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產稅 政府別無選擇
供求關系決定價格走勢，跟任何商品一樣，中國房價高是因為供需不平衡，那么，這些商品即這些房源哪里去了呢？筆者有一次偶然打開電視，見溫州炒房團一成員正對著話筒講，“我老鄉在這里買了48套，我也過來看看。”如此大的手筆，只能令人無語。同樣大手筆的還有貪官們，廣西貪官李和平在上海有房產55套，山西貪官郝鵬俊在北京有房產35套，被稱之為“清水衙門”的園林局的局長耿曉軍也有房產38套。所以，再多的房源也抵擋不住也填不飽這些大鱷們。那么，全國這些因各種原因而囤積起來的空關房到底有多少呢? 椐國家電力部門披露，連續6個月電表讀數為0的有6000萬套，加上等待漲價而暫已出租的就更多了。
對倒賣火車票者和新近的倒賣綠豆者等，國家不惜警力財力予以嚴厲打擊，對大量囤房造成無數人“居者無其屋”的倒賣房產者，國家自應不能“抓小放大”而不予打擊，開征房產稅就是這種打擊中最溫和最有效的手段，此種有效性是因所囤房產成本上升的確定性和價格走勢的不確定性，使得投機者卻步，使得市場和價格少了瘋狂而多了理性。所以，這種有效性為各方包括反對方所認同，不過，反對者對其解讀卻是不一樣的，他們威脅政府說，征稅導致房價下降，房產業萎縮，農民工失業，相關行業鋼材水泥業蕭條，后果嚴重。其實，薄利多銷乃商界鐵律，房價回復到合理水平則銷量必增，所銷既多，則何來農民工失業，鋼材水泥業蕭條？恰恰只會相反，只不過購方由囤房者投機者變為真正的消費者無房者罷了，而這正是政府的責任和民眾的期盼之所在，正是市場健康良性之標志，當然，開發商在短時間內會有一個觀望期和適應期，但資本的逐利的天性是不會改變的，價值規律的作用是不會放棄的，這是經濟學的常識。再說政府自己辦的大量的從事房產業的國企們，能因由暴利而變為正常利潤就與政府對抗、就撂挑子嗎？政府開辦企業，謀利是在其次，充當社會穩定器安全器才是其第一要義。“國軍”不動，“民軍”則必然不愿坐失良機而迅速跟進了，由此則產銷兩旺，市場只會更加繁榮。
這里還有幾個問題想談談看法。
一是低價經適房究竟作用有多大？
這本來就是個杯水車薪惠一漏萬的問題，并且政府花了大價錢買來的這“杯水”還很難落到“薪”上即落到窮人身上（廉租房則當別論），如南寧市檢查經適房的情況，竟有七成拒不開門，拒不接受檢查，不要以為三成接受檢查的就沒問題了，其中仍然有二成名字不相符。如果說“拒不接受檢查”尚是個“模糊概念”，那我們再來看看陜西的一個“清晰概念”吧：610套經適房普通平民得到的僅22套。在權力不受制約的情況下，在法不責眾見怪不怪的畸態中，我們對人的自利性即掌權的人的自利性難有好的辦法，而降低房價讓大眾自然受惠則少了很多這些“你申請我審批”的大弊端，因而也就應該受到更多的關注，再說一面任由“囤積居奇”者大面積地坑害民眾，一面卻極小范圍地所謂救助之，興小利而不除大弊，治后果而不治前因，事倍而功半。
二是加大利得稅或加息，使投機炒房者退出的問題。
加大利得稅是指二手房出售時，政府多征其“利”得之稅，但是，利之既存，資本必逐之，還怎么個退出法？特別是他們有化解的利器，即所謂“陰陽合同”，使“利得”不上賬面而購銷雙方私下瓜分之，而二手房交易“你知我知”的私秘性，正為其提供了天然的屏障和便利。所以，其效果究竟能有多大就是不言而喻的了。至于加息，則使投機者和消費者一起加大了資金使用成本，一起增加了購房難度，如此玉石俱焚無疑對無房者即消費者傷害深重，而開征房產稅即自住不征投機囤房者征之，則因其合理的傾斜和針對性也即稅收調節貧富差距的功能性，無疑使投機者望而卻步。再說，這種做法對投機者和消費者的傷害是前輕后重的，因前者如貪官們其“自”有資金的數字是巨量的，他們充其量只是少吃進幾套，套用一句話說，他們是多少的問題，窮人是有無的問題。
三是限購二套房三套房和限制銀行貸款等措施的問題。
這些措施暫時性地在風頭上有一定的效果，但過后帶來的卻是其加倍的反彈和報復，這也為以往的歷史所證明，因為這與地方政府的意圖相悖，他們要的是高房價帶來的高GDP，高財政收入，還有不少領導認為房價高是人氣旺臉上有光的事情，你叫他不自利而自損？而銀行則與當地政府與房產商是利益共同體，有當地政府給他撐著擋著，在放貸獲取存貸差率是其主要利潤來源的情況下，你叫他怎么辦？所以，在“政令不出中南海”和“下有對策”的特色下，這些措施以后的命運和以前的教訓也就不奇怪了，再說這些措施操作起來也太難，對其監督檢查也不易，遠不如征房產稅之有效和簡便易行：只需其自動報稅交稅，不交則年底累加上去，房子出售時（自住免交）一筆扣回，累計稅款等于房價時則由政府收房抵稅，全部程序近乎自動完成且精準無誤，稅款自然入庫，房價自然遏制，于國于民功德無量。 汪浚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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