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解決”是個謬論　　

核心提示：2010年我國公共安全方面的財政支出在去年增加16%的基礎上，今年又增加8.9%，增幅已超過國防開支，總金額高達5140億元人民幣。隨著“維穩基金”在各級政府中的普遍設立，“花錢買平安”的權宜性治理方式也普遍起來，就是所謂“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解決”。 這句話也被視為2010年最流行語。　　

人民內部矛盾是多種復雜原因淤結而成的，且非一紙“人民幣”就能解決。人的需求，除了物質需求，還有精神需求。物質的滿足并不能填補精神上的空虛，而精神上的富有卻往往能彌補物質上的貧乏。把金錢當成解決當前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的“靈丹妙藥”，不僅不可能使矛盾得到有效化解，還可能把整個社會推向窮途末路。　　

此論掩蓋了人民內部矛盾的深層原因。近年來，隨著利益差別擴大化，利益矛盾復雜化，由貧富差距帶來的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日趨增多，部分社會成員，包括既得利益群體和利益受損群體，都程度不同地產生不平衡、浮躁、嫉妒，甚至仇恨等失衡心理，導致群體性事件和極端暴力犯罪案件數量明顯增多。表面上看，人民內部矛盾是由利益糾紛引起的。深層的原因，一方面是分配不公，官員貪腐，百姓貧困，走投無路；司法不公，官官相護，百姓含冤，求告無門。另一方面則是人們的精神家園被嚴重侵蝕，一些人原有的世界觀、價值觀被徹底瓦解，社會主流價值觀念、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實質被拋之腦后，由于文化失衡，道德失范，社會失信，精神失落，社會出現了重利輕義、見利忘義、自私自利的思想傾向。 　　

此論夸大了“人民幣”的功能作用。人民幣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貨幣，其基本功能只能是作為交換媒介、價值尺度和儲存手段。任何夸大貨幣功能作用的說法和做法都是脫離實際的。此論與社會上流行的“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金錢是萬萬不能”的說法異曲同工。這種理論表面是排斥金錢萬能，實質上還是在肯定金錢無所不能。正是由于人們過于看重和任意夸大金錢的作用，使整個社會充斥著對金錢的崇拜，才導致人們理想信念動搖、思想道德滑坡、價值追求錯位、精神世界垮蹋。這恰恰是金錢主義所禍，遠非“人民幣”的能力所及。 　　

此論違背了社會主義的法制精神。在法治社會，解決社會矛盾最根本的途徑應該是通過司法部門，依靠法律的權威。政府的行為也必須在法律的框架內進行，遵守法律，并受法律制約。不尊重法規，靠錢來解決問題，只能是一種舍本逐末的行為。用人民幣只能使某些事在某段時期內暫時得到解決，并不能實現長治久安。正如人民網網友評論：“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解決”這種思想是對我國依法治國、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挑釁，是腐敗和懶政者的托詞。“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解決”的負面影響輕則給政府、企業或當事人帶來不必要的經濟損害，重則造成腐敗或群體性事件，給社會帶來危害。 　　

此論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由于過于迷信金錢的作用，認為“一切可用金錢擺平、金錢可以擺平一切”，把人民幣當作解決社會矛盾和問題的“萬能鑰匙”，使我們在戰略決策和工作指導思想上誤入歧途。我們黨幾十年形成的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法寶棄之不用，比如密切聯系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堅持疏導方針，耐心說服教育；注重調查研究，一切從實際出發，把解決思想問題與解決實際結合起來等等，這些優良傳統和寶貴經驗早已被一些人拋之腦后，取而代之的是金錢主導一切，什么問題都用金錢來解決。　　

思想政治工作歷來是解決人的思想矛盾和困惑，調動人們積極性的一種有效手段，是我們黨的傳統優勢和“看家本領”。在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復雜時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是其它任何東西都難以替代的，放松和削弱思想政治工作無疑只會加劇社會矛盾。過去，人們對思想工作是認同、信任、接受和歡迎的。但是，近年來人們對思想政治工作的信任感、認同感明顯減弱，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明顯弱化。究其原因，與不少領導干部一心追求GDP，放松或不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懷疑甚至否定思想政治工作不無關系。現在社會上已經很少有人提及思想政治工作了，不少思想工作者包括職能部門也底氣不足，對思想政治工作還靈不靈，講理想信念還有沒有人聽，做思想工作還有沒有人信，產生懷疑。在社會矛盾突出，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趨于多樣，普遍感到困惑、迷茫的時候，不單單需要調整好利益矛盾，更需要拯救整個社會的靈魂，用正確的思想引導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優秀的文化鼓舞人，而不能用似是而非的理念誤導人。　　

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正確方法　　

毛澤東在《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指出：“我們是不贊成鬧事的，因為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決，而鬧事總會要造成一些損失，不利于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我們相信，我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是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很守紀律，很講道理，決不無故鬧事。但是這并不是說，在我國已經沒有了發生群眾鬧事的可能性。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當注意的是：(一)為了從根本上消滅發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堅決地克服官僚主義，很好地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恰當地處理各種矛盾。只要做到這一條，一般地就不會發生鬧事的問題。(二)如果由于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鬧了事，那就應當把鬧事的群眾引向正確的道路，利用鬧事來作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眾的一種特殊手段，解決平日所沒有解決的問題。應當在處理鬧事的過程中，進行細致的工作，不要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不“草率收兵”。對于鬧事的帶頭人物,除了那些違犯刑法的分子和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法辦以外，不應當輕易開除。在我們這樣大的國家里，有少數人鬧事，并不值得大驚小怪，倒是足以幫助我們克服官僚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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