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一覺醒來”珠三角、長三角就缺工荒荒，連四川、安徽、河南等勞動力輸出大省也在為此惶惶，似乎大江南北一夜間就畫出了一個“工”在哪里的大問號，一時間，“搶工人”的新聞不斷見諸于媒體，還又成為了今年“兩會”一個很熱門的話題，真可謂荒與慌同在，惶與徨相隨。進而讓“農民工”進城，或加快城市化進程和戶籍制度改革似乎達成了某種共識；亦或可以說，讓農民進城既是一種分享財富二次分配的形式，又是一種拉動內需的辦法。然而，問題或許是，城易進，居難安吧。因為，古語曰：安居樂業。可面對著我們現在被稱之為“大山”的房價，什么“白領”、“金領”們似乎也不堪重負難以安居，還遑論其他人乎？

　　當我國“用工荒”慌慌之際，歐洲大地上的罷工潮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勢，題為《史上最“牛”歐洲航空業陡掀罷工潮》一文道：“繼德國漢莎航空公司4000名飛行員宣布開始進行為期4天的大罷工后，2月23日法國巴黎奧利機場Alyzia機場服務公司的員工也突然宣布罷工。不僅如此，英國航空超過80%的空乘人員也因不滿公司工作環境，投票同意舉行罷工，歐洲航空業遭遇了有史以來聲勢最為浩大的‘罷工潮’”。題為《英國27萬公務員舉行48小時大罷工 公共服務癱瘓》的報道曰：“英國大選逼近之際，27萬公務員8日起罷工48小時，抗議政府計劃削減遣散費，罷工令公共服務大受影響。”此前，題為《全國罷工癱瘓希臘 罕見動蕩重擊歐洲》、《葡萄牙50萬名公務員大罷工 抗議政府凍結薪酬》等報道均在述說著減薪、降低原有的生活水平等對人們生活所造成的沖擊。可由此再來看“劉易斯拐點”論，或也可以說，歐美正在陷入這個拐點論的“陷阱”中而不能自拔。

　　因為，“劉易斯拐點”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只要工業部門能夠提供稍大于維持農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資，農業部門就將涌入大量勞動力至工業部門，為工業部門的擴張提供無限的勞動力供給。”但是，工業部門要想保持一定的吸引力，就必須為從事農業轉工業的人們提供更多的、可持續的后續保障，以使得他們能夠駐留在工業部門中；通俗的說就是，從事農業的人們進城后的各項生活水平等是應當逐步提高的，或有盼頭的，能夠安身立命、娶妻生子。否則“進城”的現實意義又有多大呢？如在大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郊區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多不會有什么進城的沖動，反而不少城里人會向那里流動；又如，每到農產品收獲季節，歐美一些國家都會涌入大量的非法勞工，這不就是因為哪里的農民雇不起本國的勞工所致的嗎？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前幾年，美國農民還發起了一場大規模的抗議政府驅趕非法勞工的行動，并獲得了成功。這或就是“劉易斯拐點”論之陷阱所在吧，農業補貼是其所結的一個必然之果；或還是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致命傷。

　　而歐美、日本等眾多國家可以通過其資本、收入、福利等優勢來進行移民從而獲得穩定的各種勞動力資源；或以外包、收取專利費和在他國辦廠等形式來轉嫁各種成本，以此來維系、確保其國內職工、人民生活等各種福利、薪酬不會因“劉易斯拐點”受到下降的影響。如果把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看成是“工業部門”，而把發展中國家和經濟欠發達國家看成是“農業部門”，這個問題是不是就很好理解了呢？

　　可當金融危機降臨后，這些定律、或規律和平衡就被打破了，因而就業、薪酬、福利等均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再加之財政緊縮、增稅等因素還會造成物價的上漲，生活的艱難也就非常明顯的凸顯出來了。然這些在城里工作的人們多不可能回到農業部門中工作，即便是想回去也沒有土地，加之農業種植的高度機械化，也容納不了多少人，失業、減薪等因素導致罷工也就成為了一種必然之因果了吧。但此時，農業部門是不是會比工業部門的大多數人好過些呢？換個角度說，經濟好、平穩、欣欣向榮之時，什么“劉易斯拐點”論，或是一些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或其它什么派的經濟理論，對經濟發展能夠起到一些促進作用，而一遇到點風吹草動、或經濟＼金融危機就會失靈？就會產生嚴重的各種類型的貿易保護風起云涌呢？如果把奧巴馬的“全國出口戰略”看成是倒“劉易斯拐點”，是不是會得出發達國家這個“工業部門”在向發展中國家這個“農業部門”強索反哺之就業崗位呢？

　　由此是不是就帶來這樣的問題：

　　１、工業化就是為了“消滅”農業嗎？

　　２、工業化必然就是城市化嗎？是不是只有如此才是工業反哺農業的較佳形式呢？

　　３、我國的城市化建設是不是必須重蹈一下現一些經濟發達國家“城市化病”的覆轍，才會真正的轉變“攤大餅”呢？

　　題為《遣返中國勞工隱現越南心態：遣返不等于不歡迎》一文有這樣一段敘述：“事實上使用中國工人成本很高，月工資都在5000元以上，而同樣的越南人只需要1000～2000元左右。”王慶說，“許多人可能會奇怪我們為什么不使用廉價的越南工人，因為他們沒有中國工人勤勞，工作效率也不高，往往是三五名越南工人(工作效率)才頂得上一名中國工人。”此又在說明著什么呢？

　　題為《媒體曝山東富豪身家396.2億 超內地福布斯首富》一文介紹道：“南山集團的發家從一個僅有56戶人的小山村開始。1978年,宋作文只是黃縣東江鎮前宋村（后改名為南山村）村民,他與在東北的朋友一起販運木材,賺取了5000元現金。靠這5000元做本,宋作文與一幫村民開始做豆腐、糊水泥袋、做石棉瓦。1987年,他們看準了農村市場對廉價晴綸枕巾需求量大的行情,投資興建了紡織廠,隨后追加資本,成為全國最大的村辦毛紡廠。到1987年底,宋作文和他的第三小隊固定資產已達5500萬元,全隊56戶人家,戶戶過百萬,家家搬進了166平方米的別墅樓房。1994年到2000年,南山村兼并了周圍3個鄉鎮的8個窮村,并大規模興建生態旅游業,開發建設了古文化建筑群、國際高爾夫球場等旅游服務項目。2002年,南山村的旅游資源已經吸引游客70多萬人次,門票收入就達4200多萬元。宋作文將一個村辦小廠發展成為以股份制為主體的現代化國家級大型企業集團,2008年,南山集團有限公司總資產達316億元,綜合實力位居中國企業500強第178位,因為帶領南山村1827戶村民致富,每戶資產超過400萬元,宋作文當選央視‘感動中國2003年年度人物’”由該報道中不難看出，沒有“進城”的南山村的人們不僅已步入到了共同富裕之路上，還在為更美好的明天增磚添瓦。

　　近期，有新聞報道說，某省的“保姆縣”沒有了保姆，原因就是當地的經濟有了不小的發展，進而就近就業成為了最優選擇。而不論是南街村，還是大寨，或是現在的一些蔬菜、果品合作組＼社，其多數人富裕的根本原因不就是因資源、資本要素掌握在多數人手中，并享有著增值等各種收益嗎？各地的小產權房為什么禁止不住？不就是其產生的資源要素利潤的大部分能夠被農民所獲得嗎？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指出：“強力推動資源要素向農村配置，支持符合條件涉農企業上市，促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努力縮小城鄉公共事業發展差距，增強農業農村發展活力，鞏固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應當說，這抓住了農民可持續增收的實質和本源性的問題；因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中，誰掌握了資源、資本要素，誰就掌握了財富。特別是首次提出的“強力推動資源要素向農村配置，支持涉農企業上市”的政策，應該成為國家的重大長期發展戰略。

　　其實，當“沒人叫你在廣州買，也沒人叫你在深圳買，那你回老家買不是便宜點嘛，那你為什么要在廣州、深圳買呢？”＼“廣東的地級市房子均價都在5000元以下,有錢人不想跟沒錢人住在一塊，沒錢人更不想跟有錢人住在一塊”在諸多地方成為了某種現實，戶籍是不是早已不是障礙了呢？即使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人“進城”，無非是徒增了些失地的下崗工人罷了。難道不是嗎？

　　2010年3月1日，中國平安步入了全流通時代。然而，從題為《持股員工與平安大股東僵持的背后》等報道看，其職工分享“二次財富”的現實將會是一場艱難的旅程。這是不是對國民如何分享做大了的財富“蛋糕”之二次分配有所啟示呢？而題為《調查:86.5%受訪者憂慮新富家族聯姻“公權力”》的報道，也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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