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風何時度玉門　　

我1950年出生，8歲上學，小學的學費是一兩塊錢，到了初中就享受到國家發給的助學金，那時雖然窮得冬天連棉鞋都穿不上，但跟上不起學，靠討飯、跟地主打工為生的前輩比，覺得很幸福。
1968年，剛成年我就參軍了，當兵18年，那個時代，工資雖低，但溫飽無憂，看病、供子女上學不愁。
    1986年付營職干部轉業，開始幾年一直在企業當干部。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我的生活同全國人民一樣，不斷改善。
    進入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改革深入了，國民經濟發展了，我的命運卻發生了逆轉！
    企改―――夫妻雙下崗，不說一句熱乎話，不給一分生活費，茍且偷生13年。
    1992年底，我參加市委下鄉工作組回來以后，我原來的那個工廠就停產關門了，不說一句話，不給一分錢，就這樣下崗了。
    2000年初，我家屬所在的公司讓政府賣給了個體老板，轉制前既沒有退還集資款，又沒有補交養老金，人員一并轉給了個體。老板拉走了設備，轉移了廠址。工人愿不愿跟個體老板干，沒有商量的余地，沒有選擇的權力。由于離家遠，職工無法去，實際上也下崗了。他們找老板要求代繳養老金，老板把檔案甩出門外，“拿不拿隨便！”他們找到市政府想要下崗生活費，“轉制企業下崗，不屬政府管！”他們找到勞動仲裁，想要回集資款，勝訴了，一直無法執行！
    我家屬下崗，實際上比工友們早兩年。她們公司是生產飲料的，她在車間當班長，負責裝箱、搬運，每班12個小時，沒有星期天。由于過度勞累，1998年5月3日在車間扭了腰，CT檢查腰椎間盤突出0.07cm。不論是計劃經濟時期，還是西方國家，象這種情況，不僅報銷醫療費，工資還照發，或者調個輕一點的工作，在廠長經理說了算的年代，她什么也沒有。
    我們倆一個是轉業干部，　一個是國營職工，就這樣都下崗了，舊社會地主辭退長工也未必如此！
    中斷了生活來源，上有老下有小，吃飯都成了問題。為了填飽肚子，我把轉業時帶回來的彩電買了，把軍大衣買了，又借遍了親戚。
    上街買青菜都是傍晚買人家等著收攤處理的貨底子，鹽水拌綠豆芽，一調一大盆，一吃好幾天！剩菜汁下面條是我們家多年的主食！
    沒有錢，衣服只能穿舊的。商場林立，天天都有跳樓價，可我，從來沒有光顧過。
    生了病能拖就拖，能扛就扛，實在不行就到路邊店買點藥。家屬腰間盤突出，屬于比較重的一種，一天醫院也沒敢住。
    1995年，女兒考上大學，5000元的學費，我跑了4家親戚才湊齊。到了學校，我每周只給她10元錢的生活費，三年的大學是怎么撐下來的，我一直沒敢問。
    兒子11歲那年，有個星期六的晚上九點多沒回家，我到處找，最后看到他在給一家個體戶包面條，說掙點錢買本子！
    我一家愛黨愛國奉公守法，先進工作者證書一大摞，又何以貧困至此？烈火從胸中燃燒，我常常半夜猛然坐起！
    上學我是三好學生，當兵我是五好戰士，當指導員帶的是先進連隊；轉業回地方，在商場當經理當年扭虧為贏，當工會主席，在哪個單位哪個單位是先進工會。，還配合廠長創建“思想政治工作優秀企業”，總公司下屬六個企業，只有我被評上了政工師。以前在工作中，時時給自己找差距，現在總覺得是國家虧待了我！
    過去把黨比母親，總覺黨比母親親。母親只有疼愛的一顆心，共產黨教我怎樣做人，教我怎樣做好工作，是共產黨讓我昂起頭來做人！如今感情挫傷，利益相悖，把我推入了社會底層！
以前覺得工作使出十二分的力氣也報不完黨的恩，而這時有卸磨殺驢之痛，有被遺棄之感！
    國民經濟年年在增長，我的生活年復一年貧困依舊；職工工資長了又翻，與我毫不相干；人民生活整體奔入小康，我卻被排斥在人民之外！
    改革之初，看到一座座樓房拔地而起，內心為國家的發展激動不己；如今，再看到樹起的樓房，就覺得又制造了貧富差距，又帶來了三角債，又濫占了土地！
    剛轉業那年過春節，市區的鞭炮通霄不息，我的心同千家萬戶一樣為改革開而振奮！下崗以后，我幾個春節沒放鞭炮，聽到街上的鞭炮聲，好像是富人的喧囂，窮人的哀鳴！小孩看電視小品在傻笑，我卻怎么也笑不出來！
    囊內羞澀，該走的親戚不去了。
一塊轉業的戰友，過去常來往，而今很少走動；過去素不相識的轉業干部，一聽說企業下崗的，就倍感親切，在一起就有說不完的共同語言！
    度日如年，這個世界已沒有什么可留戀的了。可真的沒有了我，撇下的債務，妻子弱小的肩膀怎么能扛得住！
房改―――寸草不得，補償分文未有，初次分配不公，注定了我終生貧困的命運！
    房改政策規定，企業職工房改，參照國家有關標準，企業自主決定，至于職工能否享受到房改政策，政府不管。實際上，在經濟的轉形時期，在經濟滑坡的大氣候中，大部分企業都無力出資對職工房改。即使能免強運轉的企業，在實行了廠長、經理負責制、個人承包的時候，也不愿替老職工、軍轉干部承負歷史舊賬。能分到房子的，大都是狹小陳舊的老房子；沒有分到房子的，就無房可改，至于貨幣補償就更沒有人得到。
    而有截留、挪用、攤派資金權力的機關，有收費、罰款權力的部門，則利用房改的機會，大肆建房；有的暫時無錢，長期拖欠工錢、料款也一樣建房。他們有的換了幾次，越換越大；有的一人數套，家庭成員人均一套！
    房改是滋生腐敗的沃土，是兩極分化的催化劑！
    房改我未得一磚，補償未得一分，改革又一次對我不公！
    我家屬隨了軍，并安排了工作，按政策規定，我父親也隨了軍。1986年轉業時三代五口人，單位只給了兩間小平房，不足三十平方米。為了能夠棲身，我自費把平房前40平方米的小院子全部搭起，與前面別人的宿舍墻靠墻，房間里透不進一點陽光。由于地勢低洼，房子質量差，長期潮濕，墻皮都脫落了。大院里沒有下水道，幾十戶人家共用一個用水泥塊圍起來的通天的簡易廁所，垃圾遍地、腥臭熏天，一到夏天蚊蠅成群。住戶沒有自來水，洗衣做飯都是自己挑。就是這樣的條件，1988年我調出單位時，原單位讓我交出房子才給辦手續，我只好以市價買回。到了新單位又趕上效益不好，一直沒有分到房，后來房改就無房可改。沒有享受到房改政策，按規定應予貨幣補償，實際上困難企業沒有一個執行的。
    兒子大了，這樣的住房條件怎么找對象？我把原來的房子賣了不到兩萬塊錢，又向個人高息貸款在別處買了一套頂樓，房子住上了，可我又背了一身債，成了房奴！
    轉業干部的住房待遇，國家不僅有明文規定，而且有專項撥款，可我什么也沒得到，房改后實行的住房補貼、住房公積金就更沒有資格享受！
下海―――步步有陷阱，吃盡苦頭，一無所獲！
    “天下不會掉餡餅，你們也有兩只手”，官員們這樣教誨下崗工。為了養活一家老小，我不得不自謀生路。
    當兵我學的是無線電報務，提干后改做政治工作，轉業后大部分時間做的也是政治工作，是政工師。多次進修培訓學的是馬列主義、時事政治，曾在《解放軍報》、地方報紙發表過文章，其它沒有什么業務專長。下崗后我跟人押車在南方市場看到開油坊榨花生油，現榨現賣，新鮮純正，顧客一目了然。我想學習這種手藝，連買設備加購原料，起碼要4萬元，可錢從哪里來？
    以前工作幾十年，一直是低工資，只能應付日常開銷，在企業當干部也兩袖清風。下崗后為了填飽肚子，己負債萬余元。為了做生意，我厚著臉皮向熟人、老鄉、戰友、同學借錢，然而十撲九空！誰放著現錢等著你去借？做生意有風險，誰有錢敢往外借？實在籌不齊，只好向個人借高利貸，開始每月每元是4分的息。由于市場蕭條，競爭激烈，利潤低，費用高，根本掙不到錢！然而想不到的麻煩還在后頭！
    飯店老板一個電話打來，要二、三百斤油，開始送去還付款，熟悉了就欠款，“等幾天”, “下次一塊付”，再去找他，半夜跑了。這樣的事每年都有幾次。（跑了的，大部分是生意不好或虧損堅持不住的）。
    我們這里逢年過節，單位發福利一般都有食用油，有的單位一訂就是幾千斤、上萬斤。開始說“發完結帳”，可是發完二、三年要不回來錢，微薄的利潤不夠陪利息的！
    1997年中秋節，有個機關單位訂了6000斤花生油，發完油幾年不給錢，我說：“我是下崗工，做生意都是高息貸的款”，他們說：“你這二、三萬塊錢還算錢？汽車加油、樓房裝修，我們還欠幾百萬呢！讓你進來坐會就是客氣了！”
    更可氣的是那些頭頂國徽的管理人員的敲詐掠奪！
    由于進原料款項大，利息高，1996年10月，我帶著設備到花生產地濟寧市城前鎮打加工。生意未開始，先到稅務所報了到。開工剛一個月，地稅收了50元，而國稅局要收16000元的稅，一斤花生米的加工費是2毛錢，統共加工了2萬多斤，全部加工收入才2000多元，還不夠設備安裝、房屋租賃、用工等費用。當時交不出錢，他們搶走了賬本、封了設備，我知道這都是因為沒有給局長（周凱）送禮惹的禍！本想跟給他們爭辯，但人生地不熟，弄不好會挨揍，我托人說情，交了200元了事。不敢久留，付清房費，卸下設備而逃！
    2002年8月，我到臨沂郯城購買花生米，回來途經蒼山二廟己是黃昏，路邊突然竄出兩個工商管理人員，象劫匪一樣攔住了車，他們強行把車帶到工商所，說沒有購貨發票，沒帶營業執照，要罰款4000元。好說歹說最后交300元放車。回來我越想越不對勁，第二天上午，我拿起電話查詢114，反映到山東省工商局監察室，是一個女同志接的電話。放下電話不到十分鐘，她打回電話，讓我到蒼山縣工商局領回錢。下午我坐車就把錢要回來了。
    這樣的事例還有更多，幾乎沒有一個管理部門不想法設法亂收費，亂罰款的。他們有高工資，有好房子，有各種補貼，有公私合用的交通工具，還千方百計在老百姓身上榨油！那天我在二廟工商所看到滿院子被扣的車輛，他們每天獲得多少這樣的非法收入？又有幾個老百姓象我一樣告到省里，又有幾個官員象那個女干部處理問題這樣果斷快捷？
    職工下崗做生意，后來政府也曾有優惠政策，實際上很難得到。
    1998年，我聽說對下崗職工自謀生路做生意的，免交一年工商費，我很高興，到工商所填表辦了手續，當月的工商費是免了，可剛得到的百余元的生活費也不給了。這等于用生活費頂了工商費，實際上個人沒得到任何優惠，只是變了個手法便于宣傳罷了。我又調了過來，工商費照交，不領這個情！
    我榨了10年油，辛辛苦苦，轟轟烈烈，后來年銷售額達到了50多萬元，可年底結算仍無贏余，2003年6月，我把設備當廢品賣了！
解困―――積貧深、欠帳多，乍暖還寒！
    我下崗了五年，沒聽到政府一句熱乎話，沒領過一分錢，直到1997年6月，面臨香港回歸，為了穩定國內局勢，下崗工才開始有百余元的生活費。
    我家屬下崗，8年沒有一分錢，經過與工友們無數次上訪，2006年才開始有了兩年的失業生活費，開始每月是268元，后6個月是296元，還不夠她每月交養老金的。
    由于各地企業轉業干部持續多年上訪，2002年8月，也是我下崗的第11年，國家機關下發了人發（2002）82號文件（即解困政策）。按文件要求，辦理醫保、補發托欠的工資、補繳養老保險金，這對多年來吃不上飯，看不起病，退休無著落的轉業干部來說，的確解決了不少問題。但這只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還掙脫不了困境！由于我下崗早、積貧深，感受更為深刻。
    1、改革開放以來，工資增長很快，甚至一年調兩次，而我們下崗十余年工資一直未動，本來就很低，可只按70%補發，扣除兩年己領的生活費，總共補發了一萬多元，十多年收入的全部還不如機關工作人員半年的多，還不夠我們倆補交養老保險金的，根本不能用于生活改善。
    2、由于沒參加房改，沒得到貨幣補償，借錢自己購房，債務負擔依然很重。
    3、我家屬沒收入，每月還要交養老金；她身體不好，至今未辦醫保。由于常年的精神壓力，我也患了糖尿病，30多元的醫療費根本不夠用的。女兒大學還沒有畢業，兒子打工收入低，我千余元的退休金無法應付每月最基本的開銷。我家的人均收入比全國職工平均可支配收入相差幾倍！
    期待―――落實黨的有關政策，個人合法利益得到保障。
    我沉重的債務壓力是因為沒有得到任何房改政策，我長期的生活貧困是因為黨和國家的轉業干部政策沒有落實。轉業以后，尤其是下崗以來，我的收入比按國家政策規定的待遇少得幾十萬！我比同等條件在機關工作的戰友相差幾十倍！
    我只想得到按國家政策給予我的合法權益，只求一般過得去的生存條件。
    1、按政策落實住房侍遇，補償房改政策。對轉業干部的住房待遇，轉業時國家文件不僅有明確規定，而且有專項撥款，這個錢沒有用到我的住房上。房改時我沒有分到公房，也沒有得到貨幣補償，這個問題不解決會造成我終身的貧困，我心里永遠得不到平衡！
    2、國家的法律、黨的一貫政策，對轉業干部的待遇都有明確規定，一旦得到落實，我的困難就迎刃而解。
    一個人只有感受到國家政策代表了他的個人利益，他生活在這個社會才有幸福感，他才會自覺的維護國家政權，他才能甘愿為社會作出犧牲與奉獻！
    一個人的幸福感不在于得到物資利益的多寡，而在于社會的公平，在于同工同酬，不受歧視！只有同甘共苦，才有同心同德！
    改革如果只造成了我一個人的困難，我是不愿接受的！如果不是我一個，而是相當一部分，那么這樣的改革就背離了我們黨改革的初衷，就值得反思！
    改革本來是完善分配制度，糾正不合理分配現象的過程，沒想到改革30年來卻成了分配不公的形成和更加嚴重的過程。近幾年來，中央制訂了一些惠民政策，弱勢群體的生存條件得到了改善，但仍未從根本上改變分配不公的格局，人民群眾仍然不滿意。　　

前幾天，溫家寶 總理在回答中外記者時說：“現在，社會上還存在許多不公平的現象，收入分配不公，司法不公，這些都是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在我在任的最后幾年，我將為這些事情盡最大的努力”。　　

我們期待著！

　　

齊軍　　

　201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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