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先生認為中國的法學者們只關注西方,只會為中國社會提供西方法學的理想圖景。我看鄧先生真是抬舉中國那些法學者了他們要是真的正心誠意的頂禮膜拜西方法律的理想圖景,那么那些在西方現(xiàn)代化過程中已經(jīng)解決的問題在中國也就不會成為太大的問題。也就是說和市場經(jīng)濟密切相關的稅收問題在中國應該很受法學者的關注。但我們發(fā)現(xiàn)就是這方面中國大有問題。工薪階層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相關的社會保障立法舉步維艱。個人所得稅是中國的一個很大方面,但是交稅的主體卻大部分是工薪階層。應對偷稅漏稅問題,以及限制富人財富方面中國的法律永遠都是滯后的。試想就這樣的狀況能說明他們是在遵循西方法學的理想圖景嗎?作為一個法學界的局外人來看,我更愿意相信他們是沒有理想的,但凡有理想就會呈現(xiàn)一個清晰的路徑,但我并沒有從他們的言行中發(fā)現(xiàn)這個路徑。要是有,也是追求個人私利的理想圖景。鄧先生在回顧中國在學習西方以其尋求富國強兵過程中忽略中國現(xiàn)實的問題,給出了他的解釋,也就是中國學者受現(xiàn)代化范式的支配。或許很有一定的道理,但它卻無法完全解釋為何中國學者把他們接觸到的西方文化當成中國前途的現(xiàn)象,在我看來在那個亂世的中國誰占據(jù)了學術的話語權,誰就擁有了改造中國社會的權力的合法地位。所以即使他們信奉的東西完全不相干,他們也要力圖使人明白他們的信奉的就是解救中國的靈丹妙藥,他們無法從中國現(xiàn)實的土壤中找到他們的合法性,他們就干脆謀殺掉中國元素,拼命從外國的時空中找出他們的合理性。正是在權力的誘惑下讓他們越走越遠,最后為了學術而學術,最后完全忘本。也正是這部分人最有可能成為出賣中國的漢奸,因為他們把靈魂賣給了西方。
那些法律論者為什么要堅決的反對中國傳統(tǒng)呢?用他們的話來說是因為中國從來不是一個法治社會,中國的歷史缺乏法治的土壤。前一句我同意,后一句我不贊同。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法律是置之于宗教禮法之下的。這在我看來并沒有設么錯,宗教禮法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在型構中國社會自我調(diào)節(jié)發(fā)展方面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現(xiàn)代化的推行,帶來了很多新的問題,這超出了一般道德的管轄范圍,這就是西方法治橫空出世的原因了。但在西方法治起作用前,他們首先做了一項工作,就是延請人類的至高道德作為他們的精神導師,這才使得西方法律有了神圣的光環(huán),從而被歷史所接受。所以他們再反過來說在中國古代道德高于法律是罪惡的,我就難以理解了。中國古代是存在立法與執(zhí)法歸于一身的不好的制度安排,但這些在現(xiàn)代是可以改進的。中國古代出現(xiàn)的包拯海瑞說明中國古代國家治理過程中所遵循的指導思想并沒有錯。因此我們的現(xiàn)代法治不應該拋棄中國自古以來的天道自然,反而應該不斷中國的社會主義道德,使其成為中國法學的理想圖景,我想再加上網(wǎng)絡的普及以及人民的覺醒,中國的這條法治之路是可行的。而中國法學者們拼命的抵制這條路,難道僅僅是因為水平問題嗎?
鄧先生也對中國法學中的個案,也就是消費者權利保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在這方面中國法學完全走錯了路,只關注那些大而空的口號,而不注重對人民切身利益的保護。殊不知人民對于劣質(zhì)產(chǎn)品的痛恨遠大于對偽劣產(chǎn)品的痛恨。鄧先生怎么解讀的呢?他認為法律學者只注意于與西方現(xiàn)代化密切相關的城市化問題,也就是市民的權利問題,而忽略了中國社會本身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因而忽視了農(nóng)民的利益。但真實情況真是這樣嗎?現(xiàn)今存在的越演越烈的拆遷問題刺激了我的神經(jīng),他們關注了這些小市民的利益了嗎?沒有,如果真的關注了,那些暴力拆遷還敢這么明目張膽嗎?從這些情況來說我只能說他們關心的是強權,蔑視的是弱勢群體了。另外鄧先生也說中國法學界忽視了法律的政治性。在全球化的今天,法律的現(xiàn)代化實際上也是西方按照他們的方式改造世界的方式。但令我們失望的是,到了現(xiàn)在這些法律學者還執(zhí)迷不悟,他們不關注與中國老百姓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民生問題,反而不遺余力的推動像專利保護,WTO規(guī)則的引進上。在鄧先生提出這一問題之前,我們或許會認為這是法律學者的認識問題,但現(xiàn)在呢?難道一個認識問題就能了結嗎?
鄧先生批判本土資源論,因為本土資源論打著本土化的旗號,而實行現(xiàn)代化的實質(zhì),因而是要批判的。甚至因為它比權利本位論,法條主義,更具隱蔽性,誤導性更大,因而更是應該引起警惕的。但是鄧先生把法律學者存在的種種謬誤歸之于現(xiàn)代化范式的系統(tǒng)下,而忽略了對法律學者依附權力,不尊重底層人民的權利,充當權勢人物爪牙的現(xiàn)象加以批判,不是犯了和本土資源論相似的錯誤嗎?這是我對鄧先生這篇大作唯一不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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