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隨連隊在江蘇豐縣執行“三支兩軍”任務。當時的情況是，全連各班分散在七、八個公社執行任務。當年6月份連隊進行“四好連隊、五好戰士”初評，我們就都回到連部駐地—縣武裝部對面的一個很大的院子（縣農村干部學校）集中住宿、學習。
在我們大院的隔壁、也就是縣武裝部的斜對門，是一家私營雜貨店。像許多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縣城臨街鋪面房一樣，這個雜貨店是座兩層的建筑：一層是帶磚雕門臉和匾額的營業店面和庫房，二層是店主的住房。此外，還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后院，院里有一棵很高的老槐樹，從街上就可以看到它的樹冠。在槐樹的樹冠中還露出一支收音機的天線。由于這座雜貨鋪就在隔壁，所以我們經常到那里去買煙卷、糖果之類的東西，也順便和店老板扯點兒閑篇。
老板是個50多歲的老頭兒，聽口音、看面相是浙江一帶的人。他肯定受過中等以上教育，因為在舉止談吐間，流露出一副儒商的氣度。不知為何，他沒有家眷，只身一人經營著小店。老頭兒是個典型的樂天派，沒事的時候總是用雞毛撣子撣著本來就很干凈的柜臺，或者戴著自己裝配的礦石收音機的耳機聽廣播，嘴里還不時跟著哼點兒京劇什么的。碰到我們這幫兵去轉悠，他總是滿面春風地打招呼，不是遞上一支煙卷，就是塞給幾顆糖果。他店里東西的價錢十分公道,同樣的商品比國營商店總要低個2分三分的。所以，兵們都樂意來這里買東西。
我也是經常光顧這家小店的“常客”。除了經濟上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我喜歡并敬佩他。事情的起因在于一次爭論：第一次去小店的時候，正好與文書同行。在等候購物時，我倆談論起雨果的《九三年》里革命軍司令郭文放走保皇黨首領德朗納克侯爵的問題，爭論的很激烈。我認為郭文做得對，體現了人的本性，文書則認為郭文是“婦人之仁”、革命的叛徒……就在我倆爭論不休的時候，老頭兒笑著說，你們倆說的都對。
我對他這種“騎墻派”的做法非常不以為然。老頭兒還是笑著說：你們一個站在軍人的角度、一個站在純粹人的角度（請大家注意純粹這個詞）討論這個問題，自然不會談攏。老頭兒的說法引起了我們的興趣，我們便問他怎么看這個問題。老頭兒沉默了一會兒，面色變得十分凝重，他挺直腰板，莊重地注視著我們，說出了一番鏗鏘有力的話：
“如果我是郭文，絕不會放走侯爵。一個人穿上了軍裝，就必須服從軍隊的紀律！”
在這一瞬間，老頭兒在我眼中的形象突然變得十分高大、魁偉！事后和文書談起此事，他也有深有同感地說，老頭當時的樣子，真像軍人、像個將軍！
時間過得很快，初評結束了。我帶著從老頭兒那里2塊錢（少花3毛錢）買的一條徐海牌香煙，離開縣城回了趙莊。
又過了2個月，我們再次到縣城集中學習九大黨章，又住進了那熟悉的縣農村干部學校。撂下背包，我就直奔老頭的小店而去，好久沒見了，還真有點想呢。嘿，真是邪了門了！白天從來不上板的雜貨店居然上了板，叫俺吃了個閉門羹！
回到駐地，正好看到指導員往外走。我認為他也是去小店，就提醒了一句：指導員，小店上板了！指導員愣了一下回答：我到辦公室（支左辦公室簡稱）開會。就匆匆離去。
第二天，全連集中在會議室開會。指導員嚴肅鄭重地說出一番令大家目瞪口呆的話：
“同志們！階級斗爭真是復雜得很呀！大家知道隔壁的小店為什么關門嗎？那個老頭自首了！他是國民黨特務少將站長！”
全連百十號人先是鴉雀無聲，接著人聲鼎沸起來！老天爺呀！老頭兒是國民黨特務？還是少將？簡直不可思議！！！
待大家安靜下來，指導員繪聲繪色地傳達了昨天在支左辦公室聽到的有關老頭的事情。
也就是在一個星期前的一個上午剛上班的時候，雜貨店老板提著一個黑色的人造革提包走進了支左辦公室的值班室。
值班的師政治部干事見到老頭來，感到很奇怪。一面拉了張椅子請他坐下，一面不解地詢問老頭的來意。
老頭兒很嚴肅地站著沒坐，鄭重其事地要說，有重要公務要與縣臨時黨委書記、副師長面談。
值班干事聽罷差點笑出聲：一個雜貨店老板有重要公務要面見副師長？老頭兒吃錯藥了吧？
老頭兒見狀眼睛一瞪，嚴肅地說道：“我是國民黨特務，要向副師長自首！”說著打開提包，取出了一支手槍和一紙委任狀。值班干事見此差點暈過去！
在和副師長長談了幾個小時后，老頭兒在副師長為首的一干人等陪同下去了他的小店，從小店里取走了電臺等若干物品。當天晚上，老頭兒就被專車送往南京……
當天晚上，我失眠了。滿腦子都是那個老頭兒的形象：一會兒是穿著對襟蘭布褂子、帶著套袖、拿著雞毛撣子的小店老板；一會兒是戴著耳機在燈下發報的特務；一會兒是身著軍服的國軍少將……
關于老頭兒的其他一些具體情況，是在以后陸續從支左辦公室傳出來的：老頭兒年輕時上過大學，抗戰期間加入軍統。在1948年底接受指令，到豐縣開了個小店長期潛伏。為了工作，他一直沒有結婚，只是每年回浙江老家看望父母。他在文革時利用與縣武裝部斜對門的條件，拍攝了造反派沖擊武裝部、并在武裝部門楣掛起日本膏藥旗的圖片（此圖片在港臺報刊均有刊載，但誰也沒有想到是他的“得意之作”）；他利用眾所周知的礦石收音機，巧妙地掩護了老槐樹上的電臺天線，始終不間斷地與臺灣聯絡；他利用小店的地理和人文因素，結識了許多來買東西的共產黨黨政軍人員，從側面搜集了不少情報；他從不偷稅漏稅、還經常主動向民政部門捐資助貧；總之，他就這樣在豐縣潛伏下來，經歷了歷次政治運動而安然無恙。他的軍銜也從1948年的上尉逐級晉升到少將，并成為站長一級的高級特務……
隱蔽的如此成功的他，為何要向政府自首呢？用副師長后來的話說：他雖然努力和共產黨作對幾十年，但最終感到：雖然共產黨犯了許多錯誤也遇到過挫折，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沒有被摧垮；廣大老百姓是擁護共產黨的！所以，他決定不再做毫無勝利希望的對抗，想要回到浙江老家陪伴依然健在的父母過安穩的生活……
副師長也告訴我們：做為一個少將級別的特務頭目，他向政府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幫助政府破獲了許多潛藏的特務組織……
從那時起到現在，38年過去了。如果這位老頭兒還在，也得有90歲了；我也從一個17歲的新兵蛋子，變成55歲、接近退休年齡的小老頭了。
人到了歲數喜歡憶舊。最近，我經常想起那座兩層的帶磚雕門臉的小雜貨鋪，想起那棵立著天線的老槐樹，想起那個穿著對襟蘭布褂子、帶著套袖、拿著雞毛撣子、和我們談論軍人與紀律的雜貨店老板……
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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