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三部曲　　

前言：若以成敗論，我是人生的徹底失敗者，若以經歷論，我是先幸福后凄苦的豐富者。漫漫半個多世紀的人生之路上，雖沒能留下堅實的足印，但還是發出過歡笑，忍受過不平，做出過努力，我知足了，知足者常樂嘛。　　

但愿我的同、近齡的朋友們讀了我的拙文后能引起共鳴，并且也開始回憶；已經先于我在回憶的同志請介紹一些經驗，以使我們共同提高攜手并進；持有不同意見的朋友也請大大方方地站出來批評乃至于批駁。世界與社會就是在矛盾、斗爭中一步步向前邁進的，不知此說對否？　　

一， 無憂無慮的歡樂兒少時光　　

草民八歲那年，方才知道我的大娘舅竟然是大上海的資本家，然年齡太幼尚還不明白啥叫資本家，只曉得娘舅也是很親很親的人，直到1961年傳來了大娘舅病故的噩耗，是三姨媽來我家傳遞的消息，其時母親大哭了一場，畢竟同胞兄妹情意深啊。但據長兄后來對我的敘說，大娘舅是根本不把親外甥當親人看待的，1950年長兄渡過杭州灣到上海，住在大娘舅的家中，本來說好了是去當學徒，卻被用作了家庭勤雜工，抱孩子生煤爐拖地板買雜物，反正啥都得干，長兄說他當時就氣得想回家。次年，長兄不幸患了癩頭瘡，大娘舅竟然要叫他返回鄉下，還是大舅母有點人情味，說服丈夫留下了我的長兄；病治愈后長兄去廠里工作了，自然是當學徒。是年長兄14周歲多一點。八歲時長兄就跟著父親外出四處賣唱，一個苦字寫滿了長兄的全身。1960年父親病逝時我也只有九歲，但我已是學生了。我以下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六歲，一個三歲，在禮拜天或暑假寒假里，我常常領著他們去街上溜達，沒有一次碰上有人來欺負我們，盡管一路走一路玩耍，有時候花一毛錢買些糖果吃吃，以解解嘴饞。那時是吃大食堂的飯，當然起先是米飯，后來變成了米粥，再后來食堂關門了，又在家里吃了。若要說生活苦，那段時間真是苦，不少人家都去挖野菜，洗凈后和上碎米糠做成餅來吃；我還幫一個老奶奶磨過碎米粉，晚餐時她獎勵我了幾個碎米粉餅。在我的記憶中，我們鎮上那時候沒有聽說過誰餓死了，只聽說誰吃了啥東西之后大便拉不出來了，去衛生院通大便，我就是其中之一人。其實，我家的狀況還算過得去，這是得益于長兄在上海的緣故，他那時的月工資已有130元，所以他成了咱家對上的贍養者，對下的撫養者。在度過了一段最艱難的時段后，糧食不再是特大的問題，沒有人再吃米糠咽野菜了，市場也漸漸地興隆起來，我母親的臉也隨之比較開朗了。　　

我在學校里是活躍分子，逢六一節國慶節上臺去演出，平日里參加理發室的活動，農忙時去田里地里撿稻穗麥穗；那時老師一般不布置家庭作業，放暑、寒假后也只有一本薄薄的假期作業本發給我們；套用一句歌詞來形容我們的當年，叫做“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我們像快樂的自由飛翔的小鳥，飛翔在新中國的藍天下，沐浴在燦爛的陽光里。　　

最歡樂的時光當是在夏天的晚上，我們在生產隊的曬谷場上瘋玩，當然不是打架斗毆，而是一分為二，一隊叫“中國”，另一隊叫“美國”，玩法是躲迷藏，“中國”搜尋“美國”結束之后，反過來由“美國”搜尋“中國”，就這樣反反復復地玩。若“中國”得勝，很高興；若“美國”得勝，很難受。因而有好幾次，“美國”隊員偷偷地跑回了家去，反正勝了也要被罵一句“美國赤佬”的。還有最歡樂的時光是在結冰、下雪的冬天。每當太陽升起后的九、十點鐘左右，我們一幫子孩子立在河邊，一個個撿起碎瓦片用力地朝河面斜劈下去，那一片片碎瓦片在冰面上飛也似的滑行，看誰的滑得最遠誰就是“大拇指”。此項玩膩了，便走下河埠頭敲起河面上的冰來，不一會兒，兩個人扛著比臉盆還要大許多的冰板到上面來玩，直到玩得微汗冒出來為止。一到下雪天，等到雪在路面上積起十來公分厚時，就又是我們的天下了。大家一起來到曬場上，開展三個項目。第一打雪仗，第二撲雪人，直挺挺地倒下去，將自個的身軀模樣留在雪地里，第三是滾雪球，要滾到幾個人一起推為止，雪球的直徑起碼有一公尺多，最后將它推下河去，放佛在河里爆炸了一枚炸彈，浪花隨著很大的響聲濺起來老高老高。再就是拿著彈弓去打鳥兒，滿雪地的跑呀追呀，不停地滑倒爬起、再滑倒再爬起，渾身早已不覺得冷了，額頭上還汗珠直冒。嘿，我們的兒時，歡快極了。（在今天大講低碳的年頭，河面上厚厚的冰不見了，漫天飛舞的大雪也極少見了。）每當我回想起這些，心里總覺著快樂，那種無盡的快樂，好像又回到了童年時代。　　

從幼兒園時起，一直到高中階段，我至少有二百多個同班同學，如今都已徘徊在標準老齡的邊緣了，能夠偶爾見見面的卻少得很，不知道他（她）們分散在何地何處，還回不回憶我所描述的那段兒少歲月？　　

                                      2010.6.11　　

人生三部曲　　

二，四明湖畔學先烈　　

四明山是抗戰時期全國十九個抗日革命根據地之一，海拔五百米處的梁弄鎮是敵我雙方來回爭奪的中心，距鎮幾里地處是讓賢鄉——當年浙東游擊縱隊司令部所在地，何克希司令員譚啟龍政委就曾住在那里，領導著根據地軍民與日寇和國民黨頑軍（88團，團長人稱田老虎，曾用我方人員的心當下酒菜）作英勇艱苦的斗爭。那是一幢保存完好的小樓，在墻上留有抗日宣傳畫和一個很大的紅五角星。說起這個五角星，還有一段故事佳話。抗戰勝利，部隊奉命北撤后，革命群眾用厚厚的石灰掩蓋了紅五星，等到四明山地區解放后，又把石灰刮掉，紅五星至今仍清晰如新。1972年，我隨縣文化站組織的采風小組來到了四明山上的梁弄鎮，一邊學習先輩的革命精神，一邊進行業余創作活動。　　

我們一行共十一個人，男女幾乎是對半開，年齡最大的四十幾歲，最小的不足二十歲。住宿在旅店內，吃飯有時在某學校食堂里，有時在采風點。旅店與學校這兩處都緊挨著四名湖畔，雖時值農歷的六月，我們卻感覺得到宜人的清涼和神爽。四明湖能蓄水一億立方米，湖內的白蓮魚最大能養到二十多斤，每一斤的價格（內部價）僅為一角八分錢，市場價為兩角九分一斤。閑話少說，言歸正傳。戰爭年代的四明山地區，因為它靠近蔣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鎮，故歷來是敵人重點防范和進攻的區域，梁弄鎮上就常駐有一至兩個團的國民黨軍隊，輪番地學日本鬼子大掃蕩。而共產黨領導的部隊常住的有三、五兩個支隊，但他們是在深山的竹林和樹林間，與敵人打游擊。在采訪中，我們了解到革命軍民在當年的艱難困苦和英勇頑強，遠遠地超乎我們的想像；流血和犧牲也不像我們在嘴上說說時那么的輕巧。王明烈士，上海人，奉命來到四明山區開展革命工作，因叛徒出賣被捕，被敵人殺害，年僅二十一歲，為紀念他，后來將一個公社命名為“王明公社”。梁輝烈士，部隊干部，執行任務中被敵人發覺，被包圍在山上的一個洞里，終因彈盡而犧牲，如今也有一個“梁輝鄉（也有可能叫梁輝街道了）”。李敏烈士，女，犧牲得更為慘烈，大寒天她被敵人剝得只剩下內衣短褲，綁在柱子上，被敵人用刺刀一刀一刀地捅死，年僅十九歲，被譽為“浙東劉胡蘭”。我，不忍心再寫下去了。……　　

時隔兩年之后，采風小組又來到了梁弄鎮上，這時侯四明湖畔的獅子山上已經立起了一塊紀念碑，上面刻著有郭沫若副委員長親筆書寫（經過放大）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個大字。在紀念碑前我們合影留念，此照片至今仍在，雖已經模糊，但我依舊將它當作珍貴的物件保留在影集里。就在合影的當天，我觸景生情，寫下了一首叫“四明湖水清又甜”的歌詞，后有干老師譜曲，作為參賽歌曲在N市電臺上播出過。勿誤解我的用意，我無啥可自吹的，這樣子的寫是為了說明我的曾經，說明我是敬重英雄先輩們的，沒有他們哪來我的今天呢？忘記過去，忘記了毛澤東，就意味著背叛啊，盡管我非共產黨員。　　

次年，我因進修又來到梁弄鎮，為時整半年。期間我們周游了四明湖，訪問了讓賢公社，重又參觀了那幢革命的小樓，瞻仰了那顆大紅五星，又一次聆聽了革命老人講的革命故事，又一次經受了革命傳統教育。我們也來到了梁輝、王明等烈士的墓前，向他們表示我們由衷的崇敬和深切的緬懷。回校以后我又情緒沖動，寫了一首較長的“詩歌”：《永不倒下的戰士》。　　

我與四明山梁弄鎮真是有著不解之緣，這也成為了我年輕時最為美好的回憶。三十五年過去，彈指一揮間，然歲月還是很無情，將我從青年拉到了老年邊上，而今只能靠回憶來抒發難以壓抑的心情了。　　

永別了，我的青春年華；站在家門口朝南遙望，那四明山必定常青，那四明湖水必定常秀，那遍坡的毛竹林必定常綠，那遍山的松樹必定長挺。還有，那湖畔的板栗林，楊梅林，年年都果實累累吧，我想。　　

             人生三部曲　　

三，煎熬中的歲月　　

與苦盡甘來比較，我正好翻了個個。1982年，我進入了一家鄉鎮企業，是鎮村聯辦的，三十幾個工人。我開始扳起塑料壓機來，三班倒；因妻子也是三班倒（她在某校辦工廠），這下家庭的矛盾可就來啰。兒子才一周歲多，分下來的近一畝口糧田要種，夫妻兩個都是三班倒，倒霉遭罪的時日終于來到了我的面前，毫無抗拒的能力，只能順應大潮，咬牙堅持活下去。我家歷代非農民（如是說絕非瞧不起農民，本人極端高看農民，有博文為證），輪到我輩時戶口卻被放在了農村，至今仍不知這為何因，當然這是與本文基本無關的廢話，擱起。我們在鍋里盛飯的時候總是覺得很輕而易舉，而當我們真正地下田——整理秧田、孵種子谷、播種、培育秧苗、拔秧插秧、施肥、噴灑農藥、耘田、灌水、割稻、打稻、直到曬谷時……還會感到很愜意嗎？早稻的收割時值三伏，用不著我說，大家都知道這時候太陽的威力了。農民苦哇，當農民真苦哇。我基本上咬牙學會了種田的一整套東西，從孵種子到收割。再返回來說扳壓機吧，一部機器三個人，一人剪碎廢品，兩個人輪流扳。幸好無巧不成書，她二人皆是我的學生，特別地照顧與同情我，只叫我剪廢品。然只有天才曉得，即便是剪廢品，剪上八個鐘頭的有幾毫米厚的塑料片，那是什么概念呢？輪到上大夜班時，妻子往往是上白班，我下班她上班。我要將孩子從她的手里接過來，一直抱到等她16時30分回家來，我方才能夠躺下。兒子以他被父母抱著時睡著，一放到床上就醒來大哭的手段，參與了對我的懲罰。說一個終生不忘的故事，一天我抱兒子一直抱到后半夜兩點，索性開大門出去散步。時值麥收，曬場上還有一戶人家在用脫粒機打小麥。我走近了看，打麥的康叔問我：“起得這么早啊？”我反問他：“你們起得這么早打麥？”他說：“我們還沒睡過呀！”我大笑了，說：“彼此，彼此啊！”　　

很快過去了三個月，一天廠長對我說：“叫你去考會計，我們廠里要設專門獨立的會計了”。一共有三個人參加了考試，我奪了魁；大半個月后我當上了本廠的主辦會計。自此，我的命運似乎將被改變一些了。緊接著工廠從聯辦改成了鎮獨辦，成了名正言順的鎮辦企業。人們常說，上數玉皇大帝，下數食堂會計；會計是單位的（特別是企業）實權派。這么說來，我該是廠里的風光者了。　　

1984年初，鄉鎮企業實行了責任承包制，說穿了就是個人承包制，美其名曰：“讓能人搞企業”。于是，原先的廠長兼黨支書只剩下了支書一職，“能人廠長”獨攬了大權。說新廠長魄力不大那是冤枉，上任伊始他先燒了三把火：把塑料染色拉絲車間承包給了個人，令工人們集資五萬元購買了一部機器，預訂了三畝土地作為一年后的新廠址。其魄力確實不容小覷，我們自然翹首以待，盼望著企業從此走向擴大和興旺。1985年春末，工廠遷往新址，這時候已有工人近百名，廠址又緊挨著國道，看來前途必然遠大了。　　

廠長曾對我說：“我的一半膽子給你，你的一半文化給我，那有多好啊！”——他確是個大膽的聰明人，尤其是麻將打得好。做生意他也是一把好手，就是倒賣塑料，名義上是用來搞生產的，卻將大半賣給了別的廠家或個人（再倒賣）。資金是借貸來的，賣掉塑料后歸還，然后再借貸……一個生產廠家成了生意場，上頭也不管不問，鎮委書記就當著我們的面（在吃飯時）夸贊廠長：“他是個能人。我要跑遍全鎮所有的能人當家的廠家。”在做塑料生意中間，S省的J市某單位的一個科長就收受了我廠送的不少錢財，某ZHEN長也收受了一臺14英寸彩電，價值1500元，注意，那可是在1985年。不僅如此，在工廠靠借貸過日的情形下，廠長用公款買了部摩托車，歸他自己一家門上下班使用。而工人包括我的工資，每月僅為三十元左右。每逢有別廠的人上門來要債，說我是“實權派”，幫幫他們的忙，我只好對其說：“我把位置讓給你吧，求你了！”廠長對工人的要求是十分嚴格的，而對他自己則寬松得很，冬天里不到（上午）10點鐘不上班，為平息背地里的議論，又特地為模具車間買了一部舊摩托。1986年某月間，我草擬了一份報告，打算呈送鎮工業辦公室，告廠長的狀。坐在我對面的曾經的學生——出納員P某勸我說，搞得過他嗎？一語提醒了我，對呀，打虎不成反累犬，工辦能否支持我還得另說，我卻因此成了“犯上”之人，在本廠不能再呆下去了，別的廠也不會要我這樣的“犯上”之徒。那時候，不少廠長的家里都辦有私營小廠，想一想，這種廠還會虧本嗎？我總的說一句，幾乎全體鄉鎮企業的死亡（倒閉），始于此種“借公濟私、化公為私”之行為也。1988年盛夏，本廠終因資不抵債而關門大吉。我又失業了。　　

要生存要吃飯要保家，我擠入了生意人的隊伍，賣起了水果。我是遵法守法之人，開賣之前先去工商所做了營業執照，花去240元，還是“面子價”，因為該工作人員的兒子是我弟弟的學生，不然的話就是全價400多元。該時候已臨近年關（臘月廿六），我借了些本錢去批發水果，第一次全部都是桔子，三百多斤，光運費就是16元。當天就上街去賣，凡零頭（一分至九分）統統給買主去掉；買多一點的人連角頭也都給其去掉了。回家一想，這不行啊，明天起要用四舍五入法了。一轉眼到了除夕的前一天傍晚，匆匆吃好晚飯之后，仔細地考慮起明早的生意來。家中是唯我一人，妻子利用校辦廠放假時間在娘家褪鴨毛賺錢，兒子在外婆家盡情玩耍。我在白熾燈下一個個地擦去桔子皮上面的灰塵，光滑的桔子頓時在燈光下反射出誘人的亮色，給我以很大的鼓舞。擦完最后一個桔子，已是凌晨一點半鐘。不睡了，我決定，隨即吃了一碗水泡飯，打開大門，挑起大約140斤左右的桔子，勇敢地朝市場走去 。　　

北風呼呼，溫度肯定在零下好幾度，街上已經是人聲鼎沸，所謂的好位置均被占領一空了。我挑了一個位置把擔子放下，在透骨寒的西北風的陪伴下苦等著黎明的到來，迎候著上街購買年貨的人們。已經是除夕日了，我自己的家里還沒有一丁點的年貨，要說有就是這桔子了。　　

天，終于亮了；人們陸陸續續地走上了街頭，漸漸地越來越多，終使街道擠得水泄不通，人們摩肩接踵欲停不容。至上午九時整，我才賣出了不到五十斤桔子。從十時半開始，街上的人少了許多，到十一時便寥寥無幾了。但我還得堅持站著做我的水果生意，不能回家去準備除夕的大餐。依照慣例，此時所有的店鋪都已關門，肚子餓極了想買些吃的已經找不到了賣家。堅持啊，堅持就是……一直堅持到下午三點鐘，我挑著剩下的將近三分之一的桔子回家了。半路上碰到了兒子在玩耍，才知道母子倆回家來過年團聚了。一進家門，放下了桔子擔，家里卻無聲無息。跨進房門一看，只見妻子坐在床沿上在流眼淚。我退出房門后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心里覺得很不是滋味；愧對妻子和兒子啊，我！除夕之日，家里卻毫無過年的氣息，只怪我沒本事，連累了他們母子兩個。幸虧隔壁的弟媳及時地來到了我家，盛情邀請我們一家晚餐時去他們家吃年夜飯，我因此逃過了一劫。然而，在妻子的心里卻從此埋下了極為不滿的種子。大年初二，我又去賣桔子了，賣到初十才賣完這第一批貨。開弓沒有回頭箭，我得繼續賣下去，以至于批發來的水果品種越來越多。鎮上賣水果的私營鼻祖王大姐告訴我說：“新造茅坑三日香”，意思是告誡我以后的生意會差起來的。又對我說：“注意，不要對人講實話。明明進貨價是貴的，你偏要說是便宜的；明明是便宜的，你要說是貴的；千萬不要給人看進貨的發票，啊！”她說的的確是經驗之談。有一次我進了一千斤的便宜香蕉，單價四角，裝了滿滿一部三輪車。凡做水果生意的都知道，賣香蕉一般不賺錢，只是搭搭色而已。但我愣是把一千斤香蕉推銷了出去，還賺了160多元，花時一周。可在我的骨子里卻瞧不起我自己，因為我不喜歡做生意，生意場上太復雜了，爾虞我詐，互相拆臺，短斤缺兩，我覺得有一種窒息感。六月間正好有兩個舊日同事來找我，一個叫我去重操舊業，一個叫我去搞房產普查，為時兩年；這時候妻子所在的廠已奄奄一息，我正好將生意攤子推給她管理，自己去搞房產普查工作了。　　

這是建國來第一次全國范圍內的城市集鎮房產重新登記普查發放新房產證的工作，涉及到每一個單位和家家戶戶。我擔任勘查組的組長，丈量每一個單位、每一家的房屋面積，并畫好房屋平面圖。L鎮共有公、私房屋建筑兩千幾百戶，作為L鎮土生土長的人，我第一次有了全面了解鎮內房屋建筑物的機會。遺憾的是，跑遍了全鎮，竟然只發現了一處保存比較完好的建造于解放前的木結構樓房，現在還在否不知道。其余的都要么破爛不堪，要么新舊結合不倫不類，這真讓千年古鎮的臉上失去了光彩。這個工作比賣水果強多了，不過配貨（進貨）還是我去的，東到慈溪，西至上虞，南到縣城，一般一個禮拜要去進一次貨，兩頭的工作累得我心力交瘁，苦不堪言，為后來的疾病爆發埋下了禍根。　　

就在房產普查結束前兩個月，我終于倒下了。我沒有徹底完成本該完成的工作，是終生的遺憾。杭州的專家級名醫告訴我，我將“帶病延年”，或許也能活它個七、八十歲，但有前提條件，不得生氣，營養好些，壞境好些，不可勞累，等等。實際上我喪失了勞動能力，短短兩個月體重驟減二、三十斤，幾乎成了廢人一個。到兒子12周歲那年，也就是在我母親去世后的第三年五月底，40歲的妻子起訴到縣法院，要求與我離婚。同年八月二十五日開庭，之前五分鐘我問女法官：“還有沒有和好的可能？”答曰：“百分之百無可能。”我說：“兒子必須隨我生活，我得的不是傳染病，有醫院證明為憑。否則，我將采取必要的手段。”兒子留下了，并非我有舊意識，一是兒子明確表示要跟我，二是我兄弟姐妹眾多，兒子乃本門長孫，豈肯讓他去做一個“拖油瓶”。　　

 離異后我突發異想，趁機去考察一下社會不是蠻好嘛？我拎著編織袋到處去拾破爛，見識了各種各樣的人兒。有給我大米的，有給我舊衣舊褲的，有可憐同情我的，有拿出舊書報給我的，也有給我一些現錢的，對于這些我統統拒絕，我說我要自力更生，好意我領了。但也有說怪話的，鄙視我的，也有說我命不好的。兄弟姐妹對我的所為不知道也就不能理解了，也說些怪罪的話。我對這些都表示無所謂，只是問兒子怎么看待他的老子，兒子說，城市里還有拾荒專業戶呢。聞聽此言我心大悅，立即停止了近兩個月的“不要臉面”的舉動，慈眉善目地對兒子說：“好好讀書，努力上進；吃穿用不著你來愁，初中畢業后考師范如何？要么參軍去；讀高中你無用了，咱家大學可真的讀不起的啊！”　　

應該說，兒子還是比較爭氣的，真走了我給他指的那條考師范的路，而且成功了，盡管只是普師。　　

差點忘了必須說的一件事。1999年春天，農田要賣掉了，我早已不種水稻，好多人家都不種了。村上有人說不種田了的人家沒有資格分得賣田款，我跑去跟支書理論，說當初我不想種你們一定要我種，否則糧食自行解決；那么我的口糧田也在被賣掉的田當中，為什么我無份呢？上級的政策在哪里？最后證明我是正確的，分到了應得的錢款。　　

人世間真的有“命運”一說嗎？見鬼吧。人從娘胎里出來，一生中能一帆風順固然最好，但人生之路如一條直線的能有幾個？我并不想開導年輕人什么，而只想自己對自己說上最后一句：從貧窮時代的歡樂始，到盛世時代的煎熬終，我以為我的人生是有價值的，能夠在煎熬中頑強地生存，是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最好詮釋。（完）　　

　 　
010.6.16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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