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大家的收入水平差不多，個人自愿選擇什么樣生活，從而產生了生活方式差異，它不會引起我的惶恐。比如：甲基本生活之外的錢用與旅行了，乙的用于興趣愛好了，丙的用于探險了，丁的用于飚車了.......大家都不用為衣食住行發愁時，那么我學學李漁制個八珍面，沒事糾一幫愛好傳統戲的朋友唱上兩句，再沒事喝喝茶寫寫字，這都是無可厚非的。但現在不是了，我不為衣食住行發愁，很多人卻發愁。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存的權利，我能生存而別人不能生存時，那就是我的不對了。因此，突然想到人們對《閑情偶寄》、《雅舍小品》等的批判不無道理，也想到這些書的流行，都是跟一定的時代背景相適應的。
如果不是睜開眼看世界了，也許今天我依然沉浸在自我小康的快樂中。但突然有一天，我聽到一位自小生活優越的近60歲的碩導，疑惑年輕的晚輩：“你們小時侯都沒有奶媽的？”這一問，不亞于白癡的晉惠帝聽說老百姓沒饅頭吃，問大臣：“他們為什么不去吃肉？”；又有一天，我聽說了被稱為“蟻族”的大學畢業生住的是3平方米的膠囊公寓”，吃的是方便面、爛白菜，逢年過節也不敢回家，因為沒有路費。而無數的10年、20年前的知識分子，住著漂亮的別墅、豪華的私宅，手持百萬（今天可能是千萬）以上的儲蓄在振臂高呼著保護私有財產。于是有一天，我們的憲法修改了：“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更有一天，我聽了一位富裕家庭出身、民國時的大學生、口口聲聲稱自己是共產黨員、今天做了半個世紀領導的老人的口述：“我之所以要讀大學，就是希望以后自己的生活更好。我解放后抓住機會參軍、入黨，不瞞你說也是希望新中國了自己的日子更好，這沒有錯吧？”我終于明白，為什么建國之初，親愛的毛澤東同志要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你不改造他，一向社會地位尊貴的知識分子，是不會自覺體恤白丁老百姓的，知識分子都有這種劣根性。
今天的知識分子，從我身邊環顧，再推及遍布全國各地、同為知識分子的同學朋友，從我們具備“知識分子”的身份那天起，我就沒聽說誰是走出書齋，象當年費孝通先生那樣做學問的。誰象當年的毛澤東、蕭子升，走遍城鎮、鄉村的角角落落去深入了解老百姓真實生活后寫文章的。也沒聽說誰不是為沽名釣譽、為著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責任做學問或為民鼓與呼的。人天性的自私固然不可避免，但讀了書后不能克制自私，反而利用讀書可以謀身份地位為跳板，更加成全一己之私，我不知道要這樣的知識分子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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