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偉大問題后面的另一個偉大問題　　

——應該怎樣去認識、理解、把握偉大時代　　

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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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沒看《光明日報》了。今天偶然從《文藝報》（2010/04/16）上看到他們轉載了該報的一篇大文章：《偉大時代為何難覓偉大作品》（《光明日報》2010/04/14，記者：韓小蕙）。這是該報記者在中國作協七屆五次全委會后就這個題目采訪了一些年輕作家和評論家的報道。細讀之后，忽然發現，在這篇文章的題目拋給大家的這個偉大問題后面還有另一個偉大問題：那些偉大作品需要反映和描繪的是一個什么樣的偉大時代？或者說得直白一點，應該怎么樣去認識、理解、把握這個偉大時代？　　

關于這另一個問題，在上述那篇長文中，鐵凝提到了“物質時代”；張勝友提到了“變革大時代”；賈平凹提到了“這個時代的精神是豐富甚至混沌的”；劉醒龍提到了“這個時代的作家不能主動放棄關注重大事態的能力”；陳小明提到了“要回到中國的實踐，回到中華民族走過的歷程和中國當代劇烈變革的實踐中，從這當中重新汲取我們思想的力量”；李冰提到了“弘揚時代主旋律，從當代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中尋找和發現文學創作嶄新的主題、情節、詩情和畫意，反映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劇變”。。。。。。很可惜，在上述這些提及“時代”的話里，一概語焉不詳，讓人看不到這個偉大時代的內涵、外延、面貌、實質、思想、情感！或者說是沒有干脆明白地點出，她是一個什么時代？　　

賀紹俊引用大科學家牛頓的話說，“我們今天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陳小明則引用英國前首相撒切爾的話說，“中國雖然在經濟上提供了世界的某種動力，但是他們的知識分子提不出任何引領這個時代的思想。”如此這般，我們是不是就陷入了趙玫所說的那種境界：“古今中外的文明史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不幸，一種文明的沒落，歸根到底是因為失去了思想的原動力”？　　

有人概括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有人概括新中國不同于前蘇聯奪取政權的道路是“農村包圍城市”。有人概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有人概括中國人民的斗爭策略是“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這些話語都很精練、很經典，畫龍點睛地就把偉大的事變、偉大的策略，偉大的運動，也可以說是偉大的時代，給勾勒出來了。現在，有許多人正在渴望著也能有人可以如此這般地把我們的偉大時代給勾勒一下啊！　　

近日，見到一家名曰《軍休之友》的刊物（2010年第三期），自《領導文粹》摘登了共運史學家高放回答《南風窗》的提問而論及當今“時代”所說的幾段話（作者：楊軍：《從暴力到和平——專訪共運史學家高放》）。那位姓高的說：“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過去我們是號召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搞世界革命，現在應該改為號召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逐步改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仍然沒有過時，還能發展。金融危機不會使資本主義滅亡，只會使其通過調適變得更強盛。”“資本主義還有相當強的生命力，現在的資本主義是社會資本主義，盡管危機重重，絕不會短期滅亡，想消滅絕對辦不到，世界革命搞不起來。對待這樣的資本主義就不是搞世界革命，而是因勢利導，逐步改良推進，和平漸進。”高先生的如此放言，是不是也是一種對目前“偉大時代”的另類詮釋？能不能獲得我們的諸多作家和評論家的認同呢？　　

既然高先生的話里，提到了革命和改良的區別與不同，所以就不能不去查查詞典，找找有關辭條，考究考究。下面就是從自己手頭的《現代漢語詞典》（1996年7月修訂第三版）里查找到的結果；　　

[革命]！，被壓迫階級用暴力奪取政權，摧毀舊的腐朽的社會制度。革命破壞舊的生產關系，建立新的生產關系，解放生產力，推動社會的發展。2，具有革命意識的：工人階級是最革命的階級。3，根本改革：思想革命/技術革命/產業革命。　　

[革命家]具有革命思想，從事革命工作，并做出重大貢獻的人：魯迅是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改革]把事物中舊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適應客觀情況的：技術改革/文字改革/改革經濟管理體制。　　

——另據《易·革》：“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變革；命，天命。古代以王者受命于天，故稱王者易姓。所以后來也有了改元一說。即：君主、王朝改換年號開始的一年稱“元年”。　　

又據《后漢書·黃瓊傳》：“復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復實虛濫，不宜改革。”改去；革除。現常指改變舊制度、舊事物。如：土地改革；文字改革。魯迅《華蓋集續編·空談》：“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　　

還據《易·雜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幡綽被拘至行在。上憐其敏捷，釋之。有毀于上前，曰：‘黃幡綽在賊中，與大逆圓夢，皆順其情。。。。。。祿山夢見殿中隔子倒，幡綽曰：革故鼎新。’”　　

[改良]1，去掉事物的個別缺點，使更適合要求：改良土壤/改良品種。2，改善。　　

[改良主義]反對從根本上推翻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主張在原有社會制度的基礎上加以改善的思想。　　

接著再去查一查《辭海》（1997年9月第一版），革命與改良的區別與不同就更加明顯了。請耐心看一看：　　

[革命]1，人們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會中所進行的重大變革。是事物從舊質向新質的飛躍。人們改造自然的重大變革，有技術革命、產業革命等。人們改造社會的重大變革，即社會革命。社會革命是歷史發展的火車頭。它的最深刻的根源，就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當現存的生產關系成為生產力繼續發展的嚴重障礙時，就要求通過革命，改變舊的生產關系以及維護這種生產關系的舊的上層建筑，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推動社會進一步向前發展。在階級社會里，社會革命是階級斗爭的集中表現。歷史上有過奴隸反對奴隸主的革命、農民反對地主階級統治的革命、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革命是歷史上最深刻最徹底的革命。2，指事物的根本質變過程。與“進化”相對。3，古代以王者受命于天，故稱王者易姓，改朝換代為“革命”。《易·革》：“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變革；命，天命。　　

[改良主義]主張不觸動資本主義基礎的范圍內逐漸實行微小的社會改良、反對革命的一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潮。十九世紀中葉，流行于資本主義發達較早、階級斗爭日益尖銳化的英法兩國。隨著壟斷資本形成和國際工人運動的發展，廣泛傳播于資本主義各國。改良主義者害怕革命斗爭，宣揚階級協調；把資產階級的國家描繪為超階級的工具，把資產階級的民主偽裝為全民的民主。由于各國歷史條件不同，他們所主張采取的改良措施亦不同。在工人運動內部，由于工人貴族階層的形成和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也不斷出現改良主義思想，宣揚在資本主義統治下，只要通過資產階級議會的道路，擴大所謂民主，實行大企業部門“國有化”或“經濟計劃化”等，就能實現社會主義。此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一些主張實行局部改革而不觸動原有社會制度基礎的思想，也被稱為改良主義，在初期有一定進步意義。　　

回顧了前人的思想遺產，接著該琢磨現在的實際狀況了。人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及其隨后的成長，那就是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而改革就是在革命的基礎上的革故鼎新，亦即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如果僅限于我們而今尚被譽為有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內部而言，把改革當做改良進行，雖然已很不妥當，錯誤還不算太嚴重吧？至少大概齊還好像是那么回子事，能夠讓粗心的同志們看得過去。但是，在國際的范圍里，在世界的范圍內，提倡改良，那不僅和革命，而且和改革，也就完全搭不上界了。什么“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逐步改良”，亦即進行“不觸動資本主義基礎的范圍內逐漸實行微小的社會改良”，那算是哪門子事啊！對于無產階級勞動者而言，“生活像泥河一樣地流”，還有多少“意思”？我斗膽猜想，馬克思的胡子要被氣的翹起來了，毛澤東的鼻子也要給氣歪了！數典忘祖，挖墳鞭尸，也莫過于此。放肆鼓吹改良主義的精英與其說像是一位教授，不如說更像一位掮客，他不僅要把工人階級出賣了，而且還要把全世界所有的的窮哥們都出賣了。資本饕餮的餐桌上面需要擺上犧牲的供奉，誰來充當虔誠孝敬的祭司啊？大家都老老實實地恭恭順順地出賣勞動力當牛做馬吧！如果說，現在的“資本主義還有相當強的生命力”，只能進行改良。那么，過去的資本主義就更有“相當強的生命力”，那就更不能進行革命了！巴黎公社起義，攻打冬宮，井岡山割據，。。。。。。全是幼稚啊！全是盲動啊！全是失策啊！從事后諸葛向事前智叟轉型的先生啊，您真聰明，您真高明，您真精明，您真英明，您真圣明！怪不得您有嘴說別人沒嘴說自己，站著說話不腰疼！老兄完全忘記了“我們在開始斗爭的時候手無寸鐵，我們的對手都是全副武裝的。但是手無寸鐵的人民卻把全副武裝的人趕跑了。幾千年來的歷史證明，腐朽的人手里的東西越多，倒的也越快。”（《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412頁）“社會主義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個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315頁）》）盡管您這位高人放言時嘴上聲稱自己所主張的“不等于改良主義”，可事實上自己所主張的正是不折不扣、貨真價實的改良主義！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啊，一句話就露了怯，您還真透明！請問：我們能用這種內涵、外延、面貌、實質、思想、情感去概括目前的偉大時代么？　　

眼下，有一些人對革命二字，對革命轉變論（注*），亦即不斷革命論（注**）和革命發展階段論（注***）相統一的學說，十分反感，甚至有一點深惡痛絕的樣子。只要一聽說了，馬上就緊張，就害怕，就拒絕，就反對。在他們眼里，那就是“文革”，那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盡管這種情緒，凡是經歷過那段史無前例的歧路的我們這種“份子“，誰都可以諒解、默許；但是，如果不站得更高，不想得更遠，那么一己的激憤反彈往往會使人失去了冷靜思考，從而不能真正地撥亂反正。其實，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偉人也難免俗。諸如此類的事物，若非少不更事，誰都不難想通。能夠正確對待自家人諸多的失誤，能夠正確汲取自個隊伍嚴酷的教訓，是一個革命者以至一個革命黨成熟、老到的標志。我記得，當年噩夢剛剛過去之后，有一句人人都認可的話：團結起來向前看，給了許多掛彩的同志以許多深切的影響，馬快就跟上重新集結的隊伍又繼續大踏步前進了。在我的印象中，在我們的行列里，夏（衍）公的睿智和寬厚、頭腦和胸懷，那的確是被無數的革命同志心悅誠服地引為楷模的（注****）。其實，平心靜氣、公正全面地仔細體察、反復琢磨一下，毛澤東同志對革命和革命轉變論，是一直有著自己獨特而完整的看法的；而且那看法，也是他從自己親身所經歷過的錯誤和失敗中才更深刻地提高了認識的水平的。那還是在老人家倡導了“大躍進”等等隨著刮起了“浮夸風”等等而產生了嚴重的缺失之后吧，他刻意認真地也不無苦惱地帶領著自己周圍的同事，花了一段不短的時間，去研究和思索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現在，我們翻開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103頁），就可以看到，在他表露著一分為二態度的讀后感中，老人家已經認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可能分為兩個階段。他說，“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時間。經過后一階段，到了物質產品、精神財富都極為豐富和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在我們這樣的國家，要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的太早了。”（同前書，第116頁）“社會主義一定要向共產主義過渡。過渡到了共產主義的時候，社會主義階段的一些東西必然是要滅亡的。就是到了共產主義階段，也還是要發展的。他可能要經過幾萬個階段。能夠說到了共產主義，就什么都不變了，就一切都‘徹底鞏固’下去嗎？難道那時侯只有量變而沒有不斷的部分質變嗎？”（同前書，第108頁）他指出，“量變和質變是對立的統一。量變中有部分的質變，不能說量變的時候沒有質變；質變是通過量變完成的，不能說質變中沒有量變。質變是飛躍，在這個時候，舊的量變中斷了，讓位于新的質變。在新的量變中，又有新的部分質變。”（同前書，第107頁）他舉例說，“可以設想，將來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以后，人們在勞動生產和分配中的互相關系，還會有無窮的變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會有多大的變化。”（同前書，第136頁）“當然將來還會從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到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達到了這一步，他的性質，在一定時期內又會沒有多大變化。”（同前書，第135頁）當說到按需分配時，他說，“共產主義社會，實行按需分配，也不能一下子完全滿足需要，因為需要是不斷被創造的。拿過去來說，沒有文字，人們就沒有對文具的需要，文字產生了，人們對文具的需要也隨著創造出來了。拿現在來說，因為發明了電視機，所以人們對于它的需要也隨著提出來了。”（同前書，第136頁）而滿足社會的這種不斷出現的新的需要，當然是要逐步進行才能實現了，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吧？所以將來的情況也會和現在人們對待新產品漸次推廣的態勢差不多，概略的設想無非是：“可能是主要的物資能充分供應了，首先對這些物資實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據生產力的發展，推行到其他產品去。”他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制度下，雖然沒有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但是還有革命，技術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革命，從共產主義的這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也是革命。共產主義一定會有很多的階段，因此也一定會有很多革命。”（同前書，第108頁）一種生產關系代替另一種生產關系是質的飛躍，就是社會革命；由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轉變為共產主義按需分配的是生產關系的變革，因而也不能不是革命。共產主義的階段變化也是社會革命啊！類似的這種不斷的分階段地發生、出現的社會現象，在人類歷史上應該說就是一種常態吧，一種客觀規律吧，在人們的頭腦中應該說也是不難理解、不難認同的吧？為什么要把它渲染成令人恐怖的東西呢？凡是頭腦正常的人，對于革命，對于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的相統一的學說，有必要視之為洪水猛獸，拒之猶恐不及嗎？　　

寫到這里，再想一想此文一開頭所說到的偉大問題：應該怎樣去認識、理解、把握偉大時代？那么毛澤東對于革命、對于不斷革命論和階段革命論的相統一的課題曾經有過的思考，是不是也會有一點參考價值呢？至少，僅僅是毛澤東主席以上在理論范疇里的一點深入的細致的探索，對于撒切爾夫人不客氣地渲染中國知識分子 “提不出引領這個時代的思想” 的讕言，也是一個響亮的回答，或者說是一記響亮的耳光吧！　　

最后，在下不揣淺陋，也冒昧地于此處對久聞大名的記者韓小蕙女士的大作在題目上提出的偉大問題，作一點反饋。記得，在中外古今的文壇上，好象一向流傳著這樣的名言：少女可以歌頌她的愛情，而守財奴卻不能歌頌他的財富（大意如此，可能記得不很準確）。請問，這兩句話能不能也會成為回應您的提問的一種答案呢？　　

（2010/04/19）　　

注——　　

*[革命轉變論]馬克思主義關于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統一的理論。（《辭海》1997年9月第一版）　　

**[不斷革命論]1，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要不停頓地由前一階段發展到后一階段的理論。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是辨證的統一。連續不斷的過程，由不同質的階段所構成，而各階段之間又有聯系。前一階段是后一階段的必要準備，后一階段是前一階段的必然趨勢。“不斷革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第一次提出的無產階級的戰斗口號。列寧也主張不斷革命，一再強調民主革命一完成即須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決不能半途而廢。毛澤東在我國革命實踐中運用和發展了這一理論。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統一的原理，是無產階級政黨制訂戰略、策略的理論基礎。2，托洛茨基取消革命的謬論。1905年提出。同馬克思列寧注意的不斷革命論根本對立。它抹煞農民的革命作用，反對工農聯盟，否定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權，主張拋開農民，“跳過”農民運動，還鼓吹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和農民“發生敵對的沖突”，要不斷地革農民的命。（《辭海》1997年9月第一版）　　

***[革命發展階段論]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理論。它指出革命的不同的發展階段反映事物的質的區別，不應當把這些不同質的階段互相混淆起來。（《辭海》1997年9月第一版）　　

****1968年12月至1975年7月，夏衍在北京秦城監獄蒙受了八年的不白之怨，損目折肢。他的一條腿是被踢斷的。關于這段個人感受，他從未提及。有時被人問急了，他只說：“國家有國家的難處，很多事，說不清楚。有的是原則問題，有的是方法問題。”　　

錢辛波說，“我說他應該寫出來，對后人也是一個教育。夏公說，他不寫這方面的文章，不是沒有材料，也不是不會寫，而是不想寫。因為這是中國人的恥辱，寫出來有損中國人的自尊。”　　

1980年，呂吉準備寫一個劇本，劇中反映1949年香港國民黨航空起義人員在“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的情況。夏衍聽了，默不作聲，想了一會兒，慢慢地說：“呂吉，你要寫這場戲，要掌握分寸。你考慮過沒有，效果如何？兩航起義人員在‘文革’中受到‘四人幫’的慘重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了，要是把這些情況在舞臺上演出來，臺灣航空公司老人們看到了，他們還會回祖國嗎？”呂吉反復考慮夏公的這一番話，覺得他的意見是正確的，就放棄了原來的想法。（《文化名人的個性》，作者：陳明遠，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附記——　　

1，寫作此文時，在《辭海》（1997年9月第一版）查閱“革命”和“改良”等辭條的過程中，偶然見到了“修正主義”的辭條。這才突然記起：這一個詞條，已經被人從2009年10月出版的、提供可能參與黨的建設的同志們使用的辭典中刪掉了。那位詞典的的主編在《人民日報》上回答讀者提問時說，“這些與現時代脫節的名詞，已經失去了大眾傳播的土壤。”“如修正主義，現實工作中就用不到它。”然而，是不是就一定用不到了？如果要是用得著，上哪兒去找呢？既然已經出現在手頭，而且似乎也還對此文所涉及的問題，有所牽連，于是也就順手牽羊錄下來，放在此文之后，供有興趣的人們參考一下吧！　　

[修正主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是姿產階級世界觀及其影響在工人運動中的反映。產生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其社會基礎是工人運動“和平”發展時期逐步形成起來的工人貴族階層以及補充到工人階級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使他的敵人不得不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從工人階級內部進行破壞和腐蝕活動。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伯恩施坦提出了對馬克思學說的“修正”，故名修正主義，亦稱伯恩施坦主義。后為第二國際的考茨基等機會主義領袖所接受。他們在哲學上背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庸俗進化論代替革命的辯證法；在政治經濟學上修改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學說，竭力掩蓋帝國主義的矛盾，否認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在政治上鼓吹階級合作和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傳播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思想，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特別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修正主義是一種國際現象。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它以各種面貌不斷出現，除了來自右面的修正主義之外，還有來自“左”面的修正主義，表現為：用最革命的詞句和最激進的姿態，歪曲和篡改馬克思主義。現代修正主義是老修正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和發展，其代表有蘇聯的赫魯曉夫集團和中國的林彪、“四人幫”等。（《辭海》1997年9月第一版）　　

2，如果聯想到毛澤東他老人家有關修正主義的論述，那就很精辟很多了。這里只選其最短的一則語錄吧：“修正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著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抹殺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他們所主張的，在實際上并不是社會主義路線，而是資本主義路線。”（《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人民出版社版第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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