻呢？這不是使人感到奇怪么？值得人們特別留意的是，無論是周谷城或是金、李提出的問題本來是個宇宙觀、歷史觀的問題，但卻總要假借論藝術而出現；總要假借強調所謂“人之常情”“真實感情”而出現。金、李二位強調“人之常情”，因為據說只有它才是“廣泛存在的精神聯系”；周谷城強調“真實感情”，因為據說，“真實感情范圍大于階級感情；我們講藝術理論，當取范圍較大者”（《評王子野的藝術論評》）。這些論調如果用其原本的新黑格爾主義的說法則是，“有兩個現象在這里，哪個較廣闊或較和諧，哪個就較真實，因為它更接近于一個單一的、包容一切的個體性”（布臘得雷《現象與實在》第三六四頁。這個“個體性”也就是指作為統一整體的主觀經驗的絕對）。玄虛的“統一整體”論在這里倒又一次暴露了它的真正的本質了：原來所謂“當取其范圍較大者”的“真實感情”，原來所謂當取其“共有的”“大量存在的”“廣泛存在的精神聯系”，也就正是因為它們更接近那種無所不包的“統一整體”，也就正是因為可以將“階級感情”、將“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的“諸部分”歸并、納入、消溶在這個“范圍較大者”的“統一整體”之中，從而也就可以使這個“統一整體”長治久安永恒不變了。按照這種哲學美學理論，那當然就不是表現了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推動時代發展的革命精神，而是表現飲食男女種種所謂“范圍較大者”的“人之常情”的才是真正的典型。從而，無產階級藝術所要求的典型便被這種“統一整體”論“統一”為“范圍較大”的人性、人欲之類的東西了。很清楚，這種藝術論正是他們的“統一整體”論的形而上學的具體運用，也正是有利于反動階級的“統一整體”論調的。

時代精神是什么？

時代精神究竟是什么？姚文元等同志已提出了一些正面看法。雖然問題還需要作進一步的深刻說明，但我們基本上是同意這種看法的。簡單說來，我們以為，所謂時代精神，就是指反映歷史發展的本質規律，符合社會前進的客觀趨向，從而能推動社會時代向前發展的先進的、革命的精神。這種精神可以占據或開始占據社會的統治地位，如在今天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如歷史上先進階級取得統治地位而尚未衰落的時期；也可以只是星星之火，但由于反映了符合了時代發展的必然規律和前進動向，它必將燎原，它必將最終摧毀反動統治階級的“一統江山”，也就是形而上學家所希望維護的那個“統一整體”。當然，歷史可以有曲折，時代可以有倒退，但這對整個人類歷史來說，總是暫時的、局部的、偶然的現象，歷史和時代的本質規律和必然是向前行進的；因此，即使在這種反動倒退的漆黑時期，時代的真正的本質和規律，它的真正的聲息和脈搏，便仍然不在那貌似強大而實已腐朽的統治階級，而在于那貌雖弱小而必將壯大的新生的先進力量。在殺人如草不聞聲的蔣介石統治的血腥歲月，就并不是那復古主義的封建詩文，不是那買辦紳士的舶來文學，不是張資平、梁實秋、張道藩，而是魯迅、郭沫若，而是“心事浩茫連廣字，于無聲處聽驚雷”，而是“雄心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才真正是那特定時代的時代精神的體現。在今天，更明顯，就不是什么瑣碎平庸“人之常情”，就不是什么抽象空洞的“真實感情”，而是“山連著山，海連著海”，而是“我就是龍王，我就是玉皇”，而是“要掃除一切害人蟲”，而是“我欲因之夢寥廓，芙蓉國里盡朝暉”，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凱歌行進的新時代的時代精神的精萃所在。那么，這樣是否如周谷城所說，時代精神與革命精神就是完全同一的概念，“以偏概全”，從而“為邏輯所不許”（《統一整體與分別反映》）了呢？曰：否！因為我們所以說時代精神本質上就是革命精神，是就革命精神體現了時代發展的本質規律和客觀趨向而言的。我們并沒有簡單地說革命精神等于時代精神，而只是說時代精神實質上是革命精神先進精神，這兩個概念各有其特定的內涵外延，各有其著重說明的問題，為什么說時代精神是革命精神就為邏輯所不許呢？周谷城是寫過不少邏輯文章的人，為什么硬要弄這種詭辯呢？那么，這樣是否說，時代精神因為都是進步的就脫離了時間空間的歷史具體性而沒有質的區別了呢？曰：否！在我們看來，長江后浪推前浪，革命既是不斷的，又是有階段的。社會時代的發展是歷史具體的，它們在不斷的前進運動中形成各種不同的階段，各自有其特殊的矛盾斗爭和特定的歷史任務。正是歷史具體地反映了這種運動，反映了不同時代所特有的歷史任務、要求、趨向、規律而成為不同性質的時代精神。這又怎能說，時代精神如果是先進的革命的精神就會沒有性質的差異和區別了呢？同是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就不同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李雙雙就不同于朱老忠，各具有特定的歷史時代的特點。同是上升時期的剝削階級，封建主義不同于資本主義，建安風骨、盛唐之音不同于文藝復興、啟蒙主義；就在同一個階級，建安風骨又不同于盛唐之音，文藝復興也不同于啟蒙主義，它們又分別具有其特定的時代特征，反映其特定的歷史時代的任務、要求和趨向，等等，這又怎能說只要時代精神是先進的革命的就不能有性質的差異和區別了呢？真是奇談怪論。這種奇談怪論倒也正好暴露出，原來他們所了解的“時代精神”本就是一種完全脫離了、失去了歷史具體內容的抽象不變的東西，本就是他們所鼓吹倡導的那個抽象的、靜止的，永恒不變的形而上學的“統一整體”。周谷城及其辯護者一開始就責備別人“抽象概括”，但是，由上面可以看見，在方法上十分喜愛這種“抽象概括”的并非別人，而恰恰正是主張抽象僵死的“統一整體”論者自己。也無足怪，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理論決定了他們必然采取這種相適應的方法。　　

看來，整個分歧是十分清楚了，從理論到方法，從時代精神等哲學觀點到文藝典型等藝術理論，其中貫串著兩種宇宙觀的根本對立和斗爭。客觀事物和社會歷史的本質規律是對立統一規律呢還是部分整體規律？是運動、斗爭、發展的絕對性呢還是靜止、調和、凝固的絕對性？是一分為二呢還是“合二而一”？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宇宙觀呢還是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宇宙觀？這就是我們與周谷城及其辯護者們分歧的根本實質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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