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凌晨，在臨近以色列的地中海海域，以軍精銳部隊“突擊隊”士兵突襲試圖駛入加沙沿海地帶的土耳其籍國際人道主義救援船只“馬維·馬爾馬拉”號，雙方隨即爆發激烈沖突。以軍宣稱受到攻擊隨即開火，短暫的開火不僅造成了19人死亡、36人受傷的慘劇，更使國際輿論大嘩。除了美國表態慎重外，世界各國幾乎眾口一詞，譴責以色列濫用武力，多個國家召回了駐以大使表示抗議。

襲船事件使以色列從2007年6月開始的封鎖加沙政策面臨著空前的壓力。加沙被鐵桶般圍城三年，民生之困苦自不待言，流血事件使久處艱城的150余萬居民看到了破圍而出的曙光。但對于事件中直接對峙的以、土而言，舊日盟友關系走向破裂，中東大地錯綜復雜的歷史積怨與現實形勢仍將這兩個地區大國牢牢困在圍城之中。

以色列：絕對安全觀

與以往無數次一樣，以色列依然用“總體無辜，細節有誤”的態度面對外部的指控。一方面以色列軍方也含混地承認在情報和策略上犯了巨大錯誤，另一方面則強調“馬維·馬爾馬拉”號受控于土耳其一個名為IHH的“極端組織”，該組織與哈馬斯乃至基地組織都關系密切，船上人員故意使用暴力手段挑動以色列軍人開槍。鑒于船上人道主義者的國籍、職業、信仰各不相同，且有婦孺，以色列的說辭自然難以被國際社會取信，但就以色列內心而言，這種辯解倒未必全是搪塞之詞。

國際關系里有一個常識叫做“國家是不能被制造的”，即一個穩定的國家應該是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自然形成的，是土地與人民的自然結合。但以色列的特殊之處恰恰在于，它是1947年11月以聯合國大會181號決議的形式被制造出來的。出于對歷史上尤其是納粹德國時期猶太人悲慘命運的歉疚和補充心理，美歐用損害阿拉伯民族利益的方法去補償以色列。與以色列并無宿怨的阿拉伯人卻要為歐洲歷史性的反猶暴行買單（大家別忘了，在中世紀歐洲國家迫害猶太人的時候，在當時的穆斯林世界，猶太人獲得比較好的待遇。），阿拉伯世界自然義憤填膺，五次阿以戰爭也植根于此。依靠美國的支持、強烈的建國渴望和良好的組織，以色列越打越強，成為海灣地區第一強國，但這個年輕國家與中東土地的疏離也隨之加強。

悲劇性的歷史命運造就了以色列的國家性格，這個民族對外部世界的威脅極為敏感，重視甚至崇拜武力，極為熱衷于絕對安全觀。它用戰爭、定點清除甚至暗殺的手段來解決現實的或潛在的威脅，但它的外面依然是雖屢屢被擊敗卻從不停止仇恨的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可能相信，總有一天，敵人們會因為沮喪而放棄仇恨，而且它從未懷疑過自己是錯的，它把伊斯蘭國家與歷史上曾經欺壓過猶太民族的埃及人、羅馬人和德國人等同起來，因此避免了道德上的自責。自憐而自信的國家性格使這個強硬的國家自我囚禁于中東一隅，生活于中東大漠卻對國土以外毫無感情，困城內的猶太民族不需要外面的友誼與和解，而只是饑渴地尋覓著想象中的安全。

土耳其：“向東轉”的代價

與以色列不同，土耳其這次受到的損失恰恰是其戰略突圍所付出的代價。

土耳其在傳統上是作為北約成員和美國在中東地區戰略盟友的身份展現于世人面前的。土耳其在歷史上一直與以色列保持著密切的經貿和軍事合作關系，直到埃爾多安就任總理，這個被外界認為親伊斯蘭傾向嚴重的政治家帶領土耳其戰略方向東移，修好與伊朗、敘利亞等國的關系。土耳其發現和以色列唱反調可以加強自己在中東地區的地位，這對在加入歐盟問題上無所作為且顏面受損的土耳其而言極其重要。

土耳其的“向東轉”有著歷史和地理層面的必然性。該國地處亞歐交界之處，自古以來，無數強悍的民族如走馬燈一般鏖戰稱雄。近代以來，該地更成為歐洲石油和商品輸送的動脈及基督教與伊斯蘭兩大文明的分界線。因此，極盛時的歐洲和現在的美國無不把土耳其邊界視為區分東西方的界碑。只要西方人還希望維持對亞洲的優勢地位和介入中東事務的便利，土耳其就可以作為西方的盟友獲得其他伊斯蘭國家沒有的待遇；同理，只要西方世界還對東西方的差異與沖突心存戒備，信奉伊斯蘭教的土耳其就無法真正成為西方世界的一員。土耳其曾經試圖向西發展，成為西方世界的一員，但加入歐盟的波折使其明白，在西方眼中，自己只是一道屏障而非親人。這使經濟和政治影響力日益增長的土耳其轉頭向東尋求外交突圍成為必然。

埃爾多安支持巴勒斯坦獲得自治權利，與伊朗、巴西達成核燃料交換協議，充當美國與敘利亞關系的調節者，這一切大膽的外交運作背后，是土耳其人精明的盤算：反正無望徹底融入歐洲，西方世界又離不開它這個盟友，便不怕親近阿拉伯近鄰會造成西方國家的疏遠。

加沙之外：更大的圍城

疏遠舊友，親善近鄰，因為信仰的同一性，土耳其的外交突圍要比以色列干脆許多。但襲船事件后各國反應中所透露出的細微信息，卻預示著土耳其破圍之路依舊艱辛。

雖然土耳其總統阿卜杜拉·居爾宣稱“犯罪者必須被嚴懲”，土耳其外交部也警告開火事件“可能給兩國關系造成無法補救的后果”。但除了巴勒斯坦和伊朗予以呼應外，阿拉伯世界的反應平淡甚至冷淡。阿拉伯民眾沒有大規模走上街頭，各國政府也將注意力更多放在如何“迅速地、無條件地解除加沙封鎖”上。土耳其人在促成“自由艦隊”沖破加沙封鎖上的貢獻和犧牲沒有在阿拉伯世界收獲情感上的回應。巨大的歷史陰云依然籠罩在土耳其與阿拉伯世界的上空。

歷史上，突厥人與阿拉伯人可謂苦大仇深，阿拉伯帝國興盛時征服了突厥諸部，但突厥將領后來篡奪軍事權力，又轉而把帝國的統治者變為傀儡，塞爾柱突厥人甚至攻陷巴格達。同屬突厥血統的土耳其人就是趁塞爾柱衰落時乘勢而起繼續對阿拉伯世界實現征服的。從15世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對阿拉伯的壓榨伴隨著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統治的始終?，F代意義的阿拉伯民族意識就是在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斗爭中逐漸形成的。百年流血使阿拉伯世界對土耳其深具戒心，當代土耳其結好歐美的政策和西方化的政治體制也使它與傳統的阿拉伯社會格格不入。即便是絕對親伊斯蘭的埃爾多安也承認，土耳其的穆斯林更愿意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其言外之意頗讓人玩味。

加沙圍城之外，廣闊的中東大漠其實是一個更大的圍城，困在里面的國家無分強弱。襲船事件背后隱藏的，是兩個雄心勃勃的地區大國深刻的無奈。以色列的自囚與自助背后，是與這片土地深刻的疏離性。古老和現代并存的土耳其則因其東西方夾縫中的特殊位置，同時難于融入兩個世界。作為地區的兩大強者，兩國都面臨著本國與區域環境不相容、異質化，國家權力無法轉換為區域影響力的困境。這也成為兩國未來進一步發展的瓶頸所在。但追本溯源，古老的阿拉伯民族現代化道路上的坎坷崎嶇，才是中東地區亂相頻生、外部力量活躍的根源所在。自上世紀埃及總統納賽爾和薩達特之后，阿拉伯世界一團散沙，只能在城外坐視土以兩國的表演。城內的出不來，城外的進不去，不知這片古老土地千百年來的血與沙，何時能再造一個共同的和平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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