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耕身
我們儼然正在迎接一個“人人都是精神病”的時代。去年,北大教授孫東東曾經施施然地對媒體表示:“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在輿論強大的壓力之下,孫教授不得不出面道歉。然而,盡管孫東東收回了自己的話,但先生言論之衣缽,卻已然廣布中國,繼承及實踐者日眾。
南都網新近以“中國式精神病院:誰有精神病地方官員說了算?”為題,關注到“兩起駭人聽聞的發生在精神病院的新聞事件”。一起是河南漯河市農民因幫殘疾鄰居狀告鎮政府,被鎮政府官員送進精神病院,且一關就是近七年。另一起是湖北十堰,兩個市民因在上訪現場拍照,被閃電送進精神病院。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河南漯河農民徐林東于4月25日終獲出院。十堰事件中,市民彭寶泉、鄧復華在精神病醫院住了5天之后獲準出院。吊詭的是,兩地政府或警方對這三位上訪者的病情診斷,均為“偏執性精神障礙”。正與孫東東教授的判斷相一致。
我不太認同報道將這兩起事件視為“發生在精神病院的新聞事件”的說法。嚴格地說,它只是發生在上訪路上的新聞事件。那些企圖走向救贖與公正的人們,在半途被劫了下來,被送進了精神病院。精神病院顯然不是事件的發生地。當然除非還存在另外一種可能,那就是在專門的精神病院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精神病院。因為只是在這里,為人們做精神鑒定的,不必是白衣天使,而是一些身著公權力外套的職業人士。
是不是有一所更大的精神病院,我們都身在其中?電影《飛越瘋人院》的主題歌唱道:“我們活的這個世界就是瘋人院/里面的瘋子不知自己活在瘋人院/你是否需要力量抵抗這瘋人院/和我一起飛越這瘋人院……”我們今天,是否有力量抵抗這“瘋人院”?
我們無法容忍像孫東東那樣的“真話”,卻又不得不默默見證一個個上訪者被投進精神病院。不論是徐林東還是彭、鄧兩人,與其稱為之“偏執性精神障礙”,不如說是上訪型精神病患。他們顯非第一例,肯定也不會是最后那一個。只要在地方權力看來,一切不能順從或匍匐于權力之下的民眾都需要被矯正,那么精神病就總是難免的,“人人都是精神病”的判斷也就與這個時代如影隨形。雖然我不知道,需要多少間精神病院,才能收治上訪路上那些心懷怨懟、偏執而不順從的民眾。
請允許我引用一段過目不忘的論述。有論者撰文指出:米歇爾·福柯曾對精神病院以及精神病學的政治應用——“精神病學政治”或“政治精神病學”——給予了嚴厲的批評。福柯認為,精神病學從一開始就具有維護社會秩序的鎮壓功能,精神病院實際是具有醫學外表的軟禁之所,“禁止發瘋如同禁止發言”,現代精神病治療“把醫學變成司法,把治療變成鎮壓”。
我并不以“政治精神病學”來作為對今天中國一些地方權力的批評,但的確同樣悲從中來。
“人人都是精神病”顯然并非實情。作為一個篤定的事實,當越來越多的上訪型精神病患者奇異地出現在我們這個時代,所表明的恰恰是一種權利意識的生發與崛起。因此應反思那些賦予精神病院以維穩目的或軟禁手段的權力行為。或許,一種權力本位與人治意識,早已使他們優先地成為了他們所聲稱的那種“偏執性精神障礙”患者?我們寧愿相信,這樣一些人,為數并不太多。我們也因此相信徐林東說的:我不怨恨政府,只是個別人所做的事違法,但他們不能代表政府。
徐林東哪怕是在“被精神病”近七年之后,仍然深懷著對于政府與大多數權力者的信任,實在讓人感慨系之。這樣的信任,不應被辜負。而與此同時,我們仍必須清醒的是,哪怕只有一個公民在“被精神病”著,則我們所有人仍然都被拘束著,得不到自由。正像列寧在讀完俄國作家契訶夫描寫沙皇時代精神病院的小說《第六病室》之后說的,“我有這樣一種感覺,仿佛我自己也被關在第六病室里似的。”
除了這樣的感同身受,我們將從哪里尋找力量,來抵抗這“瘋人院”?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士)來源: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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