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卡錫主義的陰魂不散及對中國的影響

康秀峰

美國自由平等嗎？當今，40歲以下的人基本對決定中美關系的麥卡錫主義不太了解。在抗日戰爭羅斯福當政期間，1944年7月22日，美軍觀察組長包瑞德的帶領下的第一批九名成員，他們代表美國軍方和政府，肩負著進駐延安、開辟與中國共產黨直接聯系通道的使命。負著美國政府賦予的特殊使命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開始了美國官方與中國共產黨長達三年的正式交往與合作。　　

美軍觀察組的建立，與兩位年輕的美國大使館外交官謝偉思和戴維斯和史迪威有關。1944年1月，戴維斯和謝偉思通過不同渠道，同時向美國國務院遞交了內容相似的正式報告，建議向延安派遣常駐軍事和外交人員。霍普金斯知道美國政府已經準備同中國共產黨直接接觸，于是他立即將戴維斯的報告上交給羅斯福。由于戴維斯的報告有效地啟動了美軍觀察組的準備工作，戴維斯被一些美國史學家稱為“美軍觀察組之父”。美軍延安觀察組的起源，還有一位重量級人物是一定要提到的，他就是美軍中緬印戰區總司令、中國戰區參謀長約瑟夫·史迪威將軍。1944年5月，羅斯福接見了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這是美國總統短期內第二次在白宮接見這位毛澤東的朋友。這次談話使羅斯福更加堅定了與中國共產黨接觸的決心。6月份，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華訪問，他是美國建國以來訪問中國的最高在職官員。21日，華萊士在重慶與蔣介石進行了第一次正式會談，向延安派遣美國使團是會談的主要議題之一。在美國的壓力下，經過重慶、延安和美軍三方面協調，這個使團被正式定名為“美軍中緬印戰區駐延安觀察組”，簡稱“美軍延安觀察組”，代號“迪克西”使團。　　

美軍觀察組要抵達延安的一個月里，毛澤東又多次親自過問了接待美國觀察組的準備情況，并親自到延安機場視察安全保衛工作。可見毛主席對美國是重視的。這次航行比尼克松總統1972年的破冰之旅早了近三十年。　　

作為美國駐華使館的二秘的謝偉思，顯然是負有政治使命的。因此，毛澤東在席間問謝偉思道：“美國是否有可能在延安設立一個領事館？”謝偉思回答說，這有一些實際困難，首先是在這一地區的美國人太少了。毛澤東還對謝偉思說，如果戰爭一結束觀察組就撤離延安，那將會是國民黨打內戰的最危險的時刻。在延安時期，謝偉思在訪問中共的抗日根據地時驚奇的發現，日軍侵占中國大半河山，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大后方彌漫著濃重的悲觀情緒的同時，中共根據地的軍民卻表現出高昂的斗志和樂觀主義精神。這種強烈的反差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謝偉思在呈給國務院的報告里寫道：“我們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樣的感受：我們似乎來到了另一個國家，見到了不同的人民。人們的精神面貌和氣氛是如此的截然不同。無論官員還是平民，都坦誠相待，非常友善，沒有任何的裝腔作勢和繁文縟節。延安沒有警察，士兵也很少見到，沒有乞丐，沒有極端的貧困，這里祥和寧靜。然而在重慶，警衛森嚴，人們如臨大敵，場面異常緊張，奴顏婢膝的丑態到處可見。”鮮明的反差讓謝偉思大發感慨：“我們全力支持的政權（蔣介石政權）的表現和我們發誓要消滅的敵人（日軍）是如此雷同；而我們從不予支持的中共卻又與我們美國人自己這般相象。真是不可思議！”　　

謝偉思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對政府提出了建議：在援助國民黨政府抗戰的同時，也應給予中共以支持。這樣做不僅有利于盡快打敗日本，也有利于和中共建立建設性關系。蔣介石在戰后必然發動內戰，而內戰的結果一定是中共獲勝，中共并非蘇聯的附庸，完全是中國現實造成的土生土的革命勢力。　　

許多年后，美軍延安觀察組成員科林出版了他在延安拍攝的大量珍貴照片，謝偉思在這書的扉頁上寫下了這樣的話：我們這些美國人在延安見證了正在孕育的新中國，我們認識到，美國人和中國人可以也必須一起工作。 美軍觀察組正在延安順利地完成著自己的使命，然而在重慶，駐華美軍最高司令長官史迪威與蔣介石的矛盾卻已經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史迪威他隨即向華盛頓提出了一項新的建議，即由他本人親自去一趟延安，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洽談軍事合作。消息通過美軍觀察組轉遞給中共中央后，毛澤東立即對史迪威表示了真誠的歡迎與期待。然而，史迪威已經沒有去延安的機會了。10月18日，史迪威突然接到華盛頓的正式命令，要求他48小時內離開中國。史迪威無奈地嘆道：“斧子終于砍下來了。”在重慶的最后兩天里，他還抽出寶貴的時間，去向他尊敬的宋慶齡告別。　　

史迪威是1919年就來華工作任武官，并跑遍了大多數的中國農村。對中國官場的黑暗和腐敗深痛惡絕，對中國人民的水深火熱生活是十分同情。　　

美軍觀察組撤離延安時，毛主席是有信件交觀察組捎往美國總統的。羅斯福總統的突然去世，徹底改變了中國共產黨和美國的關系。起決定性的事件就是美國制造的“《美亞》案”，1945年3月，美國眾議院以207票贊成、186票反對，將其臭名昭著的“非美委員會”改為常設機構。與此同時，由于美國國內通貨膨脹指數急劇上升，在短短的一年中發生了3.47萬次罷工，共有450多萬工人走上街頭。眾院非美委員會借機指責工會 “已被共產黨滲透”，極力煽動公眾反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迫害進步人士。1945年3月11日，美國聯邦調查局借口當年1月26日出版的《美亞》雜志上有一篇文章與他們掌握的一份秘密材料在內容上相似，伙同戰略情報局的特工人員一起闖進了《美亞》雜志編輯部，并聲稱“從辦公室搜出1700多份機密級和其他密級的政府文件”。6月6日，聯邦調查局再次查抄《美亞》雜志編輯部，聲稱“搜查出1069頁政府文件，其中有504頁是保密性質的”。同日，美國司法部以“偷竊政府絕密文件”的罪名逮捕了曾在美軍駐延安觀察組長期工作的國務院官員謝偉思等6人。事后查明，《美亞》雜志所使用的文件是謝偉思私人保存的發自延安的報告的副本，并非什么“絕密文件”。這些報告中的觀點，大部分是謝偉思等人在中國延安的近一年時間里，通過同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交談和美軍駐延安觀察組成員的實地調查得出的真知灼見。如在1945年2 月中旬，謝偉思在為即將回國的中國戰區美軍司令魏德邁將軍所寫的備忘錄中，提議美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奉行類似盟國對南斯拉夫的鐵托游擊隊所奉行的政策 ——即像英國首相丘吉爾一樣，根據一切黨派在對德作戰中的表現，而不是以它們的意識形態來判斷提供援助與否；希望美國政府在制定其中國政策時從自身角度考慮，不要支持蔣介石政府打內戰等。謝偉思被捕后，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將這一事件看作是“中美關系的分水嶺”。盡管聯邦大陪審團在8月份宣布因證據不能成立，謝偉思無罪開釋，但在《美亞》案的影響下，杜魯門政府還是從1947年 12月17日起開始對聯邦政府、武裝部隊和國防訂貨承包商實行所謂“忠誠調查”。其調查對象的范圍甚至擴大到了荒謬可笑的地步。據統計，在“忠誠調查”期間，總共有2000多萬美國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審查。在“忠誠調查”的影響下，美國的社會輿論也隨之右轉，教授社會科學的教師如果不在課堂上大罵蘇聯和共產主義就會被解雇，辛辛那提紅色棒球隊被迫更改了名稱，甚至參加角逐美國小姐的候選人都必須陳述她們對卡爾·馬克思的看法。恰在此時，威斯康星州參議員麥卡錫的一篇演說，將這一運動推向頂點。　　

約瑟夫·麥卡錫，1946年，11月當選州參議員。在參議院任職的前四年中，由于行為不檢點和進行大豆期貨投機交易、賭博和酗酒，他的聲望一落千丈。人們常說，“在麥卡錫參議員的公文包一大堆不同性質的事實和經不起驗證的數字，把參議院和整個美國搞糊涂了”。尤其是1949年秋天，麥卡錫居然為屠殺美國士兵的納粹黨徒辯護，引起輿論嘩然。因此，在這一年的民意測驗中，麥卡錫被評為當年“最糟糕的參議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個月后，1950年2月9日是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林肯的誕辰年紀念日，麥卡錫發表了題為“國務院里的共產黨”的演講，聲稱在他手中，有“一份205 人的名單”，“這些人全都是共產黨和間諜網的成員”。指責國務院里有意識地窩藏了200 名以上的共產黨人，美國所面臨的危險不是外國可能進行侵略，而是被國家所厚待的某些人的背叛。他指控說，整個國務院都被共產黨搞得千瘡百孔了。“國務卿知道名單上這些人都是共產黨員，但這些人至今仍在草擬和制定國務院的政策。”　　

麥卡錫的演說有如晴天霹靂，令美國上下一片嘩然。此前如履薄冰的麥卡錫則一夜之間成為聲震全國的政治明星。惠林演說之后，麥卡錫又相繼飛往猶他州的鹽湖城和內華達州，重復他在惠林的演講。麥卡錫手中還揮舞著一張小紙片，這就是所謂的“間諜名單”，麥卡錫在參議院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所謂“揭露和清查美國政府中的共產黨活動的浪潮”。朝鮮戰爭爆發后，麥卡錫更是借口杜魯門政府中有人暗中“私通蘇聯”、“出賣了蔣介石集團”、“幫了共產主義的忙”，將民主黨執政的20年稱為“叛國 20年”，并將鋒芒直指杜魯門政府。1951年6月14日，麥卡錫借口杜魯門撤換朝鮮戰爭中的美方總司令麥克阿瑟，在國務院發表了平生最長的一次演說，直接指責杜魯門政府對外政策重要制定者，曾經擔任駐華特使、國務卿和國防部長，被杜魯門稱作“現今最偉大的人物”的喬治·馬歇爾將軍。將“叛徒”甚至“謀殺者”的罪名安在馬歇爾頭上，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極力反對在巴爾干開辟第二戰場，使得蘇聯先于西方盟國到達東歐；在雅爾塔會議上蒙蔽羅斯福，使蘇聯在領土等方面獲利；在擔任杜魯門總統派駐中國的特使調停國共兩黨沖突期間暗中支持共產黨，“出賣國民黨”；在國務院任職期間制定了對蔣介石集團不利的政策，“幫助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等。后來，麥卡錫還讓他的助手編印了《美國從勝利后退：喬治·馬歇爾的故事》一書出版，并廣為散發。同時受到麥卡錫無端指責的還有在戰時和戰后參與美國對華事務的歐文·拉鐵摩爾、費正清、謝偉思、柯樂布以及時任國務卿的艾奇遜等人。　　

1953年4月，麥卡錫在兩名年輕助手的協助下，開始對美國的大使館藏書目錄進行清查。在這次清查中，美國共產黨領袖威廉·福斯特、左翼作家白勞德、史沫特萊等75位作家的書籍全被列為禁書，甚至連著名歷史學家小阿瑟· 史萊辛格和幽默作家馬克·吐溫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險書籍”之列。據估計，被剔除的書籍總數有近200萬冊。在此影響下，美國國內一些城市和學校的圖書館也紛紛查禁甚至焚毀“任何可疑的書籍和雜志”。在“麥卡錫主義”最猖獗的時期，美國國務院、國防部、重要的國防工廠、美國之音、美國政府印刷局等要害部門都未能逃脫麥卡錫非美活動調查小組委員會的清查。同時，美國的左翼力量也受到空前的打擊。僅1953年一年，麥卡錫的委員會就舉行了大小600多次“調查”活動，還舉行了17次電視實況轉播的公開聽證會。在歐洲，人們更是將麥卡錫直接比作希特勒。這種情況下，國務卿杜勒斯向總統艾森豪威爾表達了這樣的憂慮：“許多歐洲領導人似乎認為我們（美國）正在麥卡錫的領導下走向美國式的法西斯主義。”英國工黨領袖艾德禮甚至發出了這樣的疑問：在美國外交政策方面，究竟是艾森豪威爾的權力大，還是麥卡錫的權力大？在美國國內，有人發出這樣的感慨：共和黨已經是“一半屬于麥卡錫，一半屬于艾森豪威爾”了。1953年7月，麥卡錫的助手馬修斯在《美國信使》撰文，指責美國耶穌教會牧師中“受到了共產黨的嚴重滲透”。教會立即將電話打到白宮，抗議馬修斯的誹謗。　　

受到常設調查委員會的傳訊，包括一些知名人士，如作曲家科普蘭、作家哈米特及詩人休斯，但絕大部分人是普通政府工作人員、公司職員或軍人。他們被傳訊的理由千奇百怪，例如，當時紐約一家報紙的一名秘書被傳訊是因為她老板曾一度是共產黨人，而她本人又聽過黑人歷史講座；而國務院的一名女職員甚至連馬克思是誰都不知道也被當做共產黨嫌疑人而被傳訊。雖然最后沒有一個人因為他們的證詞而被判入獄，但很多人因為麥卡錫的無端指控失去了工作或名聲受損，甚至有人在壓力下自殺。在1954年2月份的一次聽證會上，陸軍中校布朗以“總統令禁止泄露軍事人員和安全檔案”為由拒絕回答麥卡錫有關一個軍醫的提問，麥卡錫勃然大怒，并威脅說：“我不會聽任任何陸軍軍官保護一個共產黨人，你必須回答這些問題，否則參議院將以蔑視罪審理你的案子。”任何拒絕向參議院委員會提供情況的軍人都將被解職。　　

麥卡錫主義是1950—1954年間美國國內反共、反民主逆流的典型代表，流毒深遠，它惡意誹謗、顛倒黑白、無比的大膽和巧妙撒謊、肆意迫害共產黨和民主進步人士直至有不同意見的人。麥卡錫主義作為一個專有名詞，也成為世界上最無恥的政治迫害的同義詞。　　

麥卡錫主義對美國民主政治進步的影響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3個月，麥卡錫主義的發生，成為聯邦調查局充分發揮的一個重要依據。在美國的政客人眼里，中國無異是美國的一個附屬國，蔣介石政權無異是美國的一個工具。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居然換不來殲滅兵力上處于絕對劣勢的中國共產黨軍隊，麥卡錫主義的產生使美國人不反思自己的對華政策上的錯誤，而要追究有關人員的罪責。　　

在麥卡錫主義的橫行下，美國國內成千上萬的華裔和亞裔被懷疑為“間諜”。他們不僅被非法傳訊，不準寄錢給中國的親人，甚至被禁止公開談論自己的家鄉，還有不少人因被指責“同情共產黨”而受監禁、被驅逐甚至遭暗殺。在美國工作的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也因被指責在戰時參加了美國共產黨的活動，受到了聯邦調查局的傳訊。此后，錢學森多次發現他的私人信件被拆，住宅電話被竊聽，他的“國家安全許可證”也被吊銷。這表明，他已經不能繼續從事噴氣推進研究，甚至不能留在實驗室里工作了。直到1955年離開美國前，錢學森一直受到美國移民局的限制和聯邦調查局的監視。由于受到美國政府的限制，錢學森回國時不僅沒有帶回任何研究資料，甚至連一些私人生活物品都未帶回。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也因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不得不偕同夫人離開祖國，遠走瑞士。1972年2月19 日，斯諾客死日內瓦。斯諾去世后，家人在清理他的信件時發現他留下遺言：要把他的一部分骨灰留在中國，因為他熱愛中國；把骨灰的另一半送回美國，安葬在故鄉的哈得孫河畔。　　

麥卡錫在美國全國掀起的“反共”清查運動，致使無數人士受到無辜迫害。胡佛晚年時，他曾經對自己的助理局長威廉·沙利文大發脾氣：“如果你不斷胡說國內共產黨已經今非昔比，我怎么好從國會弄到撥款？”可見，就連他本人也承認，所謂的共產黨的威脅早已是嚇唬統治階層的謊言了。在他的領導下，聯邦調查局秘密調查疑似顛覆者和激進人士達數萬人。胡佛經常會夸大這些所謂“顛覆者”的威脅，還曾多次不惜越權以消除這些威脅。 1956年，胡佛他打著“反諜計劃”的幌子，開展起一個骯臟的秘密項目。反諜計劃最早被用來瓦解共產黨，后來又被用來對付諸如黑豹黨、馬丁·路德·金組建的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以及其他團體。它的破壞手段包括滲透，盜竊，非法竊聽，偽造文件和散布針對目標組織主要成員的謠言。還包括煽動暴力和謀殺。　　

麥卡錫主義對美國民主政治進步的影響是災難性的。使美國只在兩黨的輪流坐莊下生活，兩黨政治實際上與一黨政治無質的差別，是一黨專制的政治制度，構成了資本專制的整個制度，是維護資本集團核心利益的。在美國，從此不再有新的政黨成立，同時喪失了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在1941年6月，羅斯福任曾經發表的一個演說，在演說中提及過“四大自由”第一是言論和發表意見的自由，第二是每個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信仰的自由，第三是不虞匱乏的自由，意味著保證使每個國家的居民過上健康的和平時期生活的共識，第四是免受恐懼的自由，意味著任何國家都無法對他國發動武裝侵略。　　

麥卡錫主義雖然似乎不在了，但陰魂不散，使美國處于一種霸道的思維中。如美國杜魯門主義認為，在世界上任何地區發生社會主義革命，都會威脅到美國的安全。美國要擔當“世界警察”的責任，防止共產主義在世界任何地方出現。艾森豪威爾宣誓就職提出‘冷戰主義’即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采取除武裝侵略外的一切手段的敵對行動的一位總統，并著手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社會主義陣營‘華沙條約組織”抗衡。1957年提出“艾森豪威爾主義”，企圖控制中東地區。1957年1月，艾森豪威爾在致國會的《對中東政策特別咨文》中提出：由國會授權總統在中東實行“軍事援助和合作計劃”，并可借口對付“共產主義侵略”，在中東地區使用美國武裝部隊；艾森豪威爾繼續推行敵視和遏制新中國的政策，支持和控制退守臺灣的以蔣介石為首的中華民國政權，阻止新中國解放臺灣，由此引發了兩次臺海危機，它加劇了遠東的緊張局勢，進一步惡化了中美關系，使中美關系長期處于敵對狀態。約翰·F·肯尼迪民主黨，是美國第35任總統，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在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市遇刺身亡。他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信奉羅馬天主教的總統。　　

“麥卡錫主義”對中國的影響　　

在“麥卡錫主義”的影響下，“反共”成了美國的惟一選擇。麥卡錫在中國問題上的發難，導致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和約翰遜幾屆美國政府一直采取非常僵硬的東亞政策，誰也不敢主動提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接觸。對美國人民也進行反共的白色恐怖的洗腦。也禁止美國人民前來新中國，限制美國人民對新中國的了解，直至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紅色風浪通過歐洲傳入美囯。至此，美國人民才在美國掀起了對中國認識的渴求和紅衛兵運動。應該說美對中國的重視，正由于文化大革命及新中國二十來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才拉開了美國政治家對中國的重新認識，以及新中國作為國際上的有實力的大國的不可忽視的力量。并以此來聯合中國與蘇聯對抗，走出越戰泥潭，以改變美國處于內外劣勢的局面。這才是尼克松總統訪華的歷史背景！　　

資改后那些所謂的政經人物，說到底不具備政治素質。由此反而胡說主席是閉關鎖國。同時使用麥卡錫手段對待毛澤東。現在很難在主流媒體，如南方報系控制的媒體及門戶網站上看到替毛澤東講話的文章。發展到今天象袁騰飛、郭世佑、鄧文初、解啟揚、胡尚元，李銳、謝韜、辛子陵、方舟子、張啟發之流瘋狂反共反毛，與麥卡錫毫無差別。這是導致后面的年青人盲目跟從，大喊美囯的民主、自由、選票，崇拜美國的政治，媒介又專播放美國的局限性的吃喝玩樂，引進美國的花花公子，不問青紅皂白，是有些年青人反毛仇共仇社會主義公有制度的唯一原因。把與美國決裂看成是毛澤東新中國最大的失誤的責任人。根本不知在“麥卡錫主義”猖獗一時的情況下，當時美國根本就不會同新中國建交，不是中國不想，而是美國根本不想。并阻撓其它國家與中國建交。難道你想讓毛澤東求著美國和中國建交不成？　　

美國的“麥卡錫主義”摧毀了美國人的信仰自由，使美國人只允信仰金錢、信仰上帝。也使美國永遠處于大富豪的統治下。這才是當前特權既得利益集團所渴求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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