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老師
涂建騰
1976年是我懂事之后記憶中留存往事最深刻的一年，這一年我剛滿12歲。大約是在10月，縣廣播站高懸在各單位的高音喇叭里傳來“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從身邊大人們臉上露出的微笑和欣喜看得出，十年文革亂象仿佛就要結束，春天即將來臨，接著從父母、老師的口中聽到高考將要恢復，當時不甚明了個中緣由，但此后所感受到的變化，對于國家和個人競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
那一年的9月，我小學畢業升入縣城中學，因為63年、64年正值生育高峰，到我們這一屆，升入初中的學生特別多，縣城中學的教室嚴重不足，先是在暫時借用的縣商業局一個物資倉庫改做的臨時教室上課，兩個月后再分散插入縣一中初一年級就讀，這時的初中一年級12個班只有6個教室，學生被平均分成兩半，一半學生上午上課下午放假，另一半學生上午放假下午上課。我被編入初一（12）班，給我們上課的大部分不是縣一中的正式老師，教語文的李老師和教數學的廖老師是從縣商業系統借來的，教英語的曹老師是一位上海女知青，也是從鄉村小學借來的，她身材高挑，長發披肩，長著一幅漂亮而嚴肅的臉容，據說她早年從上海下放到黎川縣，在一個偏遠的小山村插隊落戶，農閑的間隙，常常被村里的小學請去做代課老師，后來因為縣城中學缺少英語老師，經人引薦，才被借到縣一中擔任我們的英語課老師。
對于我們來說，英語是一門讓我們感到特別新奇的課目，在學完了26個字母之后，曹老師就開始教我們單詞和簡短的句子。記得最早學習的句子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萬歲），曹老師不停地重復著，帶著我們有節奏地高聲朗讀：“Long live”“Long live”“Long live Chairman Mao”。在曹老師帶讀之后，我也會學著其他同學給英語注音的方法，在句子中單詞的下面用中文字注上音--“郎 利夫 雀兒們帽”。其實，毛主席在這一年的9月9日已經去世，而此后我們仍然在英語課上大聲地念著“Long live Chairman Mao”，書本上印著，曹老師念著，我們跟著朗讀。就這樣，我們開始了人生里的重要一課。
自從我上小學三年級，我的媽媽由鄉下衛生所調到縣醫院外科做護士，一家六口人隨后住進了縣醫院的一棟被稱為“黃房子”的集體宿舍里，宿舍的南面本來是一塊空地，因為醫院職工家庭大多數沒有單獨的廚房，于是院方在空地上建起了一排廚房，供散居在醫院里的職工家庭使用，廚房大約有30多間，我們家也分到了一間，宿舍與廚房之間有一個露天的大院子。有一次，我從宿舍去廚房，在院子里碰見了曹老師，很是驚訝，后來才知道，她的丈夫是縣醫院外傷科的涂醫師，原來曹老師家的廚房也在這個大院子里，她的宿舍就在離院子不遠的醫院門診部的二樓。那時候，幾乎是每天清晨，我路過曹老師宿舍的樓下都能聽到她誦讀英語的聲音。
“Revolution” “Revolution”（革命）
“Comrade” “Comrade”（同志）
懵懂頑皮的我，全然沒有感覺到驚喜和興奮，卻懷著幾分詫異和緊張，盡管我的媽媽告訴我在英語學習上如果有不懂得地方，可以去問曹老師，但我一直不敢向曹老師提出問題，倒是她平日里嚴肅的神情，讓我的頑皮有所收斂，甚至在她的英語課上我也不敢與同學交頭接耳，只是硬著頭皮跟著曹老師念那些似懂非懂的英語單詞、句子。
每天清晨，我也學著曹老師，背誦著課本上的單詞和句子，自然由此英語成績一直不錯。直至今日，當時曹老師要求我們牢記的單詞，仍然記憶猶新。
記得是1978年的夏天，聽說曹老師與涂醫師離婚了（涂醫師是江西省黎川縣本地人）。按照上海知青回城政策，上海知青本人和子女，才可以返回原戶籍所在地。據說她辦了離婚，她和她的兩個兒子回到了上海。此后，聽說她被安排在上海的一家國營企業工作。大約是1979年的春天，曹老師又回到了江西省黎川縣與涂醫師復婚，然后舉家遷往上海。
1982年，我有幸考取了江西師范大學，被中文系錄取，大學畢業后返回家鄉，成為了中學母校里的一名語文老師。每年，當教師節來臨的時候，當收到學生寄來教師節賀卡的時候，我的心中也在時時感念我的第一位英語老師--曹老師。在當時，一個貧窮落后的江西山區小縣，知青老師的到來，猶如文化貧瘠的小山村掠過一陣春雨，大地長出了春苗，田野開始有了生機和希望。她像一盞指路的明燈，指引前進的方向，帶領我們在知識的海洋遨游。遺憾的是，至今我僅僅知道她姓曹，很多次我到上海出差，經多方打聽也未能了解到她的任何消息。
許多年過去了，每每想起自己求學時期的老師的時候，曹老師腳穿一雙平底膠鞋、一襲花白相間的長裙、漂亮而嚴肅的臉容，依然清晰地烙印在我的記憶深處。（作者：涂建騰 作者單位：江西省黎川縣招商局 E-mail:[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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