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流氓無產階級的復活　　

當今中國的三大差別已經嚴重擴大而不是縮小，這是不容回避的事實。比如，僅從基尼系數看，我國貧富差距正在逼近社會容忍的“紅線”。專家稱：“我國基尼系數在10年前越過0.4的國際公認警戒線后，現在仍逐年攀升，貧富差距已經突破合理界限”。在這種情況下，黨和政府盡管已經著手“改變分配不公”的問題，但擁有了大量錢財的富人也正在致力于尋找政治上的靠山，發展社會上 的“打手”，目的都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侵犯”。從富士康“13跳”和許多黑煤窯、黑社會現象中我們可以看到，惡霸富豪背后都有一批流氓在行兇，一批文化流氓在充當說客。我斷定，流氓無產階級不僅是萬惡的舊社會能不斷萬惡的社會基礎，也是當今中國各種犯罪現象的社會基礎。對此，希望全黨全中國人民予以高度重視。　　

早在1992年，本人就曾寫過一篇專門研究流氓無產階級的文章，對這個階級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諸方面的特征作過一些粗淺的探討。現附上《罪犯的泉源》一文，請大家批評指正。我想，它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的。　　

罪 犯 的 泉 源　　

------論流氓無產階級　　

盜竊、賭博、賄賂、販毒、淫亂、以權謀私、篡黨奪權、賣國求榮，這類犯罪現象在現實生活中幾乎普遍存在，經常發生。為什么罪惡的東西會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使社會的一部分人始終迷戀不舍？人們原以為罪犯僅是私有制的伴生物,為什么在社會主義社會仍舊屢見不鮮？罪犯的社會、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心理根源究竟在哪里？看來都值得好好研究。這里，我試圖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解剖刀---階級分析法，從流氓無產階級的角度來探究一下這個問題,以更好地落實鄧小平同志關于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打擊違法犯罪活動的精神。　　

（一）　　

什么叫流氓無產階級？按照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的說法，“就是隨著時勢浮沉流蕩而被法國人稱做浪蕩游民的那個五顏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流氓無產階級是“由所有各個階級中淘汰出來的渣滓、殘屑和糟粕”組成的。“流氓無產階級在一切大城市里都有，并且是與工業無產階級迥然不同的，這個階層是產生盜賊和各式各樣罪犯的泉源，是專靠社會餐桌上的殘羹剩飯生活的分子，無一定職業的人、游民。”在其他文章中，馬克思也多次提到過流氓無產階級，指出：“工人分成雇農、短工、幫工、工廠工人和流氓無產階級”，“流氓為了兩個塔勒就可以在資產階級、貴族和警察彼此發生摩擦時替他們做打手。凡是在兩個雇主階級各自堅持對立的利益的地方，被他們雇用的工人之間也就進行著同樣的斗爭。”《共產黨宣言》中也曾專門強調過這個問題：“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消極的腐化的部分，他們有時也被無產階級革命卷到運動里來，但是，由于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被人收買，去干反動的勾當。”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這些論斷，是我們認識流氓無產階級的有力武器。在舊中國，由于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買辦階級的三重剝削和壓迫，封建經濟逐漸崩潰，商品經濟畸形發展，一方面迫使大批貧困的農民、工人更加貧困，另一方面也導致小土地者、小私營業主、為封建皇朝服務的遺老遺少以及各種軍閥走卒，紛紛淪落成為無產者，從而使流氓無產階級隊伍在舊中國大地上空前地膨脹起來。從某種意義上說，軍閥能混戰數十年，蔣介石政權能維持那么久，除了帝國主義、官僚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的支持，相當程度上也是靠了流氓無產階級的支撐。在黑暗社會，流氓無產階級中除少數人參加革命外，主要都賣身投靠在軍閥和土豪劣紳門下，他們不是充當買辦走狗，便是充當密探打手，成為反動統治賴以生存的一種社會基礎。電視劇《火種》中描寫的柳文盛、邱德奎，可以說正是那個時代流氓無產階級的兩個典型人物。柳文盛在做生意中學會了欺詐和盤剝，不久淪為洋奴買辦，轉化成騎在工友頭上的剝削者。邱德奎從政，依附于大流氓蔣介石，兇殘奸刁，無惡不作，蛻變成“四.一二”反革命事件中的劊子手。　　

總之，流氓無產階級既是萬惡的舊社會的產物，又是舊社會能夠萬惡下去的一種必不可少的階級基礎。　　

（二）　　

新中國建立后，流氓無產階級失去了昔日的主要靠山，在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巨大威力下，原來的流氓無產階級象各種剝削階級一樣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除一些最大惡極者被鎮壓外，大多數人接受黨和人民對他們的教育挽救，逐漸改變思想和惡習，成為自食其力的公民。然而，十年內亂為流氓無產階級死灰復燃，惡性發展創造了必要的條件。作為“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后下毒手”的林彪、“四人幫”，可以說是集政治流氓和文化流氓之大成者，是流氓無產階級的總代表（順帶指出，根據言論和行動，把他們說成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不夠妥當。這些人缺乏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起碼的資格）。林彪、“四人幫”憑籍黨和人民賦予的一定權力，施展了流氓史上曾經施展過的各種卑鄙伎倆，他們隨意接過革命口號，卻用這些口號作掩護肆意殘害革命志士；明里以共產黨領導的面貌出現，暗中組織流氓隊伍，妄圖依靠流氓無產階級的力量，一口吞下社會主義中國的整個江山。對此，一部《歷史在這里沉思》，確實讓人沉思再三！　　

“文革”期間大量的驚心動魄的政治迫害事件證明，流氓需要動亂，動亂產生流氓。社會大動亂是流氓無產階級生存發展的最佳狀態，也是流氓“英雄”大顯身手的最佳時機。但是，無論流氓無產階級多么猖狂，多么得勢，歷史終究會給予嚴厲的懲罰，林彪、“四人幫”的覆滅即是佐證。馬克思說得好：流氓無產階級“雖能做出轟轟烈烈的英雄勛業和自我犧牲，但同時也能干出最卑鄙的盜竊行為和最齷齪的賣身勾當。”流氓無產階級的這種特性，決定了他們不可避免的可恥的命運。　　

經過撥亂反正，由林彪、“四人幫”精心培植的政治流氓隊伍傾刻瓦解。不過，這批人還在，他們所產生的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還在，“文盲加流氓”的社會效應不可能短時間內消失干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工作重點的轉移和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慣于窺測風向并善于披上時髦新裝的流氓無產階級，很快就適應了新時期的新環境，并開始導演出一場具有以權謀私、行賄受賄、內外勾結、腐化墮落等新特點的無恥鬧劇。這方面事例，近年報刊中俯拾即是。1990年7月張國同志撰寫的《步履艱難的中國》一書，也許可以作為它的簡明事典。　　

改革開放中大量的觸目驚心的犯罪事實證明：我國尚處于社會化商品經濟很不發達、小農經濟還大量存在的發展階段。在這種貧窮落后的社會經濟基礎上，流氓無產階級仍能一批又一批地繁殖出來，從而成為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產生盜賊和各式各樣罪犯的泉源。”　　

必須指出，流氓無產階級人數不多，隱身有術，社會活動的能量較大。況且，這個階級一向具有變色龍的特異功能，危害尤烈。鑒于今日中國的政權、軍權、財權、物權主要集中在共產黨的各級領導手里，流氓無產階級便往往憑藉“無產階級”的身份和各種特有的“才能”，千方百計鉆入黨內，竊取權力，牟取個人名譽、地位、金錢等種種私利。實踐證明：共產黨內的流氓無產階級分子是危害黨、危害社會主義的大敵，是造成黨風不正、民風不正的罪魁禍首，也是破壞改革開放，破壞經濟建設，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一股重要勢力。　　

看來，我們過去片面強調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忽視同無產階級內部的流氓無產階級進行必要的斗爭，是導致我國革命和建設一再蒙受挫折的一個重要原因。從一定意義上說，這也是導致今天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四分五裂，社會動亂禁而不止的一個重要方面，對此應予高度重視。　　

（三）　　

我們要與流氓無產階級進行斗爭，便不能不研究社會主義現實條件下，流氓無產階級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諸方面的基本特征。　　

從經濟上看，無論新舊社會，流氓無產階級表面上都是普通的窮人，與一般無產者同樣地無產，甚至比一般工人更加一無所有。實質上，流氓無產階級是剝削階級長期統治所孵化出來的畸形兒，是一種既一無所有又好逸惡勞的特殊的剝削階級。因為一無所有，屬于無產階級范疇；因為從物質上和精神上都追求過寄生生活，并且確實不靠本人勞動報酬而活命，又應歸屬于剝削階級一類。流氓無產階級既赤手空拳又肆意揮霍，必然要靠歪門邪道覓取錢財。由于向一般無產者和農民乞取有限，他們主要麋集到有權勢的剝削階級周圍，通過為剝削階級賣命來茍延殘喘。　　

進入社會主義后，原來的剝削階級失去了剝削的資本，流氓無產階級繼續依附他們也就失去了意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流氓無產階級除了偷盜搶劫、貪污受賄、敲詐勒索、走私販毒等明顯的違法犯罪活動外，主要已不再以游民、地痞、打手等面貌出現，而是借“充分勞動就業”的機會，混進了企事業單位里，混進了黨政機關中。他們的經濟來源也不再采用替剝削階級玩命和四處求乞、強搶惡討等方式，更多的是在“共同富裕”和“按勞分配”的名義領取工資和獎金。不過，他們表面上八小時上班，實際上七小時怠工，經常在勞動崗位上開展“偷懶的競爭”（馬克思語）。一旦到了加工資發獎金的關鍵時刻，一個個又如餓狼，似虎豹，勁頭之大足以將別人的勞動成果蠶食干凈。他們不學無術，非要爭個“相應職稱”；一無奉獻，什么都得沾上一份。倘若抓到一丁點權力，“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便成了他們的座右銘。于是，憑三分人情搞官倒，靠七分權利做交易，沒有資本照樣獲取超額利潤。　　

這一切表明：流氓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具有了新的形式，新的特點。當然，不管怎么變，企圖不付出必要的社會勞動而達到不勞而獲、少勞多獲的可恥目的，則是流氓無產階級在經濟生活中不可改變的本質特征。　　

                   （四）　　

流氓無產階級慣于變化，標新立異，但實際上毫無主見。透過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治現象，流氓無產階級的政治主張歸根結底是步沒落的剝削階級的后塵，走歷史的老路，并必然實行專制獨裁、黑暗腐敗的法西斯統治。流氓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主要特征是：　　

1、變色性    流氓無產階級沒有堅定正確的政治原則，只會跟著政治風向不停地旋轉。今天喊“高舉”，明天叫“打倒”；剛剛三呼“萬歲”，轉身大罵“萬罪”。他們居心叵測，出爾反爾，簡直像一顆顆“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周萬匝無已時”的滑溜彈子。當需要“四項基本原則”做檔箭牌和敲門磚時，他們常常比一般人舉得更高，敲得更響。一旦烏云飄來，立即翻手覆雨，能夠把社會主義描繪的漆黑一團。如同自然界的某些昆蟲一樣，政治流氓大都善于根據當時當地的政治氣溫和特定環境變換顏色。　　

2、虛偽性    流氓無產階級不懂馬克思主義，但他們深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若不披上馬克思主義外套，混入黨內竊取權力，往往一籌莫展。因此，盡管他們對“自由”、“平等”、“人道”、“人權”之類的辯證法幾乎一竅不通，有時倒也偽裝得十分巧妙，很能迷惑一些人。實際上，在流氓無產階級心中，什么民主啦、人權啦、統統不過是隨意使喚的奴婢。一切法律都是任其踐踏的破布，一切民主都是任其專橫的工具。在他們眼里，只要擁有了實權，謬誤可以變成真理，罪惡可以變成法律。因此，對他們來說“搞政治就是搞詐騙”，小流氓耍無賴，大流氓玩陰謀，可謂司空見慣。　　

3、貪做官、做貪官    流氓無產階級要在一無所有的條件下填飽私囊，往往比一般剝削階級的貪婪更貪婪。他們認為：中國歷來是“有權就有一切”，“官場左右市場”，“做官可發財，發財能做官”。在社會主義現階段，這種狀況短時期內還不可能根除，因此流氓無產階級利用這類頑疾，總是先貪做官，后做貪官。　　

4、施虐----受虐性（或者叫野蠻性與奴才性的有機結合）　　

流氓無產階級渴望占有一切，支配一切，又心甘情愿地做權力的奴隸，受更有權力者的支配。按《逃避自由》作者弗羅姆的說法：“看到權威情不自禁的諂媚，看到無權者不由自主地逞強”的“施虐----受虐狂品質”，是希特勒、戈培爾式政治流氓的典型品質。對流氓無產階級來說，革命是工具，人命是玩具；強者面前當羊羔，弱者面前充豺狼；見到上司點頭哈腰恰是叭兒狗，遇見下屬橫眉豎目活似鬼閻王；有權時一副蠻橫嘴臉，失勢后到處搖尾乞憐……，可以說，獸性和奴性在流氓無產階級身上達到了“完美的統一”。　　

5、腐朽性    流氓無產階級作為“所有各個階級中淘汰出來的渣滓、殘屑和糟粕”，注定是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破壞力量。準確地說，一般的剝削階級起初還屬于先進生產力的標志，垂死前也總想維護既得的財產。流氓無產階級卻從來不代表先進生產力，也沒有任何值得維護的資本，“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晚不妨睡大街”。他們像一堆蝗蟲，飛到哪里哪里一片荒蕪；象一批蛀蟲，鉆進哪里哪里一堆廢墟。因此，如果說剝削階級會因富得淌油而糜爛，流氓無產階級則因窮得潦倒而腐朽。這里，富得過度和窮得過分奇跡般地殊途同歸，最終是一樣地沒落。　　

              （五）　　

在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日趨繁榮的今天，有一種現象令人迷惑不解——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靠了什么力量還能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蔓延？現代西方文明中丑惡的一面靠了什么力量可以在社會主義中國惡性膨脹？是資產階級嗎？據說，這個階級已經在中國消滅了，即使存在，也很弱小，成不了那么大氣候。是工人階級嗎？革命的工人階級作為中國社會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作為社會主義的領導階級，正在大公無私地公開地清算封建文化和資本主義腐朽的東西。是農民階級嗎？小農中確有相當一部分人進化得太慢，原始粗野的文化和封建落后的文化在他們當中還有一定市場，但這個階級的大多數人在共產黨教育下，正向工人階級靠攏，成為具有社會主義新文化的新農民。結論：唯有流氓無產階級才既是中國古代糟粕文化的主要繼承人，又是現代西方腐朽思想的主要吸納者。　　

由于流氓無產階級經濟地位的低下和不穩定，他們的靈魂也往往處于貧困和騷亂不定的境地。流氓無產階級沒有自成一體的哲學理論，但幾千年間剝削階級腐朽意識已深深植根于社會的深層次中，最容易被“跟著感覺走”的流氓無產階級所接受，使一些支離破碎的陳腐的哲學觀念頑固地盤踞在他們心靈的深處。比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火不燒山山不肥，人不害人人不貴”；“不能流芳傳百世，也要遺臭留萬年”，如此等等。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現代剝削階級與流氓無產階級在思想文化上的主要區別在于,剝削階級已越愈披上迷人的外衣,趨向表面的華麗和“高尚”化，流氓無產階級的思想文化則顯得更加粗野，更加赤裸，更加下流無恥，更加醉生夢死。　　

必須清醒地看到，流氓無產階級文化雖然是一種唯我主義的不堪一駁的罪惡的文化，但中國的現實清楚地表明：這種文化還在瘋狂的蔓延，罪惡的意識一旦抓住千百萬人的靈魂，還能形成一股及其可怕的社會勢力。如果任憑這股勢力肆虐，仍足以毀滅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因此，作為代表人類進步勢力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社會進步人士，決不可等閑視之，掉以輕心。　　

（六）　　

馬克思說過：“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反過來說，生產力發展的最大障礙來自腐朽沒落的階級。今天，我們真想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力，就不能唯經濟而經濟，而應著重考慮怎樣增強經濟實力。我認為，根據鄧小平同志關于兩手抓的精神，堅決依靠和發展現代知識勞動者階級，堅決打擊流氓無產階級和一切非法剝削行為，不僅是增強綜合國力的一項根本性措施，一種必不可少的條件，也是對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一種解放，一種促進。舍此，增強綜合國力就可能落空，增強了也會變得毫無意義。　　

看來，這里有必要重申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在階級社會里，階級斗爭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一種直接動力，而不是阻力，不是破壞力。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觀點沒有過時。當然，動力與阻力是有條件的，相對的，是會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我們應正確地全面地認識階級斗爭與發展生產力的關系。把“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每個方面有機地統一起來，既積極審慎地發揮民族資產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在發展商品經濟中的巨大歷史作用，又嚴厲打擊違法犯罪的剝削階級和流氓無產階級，保證社會主義事業順利地進行下去。　　

歷史和現實昭示我們：在社會化商品生產力尚未充分涌流的條件下，流氓無產階級和各種剝削行為還會不斷滋生，長期存在。只要雇傭與被雇傭，剝削與剝削的關系還能被相當多的人所接受，還具有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潛能，它就必然會存在。只要懶惰成性、揮霍無度的流氓無產階級還在繼續繁殖后代，勤勞的人們便不可能與之“共同富裕”，代代相伴。對此，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承認，必須正視，必須采取正確的政策和策略來對待。　　

馬克思一貫認為：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就是通過盡快發展生產力，包括發展人本身，來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包括消滅無產階級自己。他指出：“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即假定整個社會都處于這個階級的地位，也就是說，既有錢又有教養，或者可以隨意取得它們，這個階級才能解放整個社會。”社會主義的建立，為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群眾變成“既有錢又有教養”的知識勞動者階級創造了必要的前提。而整個工人階級也只有充分利用這一條件，在發展生產力的同時使自己發展成為知識勞動者階級（或現代中產階級），才能達到徹底消滅一切階級的目標，包括從根本上挖去罪犯的泉源----流氓無產階級。否則，罪犯的泉眼里將不斷地流出又臭又臟的東西。　　

注:本文曾簡要刊登在　1992年11月12日　四川成都的《經濟學消息》周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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