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信仰-權力崇拜

先講一個小故事。一次和一個英國朋友聊天，他談到一點：“中國人和英國人不一樣的地方是：參加一個活動，如果沒有多余的空位，上級主管晚來了，我不會主動讓座給他，他也不會提出這個要求。但是中國人會主動這么做，如果不這么做，他的上司也會生氣”我對他的觀察是認可的，我想每個中國人都能體會他這個說法。現在，我想問：這樣的國民心態適合民主制嗎？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權力地位究竟有多高？國民的懦弱是不是跟權力崇拜有密切的關系呢？權力腐敗難道僅僅是上層的問題嗎？民眾在腐敗中擔當什么角色呢？有人說中國人現在缺乏信仰，我之前是完全同意的，但是現在回過頭看，我們從來都不缺乏信仰，因為自古以來我們都信仰的是權利，對權力的頂禮膜拜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就是問題所在，是很多問題的根源！

權力在國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是無可比擬的，現在讓我們細細品味這句話，這對我們看清楚這個社會很有幫助。

如果要比較中西方權力觀（沒有比較無所謂強弱好壞之分，所以比較是有意義的嘗試），一些典型的差異性是必須要考慮的。在我的思索中顯現出兩個關鍵詞：重農抑商和科舉制度！無疑這兩點是具有明顯差異性的，而這兩點和權利有什么樣密切的關系呢？又怎樣造就不同的權力觀呢?我想簡單的探討一下，僅僅是提供一個視角。

重農抑商和科舉制度無疑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重農抑商可以愚民便于統治，可以避免大量貴族的產生與最高統治者分享利益。科舉制度的目的很明顯：為統治者尋找更優秀的幫手以穩固其統治地位。無疑對專制者來說這兩樣政策是極其高明的。

我們在看到重農抑商和科舉制度對統治者的巨大利益之外，不得不慎重考慮其對普通民眾的巨大影響，可以說是它形成了具有中國特點的場，這個場的特點就是圍繞著權力為中心的財富分配特點，這個場中的民眾的信仰和意識形態都和權利產生了緊密的聯系，而由此產生的一系列理論（權力觀，倫理觀）都將深刻的影響著整個國民，并且隨著現代社會的來臨這個場仍舊以其巨大影響力左右著中國社會。在很多時候我們很多人都將社會矛盾推給政府或者某位當權者，事實上幕后的場（或者說文化，意識形態，權力觀等等）是最重要的推手。給當權者讓座是一個傳統，給當權者更大的謀私空間是一個由來已久的現象，我們也許要好好解剖自己的行為差錯而不僅僅是一味的埋怨當權者的蠻橫和腐敗，也許面對權力我們太懦弱了！我們太習慣讓座了！改變場才是改變社會結構的開始。一個習慣讓座的民族在心態（對權力的畏懼感和懦弱）上總有些失衡。

思考重農抑商和科舉制度聯合作用，依靠農業對于民眾來講能且僅能維持最低生活標準，基本上是把生存壓到最低生存保障底線，這種生存狀態很難說能形成一個開闊的大國心態。拋開權力膜拜之外，這種榨壓式生存窘迫狀態能形成什么樣的國民性格？我認為難免存在偏執的和神經質的性格特點，對于微利的低三下四的追求，缺乏寬容和日常事務火星四冒的摩擦，相互詛咒和辱罵等等，這些無不顯示民眾生存的窘迫感，生存的巨大壓力在長期的發展中形成的小民心態不足為奇。對于財富的渴望并不能倚重商業，這樣的狀況只能產生財富和特權相掛鉤的思想。而科舉制度恰恰能夠提供一個獲取權力的機會！于是求取功名，謀取官職，然后是獲得財富。高官厚祿這個詞意味深長，每個人都明白其中的道理。自明朝開始實行海禁再加上重農抑商的社會環境。中國這種定居社會，對權力的畏懼和順從在世界各國無出其右。對于生存的個體來說，恐怕沒有什么比權力更具魅力，更能使他們迅速擺脫貧窮，更能使他們輝煌騰達。權力，哪怕是一丁點，對于民眾來說都是值得炫耀的，無不盡可能的開發和利用權力的一切相關功能。因此你看到趾高氣揚的居官者的姿態正是一種權利至上的膜拜者的姿態。因此權力是一種信仰，一種必然的，無可取代的信仰。

這是一個完全不同于西方國家的社會形態。西方世襲制度和濃郁的商業氣息，迫使生存對權力的依存度大大降低。他們甚至都沒有那個企圖心，他們要靠商業去發達自己。當然永遠不要低估任何人的權利欲望，只有比較上的差異而已，差別也只是因為約束條件的不同。因此中西方的權利觀的差異性來源于其約束條件（我主要談重農抑商和科舉制度這兩個因素）的差異性。這個約束條件會迫使權力成為一種可信賴的信仰。

中國的權利結構從上到下都是任命制度，最高專制統治者任命整個權力階層。普通的權力的主導權并不在自己的手上，持續權力的穩定性與上級之間關系的緊密性和服從性連接起來。這樣的聯系也導致了權力之間的順從和妥協。自上至下整個國家都被權力所綁架，權力驅動著各種利益集團，話語權由權利所決定，這種情況很難改觀。解鈴還須系鈴人，如果想擺脫這種狀態，自上而下的變革尤為重要，但是我認為這種變革是很難實現的，需要足夠的智慧和謹慎的選擇。稍有不慎就會引起混亂，難以控制的局面。民主絕對化，自由絕對化都是必然要犯的錯誤，而且會在一切細節上爭論不休。首先從場的改變做起是至關重要的一步，讓權力信仰降低和轉移。迫使讓當權者和民眾平等的坐在一起，消除雙方的溝壑，給與民眾適當的質疑權，我想這些是確有必要的措施。

很多時候，我認為毛澤東遠比我們看的更清楚。當然民眾執行力上的拙劣表現，并不能說明一切。我從來都認為民眾在某些方面的執行力是極有問題的。我想最重要是首先要改變場，然后再尋求結構上的變革，否則新的結構設想必然在舊的場的作用下扭曲變形，慘不忍睹。群體的行動往往都被深藏在背后的場(信仰，文化背景)所驅使，整體趨勢不是簡單的行政性的命令可以改變的。并且缺乏決策反思和再執行的過程會使結果更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