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人口的悲哀
　　北京警方25日在大興區老三余村召開現場會，試點推行城鄉接合部流動人口“倒掛村”的封閉管理模式。所謂“倒掛村”，是指流動人口數量超過常住人口。所謂“封閉管理模式”，具體措施包括建圍墻、設崗亭、封閉部分路口、安裝監控探頭、對村內人員和車輛實行持證出入、招錄近800名專職巡邏隊員配合警方全天候巡查防控等。

這些社區早6點開門，晚11點關門后，無特殊情況不得出入。
    無論出于什么樣的“良好初衷”，無論對于維護首都治安有多么立竿見影的效果，都掩蓋不了這個舉措的荒誕不經。事關歧視是明顯的——專門針對流動人口進行封閉管理，其中隱含的邏輯是，流動人口是需要防范的“高危人群”，必須像盯賊一樣對其進行嚴防死守。

　　在文明社會，社會管理者出臺一切法律、規章、制度，都應以維護公民合法權益不受侵犯為旨歸，而不是為了管理的方便去剝奪和限制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可以想象，北京大興區若干村落的居民從此將生活在圍墻高聳、出行不便、攝像頭密布的如監獄一般的環境中，連早出晚歸的權利都被剝奪了。我想不出除了被法律宣判有罪的人和犯罪嫌疑人，還有哪一類公民必須接受這種被監視居住的“待遇”。

　　在一個日益開放、人口大規模流動的社會，所謂“倒掛村”非北京所獨有，外來人口占絕大多數的深圳就是一個巨大的“倒掛村”，若依照封閉管理思維，深圳應該實施全城戒嚴，否則就會出大亂子。此外，你能想象美國會對唐人街實施封閉管理嗎？

　　流動人口聚居地“警情高發”有深刻而復雜的社會原因，并非流動人口天生都是作奸犯科之輩。這些外地人來到北京，無非對首善之區心存向往，希望在此找到一個安身立命之所。作為城市管理者，應盡可能為他們提供生存便利，而不是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維，勝于防賊。建議北京警方學學《禮記》中孔子的名句：“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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