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談原則
原則:言行所依據的準則;總的方面;總體上。(參見——內蒙古大學出版社《現代漢語詞典》)
“原則”的概念大概也就如此了。
原則是體現在方方面面的,許許多多的具體原則之和即為總的原則。真正的馬列主義者、真正的共產黨人就是講原則、堅持原則的人。比如毛澤東、周恩來,比如焦裕祿、王進喜、雷鋒,等等。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講原則的國家,它對外不懼怕帝國主義的耀武揚威,同時堅定不移地支持被殖民被壓迫國家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解放而進行的斗爭,贏得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充分信任和支持,隨之也極大地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對內它讓人民群眾登上了主人翁的高位,因此使人民群眾煥發了參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巨大熱情, 把新中國建設成為了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
在當年對待蘇聯老大哥的問題上,毛主席以本國本民族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拒絕了赫魯曉夫的無理要求,雖然換來的代價是蘇聯撤走了在華的全部專家,但是在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原則指導下,中國站立得更直了,腰板更硬朗了。如今蘇聯早已被赫魯曉夫們斷送了,無論怎么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挺立著,再堅持十四年,就強過蘇聯了。在原則性的問題上,毛主席是毫不妥協的,對待當時蘇聯修正主義時就采取了與之堅決斗爭的立場,在原則問題上面絕不含糊,堅決地捍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充分地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績,為國際共運作出了不朽的貢獻。有毛主席的詞為證:“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蓬間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飛躍。 借問君去何方,雀兒答道:有仙山瓊閣。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另方面,針對中國共產黨黨內的實際情況,也根據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需要,以蘇聯修正主義作為一面鏡子,防止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
在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上,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在建國初期就明確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且還堅持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中印之戰,珍寶島之戰,西沙之戰,中越邊境之戰就是實例。十分年輕的新中國沒有采取韜光養晦的外交策略,沒有在外敵的重重封鎖和包圍之中驚慌失措,而是充分地相信人民發動人民,實行全民皆兵,提高警惕保衛祖國,使得美國兩次敗北,總統親自訪華,一貫趾高氣揚專橫跋扈的美國統治者在新中國及其領導人毛澤東的面前變得謙恭起來,開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了。這就告訴我們,正義必然戰勝邪惡,自尊和勇敢是對付敵人的最好辦法,做縮頭烏龜是沒有出路的,口軟和骨頭酥更是被敵人所恥笑的行為。
毛主席說:“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又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還親筆書寫了“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這就是對廣大共產黨人的要求,黨的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偏離了它就是拋棄了共產黨的宗旨和原則,共產黨這艘船就會在人民的大海里顛簸搖晃,執政的根基就會動搖。從當年毛主席的不吃肉、穿七十多個補丁的睡衣、為百姓的疾苦而流淚,我們看到了人民領袖堅持與人民同甘苦共命運之原則的偉大示范作用,這對今日的共產黨人有否教育意義呢?
在當年的任何媒體上報道國內之事時,都見不到“官員”之稱,只有“領導、同志和干部”,稱共產黨及其政府的領導人、下一級的負責人為“官員”,倒是會讓人們想起封建時代來,這么看來,與時俱進應當起始于毛澤東時代。稱呼的改變并非小事,因為共產黨的干部必須是跑在群眾前頭的人,這是原則問題;火車跑得快,全憑車頭帶,落后于群眾的干部,與封建時代高高在上的官又有何異?焦裕祿以一個共產黨人的崇高情懷,置自己身患絕癥而不顧,一心想著群眾,牢記著黨的宗旨,堅持著為民辦實事的原則,最終成為縣委書記的楷模和毛主席的好學生。
毛主席指出:“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這是在教導黨的干部們要遵循清廉奉公和勤儉辦一切事業的原則;“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這是要求與敦促醫療衛生部門堅持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服務的原則;……令人難忘的事例太多太多,怎么能夠寫完全呢?今天我們站在2010年的門檻上,用我們的一雙眼睛環顧著四周,“原則”還在嗎?答案是:還在,在黨章里,在中華第一門的墻上,那里還留著“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
零零亂亂地談得很不好,還在學習;學習毛澤東思想是一輩子的事情。
2010.6.10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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