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平民、或者是奴隸身份出身的英雄人物——陳涉，載入史冊的大概要數司馬遷先生。這倒不是因為陳涉“革命”的規模有多大，起義的時間有多長（僅僅只有六個月），而是陳涉起義的影響和意義實在是太大。其中一個最直接的結果，便是催生了漢王朝的建立，這兩者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　　

   漢王朝的創始人，劉邦先生當然不會忘記陳涉這個同時代的英雄前輩。從某種意義上講，陳涉實際上是引導他走向“革命”道路的領路人，是“革命”的先行者。這一情感因素可能深深地刺激著劉邦的一生。“革命”成功后，他自然要想到陳涉先生早年的那一義舉，那是一種拿生命作賭注的搏擊。　　

   劉邦先生有能力，也有條件紀念這位起于荒陌之中的英雄，就如同他一樣，來自平民的身份。《史記》中這樣記載：“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如果沒有一種相同身份的認同和感情上的寄托，想信劉邦先生是不會為這位失敗英雄，花費國財來祭奠他的。至少，項羽先生如果“革命”成功，則肯定不會這么去做。因為西楚霸王從來都自以為是，以楚國貴族自稱，是向來不把平民和奴隸瞧的上眼來。　　

   司馬遷先生是食祿漢王朝薪俸的官員，同時也是一位治學嚴謹的史學家，理所當然要記錄下對漢王朝建業有益和有功的人，秦末漢興時期的平民出身英雄人物陳勝，當然是應該寫入史書之中的，就如同我們今天始終把孫中山先生作為中國革命的先驅者那樣加以紀念。從史記人物的編排上，陳涉入列世家這一公候之位，但其英雄事跡則遠不如同時代列傳中那些著名而顯赫的人物。儒家之徒賈誼先生，便有點瞧不起陳涉。在其剖析秦王朝覆滅的那片著名論文——《過秦論》中，就說：“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云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其實，賈誼先生這里犯了個常識性錯誤，以為天下大事非精英們可為,像亡秦這樣的驚天大業，只有六國精英或是學識淵博之士才能做？其實仔細閱讀《史記》，我們知道。陳勝少年時代就志向非凡，是一個守法、誠實的農民，靠著給貴族們種地養活自己和家人。因為才能得不到施展，也沒有讀書的地位和機會，便“悵恨久之”地發出：“王候將相寧有種乎！”這樣的質問。在整個起事的過程中，充滿了陳涉等奴隸們的智慧和膽略，這是那些仲尼、墨翟賢人，陶朱、猗頓富人們想做也做不出來的事情。在這場慘烈而血腥的起義中，戰死者十之八九，對那些橫豎都是一死的奴隸們，只有抗爭一博或許還有生的希望。那場強加在他們頭上的死亡游戲，只能是以統治階級的毀滅和自己的犧牲來結束。二千年以下，我們似乎都能聽得到奴隸們父母、妻兒的哀嚎。　　

   中國歷史有記載的有二十五個朝代，其中紀錄了二十五個大大小小的王朝。在這些血跡斑斑的歷史背后，是王朝的更迭，民變的頻起。陳涉作為農民起義的第一人，書寫了奴隸造反的奇跡，他是五千年中國歷史中造反起義的開創性人物。從此往后，連綿不絕，直至成為統治階層無法揮去的夢靨。　　

   在以“成者王侯，敗者寇”論英雄的儒家史學觀中，掩蓋著的是無數受壓榨、受迫害窮苦百姓們悲慘的命運，從來沒有人原為他們樹碑立傳。在那些記錄了所謂帝王將相們神武英明的后面，遮掩著的是底層奴隸們強大的力量。儒家之徒們用他們的饞獻之筆所書寫的歷史，不過是替自己這個階層在統治階層的崗位上爭取一席之地。在這個盛行強權政治的世界，千年以來，弱小人民、弱小民族、弱小國家的命運沒有發生質的改變。從奴隸制度的崩潰，到封建社會的死亡，再到資本主義的回光返照，人類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信念始終沒有改變，追求理想社會的奮斗腳步始終沒有停步。　　

   雖然統治者們依然在維護著統治的秩序，弱者依然在艱難地重復著受壓迫的輪回，但陳涉式的小石子砸破大水缸的義舉，讓統治者們膽寒，讓吹鼓手們忌憚，那些試圖靠孔孟之道的老酒，盛裝和諧社會新瓶的舉措，或許是一廂情愿。　　

   有人問過：再過一百年，當如何？　　

   智者回答：“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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