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烏蘭巴托成吉思汗酒店大堂，一名中國人走過來在我的對面坐下，他自我介紹是在當地的中國商人，有話要和我們這些來自中國的媒體說。聽他講了好久，才明白了他要表達的意思，那就是在蒙古的中國商人沒有表達的渠道，在發生問題之后，沒有辦法為自己解釋。

他擧了一個例子，那就是一個中國人在當地經營的煤礦，因為一名中國員工開車不小心撞死了一名蒙古人，結果在蒙古媒體大量報道下，細節被不斷渲染，甚至偏離了事實，而這些報道，激發了當地人的強烈不滿，煤礦被一百多名蒙古人包圍，要為死者討回公道，為了平息民憤，這家煤礦的執照被政府吊銷，但是政府所羅列的這家煤礦不符合蒙古有關規定的罪狀，都不至于吊銷執照。

因為事情已經變得政治化，雖然這名煤礦主嘗試走法律途徑，但是連他自己都覺得希望不大。這名煤礦主也在酒店里面，看上去很彷徨的樣子在那里走來走去，因為同一時間，酒店里面正在舉行中蒙經貿論壇，兩國的總理剛剛對者兩百多名中國和蒙古的企業家發表完講話，希望進一步推進兩國互惠互利的經貿合作關系。

這讓我想起另外一個在蒙古工作很久的朋友也告訴我，這一年多，在當地的中國商人，遇到的麻煩越來越多了。

我想是因為過去一年多，來當地投資的中國企業以及中國人越來越多，就好像在非洲，關于中國公司的負面報道變得多了起來。這里面的原因很多，首先，對于商業媒體來說，有新聞價值的，當然是哪些有沖突性的所謂的“負面新聞“，這一點，對于很少被“負面”報道，或者看“負面”報道的中國企業和中國商人來說，會覺得很不適應。但是這是無法改變的，只能學習應對。所謂的表達渠道，也就是主動地接觸媒體，比如召開記者會，接受訪問，而不是傳統的思維，希望中國政府能夠出面為自己擺平，而且當政府介入到經濟商業糾紛里面之后，很容易把問題政治化。

其次同樣也是這些中國企業和商人們自己的認知問題。在蒙古也好，其他的國家投資也好，是否了解當地國家的法規，是否懂得如何和工會打交道，因為很多時候，如果把自己習慣的一套在國內做生意，經營的方法搬到國外，即便是哪些經濟水平遠遠低于中國的地方，也同樣會遭遇到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問題。因為這些方法，原來在那些國家，是走不通的，或者是要承擔法律風險的。

當然，在一個缺乏法治，講求關系，金錢利益輸送的地方，這些方法可能是走得通的，但是同樣也有風險，這種風險來自于其他的用這樣方法的競爭者，也來自于當地民眾。幾年前在非洲采訪，就有一位非洲國家的領導人，當面向中國領導人投訴，中國企業不單單行賄，而且還留下了很多劣質項目。

事實上，如果一個地方，這些關系能夠走得通，也就意味著當自己的企業遇到麻煩的時候，是不能夠指望透過法律途徑解決的，而在這些地方，還會有人身安全的風險，這個時候，當地政府當然是不會承擔起保護個人安全的職責的，這個時候，只能去找自己國家在當地的使領館了。

當然，說到使領館，正是這個商人抱怨的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遇到麻煩的時候，不知道如何去找。私交不錯的，當然可以打手機或者直綫電話，但是大部分的人，只能夠打總機，或者是中國的電信服務公司在大家抵達一個國家之后所提供的熱綫電話，當然，如果有嘗試過的話，都會有同樣的體會，那就是，當遭遇緊急情況的時候，這些電話是幫不了自己的。

不過説到使領館，忽然想起了朋友的另外一個例子。這是一個在泰國的香港人，因為在當地經商的關係，需要提供一份住址證明。結果去了中國使館，對方表示，無法提供這樣的服務，想起來自己還有一本英國海外公民護照，於是去了英國大使館，很簡單，交了工本費，因為對方需要和香港入境処有文件往來，一個星期之后拿到了證明。

這名蒙古的中國商人要求不高，他說，他只是希望中國使館能夠讓在當地的中國人知道，比如在馬路上遇到了當地交通警察的勒索，知道應該打電話去當地警察局的哪個部門投訴，或者是這些中國人到了蒙古，可以獲得一本使館提供的手冊，上面可以提供更多的資訊，比如當地的法規，各種聯系方法，而不是讓這些企業在當地一邊撞墻，一邊慢慢摸索。

雖然我覺得，有很多的事情，確實不應該過於依賴政府，但是既然中國政府鼓勵企業走出去，而且如果在一個地方，中國商人遭遇問題，不再是個案，而是普遍現象，那末政府就有了解決問題的責任。不然的話，當小糾紛演變為政治化問題，對誰都沒有好處。而且，正如這名商人的感嘆，如果一個國家對自己在海外的國民不尊重不愛護的話，又如何要求別人尊重和愛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