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赤壁之敗，馬超聚集西涼大軍殺奔長安。曹操面前是一份戰略與戰術、政治與軍事多層次、多方位錯綜復雜犬牙交錯的戰略家試卷。深思熟慮，曹操最終選擇了速戰速決盡早抽身，將戰爭的規模和廣度嚴格控制在自己所能承受的政治范圍。書中第五十八回，“……曹操回寨，收拾敗軍，堅守寨柵，深溝高壘，不許出戰。”曹操對眾將領說：“戰與不戰，皆在于我，非在賊手。賊雖有長槍，安能便刺？諸公但堅壁觀之，賊自退矣。”以上表現出了曹操不僅會打勝仗，而且善于打敗仗，打敗仗有時也是戰略的唯一選擇，甚至能不能打敗仗，敗仗打得技巧不技巧是判斷戰略家的一個重要標準。長勝將軍只是軍事家，長勝本身就是大敗，而決非戰略家，也許，人與人、軍事家與戰略家的區別就在于對“勝利”意義理解的不同，因而造就了曹操與諸葛亮的本質不同。面對剛剛經歷過的敗仗，諸將又怎能不會私下里議論紛紛：“今敗馬超，何如此之弱也？”對緊接著發生的事情更是摸不著頭腦了。“過了幾日，細作來報：“馬超又添二萬生力兵來助戰，乃羌人部落。”操聞之大喜。諸將曰：“馬超添兵，丞相反喜，何也？”操曰：“待吾勝了卻對汝等說。”三日后又報關上添軍馬，操又大喜，就于帳中設宴作賀。諸將皆暗笑……。”這一情節通過曹操與手下將領鮮明反差的表現，充分展示了曹操那運籌帷幄的戰略家風范，不同于諸將的是，曹操是以獨特的戰略眼光評估戰術的成敗得失，根本上就是各自的角色不同，也就對勝敗的意義理解不同。　　

都說事物是復雜的，復雜就復雜在，同是一個結果從短期效應看是豐功偉績，可從長遠利益則是大禍臨頭，任何戰略，或成功或失敗，都包含有或失敗或成功的戰術；任何戰術，或成功或失敗，也都包含有或失敗或成功的戰略，這就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道理。同樣，軍事的客觀勝利，未必就一定是政治的主觀勝利；政治的主觀勝利，未必就一定是文化的歷史勝利，勝利對于政治家與軍事家而言，既是統一的但也是對立的。正確戰略指導的戰術，那叫作沉著冷靜、機智果敢，可錯誤戰略指導的沉著冷靜、機智果敢，則卻叫作優柔寡斷、愚蠢魯莽，而如果用戰術的客觀標準判定戰略的主觀是非，無疑是在判決戰略家命運的死刑，最終是自己死刑的命運。軍事是這樣，社會其它領域更是如此，刻意不如天成自然。　　

社會多種不同聲音、不同思想、不同政治利益集團是戰略與戰術對立統一之需，決不是社會“動亂”溫床，即使“動亂”的可能，那也是社會前進運動中必須承擔起的因對立統一而產生的負面效應，就像打敗仗有時也是戰略的唯一選擇一樣。從某種意義而言，開放的實質就是滿足了這種社會戰略發展的需求，首先是思想的開放。如果社會只是一種思想、一個政治集團、一個單調音符，一黨制，那么這個社會決不可能演奏出美妙動聽的社會運動前進樂章，至少，這個社會沒有戰略家，這個民族沒有戰略思維。一眼便知結果，那還是戰略家嗎？那還要戰略思維干什么呢？事實上，十三億人決不可能只一種思想、一種聲音、一個結果，如果說有那也是暴力維持下的騙局，就像伊拉克總統薩達姆當選得到100%的高票（這是“一黨專制”冠冕的堂皇）純屬于世界最無恥最大的騙局。一個民族真就如此，那么可以直截了當地說，這個民族沒有戰略家，只是一群被眼前的成績和勝利沖昏頭腦而得意忘形的戰術家，這才是民族發展的最大失敗。可見不同政治黨派、不同思想觀點共同形成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社會的最大發展戰略，也可見沒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開放”，是毫無戰略意義的“開放”。“開放”是戰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戰略，沒有戰略的戰術，其戰略就是人文化和社會文化發展的閉關鎖國。　　

幾番斗智斗勇，曹操逐漸地使西涼軍隊而且是在不知不覺中處于被前后夾擊的險境，迫使馬超不得不割地求和以體面結束戰爭。歷史上有過許多這樣不可思議的事例，明明是勝仗一個接著一個，可處境卻越來越被動，直至導致全局的大潰敗，就是社會、經濟發展這樣的事例也是層出不窮，如，“文革”的年均7%的經濟增長，甚至包括“改革開放”那更高增長的經濟。其中的原因可以用簡單數學計算來解釋，也就是軍事家的格言：“外行講戰略，內行看后勤”。當然，這句話有著軍事家的局限性，在此只借用其意義。　　

設：甲，乙交戰雙方軍力的對比是各五十輛坦克戰斗力，平均每經過一次戰術戰役后，甲方損失二十輛坦克的戰斗力，乙方則損失十輛坦克的戰斗力。如果僅僅從平均每次的戰術戰役效果來看，無疑，乙方是勝利者，甲方是失敗者。戰術戰役的勝利取得也許包含著高超的戰術技巧、先進的戰術思想，但從戰略的角度審視該戰術戰役，乙方未必就一定是勝利者。再設：每一次戰術戰役后，甲方平均每次可補充二十五輛坦克的戰斗力，乙方則平均每次可補充八輛坦克的戰斗力，于是，每一次戰術戰役后經過休整補充，甲方在原有軍力的基礎上增加五輛坦克的戰斗力，而乙方在原有軍力的基礎上則減少了兩輛坦克的戰斗力，假如經過六次該戰術戰役的乙方勝利后，雙方的戰略態勢又會是如何呢？甲方保持有八十輛坦克的戰斗力，而乙方則僅僅維持有三十八輛坦克的戰斗力。軍事效率論：相對，甲方有“勢”無“力”，乙方有“力”無“勢”；表面或微觀層次看，乙方是戰術戰役的勝利者，甲方是戰術戰役的失敗者，但乙方的戰術戰役勝利，卻是戰略的失敗，最終的結局是乙方被甲方所消滅。決定勝負的不是軍事家，而是包含軍事家綜合的軍事效率，或者說是社會的綜合效率。　　

第二次世界大戰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戰役”，表面驚心動魄的是斯大林格勒戰役的爭奪戰，本質于無聲處的卻是蘇聯與德國甚至是同盟國與軸心國戰略能力的較量。盡管德國在戰術上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占領了斯大林格勒，贏得了戰役的勝利，可在戰役勝利的遲滯消耗中卻漸漸喪失了以后持續發展的戰略能力，跌入政治進退兩難的戰略劣勢，相反地，蘇聯在斯大林格勒城池的淪陷中、戰役的失敗中鮮明對照集結了數倍于對手一百多萬龐大的人員物質和武器裝備的戰略能力，戰役失敗轉化為戰略優勢。當然，這一百多萬戰略優勢力量，是投入到作戰低效率的斯大林格勒爭奪戰上，還是采取作戰高效率的大迂回大包圍（也正是在此時大戰略的格局下，這種軍事戰術才有可能成為勝利的現實），是接下的軍事問題，但這已經無關大局。可見，“斯大林格勒戰役”最終結局是在大的戰略格局中就已經注定，僅從軍事角度講，正是“太平洋戰爭”爆發，才使得蘇聯廣大遠東地區轉化成了“蘇德”戰場的戰略儲備，加之美國的軍事物質援助，從而改變了蘇德的戰略對比，其戰略格局注定了這一戰略拐點即便是不在“斯大林格勒戰役”產生，其力量也總會用到其它戰役方向而顯現，因為此時“二戰”整體戰略格局中的希特勒，已經沒有總戰略預備力量可與之抗衡的了。戰略的此消彼長奠定了“斯大林格勒戰役”的歷史地位，同樣，“二戰”中的北非戰場也是如此。盡管德國元帥隆美爾驍勇善戰一路節節勝利，可最終還是在“阿拉曼戰役”這個戰略拐點敗下陣來，從此一蹶不振直至被盟軍趕出了非洲。其實，打敗隆美爾的不是蒙哥馬利，而是丘吉爾戰略家。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和張國燾紅四方面軍從“鄂豫皖”直至“川康”，甚至長征途中那場“包座戰役”是勝利消滅了一千四百多敵人，可自己也損失了一千三百多名紅軍戰士，當然整個方面軍更有那消滅一萬多敵人自己也付出一萬多名紅軍戰士生命的著名戰役的勝利，這樣的戰役勝利究竟能維持幾次呢？能耗得過蔣介石嗎？還有“解放戰爭”中蘇北戰場的“七戰七捷”，跟蔣介石比消耗，粟裕他怎么不可能不敗退到山東，接著，孟良崮戰役大捷，可炫耀之后的戰略態勢華東野戰軍被包圍，卻正實現了蔣介石尋求決戰的戰略目的，粟裕有能力解得此圍嗎？要不是蔣介石缺乏敢于舍棄所有必其功于一役之政治勇氣和魄力（整體戰略），或者說被毛澤東從全國戰略“挺進中原”（最初本義也許就是解山東之圍）打亂蔣的重點進攻戰略解圍（對于毛澤東則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又引入了東一榔西一棒的全面進攻，自己（蔣介石）那點優勢都灑了胡椒面了（三大戰役尤為典型，不是軍事無能，是政治失敗，政治可以使軍事如魚得水——撕下帽徽掉轉槍口便可解放軍，沒有這人力補充，淮海戰役是不可能創造奇跡的，甚至連延安都可以放棄，但政治也能束縛軍事手腳——假如相反，淮海戰役別說軍力補充了，光看押照顧國民黨俘虜粟裕就要分出相當的精力和戰斗力等等，越纏越緊直至崩潰。經濟亦如此），就是再軍事家十條命的粟裕也必死無疑。當然，擱在毛澤東麾下，粟浴那是優點，擱在蔣介石手下，粟浴那就不過是另一個張靈甫另一個歷史的關羽而已，優點成了缺點。無論是戰爭還是戰役甚至是一場戰斗，如果不能有效分割包圍之戰略，那么最好的選擇就是“三十六計走為上”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潛臺詞就是撇開軍事，讓政治、思想、文化決定勝負）——擺脫原有戰略劣勢的政治、思想、經濟等文化陣地，尋求發展新的政治、思想、經濟等新文化陣地，再圖建立新戰略優勢。擺脫是為了尋求發展，除非具備充裕戰略資本——文化優勢，有能力打一場長期戰略消耗戰以拖垮對手（可以利用地理環境、技術戰術、時間差等，一時實現這一戰略，但這是戰術家的戰術問題）。可見政治是蔣介石大陸失敗的最根本原因，成也4，12，敗也4，12。　　

近期有人拿吹捧朱德說事，極力貶低毛主席，可這些人看過歷史嗎？朱德在提出游擊戰戰略原則時，他有過游擊戰的親身實踐嗎？從井岡山的“八月失敗”到江西聯合陳毅把毛澤東落選，自己在廣東東江征戰失敗不得不回江西請求毛澤東重掌紅四軍，并有了“古田會議”，說是加強黨的領導，實際是確定了毛澤東在紅四軍的領導地位、政治在軍事的領導地位，從“五次反圍剿”的實際最高軍事負責人（遵義會議的偉大決定就是讓毛澤東以副手的身份協助周恩來、朱德軍事指揮，那么主帥周恩來、朱德就不應該對紅軍江西的失敗負責嗎？“五次反圍剿”的朱德軍事指揮哪里有游擊戰的戰略戰術？）到長征和張國濤混在一起（能混在一起，總是有思想的相通），朱德總是不服氣毛澤東，也總是不斷挑戰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可有本事你朱德倒打勝仗呀，勝仗打下打出屬于自己的天下自然也就把毛澤東壓了下去，讓毛澤東也就永無出頭之日，結果呢，朱德總是敗的那么灰溜溜的，用林彪的話總結就是，一生從未打過一次勝仗。說是反對分裂，可張國濤的回憶錄說的卻是朱德擁護第二黨中央，相信如果朱德反對，就憑手下的第五、第九軍團實力和自己在紅軍中的地位和影響，張國濤是沒有能力扯出第二中央大旗，有個現象似乎也能證明這一點，紅軍分裂，徐向前和陳昌浩都能領著紅四方面軍手下南下回草地找張國濤，而你朱德就不能率領五、九軍團北上去找毛澤東黨中央嗎？一面是八萬人的氣勢如虹，一面是幾千人的“落荒而逃”，就是擱在你身上你會選擇誰？你會把寶押在哪邊？想必朱德的想法見地和徐向前一般人不會有什么不同的，只不過是出乎朱德、張國濤的預料，幾千人在陜北竟成了氣候造成了全國影響力，無論軍事、政治在氣勢上，第一中央都蓋過了日益衰竭的第二中央而已，連張國燾的鐵桿忠實者陳昌浩以及張國燾本人都不得不轉變，朱德怎么可能不轉變。如果是賭注中的第二中央壓倒了第一中央的軍事、政治影響力的話，朱德你在此究竟扮演了怎樣的歷史角色？在紅軍關鍵轉折的歷史時期，朱德角色總是扮演的不那么光彩，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全局指揮逐漸邊緣化，朱德就如同歷史上傳說中的牛皋、胡大海，雖然沒有什么政治才能，但卻有著極強的普通人所不具備的政治嗅覺力，更有著變換身段的柔軟性，公正地說這種素養也不是常人所能具備的天才。我本不想也不該說這些，實在是氣憤不過那些吹噓那些貶低。　　

當然，戰略可以丟給更高決策者，或軍人只講軍事不管政治，但總是有人要面對戰略的。戰術家欣賞的是希特勒閃電戰坦克的人學說，而戰略家體察的卻是燃料、彈藥等戰爭的民學說，沒有燃料、彈藥的坦克如同一堆廢鐵，顯然，戰爭是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棋局”，是軍事家的“殺戮”，人才不盡相同，真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必須全責戰略——順天勢、借地勢、造人勢。　　

是不是乙方就不能取得戰略上的勝利呢？答案是否定的。乙方取得戰略的主動無非有三個途徑：1，增加自己軍力的補充數量，2，戰術戰役上消滅對手的軍力要超過其所能補充的軍力，同時盡可能地減少自己的損失保持有生力量，3，破壞對手的補給線達到減少補充軍力數量的目的（顯然，地理氣象環境對此上述是有著重要的影響，甚至是決定其勝負的影響，但這是軍事戰術家考慮的問題），總之，這軍事科學之軍事效率，用政治語言總結則是營造自己生存發展的大氣勢，擠壓敵對發展生存之空間，兩者既是對立統一也是此消彼長的關系。　　

“抗日戰爭”時期，對比中國與日本國國力，輕而易舉地得出中國必敗無疑的結論。這種人學說確實客觀實際，用現今時髦的話說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但在戰略家的民學說中就未必如此，堅持抗戰，等待或促使世界格局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變化，將中國的“抗日戰爭”納入到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大戰略中成為其戰術組成，這樣，由國家人學說轉化為世界民學說，當時的軍事失敗就可以由戰略性轉化為戰術性，其深遠政治意義遠遠超出軍事失敗，用羅斯福總統的話說“是歐洲的英國和亞洲的中國，支撐起了世界的天”。當世界反法西斯聯盟建立，從世界戰略就注定了日本國必敗無疑，可見堅持抗戰對中華民族贏得最后勝利是何等的重要，而且，中國“抗日戰爭”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戰略意義要遠遠超出“抗日戰爭”本身。依據取得戰略主動的三個途徑（戰略三原則），不難得出“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三要素：第一，納入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大戰略；第二，贏得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建立起世界范圍的政治、軍事、經濟等根據地以獲得國力源源不斷的援助補充，這種援助補充要超過日本所能獲得的能量；第三，全體中華民族的團結精神和抗戰到底的政治決心，而這三要素都貫穿于大的民學說——民主文化思想。也由此可以理解，當丘吉爾聽到美國參戰的消息不禁老淚縱橫：“英國有救了！”不僅是英國有救了，中國也有救了！因為美國參戰徹底改變了“同盟國”（賦予了有效聯合的“民道”文化）與“軸心國”的戰略對比（文化對比），所以美國參戰是“二戰”的政治戰略轉折點，也是英國“抗德戰爭”的政治戰略轉折點，更是中國“抗日戰爭”的政治戰略轉折點，而“斯大林格勒戰役”僅僅是這一政治戰略轉折點所決定的軍事戰略轉折點（如果是過程的話，其實開始于“中途島海戰”）。同樣依據戰略三原則，僅僅就軍事而言，可以判定“百團大戰”是個失敗的戰略決策（這僅限于軍事范疇的獨家之言，但如果就政治戰略而言，顯然超出了“百團大戰”職責）。　　

如果坦克是泛指國家綜合國力，那么后勤補給是指什么呢？“鴉片戰爭”看成是英國和中國綜合國力相對抗的戰術戰役，其戰略內涵就遠不僅限于1840年，更是超出軍事范疇具有廣泛社會性和歷史性。“鴉片戰爭”的后勤補給或為其提供能量者，無非是歷史提供者和現實提供者，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社會發展歷史無疑充當了歷史供給者的戰略角色，1840年期間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思想等人文化和社會文化扮演了現實供給者的戰略角色。歷史是現實最大戰略，如果沒有1840年到1940年中國的人文化和社會文化的社會發展，尤其是“辛亥革命”以來的民生命，中國就不可能贏得“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力在軍，勢在民；力在將，勢在兵；力在軍事（經濟），勢在政治（思想）；力在現實，勢在歷史，縱然毛澤東如此天才，他所能決定的也僅僅只是三年“解放戰爭”的國共兩黨之間的戰爭（包括政治、經濟、思想等），毛澤東決定不了未來國共兩黨之間的戰爭（包括政治、經濟、思想等）。任何一場戰爭，包括國共兩黨之間的戰爭，都不是“解放戰爭”那三年所能決定勝負的，更不是一兩個軍事家、政治家所能勝負論定的，如果認為國共兩黨之間的勝負早在1949年就已經定數，那就大錯特錯，決定所有戰爭勝負的，最終將是人民，最終將是歷史！政治效率論、思想效率論、經濟效率論、社會效率論等等，適用一切事物，今天中國的人文化和社會文化發展，正在戰略著未來歷史的某一場戰爭，甚至決定勝與負。　　

“斃敵一千，自損八百”，軍事有勝有負大體相當，大炮打蚊子的戰爭，盡管占有絕對的軍事優勢，這樣的戰爭誰也消耗不起。這就是高科技戰爭最致命弱點。毫無疑問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思想等社會文化是綜合國力的戰略保證，決定著戰爭的最終勝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不是失敗在軍事，恰恰就失敗在國內國際的政治，那么誰又是政治、經濟、軍事、思想等社會文化的戰略保證呢？很顯然是人，是一個民族，更進一步說是人的思想道德，是人文化也是發展了的宗教學說，對于今天的中國就是新中華文化新中華思想，也就是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儒教”。中國有句古話“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但從戰略而言卻是“將熊熊一時，兵熊熊一世”。如果說前一條是中國人學說的尤其是“改革開放”的軍事文化的思想機理的話，是軍事“進化論”，那么后一條就是毛澤東軍事思想以及后面所論述的社會主義軍事民主法制文化的思想機理，是軍事“演化論”，是軍事民學說。“貞觀之治”，“康乾盛世”；國民黨，共產黨，他們只能確保中華民族一時，中華民族一世只有中華民族所有子子孫孫自己的民生命能力，人文化和社會文化是最大的軍事效率。總而言之，國家民族發展的最大戰略莫過于發展人文化和社會文化，不斷開拓人文化和社會文化生存發展的空間，對于中國就是中華文化中華思想，民生命決定著未來任何戰爭的主導權和最終勝負。這就是不同于軍事“進化論”的軍事“演化論”，無論多么大的戰爭，也無論多么小的戰斗，其面與點內在規律都是同一的，其決定勝負的道理也都是如此。當手中已經沒有預備隊（或軍事、或政治、或文化思想）可運用，而對手卻有著充裕的預備力量，那么其的失敗是無疑的，但在現實中“兩點一線，三點一面，多點一體……”這戰略與戰術的對立統一，或老虎打蒼蠅或蒼蠅打老虎，因此，天才曹操，天才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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