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聊趙作海“被殺人”案

    最近又發現的一期河南趙作海“被殺人”冤案在網絡上鬧的沸沸揚揚，人們不禁要問：“這種屈打成招的“殺人”案件，多年后被殺的人又活過來的事中國什么時候才是個了”。這種給人民的政府、人民的衛士、法制的國家抹黑的死而復活的人什么時候不再讓我們這個愛人民都愛到骨頭縫的政府,不在蒙羞，不在難堪呢？前有佘祥林，現有趙作海下一個是誰不得而知。這期間經過網上搜索各種“被殺人”冤案不下幾十起，各種稀奇古怪、形形色色的冤案象百貨公司的商品不但品種齊全切琳瑯滿目，應有盡有，如果要問這些洋洋大觀的冤假錯案是什么東西制造的，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刑訊逼供，屈打成招。為什么會冤假錯案遍地叢生？有人說這是因為縱警為惡的結果。為什么要縱警為惡？有人說這是因為極權社會只體現強權者的個人意志，不彰顯法律的作用，就是過去人常說的皇帝好，人民少受罪，皇帝惡，人民必然遭殃。當然中國現今的情況遠比封建皇帝社會復雜的多，今天我在朋友老張家大家對此展開了討論，大家的意見彼此有分歧但對中國權力混亂，監督虛無化還是認識一至的。

    老趙某國企的一位副廠長，單位改制易幟，提前內退，現閑居在家。他的談話就像講故事，他說：
  
    “我過去是廠里的政工干部，負責過廠里的保衛工作，經常協助公安工作，憑良心說，我下放后不久就當了兵比你們回城早幾年，到工廠就干保衛工作，以前警察辦案還真是按章辦事，我們廠有些小偷小摸的被送到派出所，大多是批語教育，我再到派出所領回來，在車間開個批斗會，威協他說：你的事得給個處分，如果再犯就得勞教了。批斗過后我們當領導的也要單獨找他安撫安撫，說點鼓勵的話，事情就這樣過去了。79年以后，尤其開展嚴打以后，我們的工作就少了一大塊，出了小偷小摸只要往派出所一報，他們立馬來抓人，過去是我們硬往里送，現在是他們主動來要，說是要完成任務，過去即使送進去了，大多數都是當天就放出來，后來倒好再小的事沒個三五天別想出來，以前進派出所問明案情，數額小的不夠治安處理的批評教育后滾蛋，就是有些偷盜數額以經夠刑事拘留的，也本著可抓，可不抓的，不抓的原則，只要認罪態度好還是批評教育，讓我們領回廠處分。我經辦的和我協助警察辦的幾個小偷、流氓打架的案子，在嚴打前關進派出所的沒有挨打的，對那些態度不好的，強硬的最多是用銬子銬起來厲聲的呵斥，有推搡地，打人的事是極少的，當然推搡也可以有輕重。因為那時上級對警察審案要求很嚴，在審訊記錄上都要寫上有沒有打人，記錄還要主管簽字，每天都要開學習會，并對第天的工作作出評議，并記錄。應該說那時警察紀律還是很嚴的，警察做好人好事的也非常多，在老百姓的眼里，做警察是很光榮的事，人們對警察也非常尊重。可是改革開放以后尤其是嚴打以后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只要被關進了派出所，沒有幾個不被打的哭爹叫娘，他們打人還很有技巧，一般的都沒有什么明顯的外傷，折磨人的手法非常高超，除了棍打皮帶抽，還把人用銬子銬在門框上，讓你腳后跟翹著邊打邊審，直到審的對方胡扯了，給自己胡編罪行了，覺得沒什么油水可榨了，再根據自己的心情好壞決定是放下來還是繼續銬著。再硬的漢子，再能承事的人真沒有幾個能過這虎狼關的，往往一個案子他們能審出一大串來，這樣一來審案的工作越來越多，雖然警察隊伍一再的擴大，可是人手還是不夠用的，那時各個單位都抽調人員由公安組建聯防隊，我也到聯防隊工作過一段時間，如果說你沒見過什么是地獄，在派出所那可以說是準地獄了，我們廠抽調的大都是在工廠表現差的，到了聯防隊他們可有了用武之地了，本來我們廠的書記對這些人就不放心，也知道警察打人打的利害，叫我去就是要多看著點讓這些人少作點惡。在派出所我和指導員關系不錯，他雖然對打人破案的方法也不滿，不過他也無可奈何，我們廠的那群小渾渾根本不把我這個領導放在眼里，對打人的事特別上勁，對我的規勸不但不聽，我反而成了他們嘲笑的對像，氣的我把幾個特別壞的家伙調回了廠。原因是這樣的，一次他們抓了一個盜劫犯，當然現在的叫法是犯罪嫌疑人，那時可不這樣叫，只要抓進來甭管你是誰，都是罪犯，對罪犯當然沒什么好講的。開始那人一再的分辨說自己沒犯罪，你想他們哪能聽這一套，他們最常用的一句話就是犯罪的沒有一個會主動承認自己罪犯的，不說實話當然是打了，開始這人還強硬，打的狠了，就變的不再強硬了，但就是不承認自己犯罪，警察打累了就讓聯防隊的上，這群小渾渾興奮地上去一陣暴打，這人抱著頭屈捲成一團任憑他們打，不一會這些小渾渾也打累了，那人還是不承認，于是他們就把那人用手銬掉起來，這時一個警察抽著煙走過來說你還真夠有種的，事實擺在面前你都不認賬，看你還能死硬多久，說著隨手把煙頭在那人肋下按滅，那人本來是有氣無力地被掉著，煙頭一燙那人渾身一陣痙攣，大聲的唉呀，這時馬上有人把破手套塞進這人嘴里，也許是我們廠的幾個聯防隊的受到了啟發，也學著用煙頭燙，那人受不了說承認自己犯了罪，可對具體犯案過程說的驢頭不對馬嘴，審案警察大聲說這人太不老實了，太狡猾，指著聯防隊的人說你們好好看著他，這些混蛋當然明白這話的意思，當警察一走，這幾個家伙想著法兒的把那人擺弄著玩，有人繼續用煙頭燙，并問他犯罪過程，這人也不知怎么了，每次說的都和前次說的不一樣，這一下問題大了，有人提議說這小子不老實，糊弄咱，得用大刑侍候，看著這人腋下毛多，有人竟用火柴燎，也許是恐懼，也許是折磨的太久，這人一下昏了過去。這太過份了，事后我向廠書記匯報了此事，書記從廠里另選了幾個人把那幾個特別惡的換了回來。事后我和指導員閑聊，我指著警務室墻上貼著的標語對他說：滿屋寫的都是文明執法、不準打人、建設文明執法環境、爭做文明執法的榜樣，你怎么也不過問他們一下？他楞楞地看了我一眼，無可奈何地笑了笑，把眼瞟向另一組標語：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執法必嚴，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各種刑事犯罪，墻上還有一幅宣傳畫，人民警察的鐵拳正砸向犯罪分子。他接著說：你們把那幾個思想覺悟差的換走做的好，希望你們派幾個思想覺悟高的最好是先進的來，我會支持你的工作的。這件事情對我觸動很大，人怎么能變成這樣呢？我們廠那幫小渾渾，平時調皮搗蛋，也沒見怎么特別的壞，可是怎么有這么強的虐待狂傾向？后來這個聯防隊越來越不象話，在警察的指使下可以說什么都敢做，比如說敲詐勒索，他們對那些被抓的人除了打以外就是充當警察要錢的說客，或中間人，跟著得錢財好處，很多人被抓進來有些確實不夠治安處理的，也有很多根本就沒犯什么事的，只是和一些事有些牽扯，那也的打，那也的榨，打人恐嚇得不到什么有價值的東西，就叫人寫檢查交罰款，反正抓你就有理，決不錯放你，你即使告他，你渾身都是理，如果你沒有強硬的后臺和關系你是告不了他的，他們的原則只要不出人命，不把人打殘，什么事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當時警察打人已經是天經地義的事了。”

    王偉國，原某國企黨委辦公室主任，和老趙同學，單位破產現等待退休，喜歡哲學和社會學，他的談話很象老師，把許多問題講的很透徹，條理性很強，他說：

    “恒志（老趙的大名）講的在改革開放前警察還是很守紀律地，那是因為不但上級監管強，而且犯罪指標定的低，警察很容易完成上級下達的任務，改革開放后警察為什么把打人辦案當作主要手段，那是因為上級把犯罪指標定的太高了。當然由于兩代領導人的執政風格不同，毛主席傾向于維護底層民眾的政治利益，當然把犯罪指標定的低，把教育挽救當作主要手段，并要求全社會參與，各個單位的主要領導都得把教育挽救青少年犯罪當大事抓，在文革前，我隔壁的張大爺，拄著拐棍就把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偷從大老遠的地方揪著衣領就象提了個小雞似的送到了派出所，那時不但犯罪率低，連小偷也文明，一個十八九歲的大小伙一路上哭哭啼啼就是不敢瞅個空子跑了。毛澤東去逝后他的執政風格也隨之而去了。毛主席曾說某人是開鋼鐵公司的，做事以強硬著稱，在反右時他是反右直接負責人，曾把陽謀論發揮到了極致，當年毛澤東說中國的右派有五六千人吧，可他卻搞出了百萬之多，后來覺得還不滿足，又搞了一次補課運動，可以說中國敢說真話的知識分子個個在劫難逃。雖然這場反右運動是毛主席發動的，但此人的功勞最大，就是到了胡耀邦為右派平反時，此人為了說明反右的必要性和正確性還做出了對五個人不予平反的決定。和毛澤東相比在對待刑事犯罪的問題上他可沒有這么好的耐性，他一向是雷厲風行決不手軟，在只要效果不計手段的工作作風下，也就是只要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工作方針指導下全國迅速開展“嚴打”運動，把犯罪人數定的之高，（也就是給下面定的任務，就像給工廠下達生產任務一樣）比毛澤東時期十幾年的總和還高，一時間抓犯罪分子，找犯罪分子，挖犯罪分子，成了警察的主要工作，為了完成任務指標當然得給他們放權，原來的所有規章制度雖在，由于放權這時只能是個擺設了，對警察放權其實就是縱警，縱警的結果和縱兵的結果一樣，縱兵必然搶劫；縱警必然為兇。一時間監獄人滿為患，我們都是當年的知青，咱們班的同學多數都是下放到建設兵團，過去的建設兵團都是勞改農場改的，我們回城后又都成了監獄，這樣還不夠用的，又在大西北建了很多監獄，有人說只在八三年那一次嚴打時就抓了好幾百萬，也有的說是上千萬。毛澤東當年給司法工作下的規定是：可抓，可不抓的，不抓；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殺，可不殺的，堅決不殺。到了這位鋼鐵公司老板時，這些規定全都翻過來用了，比他當年給各個單位下硬性指標抓右派還厲害，警察辦案也就不擇手段了。我經常上網，看一些文章評論，只要有警察方面的文章，評論最多的是警匪一家，警匪勾結，惡警等，幾乎警察成了惡棍的代名詞了，我雖然不這樣看，由于警察打人、敲詐、涉黑事太多，很多人的不滿就在網上發泄起來，其實這不能全怪警察，警察也是人，只是他們的工作性質是由上級政策主導的，只要有人故意放縱他們，他們當中只要有幾個壞蛋，足可以把這個群體搞的烏煙瘴氣，一個好人可能只能帶好一兩個人，可是一個壞蛋能帶壞一群人，中國目前最大的涉黑警察高官文強被判死刑時無不冤屈地說：我以前也是人民的好警察，立過功，受到過表彰，我只所以會走到這一步，是這個制度害的我，不論誰在我這個位置上也不會比我強。這話顯然是為自己的作惡犯罪開脫，但從另一方面也證明中國的司法監督長期虛無化已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當然對政府官員和其它領域的官員的監督也是如此，否則你無法解釋中國遍地貪官叢生的現象。”

    梁新成中學政治課老師，老張校友，當知青時下放在一個產生隊，回城前被推薦上了大學，現仍在教書。他的談話和王偉國一樣，只是學究氣足了些。他說：

    “偉國講的很好，把問題說到了要害，中國只所以文革前社會治安好，社會風氣好，警察文明，而文革后社會治安惡化，社會風氣敗壞，警察為惡，這主要是中國自解放發以來從來不是一個以法治國的國家，而是人治國家，在人治國家里如果統治者在哪一方面講道德，哪一方面就好，哪一方面不講道德，哪一方面就惡。在人治國家，統治者個人的好惡、性格和道德感就可以決定國家的命運。法律在人治國家里是不起到什么作用的，只要統制者自以為是，所有的法律必然形同虛設。毛澤東去逝后，由于人民的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人們迫切需要發展生產，改革開放應運而生， 在如何發展產生和如何解放產生力的問題上，雖然黨內爭論十分激烈，最終以符合大多數人的投機心理即不管白貓黑貓能逮老鼠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者在黨內成為了主流，即然是能逮老鼠，別的也就顧不得了，由此轟轟烈烈地嚴打運動就勢展開，本來嚴打老百姓也是很擁護的，可是人們沒想到的是中國剛剛開始的法制化進程被中斷了，不但法制化進程被中斷，原有約束權力的規章制度也遭到徹底的破壞，警察辦案成隨心所欲，所有的司法程序都變成了走過場，打人辦案這個只在封建王朝才用的方法死灰復燃，而且愈演愈烈。既然警察能逮老鼠可以不記手段，其它行業當然跟進，一時間各種能人翻江躍海，無所不用其在極，很快整個國家被卷入了彰顯權力的漩渦，只要批一個條子一夜就成萬元戶，投機分子在權力的驅使下和權力的庇護下簡直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最后終于釀成……。即所謂權力下放，本來是由中央管的事，下放到地方去管；本來只能由中央管的事也下放到地方去管；本來必須由中央管的事，有些也下放到地方去管了，比如死刑犯，這個權力只能由中央來核準和審批，這個權力卻下放了，前幾年中央才收回了死刑權，收回死刑權的當年，死刑人數就銳減了幾十倍，如果中央不把死刑權下放，中國至少少殺幾萬人，很多冤案也可以避免。得到更大權力的地方諸候，為了用好手中的權力，紛紛找退下來又具有影響力的過去的高官作后臺和靠山，一時間官權泛濫，人倫道德法制綱紀也隨之崩潰。過去就有條鐵律，就是縱兵必然搶劫，縱警必然為兇，縱官必然為惡，中國官權泛濫的直接后果是中央權威不被理睬，權力監督成了兒戲，各種腐敗勢力和行為承爆炸式的增長。由于中國執政方式是命令式的和指令式的，本來十分嚴肅的政府工作在官權泛濫的情況下更是成了各級官員欺上瞞下的交差游戲，趙作海案就是典型追求破案率的殺良冒功，所以趙作海這樣的冤案在這樣的社會背景發生一點也不稀奇，我敢說這樣的冤案絕不是孤立的幾個個案，而是普遍地，因為這是官權泛濫和社會道德敗壞的直接后果。

      老張的妻子，一個天性善良，賢淑的家庭主婦，聽著他們的發言笑著說：

    “你們只要在一起就是談這些讓人不愉快的所謂國家大事，談了又有什么用？你們過去在單位大小也都是個小頭頭，過去談沒有用，當官的該貪的還貪，你們現在都把自己都談回家了，貪官沒減少，比以前更多了，反正你們現在都退休了，把自己活的愉快些多好，比如談談文學藝術什么的。唉，咱是老百性，管不了這么多，咱就在家好好地過日子不就得了嗎”。

    老張不無幽怨地說：“羊就想好好地吃自己的草，可狼愿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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