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劉少奇提高不了，毛澤東也貶低不了。
xiaoliwencai回復：我也有這個意思。但是，不是對具體的某一個人。是說事。低的提高不了，高的也貶低不了。還是實事求是。
2、文章落腳在主席的這一段上：“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于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在這個時期內，一切不是于國民經濟有害而是于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濟上必要的。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泛濫的。它將從幾個方面被限制－－在活動范圍方面，在稅收政策方面，在市場價格方面，在勞動條件方面。我們要從各方面，按照各地、各業和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對于資本主義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孫中山的節制資本的口號，我們依然必須用和用得著。但是為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為了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現在和將來的利益，決不可以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須容許它們在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的軌道內有存在和發展的余地。對于私人資本主義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資產階級在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別是私人企業中的大企業主，即大資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如果認為我們現在不要限制資本主義，認為可以拋棄‘節制資本'的口號，這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但是反過來，如果認為應當對私人資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認為簡直可以很快地消滅私人資本，這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或冒險主義的觀點”
xiaoliwencai回復：文章落腳在主席的這一段上，鄧力群對此予以充分肯定。很好。他說：“這段話的概括全面深刻，從理論的深度來講，比張聞天起草并經過劉少奇修改的要高出很多了。總而言之，先是張聞天提出，經過劉少奇修改，最后到毛主席那里，形成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毛主席這套理論不但在我們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時候起過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到今天仍然有著不可忽視、不可低估的重要指導作用。”非常好！
3、“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領導。我們中國共產黨對于革命的領導，在過去為了執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斗爭中，在各革命根據地的政權機關中，早已建立起來。那時候，民族資產階級的主要代表人物還沒有參加這種政權，但是已經有了一些黨外民主人士參加了政府工作。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參加國家機關工作的不只是有農民及其他勞動人民，而且還有民族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各少數民族的代表人物。這些代表人物和他們的團體都宣告他們愿意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承認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地位。”
xiaoliwencai回復：我以為，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說法本身就有問題。從來都是有產階級專政。哪里有無產階級專政的？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無產階級奮斗的目標罷了。而一旦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實行了社會主義公有制，他就成為了生產資料的主人了，就不再是無產階級了。正確的提法應該是人民民主專政。而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實際就是人民民主專政。具體來說，就是全民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代表權歸人大，實行人大所有制。這就是我的表述。項觀奇先生的表述是：一切權力歸人大。我倆用不同的語言表達了同一個意思。自然，“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領導。”的提法，我們認為就是完全錯誤的了。
4、“人民民主專政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民主專政的實質是無產階級專政。講到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們的腦子里包括我在內，國家政權這個壓迫機器，是進行階級斗爭的工具，往往把這個問題放在我們視野之外。實際上馬、恩、列、斯的理論說得非常清楚，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進行階級斗爭的工具，它的任務是要進行階級斗爭以至于消滅階級的斗爭，等到沒有階級斗爭，消滅階級斗爭了，這個專政的職能就完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就要消亡了。因為馬、恩、列、斯的理論是這樣講的，所以只要有無產階級專政存在，就說明還有階級斗爭的需要，需要這個政權來進行階級斗爭。在我們的腦子里往往把這個問題排除在階級斗爭之外，包括我，過去很少這樣想過，這點提出來，我覺得很有必要。”
xiaoliwencai回復：“人民民主專政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民主專政的實質是無產階級專政。”在這里，用無產階級專政替代了人民民主專政，實際是用共產黨專政替代了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已變成了共產黨為主。社會主義不見了。
5、“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并且基本上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這就使我國出現了一種完全新的社會面貌。在舊中國社會中的主要矛盾，即中國人民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的矛盾，由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而解決了。在解決了這種矛盾以后，我國除了對外還有同帝國主義的矛盾以外，在國內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這是社會主義革命所要解決的矛盾。我們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要變革資產階級所有制，變革產生資本主義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現在這種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就表明，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
xiaoliwencai回復：“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這個結論顯然下的早了。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建立起來了，但是，符合社會主義民主原則的管理體制，我們并沒有建立起來。相反，我們建立了一套與社會主義民主體制相違背的官僚主義管理體制。我們的社會主義只是完成了一半。（項觀奇的半社會主義，由此而來。）所以，才冒出了那么多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的東西。究其根源，就在這里。
6、“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斗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和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的影響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作為階級的意識形態，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如果對于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斗爭。總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些上層建筑對于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的建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它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即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但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國家機構中某些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國家制度中某些環節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矛盾的。我們今后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繼續解決上述的各種矛盾。當然，在解決這些矛盾以后，又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又需要人們去解決。例如，在客觀上將會長期存在的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就需要人們時常經過國家計劃去調節。”
xiaoliwencai回復：從這段話可以看出，主席認識到了問題。但是，認識得不夠深刻。沒有提到全民生產資料所有權，更沒有提到所有權的代表權的具體表現形式。之所以不提，與上面的用共產黨專政取代無產階級專政，然后又用無產階級專政取代人民民主專政的錯誤認識有直接的關系。社會主義的根本理論錯誤，更談不上徹底。這就為后面的社會主義改革失敗、修正主義上臺埋下了伏筆。
7、“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與階級斗爭問題的講話 ”和“歷史在曲折中前進，認真糾左，審慎批右”這一段，還有些印象。因為去年下半年，我剛看完了毛澤東文集第5至第8卷。在我的《資本主義改革讓中國的社會制度倒退了整整一百年》中（參見：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2/132327.html），我是這樣評價這一段的歷史的：
" 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結束，共產黨帶領人民，甩開膀子大干社會主義了。可是，社會主義建設進行得并不順利。
先是57年反右，然后是58年大躍進、大煉鋼鐵，大刮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接著是59年廬山會議，再加上三年自然災害等等。一句話，干社會主義好不容易啊！
這實際涉及到什么是社會主義和如何干社會主義的問題。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
“ 對于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我向好幾個國家的兄弟黨的代表團談過這個問題。我說，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我們沒有經驗。
這個問題，我也向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記者談過，其中有一個美國人叫斯諾。他老要來中國，一九六O年讓他來了。我同他談過一次話。我說：'你知道，對于政治、軍事，對于階級斗爭，我們有一套經驗，有一套方針、政策和辦法；至于社會主義建設，過去沒有干過，還沒有經驗。你會說，不是已經干了十一年了嗎？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還缺乏知識，還缺乏經驗，就算開始有了一點，也還不多。'斯諾要我講講中國建設的長期計劃。我說：'不曉得。'他說：'你講話太謹慎。'我說：'不是什么謹慎不謹慎，我就是不曉得呀，就是沒有經驗呀。'同志們，也真是不曉得，我們確實還缺少經驗，確實還沒有這樣一個長期計劃。”
我們確實還缺少經驗，這是客觀事實。所以，我們犯了一些錯誤。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毛主席沒有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和如何干社會主義做深入的思考。恰恰相反，毛主席是做了大量的理論研究的。這些研究，集中體現在他的《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和《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光輝著作中。可是，社會主義畢竟是一個新鮮事物，毛主席雖然做了深入的思考，但是，還不夠徹底。于是，在前進的過程中出現問題，也就在所難免了。如果換一個角度看問題，也就意味著，毛澤東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完全的社會主義，有缺陷。（許多左派朋友不承認這一點。以為毛主席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完美無缺的。如果說毛主席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完美，就是對主席大不敬。其實這是不對的。）
怎么辦？
社會主義改革的任務自然被提了出來。"
現在，返回頭來，再看這一段文字。我認為我的評價是客觀的，是實事求是的。我依然持這個態度。而鄧力群的講述，也基本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
8、“這時確實是右傾。中央常委中有四個人贊成分田到戶，這還不嚴重啊？應該解決，但是又不能用廬山會議的辦法，實際上是用整風的辦法來解決。在會上，沒有批評任何一個常委。只是在會前個別談話時，對陳云作了嚴厲的批評。對劉少奇批評他沒有頂住。對中央常委的錯誤，采取個別談話的辦法來解決，而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中央全會上，用黨內整風的辦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辦法來解決，把這個右傾向端正了、糾正了，使經濟調整工作沒有走入邪路，能夠沿著正確的方向繼續前進。到后來，收到了明顯的效果。所以，如果沒有毛澤東和八屆十中全會采取的辦法，中國的歷史在1962年5月以后會是一個什么樣子？”
xiaoliwencai回復：這時果真確實是右傾么？劉少奇、陳云、林彪、鄧小平同意田家英支持農村分田到戶就是右傾？農村分田到戶，充其量是一種經營管理方式么。土地還是國家的，不過是交給農民自己經營去了。也不存在剝削。怎么就不行呢？怎么就是右傾呢？怎么就是要搞純粹的合作制呢？完全可以兩者競賽么！最終，讓人民自己去選擇。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了么。你憑什么強迫人民非得按照你的意思行使？！這還是社會主義么？
請看：“田家英向陳云同志匯報，百分之六十的農民認為退得不夠，只有分田到戶，才能夠解決問題”。再看“鄧子恢從安徽調查回來，在黨校和其他單位作了幾次報告，大講莊稼三層樓：大田莊稼長得差；自留地比大田就好一點；包產到戶的莊稼最好。他的包產到戶是五統一下的田間管理包產到戶。他的包產到戶跟田家英的分田到戶確實不一樣。”既然如此，究竟誰是正確，誰是錯誤，這個還有疑義么？
9、1958年5月，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后接著舉行的八屆五中全會上，增選林彪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959年廬山會議（八屆八中全會）后，彭德懷調離國防部，林彪開始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在這前后，林彪就特別地與眾不同。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大家都作自我批評，對工作中和作風上的缺點和錯誤，進行檢查和批評。唯獨林彪不批評缺點，不批評錯誤，他在發言中說，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這幾年發生錯誤和困難，恰恰是由于我們有許多事情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或者用“左”的思想或者用“右的思想”“干擾”了他的緣故。如果聽毛主席的話，困難會小得多，彎路會少走得多。一切問題，歸根結底是聽不聽毛主席的話。從此以后，“四個第一”來了，“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來了，《毛主席語錄》出版發行了，“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活學活用、立竿見影”等等都來了。在中央常委中，林彪最突出地擁護宣傳毛澤東思想。當時，黨內、國內的形勢也確實需要宣傳、學習毛澤東思想，林彪則專門在這個問題上下功夫。相比之下，他比誰做得都突出。后來，他又委托江青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再后來，是發動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在中宣部“打倒閻王、解放小鬼”，解散“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改組中共北京市委，修改《五•一六通知》。這時，非常明顯地確定了林彪是接班人，林彪上來是不可避免了。當時，除了林彪之外，沒有其他人能夠代替林彪取代劉少奇的位置。
xiaoliwencai回復：林彪溜須拍馬，傻子都看得出來。以至于毛主席親自說“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起來。請大家好好想一想，為什么會是這樣呢？為什么林彪這樣的一個野心家能夠得到毛主席的賞識呢？這難道不說明問題么？想一想，前兩年網上流傳的一個大貪官給其兒子的信，其中交給他兒子為官的那些把戲，和林彪的做法何其相似！我們不是實行了社會主義了么？人民不是國家的主人了么？黨員以及黨的干部不是人民的公仆了么？公仆不是該由人民選定么？可是，我們為什么不是呢？我們為什么是相反的呢？難道不應該好好想一想么？現在有一種說法：在現有體制下做官，鬼都得腐敗；還有一種說法，是我說的：在現有體制下做官要想不腐敗得具備神的品質。我們把前面的事情后面的話結合起來看，是否該有所醒悟呢？
10、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的卡博和巴盧庫。毛澤東說，他在1962年1月黨的“七千人大會”上講了一篇話，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斗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注：據文獻研究室的同志查了多份記錄稿，1962年毛澤東沒有講過這段話，可能是他當時這樣想了，但沒有說出來。
xiaoliwencai回復：毛澤東講過這段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就指出：“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么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 顯然，鄧力群記錯了。
另外，現在許多人知道主席的這個講話，但是，沒有好好想一想毛主席的這段話。他們對主席的話理解的不夠。他們只是注意了“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一部分。但是，他們沒有對主席后面的補充“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給與足夠的重視。殊不知，主席的后面的補充，尤為重要。毛主席實際在告訴我們，這個資產階級專政，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專政，而是具有法西斯性質的官僚資產階級專政。
從毛主席的這段講話中可以看出，他老人家已經明銳地注意到了我們國家潛在的威脅。他已經發現黨內出現了比資本家階級還厲害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出現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么，為什么黨內出現了官僚主義階級、出現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主席在這個講話中實際上也已經提到了：“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
也就是說，毛主席注意到我們還沒有能夠有效地做到“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面對黨內日益顯現的比資本家階級還厲害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和修正主義，毛主席最終選擇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辦法。這在主席與卡博、巴盧庫的談話中得到了證實。他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
毫無疑問，毛澤東看到了官僚主義者階級和修正主義的問題。但是，他不曉得在他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里面之所以出現官僚主義者階級和修正主義，其根本在于毛澤東建立了社會主義所有制，但是，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憲政民主管理體制卻沒有建立起來。相反，毛澤東實行了違背社會主義憲政民主原則的官僚管理體制。這個問題在54憲法中清晰地顯現出來。詳細參見我的《現實社會各階級之分析與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可是，遺憾的是，由于歷史的局限性，毛澤東尚且不知道。
所以，毛澤東沒有著力去變革違背社會主義原則的官僚管理體制。他采用了發動人民起來割韭菜的階級斗爭的方式。同時，也正是由于毛主席沒有采取變革官僚管理體制為社會主義憲政民主管理體制的斬草除根的方式，于是，就有了“這場革命在它的統帥逝世的同時，便被它的對手以迅猛的攻勢徹底否定了。”
12、在與卡博、巴盧庫的談話中，毛澤東得出結論，他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
到“文化大革命”前，毛澤東對形勢的估計，“四清”不行，城市“五反”不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行，文化領域里的批判也不行：原因是什么呢？所有這些斗爭都依靠現在各級領導，去搞“四清”。去搞文化斗爭，去搞社會主義教育。依靠各級領導、依靠各級宣偉部門，證明這個辦法不能解決問題，必須要有一個，自下而上的辦法，公開揭露我們的黑暗面。這樣一來，“文化大革命”就不可避免了。現在看，毛澤東當時對黨內的估計不合乎實際，對群眾的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的估計也不合乎實際。因此，進入到“文化大革命”時就出了很多的問題。不講別的，認定林彪取代劉少奇，認定劉少奇是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在1966年5月18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大講“政變經”。后來，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中說，沒有想到林彪這樣來講問題。與別人都不一樣，與馬克思主義歷來的觀點都不一樣啊！他為這件事情感到不安。說“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現在來看，搞“文化大革命”當然不對，“文革”依靠的力量也不對，“文革”的方法也不對。但是在當時情況下，他看這樣的辦法不行，那樣的方法也不行，只有搞“文化大革命”才是辦法。
xiaoliwencai回復：從鄧力群的這段話可以看出，鄧力群尚且不懂文革、不懂毛澤東、不懂社會主義。他依然迷茫著。
13、不能因為“文革”運動搞錯了，就認為10年中的經濟建設和對外關系也都錯了，整個10年一切全錯了。實際上只能說，10年“文革”運動搞錯了。我們搞的“文革”和“文革時期”8份材料中，涉及“文革”運動的3份，即《關于“文革”的打擊對象》、《關于“文革”的依靠對象》、《關于“文革”的方法》。在10年“文革”中，在運動打擊的對象、依靠的力量和采取的方法等方面，毛澤東在初期確實犯了嚴重錯誤……第八點。“文革”本身是一場內亂。毛澤東從沒有說過“文革”是失敗的。但是，從他晚年的講話中，可以看出，至少他認為“文革”是不成功的。實際上，持續10年的“文革”運動是嚴重的錯誤，造成了許多不應有的損失。
xiaoliwencai回復：文革果真錯了么？我以為，文革是中國經歷過的一件大事。如何客觀地、正確地看待文革？這是歷史對我們后人提出的一個大問題。我的意見是一分為二。下面，我就談談這個問題。
“文化大革命”（以后簡稱“文革”）是指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在中國由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政治運動。旨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摧毀“資產階級司部”，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目的是變“資產階級專政為無產階級專政”。
文革之初，主席在與外賓的一次談話中，第一次道出了發動這場大革命的真正原因。他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鄧力群在6樓里面也講了：“在當時情況下，他看這樣的辦法不行，那樣的方法也不行，只有搞文化大革命才是辦法。”這實際是對當時社會現實和主席心里的一種真實反映。
通過上面的內容，我們可以清晰地知道：
第一、新中國成立以后，出現了一些問題。如黨員干部中出現了貪污腐化、官僚主義等問題。毛主席說他們比資本家還厲害。后來，這些比資本家還厲害的當權派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毛主席對此很不滿意。
第二、毛主席要解決這個問題。
第三、毛主席想了很多辦法期望解決這個問題。但是，都失敗了。
第四、毛主席最終選擇了文化大革命。要通過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社會的黑暗面。結果，“這場革命在它的統帥逝世的同時，便被它的對手以迅猛的攻勢徹底否定了。革命的一切成果、人民由這場革命所取得的一切權利和利益也隨著被取消、被剝奪了。一場由億萬人民參加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變成了一場空前浩劫，變成了缺席審判毛澤東的一大罪證！”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觀愿望是好的。這一點不容置疑。應該肯定。毛澤東的錯誤在于方法。而之所以方法錯誤，是因為毛澤東的歷史的局限性所致。毛澤東雖然看到了令他厭惡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問題。但是，沒有看透。不知道這個令他厭惡的官僚主義者階級正是滋生于他建立的違背社會主義原則的國家所有制和官僚主義體制。這就是一分為二看文革。
現在，社會上有兩種聲音。一種是全盤肯定文革，包括文革做法以及毛澤東創立的官僚體制。另一種是全盤否定文革。這兩種都是錯誤的。必須批判。
首先說全盤肯定文革。
毛澤東時代設計的不是社會主義制度，而是官僚主義制度。這是一個基本的也是完全正確的判斷。我們對于文革的評價離不開這個判斷。
在毛澤東時代，全民所有與國有不分，國有與國營不分。并以國有國營取代了全民所有和人民民主經營。具體執行時，又以政府所有、政府經營取代了國有國營，進而取代了全民所有、人民民主經營。這是反社會主義的。雖然1975年憲法第十三條規定了“ 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國家保障人民群眾運用這種形式，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以利于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又有《鞍鋼憲法》做輔助，但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是綱，其余都是目。綱錯了，目再正確，又能怎樣？
全盤肯定文革者無視毛主席在設計社會主義制度上所犯的嚴重錯誤，企圖將毛澤東時代設計的違背社會主義原則的官僚主義制度和官僚主義體制一起肯定下來，這十分糊涂、完全錯誤的。
另外，全盤肯定文革者的“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的主張更是十分糊涂、完全錯誤的。
毛澤東由于歷史的局限性，沒有看清問題的實質，期望通過群眾運動的辦法即文革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但是，都沒有成功，最終失敗了。現在，國際國內形勢要比毛澤東時代復雜得多，國內、黨內更沒有毛澤東這樣一個具有崇高威望的領袖。倘若現在再搞文革，結果必是大動亂。這是毫無疑問的。所以，胡總書記說不折騰-----完全正確。
退一步講，文革也不叫革命。農民起義為什么不叫革命？因為制度沒有根本改變。打跑了一個舊皇帝，又扶起一個新天子。懲治貪官為什么只叫反腐不叫革命？同樣是因為制度沒有改變。打掉陳希同，冒出來陳良宇。文革之所以也不叫革命。因為問題同樣出現在官僚制度上。文革并沒有把改變違背社會主義的官僚制度作為落腳點。要徹底解決官僚主義的問題、徹底解決走資派的問題，必須要進行根本的制度革命。全盤肯定文革者不懂這個深刻的道理，整天高喊著再來一次文革。如若依了他們，那才真叫禍國殃民。
其次說全盤否定文革。持這種觀點者不僅否定文革的做法，同時把毛主席的良好愿望也一同否定了。這就不對了。
另外，我們要歷史地看問題。我們不能割裂歷史。什么叫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前無古人。我們向蘇聯學習。搬來的卻官僚主義制度這個爛東西。還誤以為這就是社會主義。追究文革的根本原因，還是在這里。
誠然，毛澤東在文革中搞的民主和自由，不是民主體制下的民主和自由，更不是法制下的民主和自由。他搞的是“圣旨下的民主和自由”（胡星斗）。但是，古往今來，你見過哪朝哪代的皇帝搞過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當朝的黑暗面？！有么？！
毛主席在文革中是犯了錯誤，但是，那也是一個歷史偉人為了人民、為了搞社會主義犯的錯誤。我們應該一分為二地看待，要理解毛澤東、繼承毛澤東、發展毛澤東，完成好毛澤東未竟的事業。而絕不是誹謗毛澤東、詆毀毛澤東，甚至是妖魔化毛澤東。
14、從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中，毛澤東在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上、對某些人和事的處理上，有多次變化。但是，始終沒變的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要進行革命，革命的對象是黨內“走資派”，采取的方法是實行大民主。可以說，這是毛澤東發動、領導“文革”始終不改變、一直堅持的兩個基本點。搞“文化大革命”，一是要整“走資派”，二是要搞大民主。一直到1976年6月，毛澤東還把發動、領導“文革”作為他一生中所做兩件大事中的一件。盡管對“文革”贊成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但對無產階級專政下要進行革命，整“走資派”，搞大民主，他是始終不悔的。
xiaoliwencai回復：說明了什么呢？第一、毛主席愛人民！是大愛！真愛！第二、毛主席是真想搞社會主義。第三、毛主席看到了修正主義的嚴重性。他不滿意，也不放心。要解決這個問題。但是，由于歷史的局限性，毛主席失敗了。
關于修正主義，我有一篇短文，專門講了這個問題。現在，轉抄過來：
什么是修正主義？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澤東在《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03頁）中說到：“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這就是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者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抹殺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他們所主張的，在實際上并不是社會主義路線，而是資本主義路線。在現在的情況下，修正主義是比教條主義更有害的東西。我們現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于修正主義的批判。”
至于走資派，那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簡稱。這是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大陸的用語，首次出現于1965年1月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文件《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其主要論點就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后還要進行多次。”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十六條》中這樣規定：這場運動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晚年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1976年5月28日《江西日報》）
文化大革命十年后，古稀之年的毛主席卻不得不面對文化大革命失敗和反修防修失敗的巨大風險。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毛主席在他的住地與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最后一次集體會見時的談話中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后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２日。）。
葉劍英等一批老同志對文化革命不理解、有抵觸、不滿意。葉劍英在國慶三十周年講話稿中說：“問題在于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對黨內和國內的形勢作了違反實際的估計，對什么是修正主義沒有作出準確的解釋。”好像原話是“啥子修正主義，誰也搞不懂？”。文革十年了，一大批老同志還不知道什么是修正主義？毛主席又如何能夠取得反修防修的勝利呢？
四十多年過去了，我們現在再返回頭來看“走資派”，看修正主義，倘若還說“啥子修正主義，啥子走資派，誰也搞不懂”，我以為那是說不過去的。
走資派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謂的修正主義，就是共產黨不干社會主義，而是干資本主義。這個問題還需要細說么？我看不用了。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正確理解。
首先，走資派是當權派。在它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之前，屬于官僚特權階級；在它開始走資本主義道路，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利大肆搶劫將國家財產據為己有之后，就變成了官僚特權資產階級。對此，毛澤東早在1962年1月30日的《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中，就已經預見：
“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么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
現在許多人只是注意毛主席提出的“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一部分。但是，他們沒有對主席后面的補充“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給與足夠的重視。殊不知，主席的后面的補充，尤為重要。毛主席實際在告訴我們，這個資產階級專政，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專政，而是具有法西斯性質的官僚資產階級專政。毛澤東所說的所謂的走資派就是資產階級，并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而是封建官僚特權資產階級。那種把走資派和一般資產階級等同起來的認識，是不對的。
其次，是派。之所以稱得上是“派”，看來就不是個別人的問題。而是一個龐大的群體。既然如此，指望通過解決了個別關鍵的領導人就能解決這個“派”的問題的想法，顯然是不現實的。
第三，是“黨內”這個定語。也就是說，走資派不在黨外，而在黨內。進一步說，即便是有黨外的走資派，倘若沒有黨內的走資派的縱容，黨外的走資派是斷然折騰不起來的。現在，主張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左派不明白走資派的要害，結果對著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右派精英學者猛轟，這就搞錯了目標。
第四，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定語。也就是共產黨的官不干社會主義，而是搞起來了資本主義，搞起了修正主義。
只有把上面四個問題分開來看，再合起來把握，我們就對走資派、修正主義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核心是有一個當權的龐大群體，就在黨內，他們要走資本主義道路。
由此看來，問題的關鍵在于當權派。只要我們把當權派有效地控制了，這個問題也就解決了 。
話說到這里，問題產生了：我們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么？民主不是社會主義的靈魂么？人民不是已經成為國家的主人了么？共產黨以及共產黨的干部不是人民的公仆，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么？人民要干社會主義。可是，人民的公仆居然違背民意而搞資本主義。共產黨的干部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為資本家服務去了。以至于發展到“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為什么會發生這些蛻變？根源在哪里？
當時，毛澤東是認真做了思考的。但是，由于歷史的局限性，終于不得其解。毛澤東用了文化大革命的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實踐證明，失敗了。
為什么？
毛澤東說了：路線是綱，綱舉目張。那么，路線是什么？路線就是方向，就是所有制。目是什么？目就是軌道，就是落實所有制的方法（管理體制）。
試想，如果僅僅是路線正確，也就是方向正確，但是通往目的地的軌道有問題，也就是說，綱舉了，但是目還沒有張，或著張錯了，這樣能夠到達目的地么？
實踐證明是不能的。毛澤東的失誤就在于路線對了，搞社會主義。但是，通往路線的科學的綱或者軌道沒有建立起來，結果，跑到邪道上去了。毛澤東看到了跑到邪道上去的現象，卻沒有看到之所以跑到邪道上去的根源。他采取了誰跑出去就革誰的命的事倍功半的招數，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沒有采取修理軌道的事半功倍的招數，也就是改革不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管理體制的辦法。這是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留給我們的深刻教訓。
綜上所述：走資派的關鍵在于當權派，而不是資產階級，更不是人民群眾；走資派不是個別的領導人問題，而是一個龐大的群體；路線是個綱，綱舉不見得目就張；毛澤東的綱舉對了，但是目沒有張對；三十年改革，綱舉錯了，目就更不用提了。接下來我們應該知道，中國要想從根本上解決走資派和修正主義的問題，不僅要解決綱的問題，更要解決目的問題，也就是說，不僅要走社會主義道路，更要同時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民主的管理體制。二者缺一不可。
15、毛澤東講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時，認為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主要是帝修反、地富反壞右。右是指右派分子中間屬于敵我矛盾的那一部分。黨內錯誤傾向的社會基礎，在1974年10月之前，只講到舊社會存在的東西。1974年10月20日同丹麥首相談理論問題，1974年底作關于理論問題的指示，不僅講了舊社會存在的東西，而且講了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也還有從舊社會帶來的痕跡。毛澤東認為，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等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說的“沒有多大差別”，是講新舊社會都存在工資、利潤、地租。可是，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資本主義社會，工資是勞動者出賣勞動力得到的價格，利潤、地租是對剩余價值的分割。而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社會，利潤、地租是屬于社會必要的扣留，工資是勞動者按勞分配所取得的報酬。因此，在性質上是不同的。從表面看，都叫作工資、利潤、地租。可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社會，與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資本主義社會，三者的性質實際是不一樣的。
xiaoliwencai回復：“1974年底作關于理論問題的指示，不僅講了舊社會存在的東西，而且講了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也還有從舊社會帶來的痕跡。”你看，主席就是實事求是。他老人家看到了。盡管還不十分明確這個問題的根源究竟在哪里，還不能一針見血地指出來。但是，主席知道有問題。而且毫不隱瞞地說出來了。可是，為什么我們的許多左派朋友不能正視這一點？！這讓我十分不滿！我數次批判張宏良，就是這個原因。因為張宏良的觀點是錯誤的。因為他的影響大。所以，他的錯誤造成的不良影響就更大。我著急。那是真著急！
那么如何看待主席的這個講話、如何完成主席未完成的事業呢？可以說，我與項觀奇老師對此做了深入的探討。我們所有的文章，無不圍繞著這個中心而展開。
16、第七點。毛澤東關于理論問題的指示，對走資派的估計同“文革”初期的估計大不相同。不同內容之一：前面第三、四點說到“文革”初期沒有提到資產階級法權，到1974年同丹麥首相談理論問題，12月作理論問題指示，談到了關于消費品分配的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不同內容之二：1969年4月，毛主席在九屆一中全會上說，“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里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不在工人群眾手里。”毛澤東在關于理論問題的指示中說：“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有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不同內容之三：“文化大革命”原來的設想是解決上層建筑領域的問題，在理論指示中既談到了上層建筑問題，更著重談到了經濟基礎問題。說到了新舊社會在工資制度、商品交換這些方面“沒有多少差別”，也說到了“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還說：“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不同內容之四：“文革”開始時說，中央有兩個司令部，“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控制力，已使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控制力大為縮小；1970年12月毛澤東和斯諾談話時回顧說，“那個時候的黨校、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了。”1974年以后省部級干部全部解放，各級黨委先后恢復正常領導，修正了上述言過其實的判斷。理論指示說：“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這句話說清楚了林彪為什么不滿足于副統帥，而要奪取最高領導權，說清楚了他們路線的實質是“搞資本主義制度”，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這些都說明，1974年的理論指示，是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在認識上的一個重要發展。深感遺憾的是，我和我熟識的從事宣傳工作、理論工作的所有同志，不但在當時，而且在以后長時期內，對這一發展沒能理解。
xiaoliwencai回復：實際上，1974年的理論指示精神，早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就已經確定了。“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么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 1974年的理論指示精神，是對于這個講話的進一步發展。但是，十二年過去了，毛主席依然沒有把社會主義的理論搞通透了，依然是夾生飯。一句話：干社會主義，好不容易啊！
17、1959年在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時，他說：”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種種敵對勢力和它們的影響的問題。像報紙刊物、廣播、電影這類東西，掌握在誰手里，由誰來發議論，都是屬于權利的問題。如果這些東西由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些少數人來掌握，那么絕大多數迫切要求大躍進的人。在這些方面的權利就被剝奪了。如果電影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夠在電影方面實現自己的權利呢？人民內部有各個派別，有黨派性。一切國家機關、一切部隊、一切企業、一切文化教育事業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對于保證人民的權利問題，關系極大。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里，絕大多數人民的權利就有保證了；掌－握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們就可能變質，人民的權利就不能保證。總之，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有力地證明：正確的是毛澤東，不是教科書。聯系我國現實，應該深思、再深思。
xiaoliwencai回復：很好。毛主席的思路是對的。但是，依然是理論不透徹。實際這個問題，就是我在《從國務院所有制到人大所有制是一場革命》提到的全民生產資料所有制的代表權的歸屬問題。應該是人大。不是黨，也不是政府！這是一切一切的根本。它的理路根據就是：生產關系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和產品分配方式三項內容。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我們的社會主義，就是必須首先把這個全民生產資料所有制的代表權的歸屬問題解決好了。問題是，直到2002年，國家準備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才第一次提出了這個問題。但是，這個部門究竟應該放置在政府之下還是人大之下，當時頗受爭議。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宏觀部部長劉魯魚研究員鮮明地指出：“國資委顯然應該放在人大之下，或者說人大應該設立這么一個委員會。” 他舉的最有力的反證是：現在許多地方政府處置巨額國有資產，甚至根本不必經過人大討論。他說，對于國有資產，如何處置本身不是問題，而是究竟應該由誰行使最終處置權，或者說，是否應該由人大授權讓政府處置？”可是，劉魯魚的正確意見沒有被采納。根據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批準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和《國務院關于機構設置的通知》，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國資委）為國務院直屬正部級特設機構。國務院授權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這樣的制度設計，其情形就好比保姆霸占了主家的財產，然后，將財產交由其兒子，他兒子又聘請狼外婆來經營。結果，先是保姆砸碎了主家的鐵飯碗，將其趕出家門。然后其兒子和狼外婆狼狽為奸，借改制之名，大肆搶劫國有資產。于是乎，一場空前的大災難不可避免地降臨了……
這個問題第二次被提出來，是2005年《物權法》草案。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兆國在向全國人大作關于審議《物權法》草案的說明時說：“土地管理法、礦產資源法、草原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已經明確規定由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所有權，這也是現行的管理體制。”事實也的確如王兆國所說。但問題是并不是說現行的就是正確的。恰恰相反，大半個世紀以來，我們一直就是這么錯過來的。而這正是中國在社會主義制度設計上的總病根。正是由于把本該由全國人大和地方人大行使的國家所有權劃歸了國務院，作為國家根本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已經徒有虛名，因為已變成了國務院所有制，相應地，社會主義的根基也被徹底抽掉了。由此看來，通常的我國是共產黨領導的以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我以為這個說法是不切實際的。官僚主義罷了。自然，以“國有財產由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所有權”為依托，一個占據社會主導地位的新型的統治階級出現了。這個階級就是官僚階級。相應地，與官僚階級相對立的無產階級產生了；再相應地，一個與社會主義民主管理體制格格不入的官僚主義體制產生了；再相應地，一個與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相對立的官僚主義的分配制度產生了。自然，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無產階級與官僚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不可避免地產生了。
針對草案第五十四條規定國有財產所有權由國務院行使等問題，李成瑞在《一個核心-不能偏離 六大問題-不容回避 》一文中堅決反駁，一針見血地提出了“一個核心——要不要全面地遵循憲法？”和“國有財產的所有權，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人民代表大會行使。草案第五十四條規定國有財產所有權由國務院行使，是背離憲法的，應予修改”等問題。為此，李成瑞和鞏獻田等幾次上書中央，和錯誤主張進行了堅決地斗爭。遺憾的是，盡管李成瑞等認識到了捍衛憲法權威的重要性，認識到國家所有權的必須由人大行使的極端重要性，也認識到了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和繼續革命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重要內容這個核心問題。但是，還是沒有把國家所有權必須由人大行使這個問題和階級斗爭聯系起來，更沒有去喚起民眾，率領整個階級來為此共同戰斗。他們把斗爭的重點放在了對中央的建言上書上，與虎謀皮了。自然，李成瑞等在斗爭中慘敗，也是情理之中了。但不管怎么說，李成瑞、鞏獻田等能夠深刻認識到這個問題，已經是左派中難得的大明白人了！所以，我非常敬重他們！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大明白人，這個人，就是我的知己：項觀奇先生。 項觀奇先生在他的《一個必須弄清的重大理論問題 》中提出：“一切權力歸人大！” 對了。 我在給他的回信中這樣寫道：
“人大所有制”和“一切權力歸人大”，我們用不同的語言表達了同一個意思；您“ 第一次解釋了中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含意，就是人大。搞了六十年，不清楚，就是這句話。”很對！這實際是點到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核心問題。這是一個認識的突破！以前，我是騎著毛驢找毛驢。現在的我是真的豁然開朗了。我自己這一次真正弄明白了階級斗爭和生產資料所有制之間的內在的本質聯系。弄明白了社會主義和人大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關系。所以，提出了從國務院所有制到人大所有制是一場革命這個命題。我以為這也是一個認識的突破！我用了整整25年，值！
附：從國務院所有制到人大所有制是一場革命【公開征求意見稿】
http://www.jfqu.net/bbs/thread-3354-1-1.html
18、不能用毛澤東發動、領導“文革”的不成功或失敗，來證明毛澤東所提出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要進行革命，要反修防修，要防止和平演變，要反對資本主義復辟，這個理論也錯了。在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人民日報》先后發表的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寫成的編輯部文章《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7篇不點名批判蘇共中央的文章，以及《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和后來的“九評”，基本上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理論內容。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告訴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確實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存在無產階級專政被顛覆的危險。我們現實中存在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私有化潮流在膨脹，也證明這種危險確實是存在的。
毛澤東搞“文革”運動，目的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問題在于，毛澤東發動、領導“文革”，一是對敵情估計得過分嚴重；二是對群眾的覺悟估計過高，對群眾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水平、對群眾理解和執行正確政策的能力估計過高。就敵情的分析來說，“文革”初期，對“走資派”的估計，對“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判斷，與對壟斷資產階級、國民黨的看法差不多了，不但是資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且實行“白色恐怖”，不只是個別的、部分的，而且是全國范圍內的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很顯然，對敵情的估計過于嚴重了。不是沒有走資派，確有林彪一類的走資派。但絕大多數當時挨整的“走資派”是未犯走資派錯誤的同志。1975年以前，省、部級的干部絕大多數得到解放、平反，除了后來證明是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同路人的極少數人和動亂精英外，其他同志都是被冤枉的，說這些同志是可以改正錯誤的走資派，都不對。
再重復一句，不能因為有以上錯誤，就說無產階級專政下還要進行革命的理論錯了。要把“文革”的內亂、所造成的嚴重錯誤，和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要進行革命，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加以區別。
xiaoliwencai回復：
第一、“很顯然，對敵情的估計過于嚴重了。”是這樣的么？看一看現在，是毛主席估計嚴重了么？如果是過去，鄧力群說這樣的話，還有情可原。現在，還這樣說，就說不過去了！三座大山早已經壓在人民的身上了。你鄧力群莫非看不見不成？！而這樣的結果，毛主席在1962年就預見了。
第二、文革的對錯，究竟在哪里？從鄧力群的文章看，至今，他依然不知道。所以，鄧力群提不出正確的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三、關于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我以為這個說法太籠統。因為我們從來沒有搞過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封建官僚資本主義罷了。如果說復辟，也一定不是復辟到自由資本主義制度里面去，而是復辟到具有法西斯性質的封建官僚資本主義里面去。對此，主席在1962年的講話中已經預見。事實也的確如此。至于我們為什么會復辟？上面已經說了，我們變更了所有制，實行了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但是，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民主管理體制卻沒有建立起來。相反，我們實行了違背社會主義原則的官僚主義的管理體制。根子就在這里。
第四、我奉勸左派的同志們一定要明白：無論是官僚階級還是官僚資產階級，都不是憑空產生的。他們都有各自依賴存在的經濟基礎和管理體制。官僚階級依賴存在的經濟基礎和體制設計是全民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代表權歸政府所有和一元化的共產黨的領導。官僚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是官僚特權階級和私人壟斷資本相結合。如果我們找到了他們依賴存在的經濟基礎，從根本的制度和體制上予以鏟除，這個腐朽階級還能存在么？顯然就沒有了！這才是事半功倍的根本方法。而文化思想大革命的辦法和階級與階級的直接斗爭的方法，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辦法，是已經被歷史證明了的完全錯誤的辦法。從這個角度來看，國家體制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就是階級斗爭，而且是最高級別的階級斗爭，是最根本的階級斗爭。政治體制改革是階級斗爭的最高體現。（完）
附：《鄧力群：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與階級斗爭問題的講話》
http://chinausnews.com/xz/viewth ... &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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