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仰望星空，首先映入眼簾的，總是燦爛星輝，而不是深邃無邊的黑暗——越是巨大的存在，越容易讓人忽視其存在，從而成為背景。　　

當人們注目于所謂“特殊利益集團”時，會發現一個一直被忽視的驚人事實：雖然人們知道特殊利益集團是當今中國最富有的一群人，聚集了大量財富，那些被推在臺前的“富豪榜”上人物，根本和他們不可同日而語；但是，我們并不知道他們姓甚名誰，有哪些背景，又進行了哪些成功的“商業操作”，擁有何等財富？——不要以為這是天經地義的（商業機密嗎），在現代信息社會，網絡的力量無所不在，海外輿論更非國內權力所可約束，只要有一個信息源，有一位“知情人”愿意透露，相關信息就會鋪天蓋地。然而，時至今日，人們對特殊利益集團的構成、財富及其獲得過程，仍然朦朦朧朧，媒體上也只能得見一鱗半爪，構不成清晰的圖景。　　

難道他們的保密工作就做得這么好，戰勝了媒體，戰勝了網絡？難道他們內部就是鐵板一塊，不會因分贓不勻而心生憤恨，不惜“曝棚”？正是從這一反常事實中，人們可以窺見特殊利益集團真實狀況之一角：他們的分利模式已經十分成熟，“內部人”之間基本已可做到利益共享，真正實現了十六大所提倡的“共同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內部人之間，固然因權勢大小、機會遠近之不同，做不到老一輩革命家所向往的絕對平均主義，但其中的“不均”，也只是分利多寡之別，不是有無之別。更重要的是，對于怎么分配利益，圈內早已形成規則，此規則似乎即使是權勢最大者也不能隨意更改。于是，只要進了圈子，每個人都能分享到圈子外難以想象的利益，而且這種利益還是可以明確預期的；即使因為某些特殊原因（不可抗力，例如偶然被媒體曝光，或者政府被迫做出某種姿態）而利益受益，根據規則也能獲得相當補償。當然，補償的來源還是國家的錢袋。在這方面，早已為人所知的經典案例是2006年至2007年的山東魯能案：價值738.05億元的優質國有資產被人以37.3億元買斷，事情被《財經》雜志曝光后，國資委被迫中止交易，700億資產重歸國有，但卻要多付給對方9個億（被瓜分者還必須賠瓜分者9個億，這本來是只有在革命樣板戲中“控訴萬惡的舊社會”時才會出現的情節），還留下一個尾巴“該等轉讓價格根據魯能集團2007年度財務決算審計報告結果據實調整”——“據實調整”的結果，當然只會是賠給瓜分者更多。對此，媒體已無力介入，具體“結果”外界也就無從得知，因為“內部人”已經警惕起來了。只要他們警惕起來，就能封死一切信息外泄。此前的被曝光，固然有《財經》雜志出乎意料的膽大與執著，更主要原因可能還是對方沒有在意，沒有嚴防——沒有想到，小小一只麻雀也能折騰起風浪。后面就好了，一切都被掌控起來，時至今日，公眾還不知道在背后主持瓜分的，究竟是何方神圣？海外雖有傳言，各種流言滿天飛，但都不足令人信服。　　

正因為有這種“共同分享”的利益格局，以及利益受損時的補償機制，對特殊利益集團成員來說，現在確實無愧是“歷史上最好的時期”。相關的“知情人士”，也能分享到一定的利益和方便，成為“利益共同體”之一員。于是，也就沒有人愿意自曝什么，使得這種狀況“不可持續”。　　

當特殊利益集團分去太多蛋糕，引發民怨后，政府開始著手調整。但是，幾年下來，人們看到，調整都是在利益增量的邊際上做文章，以不破壞已經形成的利益格局為前提。因此，從增加的財政收入中，在基本滿足利益集團分配后，將剩下的部分多分一點給低收入群體，是可以做到的。短期而言，這樣做也效果明顯；長期而言，雖然在這些環節、渠道上又可能滋生新的特殊利益集團，形成新的分利模式，但畢竟無權勢的群體多少也能分一杯羹，仍然值得肯定。然而，那些直接觸及特殊利益集團利益的調整，例如調控房價，卻很難進行下去。按中國的體制而言，本來政府應該是最有調控能力的，但偏偏就是調不下去。已經捏到手心的“死魚”（例如去年年底曝光并督促地方政府處理的18幅閑置土地），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它們從指縫間滑走。其中奧妙，自不待言。　　

由此透露的信息是，所謂特殊利益集團籠罩范圍之大，背后權勢之強。毫無疑問，他們就是當下中國最有力量的一群人。幸運的是，這一因利而結合的群體，并不在“中國走什么道路”之類的空泛宏大議題上過分堅持，他們只堅持自己的利益。利益之外，他們也可以表現得開明，富于道德情操，甚至偶有慈善之舉。不用懷疑，幾代之后，他們很可能就是最赫赫有名的慈善世家，甚至成為推動中國政治開明的領頭人物。但在今天，只要觸及他們的切身利益，他們就會化身“黑洞”，讓一切都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當然不是中國現狀的全部，但確實是今天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是星空中那無所不在的巨大黑色背景。由于這種背景的存在及其難以遏制的擴張，其他人的生存空間不得不不斷收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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