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會活得有尊嚴嗎?
兩會結束了。
那些代表、委員們將各自打道回府，繼續他們管理國家經營企業領導草民發展經濟促進社會進步的工作和生活了，他們履行了他們的職責，或建言獻策或參政議政，不管怎么樣，這國家大事民生大計的最后拍板還是要靠他們鼓掌通過。
至于如何操作的日常工作嘛，就是國務院的事了。這不，溫總理不就說了：要讓老百姓過上有尊嚴的生活。是呀！老百姓當然想過上有尊嚴的生活，但是，我似乎越來越覺得這“有尊嚴的生活”離我越來越遠了。因為，這社會的發展已經讓“尊嚴”變得味同嚼蠟不知道是什么東西了。
打個比方，我坐了四十多年的火車，以往都是把鐵路通勤票工作證一亮就進站了，現在，即便是背的工具包也得“過機”檢查，為了安全，也慢慢適應了這種不“信任”的措施，雖然覺得有失“尊嚴”，但是規定如此，否則只能不進站了。
去年開奧運會，車站加強了安全措施，“過機”的功能也上檔次了，于是，我包里的一把水果刀被掃描出來了。這是一把地攤上賣的五塊錢一把有塑料套的小刀，“過機”識別了。看管“過機”的服務員示意我拿出來，我服從了，遞到她手里，為了排除她的懷疑，我趕緊拿出工作證給她看，并且再三聲明這只是水果刀。她把工作證拿去瞅了一會，又仔細地端詳了我，把小刀遞過我，手一揮。我如釋負重，長吁一口氣進入了候車室。
這把小刀在我的包里呆了十幾年了，雖然包換了幾個，但是我總是又把它放進新包里，為的是削水果，尤其是夏天，買個西瓜上車切得吃，比喝茶喝飲料爽快多了。
可是，這把小刀終于還是沒有逃脫被沒收的命運。
春運時，我又被服務員示意拿出小刀，這次的服務員忒認真，不僅把小刀沒收了，還把我的工作證號碼記在登記簿上。她不由分說地告誡我：現在是春運，兩會也要召開，不是管制刀具也不準帶。
我無話可說，因為我在網絡上知道，現在連天安門廣場也實行了安全檢查，那個以往被國人景仰、引以為豪的廣場都不能自由出入了，遑論這人員雜亂，運輸繁忙的鐵路，我理解、我的“尊嚴”在國家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大局下算什么？我只能悻悻然地離去。
但是，我心里實在不舒服，不是心疼那五塊錢，而是覺得這社會的發展讓人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尊嚴”，因為，人人都可能是危險分子，不加強防范就難免出現突發事件。
不是嗎？美國這個自稱為民主自由最完善發達的國家連出入境都要進行指紋查驗，雖然那些去的人覺得有失“尊嚴”，還不是在吵鬧一陣子后，只得服從了。否則，為了尊嚴就不去。可是，在我們中國恰恰都是些有“尊嚴”的高等人想方設法去哪里做二等國民，消費在國內攫取的財富，而且拼命地鼓吹這個國家的民主制度，影響我們的核心層向這個國家靠攏。
可是，我活了六十年，對美國始終懷有“敵意”，因為這個國家的形成，實在是掠奪和殺戮的結果，他們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少數人的最大利益上的。是他們把世界搞得亂七八糟，把中國搞得不安寧。
就說這天安門廣場，是中國人盡情享受“尊嚴”的地方，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哪次不是幾十萬年輕人聚集在哪里歡呼給他們尊嚴的“毛主席萬歲”，那聲浪足以撼天動地，也不見一個公安出現，也沒有出現危及安全的事情發生。
是那時候的人單純，單純不好嗎？是那時候的人沒有犯罪的的意識和沖動，為什么沒有那種意識和沖動，我想，是因為他們有尊嚴，他們是國家的主人，他們相信毛主席的話，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掌握在他們手里，“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什”啊！
沐浴著陽光的中國人民感受著活著的尊嚴。
我在一位網友關于尊嚴的帖子后面跟了這樣的帖子：在一個由鼓勵人人為人民服務的社會形態墮落為人人為自己奮斗的社會形態里，什么是尊嚴？當人民當家做主的尊嚴被剝奪后，所謂的“尊嚴”就是想方設法進入“公務員”行列，即便如此也未必有人格上的尊嚴，我想，老人坊有許多朋友都是在機關“混過”的，那個圈子里是不允許“有尊嚴”的，想在那個圈子待下去，首先得離“尊嚴”遠點，這樣或許能“體面”，但是絕無尊嚴。當然，溫家寶這樣提出，起碼讓我們知道了，決策層是了解人民沒有“尊嚴”了，而且有讓人民恢復尊嚴的主張。拜讀了文章，至于“哄搶鮮花”和“誠信兄弟”一樣，折射出來的隨著尊嚴的喪失，現在的道德評價標準是多么可笑。
這里的“哄搶”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誠信為什么被推崇，我在跟帖中敲道：
學習雷鋒？在物欲橫流的社會狀態下真不知道從何學起。黃陂的孫水林兄弟做誠信老板，接力送薪是學習雷鋒嗎？是在做好事善事嗎？我很惶惑。
他為什么不在民工回家前按時發放工錢，這種拖欠民工工錢的現象經過這種正面宣傳，固然說明死者良心發現，也暴露出“老板們”的劣跡斑斑。我承認死者能奮斗得出人頭地不容易，但是他一家人的橫禍卻讓他的弟弟懂得了“人眼不睜天眼睜”善惡有報的道理。
做事給錢，天經地義，拖欠工錢，有違天理，如此宣傳，實在讓人難以理喻。
唉！死者確實給那些還在拖欠民工工錢的老板或者以后會成為老板的人樹立了榜樣，發出了警示。
但愿我的感觸不至于騷擾死者的安寧。
我們的社會狀態，社會結構不回歸到“雷鋒輩出”的毛澤東時代，就只好從自己做起了。
我們的道德評價標準降落到如此地步，亦是一大特色也。
七十五歲以上的，在舊社會給老板打過工的人應該知道，每到年關，他們不僅會把工錢清結，而且還會給伙計發紅包，打“牙祭”。
這打“牙祭”的“牙祭”一詞便由此而來。
解放后，慢慢演變成“會餐”“聚餐”“團拜會”。
現在的國有企業也基本上有“吃年飯”的不成文規矩，據我了解一些港資企業也有這規矩。
農民工可憐，農民工變成的老板要補“怎樣當老板”這一課呀！
我們現在的物質條件較之雷鋒那個年代不知道好多少倍，但是我們的道德文明卻也不知道淪落了多少倍。
或許有人會說：這是改革開放的成果，我看未必，30多年過去了，社會豈能不發展？
如果這發展褻瀆了道德，摧殘了文明，連總設計師也說是“失敗的”啊。
在我敲這篇文字的時候，兩會結束了，溫總理也回答了記者的提問，接著的新聞30分報道了這樣一則消息：中國著名的國際足球裁判，十大金哨獲得者被警方帶走.....這樣的人尚且明偷暗槍，所以，“哄搶”“拖欠工錢”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了。
我的心在痛，我覺得我還會活得“尊嚴”嗎？
會的，呆在家里，享受著社會主義制度的養老余蔭，自我修行，自我完善，這是因為我是個老人了，可以這樣。
年輕人能這樣嗎？他們不能這樣，但是他們卻在用行動去爭取“尊嚴”，于是“用工荒”出現了，年輕人寧可啃老，寧可游蕩，也不去賤賣自己的勞動力了，你造就出這樣一代沒有社會主義信仰的人，就只能面對這樣一代人了。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已經不是主人了，既然不是主人，當然沒有奉獻的義務，只能待價而沽。
人----已經是商品，工人就是老板的剩余價值，還有什么“尊嚴”。
國有企業變成了股份制企業，股東大會取代了職代會，控股股東國資委派出的人掌握董事會的大權，隨心所欲地支配著壟斷形成的“紅利”，全民共享的財富變著戲法向少數人聚集。國有企業的工人沒有了企業主人的尊嚴，私營企業的工人更不會有，至于農民工.....這是不容回避的現實，可敬的溫總理的愿望是美好的，也是溫暖人的，但是，從他在記者招待會上的回答上我們分明感受到，這個愿望只能寄托在以后的領導人身上了。
但愿我活得長久些，我祈禱，因為我渴望有尊嚴的安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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