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吉爾吉斯發生的政治動蕩來考慮右派的所謂民主效果

吉爾吉斯，總共四百多萬人，如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十三億人口相比，相當于中國的一個大一點的縣，或者一個省會那么大的市的人口。

吉爾吉斯在脫離蘇聯獨立之后，它的好處就是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因此最大的頭兒就不叫縣長或者省長，而是總統。如果按右派的觀點，它的人民當然從此就享受著獨立民主自由。但是，右派的一個謊言在此破滅，吉爾吉斯的腐敗指數是1.8（最腐敗是0，最廉潔是10），這說明什么大選之類的東西無法防止腐敗。

其實，獨立國家的好處，也就是上層，既當頭兒的那一層有好處，對下面的人民，并無什么好處。實際上從這次動蕩看，人類社會還是越集中管理越好。

比如說，如果如果有一個四百多萬人口的地區，比如縣或者市，發生腐敗，縣長成了貪官，和獨立國家的區別是，這個縣長有上級，上級一旦破案就把這個縣長給滅了，還可以從外部再派官過來。而一個四百多萬人口的國家，一旦最高頭兒腐敗，有的人說那就下一次不選他，那還得等到下一次，那國家都被他貪污光了。而且這個時候沒有上級，無法解決問題。當然可以通過人民革命來解決，但是代價也是很大的。

此外，政治動蕩也是由于軍隊警察等暴力工具執行不力，泰國現在面臨紅杉軍也是這個問題。但是，一個四百多萬人口的小地方，能夠養活多少軍隊和警察？就算是百分之一，也要有四萬多軍隊和警察，即使這樣，如果有二十萬人要暴動，四萬軍隊和警察未見得是對手。而象我國這樣的大國，養的軍隊和警察的比例反而可以少一些。因為，通常都是局部出現騷亂，那么就可以從外部調入大量的警察和軍隊。比如說，如果中國有某個地區有五十萬人發生騷亂，則可以從外部派入一百萬甚至二百萬軍隊，維護和穩定社會治安，當然，不忘了把那個首腦免職換一個稱職的。

因此，當前蘇聯解體的時候，原本吉爾吉斯人民是有兩種選擇的，一種就是呆在俄羅斯國家內，這樣可以享受到大國的好處。但是，俄羅斯一旦采取民主制，各黨派相互爭斗，誰來照顧少數民族同胞的利益？如果照顧不了，則吉爾吉斯人民照樣要受苦。

另一種選擇就是已經發生的，就是獨立出來自己過，但是缺點就是這個政治不穩定，相互斗來斗去，而上面再也沒有上級了，也沒有調停人了，軍隊和警察的人手也不夠。問題在于，人民是短視的，總是看到眼前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民主決策經常就是錯誤的決策，被少數的上層操縱的決策。尤其是如果一個地區的人民信仰某種宗教的時候，因為信仰任何宗教都具有某種虛假的成份，當然就更容易被某些野心家利用宗教的忽悠來從中漁利。

還是來研究中國的問題，人家吃了虧，中國怎樣避免這種吃虧？中國的未來會不會有少數民族被煽動起來搞獨立？那是肯定會有的。怎樣從技術上對付呢？

兩個關鍵的辦法。一個是大規模的政治宣傳，要反復地，堅持不懈地進行。要注意到這個政治宣傳并不是專門針對少數民族，更關鍵是的針對多數民族，在中國就是漢族，要在全國范圍，而不是少數民族地區，反復地進行民族團結的政治宣傳。因為有許多案例就是漢族人不重視這個民族團結，造成的沖突。毛澤東思想始終認為大漢族主義往往是危害更大的。

第二就是要在財政上，或者經濟上，要把少數民族同胞都“養”起來，就是說，索性要撥大量的錢財把他們“養住”就行。這里的“養”的意思是帶引號的，就是說，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你必須承認少數民族同胞搞不出多少東西來“賣”。我們必須承認少數民族同胞在創造價值，尤其是現在市場經濟社會的價值方面，是“不行”的，確實不行，就說這個高考制度，少數民族同胞都是不能夠適應的。但是，這不過就是市場經濟的規則而已。如果不按市場經濟的價值標準來看，則少數民族同胞會的許多東西，一些文化上的東西，藝術上的東西，是漢族人所不行的，比如讓我騎馬放羊，我就沒有這個技術，你讓我跳新疆少數民族的舞蹈，我也不行。現在的價值一切都用市場經濟的“可賣性”為標準是不對的，應當有許多標準，許多的人雖然在市場經濟的競爭中創造不了價值，但是他的存在，仍然是有意義的。

另一點就是政策要有“提前量”，要有前瞻性，就是說，不要等到騷亂發生了再去宣傳，再去指責，再去鎮壓。如果發生那樣的事情，都是因為政治上的短視而造成的，急功近利而造成的。

例如，假設俄羅斯在1991年解體的時候就有前瞻性，那么，考慮到已經遇到的車臣的情況，自從鎮壓車臣叛亂以來，有多少人民受苦？經濟上的損失有多大？有多少的俄羅斯軍人被打死？耗費的軍費開支有多大，為了防止恐怖襲擊而花的錢有多少？假設所有的這些錢加起來有多少多少億美元。那么，如果俄羅斯提前在1991年就知道這一點，索性在那個時候就制定一個計劃，把所有的這些錢都白送給車臣人民，讓他們過好日子，讓他們生活穩定，并輔以堅持不懈的政治宣傳，那就不會有許多丈夫因為誤入分裂組織而被打死，也不會造成許多寡婦們的仇恨。同樣也是花錢，這么花和那么花，就是不同。

但是如果當初俄羅斯真的這樣花錢，就會有一些混帳們看到社會安寧之后會叫囂憑什么要給少數民族地區那么多錢？因為事情沒有發生，就不象是有政績的樣子。安全這件事情經常就是這樣。比如一個大樓做好了一切防火災的準備，購買了大量防火裝置，并進行了大量的防火宣傳和演習，因為準備好了，結果火災幾百年也沒有發生，就會有混帳來批評說花在火災上的那么多錢是沒有必要的，這領導不是很尷尬嗎？

也就是說，做事情有前瞻性，是看不到明顯的政績的。如果中國的政府提前二十年就做好準備導致了后來的煤礦生產事故量全球最低，誰也不會認為這是一個政績，反而認為這是應該的。

但是，做事情有前瞻性，要有提前量卻是應該的。毛澤東這個人就有前瞻性，他就能夠在只有三萬紅軍的時候就知道革命一定能勝利。而在1949年解放戰爭遠未結束，還將有殲滅約二百多萬敵人的戰斗任務的時候，就已經前瞻到了準備大規模建設，并指出一些共產黨中在手執武器的敵人面前不愧為英雄的稱號但是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他能夠在五十年代末就考慮大規模修建大量水庫，能夠下決心一定要根治黃河，一定要根治淮河，一定要根治海河。他能夠在六十年代遠在蘇聯解體之前就宣布蘇聯是“修正主義的日子長不了”，并在中國開展大量的反修防修活動。他能夠提出“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口號。

但是，這些前瞻性的動作，都是經常受到急功近利者的批評的，認為這也沒有必要那也沒有必要，只要有市場就能夠解決一切。

但是，市場經濟最大的特點，就是根據行情來做事情，市場本身就決定了它是急功近利的，如果一個投資下去，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才能夠收回成本，許多資本家都是受不了的。因此，超長遠的投資，只能夠是政府做，而且必須頂住一些混帳們的嘮嘮叨叨的壓力。

我們不應當在某少數民族地區發生暴亂之后再想到鎮壓，在旱災水災地震已經發生之后再急匆匆地去救災，在有了礦難之后再努力地救礦難，永遠被動地行動，這兒有火到這里滅火，那兒有火到那里滅火，就算是制造了許多感人事跡，自己也累得夠嗆，仍然是一種缺少前瞻性的表現。

我有幸曾經和高級的棋手下過棋，我的感覺就是，高級的棋手是具有前瞻性的。比如一開始他把馬跳到某一個位置，在我看來好象沒有什么用處。但是，再下下去，就發現他的馬到處都是口，主要的戰略要地都被他的那只馬瞄住了，那個時候我才恨透了那只馬，但是對之毫無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