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的“私人化”與雜文的衰微
郭松民
——讀《中國當代雜文二百家》有感
作為一個雜文愛好者，“雜文衰微”，“告別雜文時代”這樣的話題，一直是我無法面對，也無法理解的，直到不久前，我看到了一套《中國當代雜文二百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劉成信、李君、王芳選編），并懷著探究的心情，認真閱讀了一遍，我才了恍然大悟，覺得可以就這個話題談談自己的看法了。
在我看來，雜文之所以衰微，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自1980年代以來，雜文創作出現了“私人化”的傾向，所謂私人化，就是雜文作者（以人文知識分子為主）失去了觀察時代的宏觀視野，而是簡單地把個人命運作為衡量時代的尺度，自己生活得好，就是好時代，反之就不好，甚至是“浩劫”。在很大程度上，雜文成了作者宣泄個人情緒的一種工具，這就不能不脫離普通讀者，無法引起他們的共鳴，也無法承擔起為時代代言的任務，因此其衰微或逐步邊緣化，也就不可避免了。
這個結論有什么根據嗎？有的，根據就在這本書里！但由于筆者所寫的是一篇短文，所以不可能對全書做一個全面的梳理，而只能挑出下卷中季羨林大師的一篇雜文《血淚書寫的見證——我為什么寫<牛棚雜憶>》來做一次麻雀解剖。
之所以選季老的文章，原因有三：其一是我所說的雜文創作私人化傾向在這篇文章里表現比較明顯；其二是季老被官方和主流知識界所共同接受，堪稱當代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最后，季老去年剛剛去世，身后備極哀榮，為文化界的一件大事，許多讀者熟悉他。
那么，“私人化”在雜文創作中究竟有什么表現呢？筆者將其概括為這樣幾個特點：曰“怨”、曰“懼”、曰“假”。
先說“怨”。季老在《見證》一文，開篇即道：“我三生有幸，也住進了大院（指“牛棚”，筆者注）——從語言學上講，這里的‘住’字應該作被動式——而且一住就是八九個月。像十年浩劫這樣的‘壯舉’，在人類歷史上絕對是空前的——我但愿它也絕后——‘人生不滿百’，我居然躬與其盛，真是千載難逢，我不得不感謝蒼天對我特別垂青、加佑，以至于感激涕零了。試想，現在還會有人為我建院，派人日夜守護，使我得到絕對的安全嗎？”
——一股怨毒之氣，撲面而來，給人感覺好像是受了多大委屈似的，不過以我讀《牛棚雜憶》的印象，則所謂“牛棚”云云，無非是一種封閉式的學習班而已，同為北大教授的孔慶東也對此多有考證，“牛棚”并非地獄，蓋可斷言。當然，這種學習班似乎不怎么舒適，學員也不怎么順心，但怨到如此咬牙切齒，好像也大可不必；
再說“懼”。“最可怕的是，我逐漸發現，十年浩劫才過去20年，很多人已經快要把它完全遺忘了。”“我恐懼，是因為我怕這些千載難得的經驗一旦泯滅，以千萬人遭受苦難為代價換來的經驗教訓就難以發揮它的‘社會效益’了。想再獲得這樣的教訓恐怕是難之又難了。”
——“文革不能再來”——這是1980年代迄今雜文的一個絕對主題，而理由則主要來自作者的感性：“我”蹲了“牛棚”；“我”挨了批斗；“我”被下放到了農村……，總之，因為“我”安逸優雅的生活被文革破壞了，所以文革就是浩劫。而對文革理性思考的雜文，可以說是少之又少，為什么“才過去20年，很多人已經快要把它完全遺忘了”？就是因為感性的東西不容易持久，而理性的結論才能經得起時間的洗禮；
比如文革為什么會如此激烈？有沒有知識分子整知識分子的因素？文革的口號之一是“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睽諸今天的情況，以院士、教授、博導們為代表的學術權威們壟斷一切學術資源，大發“學術財”，且造假的造假，對女生“潛規則”的也不在少數，如此看來，當文革風云乍起，“造反”的學生和年輕教師們對他們有一些不恭之舉，似乎也并非全無理由。但是，經歷過文革的雜文家們對此反思過嗎？檢討過嗎？沒有。我們透過他們的雜文，會感到他們都是一些純潔無辜的羔羊，但這樣的雜文有說服力嗎？
最后說“假”。“我在這里先鄭重聲明：我決不說半句謊言，決不添油加醋。我的經歷是什么樣子，我就寫成什么樣子。”“謊言取寵是一個品質問題，非我所能為，亦非我所愿為。經過了所謂‘文化大革命’煉獄的洗禮，‘曾經滄海難為水’，我現在什么都不怕。”
——這些話真可謂擲地有聲，但未必可信。季老自己就說過，他的處世格言是“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不全講”說明還是有所畏懼，并非“什么都不怕”。
1976年1月24日出版的《人民日報》上，刊登了季老的一篇文章（署名：北京大學教授 季羨林）《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不容誣蔑》，季老在文章中，用同樣擲地有聲的語氣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確實是非常及時的，完全必要的。在這場斗爭中，我們知識分子也獲得進一步的改造和提高。”“可是現在竟有人說運動一來，就批知識分子。這倘非無知，即是別有用心。我們要堅決予以回擊！”“奇談怪論的制造者擺出一副為知識分子‘請命’的架勢，實則居心不良。”
這些話，不知是真話還是假話？季老從未在自己的雜文里解釋過，似乎已經“把它完全遺忘了”。而在文革中能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分明是受到重用的表現，并不像被迫害的樣子，這和他在《見證》一文所作的血淚控訴，完全對不上號，不知道哪一篇文章里說的才是真話？
魯迅先生曾經說過大意這樣的話，要做革命文學，先要做“革命人”，因為“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我覺得先生的判斷并沒有過時。在我看來，雜文要振衰起弊，首先雜文作者要跳出以個人利害得失衡量一切的狹隘觀念，以更寬闊的視野看待歷史、看待現實，不能總是帶著“我今天得意了，所以要出一口惡氣”的心態寫雜文。雜文作者如果甘做晴雯、王熙鳳式的人物，睚眥必報，錙銖必較，那雜文是沒有什么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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