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腐敗？國際透明組織對腐敗含義的解釋是：“公共部門中官員的行為，不論是從事政治事務的官員，還是行政管理的公務員，他們通過錯誤地使用公眾委托給他們的權力，使他們自己或親近于他們的人不正當地和非法地富裕起來。”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腐敗定義為：“腐敗是濫用公共權力以謀取私人的利益。”一個更為廣義的定義是：“腐敗乃是通過關系而有意識地不遵從，以圖從該行為中為個人或相關的個體謀取利益。”我國的一些學者認為：腐敗是“黨和國家公務人員濫用權力謀取私利，從而違反當時社會公認的紀律、法律和道德規范，并形成一定社會危害的一種畸型的政治行為和政治現象。”筆者認為，腐敗就是利用公權公職采用不合法、不道德的手段，為自己、自己的家族、自己所屬的小集團謀取私利的現象，簡言之“腐敗就是用公權謀取私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掉了計劃經濟和公有制，只要能保證公平和正義，還是社會主義；如果丟了公平和正義，就從根本上變質了。我們采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謀發展，不丟社會主義旗幟，是要擺脫貧窮社會主義，在更高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上，實現公平和正義，讓人民都過上好日子。我們現在的主要問題是，改革開放后導致了官員腐敗的孕育、誕生、成長和坐大，他們占有了經濟發展的太大的份額，導致改革共識的破裂。這就走到了改革開放初衷的反面。
中國官員腐敗的形成和發展可分為四個時期：
一、官倒時期。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利用“雙軌制”的漏洞，中國官員們通過“官倒”即倒買倒賣，把計劃內物資轉化為計劃外物資，賺取差價；或倒買倒賣進出口物資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斂起第一桶金。
二、包攬大型工程時期。90年代中期以后，通過包攬大型工程虛報成本、出賣國家和工人權益提高優惠條件吸引外資、在進口大型設備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國家的和省一級工程中，就有高達40～60%的工程款流進了他們的口袋。1998年以來，中國開始興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國家支付1億 200多萬元，而實際僅需7000萬元，中國官員們每公里攫取了3200萬元。這樣的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僅此一項，承包工程的權貴就掠奪5120億元以上。
三、國企改制時期。中共十五大以后國企改革的路子是 “抓大放小”，大企業引進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實行股份制；小企業實行私有化。問題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以后的國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認為“經營者持大股”是國有企業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權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報》2002 年8月7日發表新華社記者關于國有中小企業改制的調查報告：《“新百萬富翁”震蕩大江南北》。我們看一位董事長的自述，可知“新百萬富翁”是怎樣“一夜之間”產生的：
具體確定為國家保留22.5%的國有股；董事長占22.5%的股份，即1125萬元；職工持股會占20%；外來法人股占35%。這樣，我就成為了名義上的 “千萬富翁”。我的1125萬元股份，除自己積累50萬、向親朋好友借200萬以外，第一塊是經營者才能獎金100萬元，第二塊是技術獎勵150萬元，第三塊是職務配股250萬元，第四塊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讓375萬元，而這375萬元期股實際上是以現金分期付款的方式買斷國有資產存量，靠分紅的錢還。這幾年我經常受邀請到上海、山東、四川等地作報告，反復講經營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萬年才有一次機會。
這位董事長交了好運，市政府給了他875萬。主事的官員能夠統一認識把這筆錢給他而不是給別人，這是幕后交易的結果。他當然要通過巧妙的方式給官員們送錢，把這個人情還回去。國企改制因為沒有民主監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級政府官員黑箱作業，導致腐敗叢生。通常是政府參與設計公司管理機構，尋找經營者，為國企資產作價，甚至承擔部分債務。由于較大的國企資本存量大難以賣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員將其從“全民所有”“界定”為內部人所有，在內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經營者持大股”。這種類型的改革被稱為“界定”式的改革。所謂“界定”，說穿了就是行政劃撥，這就給官商勾結發“改制財”留下了廣闊的運作空間。如果主持者是個貪官，為了國企脫困提高經濟效益而改制的這本“經”就被徹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誘惑下，官員們很難潔身自好。只要在領導集團內部按權力身份把利益擺平，政府、人大和黨委一路綠燈通過，大家既有了資本，又有了政績；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現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護的所謂 “利益集團” 。在這種體制下個別人潔身自好是很難的。假定班子里成員每人200萬股份，十個人九個人拿了，就一個人堅持原則不拿，這個人就很難在這里繼續混下去。他就成了異類。 “怎么，你準備揭發嗎？你準備將來上級查處時當堅持原則的代表嗎？”先找個理由把他淘汰出局。這就是所謂逆淘汰制，在整個風氣壞了的時候，當清官很難，許多不是很壞甚至比較好的干部是這樣下水的。在處理官員腐敗集團的時候要把這部分人分化出來。
現在官員腐敗集團坐大，成了黨的心腹之患。他們和真正的共產黨坐在一起了，穿一樣的衣服，在公開場合說一樣的話，都念鄧、三、科這一本經，你很難分清誰是共產黨的改革派，誰是官員腐敗集團成員。
四、買官賣官時期。這是中國官員腐敗的惡性發展。2001年6月15日，中紀委、監察部召開新聞發布會，揭露了原沈陽市市長慕綏新、常務副市長馬向東案件。這個案子的特點是開了買官賣官的先河，有人寫成紀實文學《新官場現形記》。在遼寧沈陽查處的慕馬案中，涉及16個人是“第一把手”，市長、法院院長、檢察長、財政局長、國稅局長、土地局長、物價局長、煙草專賣局長、建委主任、國資局長等要害部門的第一把手紛紛落馬，新華社記者描述說，“一把手”的腐敗行為直接影響了一個地區和一個單位的風氣。市長收局長們的錢，局長就收處長們的，處長再收科長的，從而形成了“對上送，對下收”的潛規則。買官賣官在一些地區和部門已經司空見慣，“官市”極其火曝。 黑龍江韓桂芝、馬德買官賣官案涉及領導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級干部，上百名地市級干部。在馬德任書記的綏化市，有50多個部門領導和70%的縣級領導卷入買官賣官生意。 國家級貧困縣河南上蔡縣原縣委書記楊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樣明碼標價，財政局長40萬元；人民醫院院長30萬元；各鄉黨委書記6萬元至10萬元不等。安徽和縣原縣委書記楊建國，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極致，從鄉鎮到縣直機關，大到鎮長小到婦聯干事全部明碼標價出賣。 依靠這些黨棍官僚治國安民，建設和諧社會，無異于緣木求魚。
官場商業化，必然導致官員劣質化、流氓化、黑社會化。這些官員身上不僅沒有一絲一毫共產黨人或國家干部的正氣，而且完全喪失了做人的底線。贓官徐其耀，有 “教子書”一封，深刻揭示了中國官員腐敗集團的世界觀：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種利益,你不但要明確的把攫取各種利益作為當官的目的，而且要作為唯一的目的。你的領導提拔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的下屬服從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周圍的同僚朋友關照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別人的你必須給。記住，攫取利益這個目的一模糊，你就離失敗不遠了。
現在揭露出來斂財最多的貪官是廣東省政協主席、前公安廳長陳紹基，雙規后查出他有20本化名存折，涉案金額總計人民幣20億元。 據揭發，最近被雙規的深圳市市長許宗衡親口講過：“現在沒有關系根本上不去，我到這個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錢呀！我就是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當上這個市長（據說為了當這個市長他花了3000萬），我已經投了不少資了，現在已經豁出去了。好多企業家為了我當市長，都愿意豁出老本。這些人出錢幫我當官，我得還債呀。” 為了還債，他賣官開出的價格是：“一名區的正職不低于1000萬；大集團（企業）正職不低于800萬；一般局長在500～600 萬之間。”
清末賣官，最大是候補道，地司一級官員，是個社會身份，無俸祿，很少有人能補到實缺。現在賣官是實職，有人花3000萬買市長、省長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撫這一級官員花多少銀子也買不到的。當前的中國社會，腐敗是沒有底線的。
臟官們道貌岸然的背后，除了斂財，就是搞女人。
新華社報導，貪官95％都有情婦，60%以上的腐敗案與二奶有關。有好事者根據真人真事制作“全國二奶排行榜”在網上傳播，有九個“獎項”，揭露了這些贓官的驚人的腐敗：
“數量獎”授予包養146奶的江蘇省建設廳長徐其耀，就是寫“教子書”，把貪污作為當官唯一目的的那位；
“素質獎”授予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張宗海，常年在五星級酒店包養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學生17人；
“學術獎”授予海南省紡織局長李慶善，記載性愛日記 95本，制作標本236份；
“青春獎”授予四川樂山市長李玉書，20 個情人年齡都是16到18歲；
“管理獎”為安徽宣城市委副書記楊楓奪得，妙用MBA知識有效管理77名情人；
“揮金獎”得主深圳沙井銀行行長鄧寶駒，給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揮霍1840萬元，平均每天23000元；
“團結獎”得主福建周寧縣委書記林龍飛，被稱為“三光書記”：官位賣光、財政的錢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團結”事跡是與22名情人舉辦群芳宴，選出一位芳中之最，頒發佳麗獎，獎金30萬元。
“和諧獎”得主是海南省臨高市城管大隊長鄧善紅，有 6個情人，生了6個孩子，對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干勁獎”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長曾國華，面對5位情人立誓：保證到60歲時，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
問題的嚴重性在于，以上這些極壞的典型已不是個別現象。五十步與百步之間的貪腐官員已經占了多數。
問題積累到今天，中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同官員腐敗集團的矛盾.如果不能徹底解決中國官員腐敗問題,中國官員腐敗集團必將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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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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