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政府機構和事業單位人員的退休養老金、醫保等待遇遠遠高于企業退休人員的現實，已成為了人們茶余飯后熱議的話題，今年的“兩會”期間又沒例外。題為《退休金“雙軌制”公平嗎？》一文道：“機關和企業的退休金‘雙軌制’,是本次全國兩會上熱議的一個話題。公務員退休金高于企業退休人員是否合理？‘雙軌制’是否有失社會公平？昨天,來自廣東的兩位全國人大代表就此亮出了針鋒相對的觀點。對這一詰問，劉富才舉例反駁：自己是正廳級干部，每年工資、福利等加在一起有10萬元，但同級別的國企老總，優秀的是80萬元，最差的也有46萬元。劉富才打比方說：‘假如兩個人同時在50歲，我當國資委主任，他當國有企業的老總，我到60歲跟他一起退休，我只拿了100萬元，他一般能拿600萬元。退休后，假如我跟他同時在80歲死掉，我工資、退休金共拿到300萬元；他退休后，一分錢不拿已經有600萬元了’”。

　　但問題是不是，正廳級的國資委主任會為此心甘情愿的到企業中去當老總嗎？或許，答案就在一年比一年火爆的“國考”上。幾年前曾有媒體刊登說：坊間傳言，考上國家機關公務員被稱為 “金飯碗”，直轄市或省級公務員是 “銀飯碗”，地市級是“銅飯碗”，鎮、街道一級最起碼也是 “鐵飯碗”；在許多人心目中，考上國家公務員，最不濟也是個 “鐵飯碗”。而近期“官二代”現象的不斷出現，是不是一個很好的佐證呢？此前的“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向企業職工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靠攏”所引發的巨大爭議又在說明著什么呢？

　　其實，同時任職，卻并不一定會同時干到退休，何況根據現在的有關規定，國企老總的一部分薪酬是要延期支付的，如果期間企業出現問題，其余的薪酬或會被全部扣掉。可正廳級待遇是不是幾乎伴隨終身呢？何況還有其他人士無可比擬的政治上的待遇優勢呢？這恐怕是比金錢還難得的財富吧。

　　而公務員在退休待遇等方面比其它行業好些也是無可厚非的，這也符合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政府運作機制，其他國家也基本都如此。可為什么我國的民眾卻對此非常不滿呢？這恐怕是我們不得不思考和反思的吧？

　　由眾多資料介紹看（或者說國際慣例），養老金由基本養老金和補充養老金兩部分組成，且基本養老金是統一的，由國家按基本生活水平兌現，以保證每個公民基本生活無虞。區別在于補充養老金上，即國家公務員在退休時根據在職期間的表現、職務等相關規定給予補充。如資料介紹說：“根據1991年改革后沿用至今的英國退休金制度，布萊爾卸任后每年可以領到的退休金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他目前任首相可領到的119056英鎊的工資的一半，一部分則是他作為國會議員的56358英鎊薪水的2／3；此外，他還可以一次性拿到一筆免稅的款項，價值175414英鎊。”企業職工則是以企業年金的形式來補充。但是，不論什么人士都得交納養老金。　　

　　題為《原人事部副部長稱機關將納入養老保險繳費行列》一文道：“機關和事業單位人員將來都納入到養老保險繳費的行列。...有關的養老保險體制正在研究當中，暫時沒有具體實施的時間表。”這恐怕是引發輿論不滿的一個原因吧。而且，這還阻礙了公務員退出機制的真正建立，如今的一些機構人浮于事、臃腫也是于此有關聯的。

　　毋庸諱言的是，一些公務員的言行和執法不公、有法不依、不依法行政、甚至是把公檢法、武警當成了腐敗、亂權、違法行政的“擋箭牌”，已經使得黨和政府的聲譽受到嚴重的損害。如久被詬病的立法部門化、城管的“打遍天下無敵手”、強制拆遷問題，“釣魚執法”、“開胸驗肺”和類似于“躲貓貓”這樣的流行語等問題，以及“帶血的煤”和每一次“不明真相的群眾”后諸多因瀆職、腐敗“落馬”的領導干部、公務員們是不是一個很好的佐證呢？之所以一再出現題為《執法車被棄置小區等報廢 工作人員斥責記者找事》一文道中的：“廣州有一輛雷諾牌面包車，被棄置路旁兩年多了，無人理會。有好事的記者偶然發現，這是一輛質監部門執法用車，屬廣州質監越秀分局所有，僅使用了5年即被棄用。該局辦公室主任聞聽記者采訪此事，責問記者是否‘想給政府找事’……”這樣的事情，答案是不是就在題為《浙江寧海選民多次要求公布人大代表電話遭拒》、《中國官話套話“享譽”中外 說真話少阻撓采訪多》等報道中呢？

　　題為《農民“救命錢”被蠶食 基層醫生爆料“新農合”軟肋》、《深圳經適房停車庫現大量豪車續:12輛為業主所有》、《原公安部經偵局副局長相懷珠涉嫌受賄 今日受審》、《相懷珠成黃光裕案件首名受審官員 與鄭少東同罪》等報道，暴露出的又是怎樣的問題呢？

　　而題為《深圳招聘執法員起薪達7000元 最高可達15720元》一文道：“網友感嘆：待遇實在夠牛。執法員說：深圳消費水平高。”是啊，深圳消費水平高，初次分配向公務員傾斜了，可其他人也生活在這個環境中，初次分配的差距又是多少呢？由題為《公務員退休金憑啥是企業職工3倍? 退休金差異PK》的報道中更可以比較出，企業的領導也好，普通的職工也罷，其養老金等待遇與事業單位和政府機構的公務員是根本無法比較的。題為《物價上漲等造上海式貧困 官方改變甄別窮人方式》的報道或是城市貧民的一個縮影吧；可又有多少人士知道，就連號稱已是國際化、現代化大都市的上海，其低保線是月收入425元呢？或許，這就是廣大的普通人每當面對著水電暖、食用油、蔬菜等生活必需品的漲價就怨聲載道的深層次原因吧。因此，“九五至尊”而引發的“久耕事件”也就實屬一種必然了吧？而由此再來對照著題為《委員談調整收入分配:政府可真金白銀補貼勞動者》一文中我國“最低工資標準排全球150多位”之所述，題為《中國“天價香煙”大全》和我國這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已經成為奢侈品消費第二大國，我們又將做何感想呢？

　　問題的關鍵或許還在于，我們的一些公務員已把自己當成一個商人了吧？否則又怎么會拿企業老總的薪酬來做比較呢？因為，任何國家公務員的薪酬都不可能比企業＼公司老總、或經理人薪酬高，即便是經濟最發達國家的總統和總理。其實，國資委的領導應該私下里多看看自己屬下平時的吃、穿、行、抽等“小節”，或許就會對某些事情和“調整收入分配”有一個深刻的認知吧。

　　當題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被國務院退回修改 短期難出臺》的報道見諸媒體后，“發改委就業與收入分配司司長張東生今日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否認了收入分配方案被國務院退回的消息，并稱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仍在制定當中。”由眾多的相關報道看，似乎又沒有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國營、集體和街道企業下崗失業職工什么事。這或就是諸多矛盾、問題癥結的關鍵之處吧？

　　我們諸多城市可以毫不吝嗇的、大手筆的一揮萬金地把錢“貼”在墻上，“鋪”在地上，某些政府機構還放著豪華、寬敞的辦公大樓不用，卻花錢租地方辦公；一到年底，突擊花錢就會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魚與熊掌都得到了，民生又怎么會差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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