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紅山口會議”確定中國足球引進西方職業俱樂部體制，本意是想兼具“鄧肯的美麗和肖伯納智慧”，但最后卻不幸落入“肖伯納預言”，不亦悲乎？
“你記得嗎？在上世紀80年代，現在在南非縱橫球場的日本隊與韓國隊，都是中國隊‘腳下敗將’！”在與我一位沈姓師兄交流世界杯觀感時，沈師兄幾乎是咬牙切齒地這樣提醒我。
是啊。盡管本屆世界杯“沒中國隊鳥事”，但哪個球迷不是一邊為“看別人球事”過癮，一邊在罵那自家那幫不爭氣的“大爺”？
中國隊到底怎么了？在我看來很簡單：“瞎改革改的！”——必須聲明，這句話僅限于說球，也希望好事者不要瞎引申。我向來認為，如果中國足球維持1980年代中期之前的狀態，而不是著急引進西方所謂的商業聯賽制度，中國足球即使在技術上長進不大，但至少可維持紀律與血性，至少不亞于今日的東亞諸隊。
還是從經濟思想說起吧。1992年中央確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吳敬璉老師發表了一篇不長的文章，我至今記憶猶新。文章大意是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兼具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兩大制度的優勢。而社會主義代表“公平”，市場經濟代表“效率”。所以，吳老師在文章中給出了這樣一個“公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公平＋效率。這篇文章曾讓初入經濟學大門的我很是激動。因為我當時也是這么想的：人類所向往的制度不就是既公平又富裕嗎？看來，我們真找到了一種體制，能同時滿足人類社會最美好的兩種愿望。
很有意思的是，中國足球當初的改革也是想找到一種兼具東西方足球優勢的體制。不久前我在供職的“紅山口”校園里，遇到1992年6月全國足球工作會議的一位與會者――那次會議因確定中國足球引進西方職業俱樂部體制而聞名，史稱“紅山口會議”。老人對我說，他當時的思路非常簡單：引入職業俱樂部體制后，中國足球不僅會保持一貫的紀律性與血性，同時還將兼具西方俱樂部體制對球員的激勵而帶來的活力與技術上進步。
那么，現在的情況是什么呢？
經濟體制改革倒真是取得了偉大的成績，中國經濟增長在這三十年中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的是，即使是作為當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倡導者之一的吳敬璉老師本人，都在整日價擔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其中，“社會主義”不再代表“公平”，反而代表了“官僚權貴無所不在的權力”，“市場經濟”不是代表“效率”，反而代表了“資本的強勢與放縱”。真是這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不再是兩種制度的優勢結合，而是兩種制度的“弊端”結合在一起！好在這僅僅是一種“擔心”，而且黨和政府已經采取了措施。
但“足球改革”卻毫不留情地受到幾乎所有球迷的“啐”了！引進俱樂部體制后，中國足球不僅喪失了原有的紀律與血性，反而把“俱樂部體制”下的陰暗面――假球、黑哨、賭博、腐敗――放大到了極端！那幫“大爺”們待遇與水平與國際接了軌，技術卻幾乎沒有長進；金錢沒有激活他們的戰斗力，反而激活了他們泡妞、斗毆、耍大牌、賭球的勁頭。這樣的球隊當然無緣于世界杯了。
當初一個很美好的愿景――通過改革彰顯兩種制度的優勢――為何走到了其反面？這也恰是新制度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晚年在其《理解經濟變遷》（Douglass C.North,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2005）一書中回答的問題。在他看來，每一種制度都有其生長與存在的環境，因而不同的制度對其生長的環境具有“適應性效率”。如果不顧環境的要求，盲目地嫁接進一種全新的制度，就可能出現“桔逾淮而北為枳”。中國足球改革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在時機還沒有成熟的時候，過早在走上了商業化道路！
最后講一個老笑話吧。美麗的舞蹈演員鄧肯向大文豪肖伯納示愛：“我們如果能夠結合，將來的孩子既有我的美麗又有你的智慧，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肖伯納反駁道：“就怕將來的孩子繼承了我的丑陋和你的愚蠢，那將多么可怕啊。”“中國足球”當年引入俱樂部體制就是想兼具“鄧肯的美麗和肖伯納智慧”，但最后卻不幸落入“肖伯納預言”，不亦悲乎？
（作者系中國國防大學教授，經濟學博士，多家媒體財經專欄作家。本文是其“足球經濟學”系列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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