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啥有這么多漢奸？
漢奸們
忠奸正偽是中國人最大的道德命題。只有細致還原在那特殊時局中數百萬委身投敵者，其漢奸臉譜下的真實面目，則更多同胞身上那些忠貞、堅韌、守節等品質，才能顯出其疾風知勁草的真正可貴。
內文導讀：
從熱血青年到賣國漢奸
二十年不到，三個激進的熱血青年淪落為出賣國家民族的漢奸，這不僅僅是三個人的個人選擇，還是一批知識青年的淪喪。
■《先鋒國家歷史》記者 李遠江(先鋒國家歷史供騰訊新聞專稿，更多精彩內容請閱讀新一期先鋒國家歷史)
陳公博，廣東南海人。資料圖片
1942年12月23日，汪精衛與周隆庠（二排左一）、周佛海（二排左二）、徐良（二排左三）、梅思平（三排左一）、大東亞相青木一男（三排右一）等出席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前中）晚宴前合影。資料圖片
晉察冀軍區鋤奸部部長余文光夫婦。資料圖片
1919年5月4日，北大政治系學生梅思平跟著游行隊伍高喊著“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闖入曹汝霖宅邸，學生們在痛打了章宗祥之后，放火燒了曹宅。由于史料的捍格，趙家樓的縱火者至今仍是一個難以確證的謎，但其中一種說法，放火者就是梅思平。
同一天，也是北大學生的陳公博表現卻出奇得冷靜。他原本不打算參加示威游行，只不過因為是廣東幾家報紙的特約通訊記者，才抱著采寫新聞的目的隨著北大學生隊伍一起出發。示威隊伍來到新華門前，排成長蛇陣，在烈日的烘烤下，示威學生一個個汗流浹背。陳公博觀察了一會兒便離開隊伍，雇輛人力車回公寓去了。盡管不算熱情，但五四期間，陳公博還是參加了一次散發傳單的活動。
而此時，正在日本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留學的周佛海也在密切地關注著國內的形勢，他不但在留學生中鼓動學潮，還發起了歸國運動。
三個年輕人此時雖各不相識，但都對救國滿懷熱情，僅僅二十年不到，三個人卻都淪落成汪偽漢奸政府的高官，這顯然不僅僅是三個個體的選擇，而是一批知識青年的淪喪。
激進青年
陳公博是同齡人當中較有思想的人。早在1919年1月，陳公博就正式刊行了自己的時政論文《督軍問題》，對當時的軍閥割據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其敏銳的洞察力和心懷天下的襟懷卻深得國民黨元老汪精衛、廖仲愷等人的賞識。
五四之后不久，陳公博自北大畢業回到廣州，一面在法政學校任教授，一面與北大同學譚平山等人創辦《廣東群報》，積極宣傳新思想、新文化，尤其側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由于得到了陳獨秀的指導，《廣東群報》無形中成了廣州共產黨組織的機關報，陳公博也因此被陳獨秀推薦為廣東代表參加了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一大。
然而，會上張國燾、李漢俊因觀點不同展開了激烈的論爭。冷眼旁觀的陳公博認為這是“互相磨擦，互相傾軋”，而張國燾飛揚跋扈的態度更讓他“內心冷然，參加大會的熱情，頓時冷到冰點，不由得起了待機而退的心事”。
自滬返穗后，陳公博的政治態度及其與共產黨的關系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不僅執意“舍棄廣東的事業，去美國留學”，而且發表文章支持趕走孫中山的陳炯明，公開與黨中央唱起了反調。中共中央決定給予其留黨察看處分，固執的陳公博干脆宣布脫離共產黨，并最終被開除了黨籍。
1922年11月，經濟拮據的陳公博在國民黨元老汪精衛的資助下動身前往美國，就讀于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一年后，以一篇《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論文獲得碩士學位。此時，汪精衛的資助早已告罄，打算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的陳公博不得不向廣東省省長廖仲愷求助。廖仲愷早就欣賞陳公博的才干，立即回電要求他回國，并推薦其加入了國民黨。廖仲愷與汪精衛協商，委以陳公博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的重任。1925年，廖仲愷遇刺，陳公博成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成為國民黨內炙手可熱的人物。
在陳公博眼里，汪精衛不僅僅是大家公認的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者，國民黨內人格最高尚，最有威信的領袖，而且是自己生命中最欽佩的導師。他由衷地感激汪精衛對自己“無私”的資助和提攜，從此死心塌地做了汪精衛的黨羽，也為日后依附汪精衛走上漢奸之路埋下了伏筆。
就在中共一大上，陳公博認識了留日學生代表周佛海。
從骨干到脫黨
早在留學日本時期，周佛海已經因研究社會主義小有名氣，自詡為“中國的列寧”。1919年10月，周佛海撰寫了《中國的階級斗爭》一文，并發表于12月的《解放與改造》雜志上。在文章中，他預言階級斗爭“不久就會要實現的”。
與陳公博性格不同，周佛海一開始就懷抱政治野心，并以馬列主義理論家自居，因此在中共一大會上表現頗為積極，被選為中央局候補委員。此后一段時間，由于總書記陳獨秀不在上海，他還代理了總書記的職務，主持中央局的工作。1922年，周佛海受中共中央委托，物色代表參加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會議。其時正值陳獨秀被捕，周佛海一面營救陳獨秀，一面派人四處物色代表。還親赴長沙、漢口、安慶等地，會見了毛澤東、陳潭秋等人，商議挑選各界民眾代表。此后，他還參與發動了上海勞工運動等活動。
然而，帶著投機心理入黨的周佛海終究未能堅持自己的革命事業。他和上海小姐楊淑慧的婚外戀受到黨內批評后，便對組織產生了不滿情緒。而陳獨秀被捕入獄更讓他覺得革命的風險太大。于是，在陳獨秀出獄三天后，他向陳做了一次簡單的交代便攜楊淑慧返回日本，從此再不過問中共中央的事務。
半年后，周佛海升入京都帝國大學。帝國大學教授河上肇反對“早熟的社會革命”的論調動搖了周佛海的社會主義理想。1923年，帝國大學畢業時，找不到工作的周佛海更是一籌莫展，早把當年理想拋到了腦后。恰在此時，國共兩黨已經實現合作，在廣東地區的革命工作開展得如火如荼。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戴季陶寫信邀請周佛海到廣州擔任宣傳部秘書，月薪為200元大洋。周佛海毫不猶豫便欣然前往。沒過多久，廣東大學校長鄒魯又邀請他兼任該校教授，月薪240元。
不過，收入優厚的周佛海卻以“每月交納20元黨費太多”為由——事實上，他認為在共產黨內沒有政治前途——宣布脫離共產黨。隨后，周佛海立即投入了國民黨的懷抱。為了報答戴季陶的知遇之恩，周佛海一面標榜要做一個忠實的國民黨黨員，一面公開稱“攻擊共產黨是我的義務，我的責任”。
1923年，陳公博與周佛海——這兩位曾經的中共元老，不約而同地投靠了國民黨。
從文人做政客
20世紀40年代初，江蘇南京，汪精衛與德國、意大利各國使節交談，其右立者為褚民誼。資料圖片
北大畢業后，熱衷政治斗爭的梅思平沒能順利地踏上仕途，而是應聘到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做編輯，過起了普通文人的日子。但因為周佛海，他的人生軌跡被徹底改變。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作為全國書刊出版中心的上海，迅速成為社會運動與思想運動的推進地，人才濟濟的商務印書館更是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那時候，商務印書館的學者文人爆發出高度的政治熱情，紛紛組織各類社團或黨派。梅思平加入了同事何公敢創立的孤軍社。孤軍社的抱負甚高，自認為是國民黨、共產黨以外的一個政治團體。他們鼓吹民族主義、民主政治和工會主義，因其主張符合孫中山三民主義而引起國民黨高層的注意。
正是在孤軍社，梅思平結識了已是國民黨重臣的周佛海，同樣有政治野心的兩人志趣相投，交往甚密，結為好友。
1926年11月，經戴季陶推薦，周佛海投奔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旋即受命出任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周佛海乘機引薦自己的好友梅思平、陶希圣和另一位商務印書館編輯吳文祺為武漢分校政治教官。梅思平從此走上了政壇，并迎來了自己人生中最輝煌的十年。
1928年，蔣介石授意周佛海創辦《新生命》雜志作為自己政策宣傳的陣地，梅思平和陶希圣成為骨干成員。10月，陶希圣在《新生命》雜志上發表《中國社會到底是甚么社會》的論文，梅思平立即以《中國社會變遷的概略》與陶希圣呼應。隨后，郭沫若、呂振羽、翦伯贊、李季、陳邦國、王宜昌、杜畏之等相繼參加論戰，形成一場影響深遠的中國社會史大論戰。
也就是在這場論戰中，他的才能獲得了蔣介石的欣賞，這為他日后的仕途經濟打下了良好基礎。1933年2月，時任中央政治學校政治系主任的梅思平受命出任江寧實驗縣縣長。他在江寧實驗縣進行的改革取得了相當的成績，其改革經驗受到了蔣介石的充分肯定。一時間，梅思平名聲大噪，成為全國知名的政治明星。
“低調俱樂部”
1931年中日開戰伊始，陳公博還是一個強硬的主戰派。當十九路軍在上海抗擊日本侵略軍的時候，他與李濟深攜手北上，從閻錫山手里要來10萬顆手榴彈，送給十九路軍，鼓勵他們抗戰到底。
然而，一年后發生的長城抗戰卻徹底改變了陳公博對中日戰局的判斷，促使他逐漸走向“和平主義”。1933年3月，中國軍隊在長城古北口抗擊日軍。這場戰斗打得異常激烈，日軍出動飛機對中國守軍陣地進行狂轟濫炸，多次發動進攻。盡管中國軍隊進行了英勇反擊，卻因為武器落后，缺乏現代戰爭訓練，遭到了慘敗。
戰役最為慘烈的時候，剛剛就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命令陳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勞軍，鼓舞士氣，了解前線戰況。陳公博剛到北平，便得知各路軍隊均已敗退，而且是“不奉命令，擅自撤退”。面對潰軍，主持華北軍事的何應欽束手無策，不得不央求陳公博向各軍將領說假話，宣稱政府已經設法通過和平途徑解決中日問題，這才將人心惶惶的軍隊穩定下來。
前線潰敗之慘狀，讓陳公博大為恐慌。當他回到南京把自己所了解的情況向蔣介石和汪精衛匯報以后，蔣汪二人都采納了他的意見——“軍事既難解決，還是走外交的途徑吧”。
正是在此背景下，國內“和平路線”的議論聲浪越來越大，一大批對抗戰失去信心的國民黨高官逐漸聚集起來，最終形成了著名的“低調俱樂部”，周佛海和梅思平都成為其中的核心成員。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蔣介石投入70萬軍隊浴血抗戰，堅守三月后不得不全線撤退。此役，中國軍隊傷亡達25萬人，日軍僅為4萬余人。這更堅定了周佛海對此前“戰必敗，和未必亂”的認識，極力主張對日求和。
周佛海在南京西流灣8號的私宅為防日軍轟炸，特意建了一個堅固的地下室。淞滬會戰時，梅思平、陶希圣、羅君強等人干脆搬到此處，而與周佛海等人志趣相投的顧祝同、熊式輝、高宗武等一批高級官員也不時來此聚會。他們大多相信“抗戰下去，是要滅亡的”，認為共產黨和桂系高調抗日，不過是推翻蔣介石統治的手段，其實“除了頭腦極簡單的糊涂蟲外以，沒有不明白繼續打下去，中國絕不能僥幸成功的道理”（《周佛海日記》）。
1937年12月，陳公博作為專使出訪歐洲各國，并利用他與墨索里尼的女婿齊亞諾的私交，爭取意大利對中日戰爭采取中立態度。因此，陳公博并未參加低調俱樂部。不過，他和“低調俱樂部”都是民族失敗主義者，反對共產主義，并且都奉汪精衛為精神領袖，主張推汪與日本和談。至此，一個以汪精衛為核心的主和派團體已經悄然形成，并于日后成為汪偽政權的核心。
汪偽急先鋒
抗戰爆發以后，國民政府一直沒有放棄與日本和談的努力，日本政府也試圖通過德國政府居間調停，盡快結束在中國的戰爭。然而，日本政府苛刻的停戰條件卻讓蔣介石無法接受，德國的調停最終失敗。1938年1月16日，隨著軍事上的節節勝利，日本內閣作出了“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的決議，關閉了和談的大門。
對此，蔣介石一面積極組織抗戰，一面派人搜集日本情報，尋找機會與日本重開談判。在蔣介石的默許下，受命于汪精衛的高宗武、梅思平在香港創立“蔚藍書店”一面搜集情報，一面與日方頻頻接觸，試探日本的底牌。當高宗武帶回了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馬”重開談判的消息時，蔣介石怒不可遏，表示與高斷絕關系，并下令停發其活動經費。但抱定和平“救國”主張的周佛海卻背著蔣介石，照舊每月從宣傳部的經費中，撥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繼續與日本保持聯系。
1938秋，高宗武生病，周佛海指示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前往上海與日本人秘密談判。在今井武夫準備的接風宴上，梅思平的心情異常沉重。他深知此行簽署的必然是條件苛刻的城下之盟，自己難免會成為中華民族的罪人。席間，梅思平突然哀嘆：“從今而后我不也成了漢奸？”
不出所料，秘密談判進行得十分艱難。梅思平提出的要求往往被日方斷然拒絕，以致于近乎哀求日方不要把承認“滿洲國”寫進條款，以免自己背負漢奸賣國賊的千古罵名。結果，本除了有名無實的撤軍期限外，一切要求都遭到了拒絕。11月20日，梅思平、高宗武與日本代表簽訂了《日華協議記錄》和《日華協議記錄諒解事項》（合稱《重光堂密約》）。
11月27日，梅思平返回香港，隨即將密約縫在西服馬甲中飛往重慶，向汪精衛交差。然而，當汪精衛第一次看到這份密約時，忍不住大罵這是賣國條約，甚至拒絕承認其中的任何一個字。但妻子陳璧君卻“規勸”道：“你說這份協議是賣國文契，我問你滿洲在誰手里？內蒙在誰的手里？華北又在誰的手里？是我們斷送的嗎？我們只是承認既成事實。” 陳璧君的謬論很快緩解了汪精衛內心的痛苦，他沉默良久，終于從牙縫里擠出一句話：“凡已由梅思平簽字的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將來再商議。”梅思平懸著的心終于落了下來。
墜入深淵
既然決定接受日本的條款，汪精衛便開始緊鑼密鼓地策劃出逃了。他召集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鳴等人秘密商討叛逃事宜。此時，身在成都的陳公博得知汪精衛準備逃離重慶的消息，趕緊打電報勸告汪精衛：“先生若離重慶，將遭到全國民眾的反對和唾棄。”
在汪精衛的追隨者中，最痛苦的莫過于陳公博。他對汪精衛深懷知遇之恩的感激，作為汪精衛的肱骨之臣，陳公博主和，但反對汪精衛與日本私下媾和，更反對汪出面組織漢奸政權。然而，他對汪精衛的死忠讓他作出了錯誤的決定。12月18日，汪精衛一意孤行叛逃到河內，陳公博應召尾隨而至。矛盾重重的他臨行前曾寫信給蔣介石，聲稱要做“最后的努力”，力勸汪回心轉意。然而，他的勸說終告失敗，最終隨汪精衛一路走到黑。
其實，汪精衛等人自己也很清楚，漢奸行為是不會被國人饒恕的。如梅思平事后坦言：“這件事也實在犯難，搞好了呢，當然對國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歷史只怕讓人一筆勾銷。”梅思平卻有先見之明，當他叛國投敵之后，立刻被釘上了恥辱柱，甚至是眾叛親離。
1939年12月15日，《浙甌日報》的《展望》專版于顯著位置，刊出了梅思平的女兒梅愛文的“宣言”：《我不愿做漢奸的女兒，我要打倒我的爸爸》。公開宣布同梅思平“脫離父女的關系”，呼吁“每個做了漢奸兒女的人，都能快快地覺醒，和我攜起手來，共同進行反漢奸運動，參加到神圣的民族自衛戰爭中去！”面對女兒的憤怒聲討，梅思平自知大節已虧，盡管內心苦楚卻始終無法辯白。此后，父女決裂，梅思平再也沒能活著見到女兒。
與陳公博被動投敵不同，周佛海是經過深思熟慮后，主動地走上漢奸道路的。在汪精衛叛國投敵的過程中他非但沒有勸解阻止，反倒利用自己對高宗武、梅思平的影響力，授意他們與日本秘密聯絡并簽署《重光堂密約》，最終成為汪偽政權的始作俑者。
盡管如此，面對叛國的道德困境，周佛海也還是經歷了痛苦的內心掙扎。據說，在出逃前，他整整一個月都在思考該不該走出這一步，常常徹夜難眠。最后，現實的利益，對戰局的悲觀心態，或者干脆說是對戰敗的恐懼，最終戰勝了做漢奸的恥辱。
身名俱滅
豈止是陳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因為對戰局的悲觀，一大批喪失信心的國民黨高官紛紛投靠日本侵略者，最終集體墮落為漢奸。盡管其中不乏良心未泯、幡然悔悟，甚或曲線救者，但附逆者之多恰如過江之鯽。
就在汪精衛準備籌建南京偽國民政府時，作為骨干的高宗武和陶希圣因種種原因悄然逃離上海，并在香港《大公報》揭露汪日密約《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及其附件。高陶二人的幡然醒悟，卻沒能喚醒陳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的民族意識，在全國民眾的一片罵聲中公然走上賣國投敵的最前臺。
1940年3月，汪精衛在南京組建偽國民政府，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作為“首義分子”身居要職。1944年11月，汪精衛病死日本，陳公博代理南京偽國民政府主席，宣稱“凡主席手定之政策，皆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汪先生生前之設施，皆為公博今日之設施。”繼續執行汪精衛的漢奸政策。而對汪偽政權喪失信心的周佛海卻已經開始與重慶方面暗通消息，開始為蔣介石在淪陷區的特工活動提供方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二天，南京偽國民政府在陳公博的主持下宣告解散。此后數月，汪偽政權的高官相繼被捕，并受到審判。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均被判處死刑。陳公博和梅思平先后被處決，周佛海則因其“戴罪立功”而改判為無期徒刑，最終病死獄中。 ■
偽政府的南北之爭
1937年末，由于戰線過長、大量分兵維持占領區，一舉打垮重慶政府是不可能的，擺在日軍總參謀部的唯一戰略選擇，只能是創造一個有號召力的偽中國政府，與重慶國府在國際、國內分庭抗爭，使中日戰爭轉化為內戰。于是，從北京到南京，日本人在戰場上沒有實現的目標，打算開始要以“和平”的方式來得到了。
■田嵬
“戰爭一旦開始，最大的問題就是怎樣結束。”此語出自明治時代日軍名將兒玉源太郎。抗戰不到一年，攻占北平，攻占南京、攻占武漢，可此時日本國內討論最多的，卻是兒玉源太郎提出的問題——如何從中國抽身？
此時日本陸軍總兵力大約70萬人，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消耗。原本計劃三個月內完結的戰爭此時沒有人能說清楚到底要繼續到什么時候。重慶政府一天不投降，仗就要接著打，一旦美國人引用《中立法》對日本貿易禁運，90%的戰略物資都要斷檔，聯合艦隊、飛機坦克全部癱瘓。
由于戰線過長、大量分兵維持占領區，一舉打垮重慶政府是不可能的，即使真的打夸蔣介石政府，陜北的中共、死守大別山的桂系、晉西的閻錫山、綏遠的傅作義必定以割據之勢繼續抗戰，對于日本，那只能是夢魘的繼續。
擺在日軍總參謀部的唯一戰略選擇，只能是創造一個有號召力的偽中國政府，與重慶國府在國際、國內分庭抗爭，使中日戰爭轉化為內戰，并與偽政府簽訂“和平條約”將侵略成果“合法化”。于是，從北京到南京，日本人在戰場上沒有實現的目標，就開始要以“和平”的方式來得到了。
北洋遺老
“七·七事變”以后，日本政府派中國通喜多誠一少將執掌華北特務機關，其最主要任務便是策劃漢奸政權。日本人的本意，是再造一個能與重慶國府分庭抗禮的北洋政府，使中國政局回到1924年以前的南北分裂，實現以華制華。
而喜多曾任職多年日本駐華武官，與北洋官僚們交往甚密，是完成該任務的最佳人選。他對軍閥官僚們在政治上的翻云覆雨，毫無祖國觀念，以及潛在的號召能力都非常清楚。針對這些特點，他特定了一套選拔偽府成員的標準：（一）元首須以曾任總統、總理的一流人物任之。（二）政府首長須以曾任總理、總長的一流人物任之。（三）選拔標準：（1）素無抗日言行，又非29軍出身；（2）有相當資望而反抗國民黨者。
根據以上要求，喜多認為最理想的是靳云鵬、吳佩孚、曹汝霖三人。他計劃以靳或吳任總統，如二人同時上臺，則分任總統、副總統，以曹汝霖為內閣總理。因為靳曾任北洋政府的總理，在華北軍政人員中，還具有相當威望；吳在華北也有相當的軍事號召力，可利用他組織一支雜牌軍隊，參加政府；曹汝霖則是老牌的親日分子，叫他擔任偽政府實際責任，可以收到人地相宜的效果。只需他們三出其二，必定能在國際、國內挑戰重慶政府的合法性。
不過經過分頭接洽之后，結果令喜多誠一大為失望。靳云鵬用“禮佛有年，無心問世”的話辭謝。吳佩孚說：“我誠不能與國民黨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的保護下治國。如必須要我出山，則須日本退兵，由我來恢復法統。”曹汝霖則因與喜多及另一特務土肥原都是舊識，在日方的強烈攻勢下他不敢公然拒絕，只用“愿以在野之身，贊助新政權的成立”的話與喜多周旋。正在舉棋不定的時候，蔣介石給他寫來一封親筆信，對他說了一些勉勵的話，曹這才下定決心不在偽政府擔任實際職務，而思“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
由于以上人物拒絕，喜多建立強勢北洋政權的構想只能化為泡影，但不論如何，先拉出個維持政府是當務之急。日方的視線遂投向了另一個老牌親日份子——王克敏。王克敏，曾擔任清國駐日大使，歷綰北洋政府數任內閣財長，在舊中國政壇只是個聲名一般的人物。七七事變前夕他蟄居上海，窺視時機。喜多于1937年10月間到上海，通過與王素識的日本人山本榮治向王表示，歡迎他北上組府。王以“茲事體大”致電南京政府的宋子文，轉向蔣介石請示，宋復電謂“奉委座諭，北平事可請叔魯維持”。王遂與喜多同機北上組織偽政府。王克敏的出現，使董康、湯爾和、朱深、王輯唐、齊燮元等一般北洋遺老又糾集到一起，開始了臨時政府的籌備。
臨時政府原定于1938年1月1日成立，但由于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本軍事當局認為這是國民黨政權的潰滅，接著樹立華北政權，在政治上具有新陳代謝的意義，于是通知漢奸們提前于12月14日在北京懷仁堂成立。但這個政府始終未能繼承北洋政權斷滅的合法性，不僅在國際上得不到承認，對日也未以中國政府身份簽訂任何條約，實質只是個不折不扣的地方維持政權。
“維新”政府
正當華北臨時政府掛牌時，日“華中方面軍”的松井石根大將也在考慮同樣的問題。一方面要成立“南京市自治委員會”之類的地方性臨時機構；另一方面，必須積極籌建正式的華中偽政權。松井石根腦子里的組府第一人選是唐紹儀，早在1937年1月12日，松井石根在聽取原田熊吉武官關于“政權建設”的匯報時，就希望唐紹儀能成為“新政權”的中心人物。但曾擔任中國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年已80的唐紹儀卻不愿在此時立即出山。松井石根的“第二個人選是精通財政的李思浩，此人屬安福系，同蔣介石、王克敏都有親密交情”，但南京陷落時已去了香港。由于一時打不開局面，心急如焚的“華中方面軍”長勇參謀“經某個日本人的推薦物色了一個叫王子惠的人，于是便開始了以此人為首組織臨時政府的政治工作”。王子惠系日占臺灣島人，名不見經傳，在大陸毫無影響。松井石根聞之氣得半死，嚴厲訓斥長勇說：“沒有適當人選寧可不建立臨時政府。”
話雖如此，但在1938年2月10日，當松井得到了他將被大本營解職的消息時也同樣按捺不住。他知道，在解職回國后，首先就要進宮拜謁和回奏天皇，那時必須匯報戰后治安措施。如果回國前不能迅速建立臨時政府作為治安對策，屆時將無法交代。華北方面軍早在1937年12月14日就在北平扶植建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而“華中派遣軍”至今未見成果。這給松井石根極大的壓力。松井決心在他正式解職前，抓緊籌建好華中偽政權。
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方面選定了梁鴻志、陳群、溫宗堯的三人組合。梁鴻志曾任職過安福國會參議院的秘書長、段祺瑞執政府秘書長，北洋政府垮臺后，他閑居家中伺機再起。陳群是梁鴻志的同鄉，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大革命時曾任黃埔軍校教官、北伐軍東路軍政治部主任。溫宗堯是老牌的反蔣政客，作為唐紹儀的代表走上前臺。
1938年3月28日上午10時，在日方的幕后導演下，這個集各派政治力量的“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在南京原國民政府大禮堂宣告“掛牌”。至此，以日“華中方面軍”為背景的南方漢奸政府成立。
南京維新政權成立的初衷，是松井石根在制造了南京大屠殺之后，認為已然實現對國府的威懾，于是秘密與唐紹儀、宋子文接觸，預備以唐紹儀在南京組府，再促成南京重慶合流，并逼迫蔣介石下野。由于計劃失敗，以及自己的離職，所以只拉出一般二流人物出來與“華北方面軍”斗氣。
分立與博弈
東京的陸軍參謀部就眼睜睜看著自己人搞出兩個中國政府唱對臺戲嗎？
其實“南京維新政府”成立時，一開始是定位地方政權的。日本陸軍參謀部在1938年3月就主張“把華中政權作為一個地方政權，以便將來與華北政權合并組織中央政府”。不過，最終“中華維新政府”的名稱、“國旗”與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機構組成等，都具有中央政府的外表與模式。甚至在其行政院各部中還比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多了一個外交部。
這些都是日本“華中派遣軍”為擴張自己勢力與影響，與陸軍參謀部討價還價的結果。日最高軍政當局從日本侵華最高利益出發，為抬高北洋政府與貶低南京偽國民政府，故以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為繼承中華民國的正統，在1938年3月24日制定了《調整華北及華中政權關系要綱》及《諒解事項》，確定“華中新政權是作為一個地方政權成立的，將來仍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作為中央政權，盡快使其合并統一”；但日方又表示：“所謂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為中央政府的宗旨，是作為對中國各地政權指導上的原則而規定的，至于（日本）帝國承認它為（中國）中央政府的問題，則要另作考慮。”這說明日本在北京和南京分別扶植了兩個“中華民國”，南京原則上聽從北京的指導，但并不是隸屬北京的地方機構。
北京偽政權也嘗試將南京維新政府吸收過來，但由于日本南北軍方的內部競爭，以及王克敏與梁鴻志互不買賬，最終都無果而終。
但兩權分立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日本最高當局的心目中，無論是北京偽“臨時政府”的王克敏，還是南京偽“維新政府”的梁鴻志，都不是中國的“第一流人物”，無論在資歷、威望、影響及能力等方面，均不足以號召與領導全中國。
日本當局認為，“王克敏德望不高，不會成什么大事，如寄國家信義于他，不難預見，將來勢必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而對于梁鴻志，日本陸軍參謀本部謀略課課長、后任“梅機關”機關長的影佐禎昭就說過，他“只是過渡人物，無理政之才”。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政權，當然無法成為與日本簽訂和約，與重慶國府在國際、國內抗衡的對象。日本人在等，等“第一流人物”就范。
恰恰是這個時候，汪精衛的出現了。他讓日本人喜出望外。以汪精衛的資歷和聲望，為調停南北兩派、另組一統一偽政府提供了契機。
大權一統？
汪精衛1938年12月18日離開重慶直飛昆明，與先期到達的周佛海、陶希圣會合后于19日乘龍云代包的專機飛抵河內，開始了所謂的“和平運動”。經過1年零3個月醞釀，終于在1940年3月30日“還都”南京，成立了形式上統一的日占區“國民政府”。
為什么王克敏、梁鴻志能互不買賬，而汪精衛一個既無地盤，又沒軍隊的后來人，能把南北雙方統一到一起呢？最本質的還是所有偽政府都只是傀儡，日本既然認為汪精衛能夠助其從中國抽身，實現以華制華，那王克敏、梁鴻志自然不敢有異議。
三個偽政權的合并，使日方徹底從利用北洋政府與國民黨的矛盾，轉向了利用國民黨內部矛盾，北京臨時政府降格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國旗”也由北洋時期的五色旗換成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民政府旗，為了區別重慶政府，旗頂多了一條三角黃布飄帶，上書“和平、反共、建國”六個字。
偽政府成立當天，因為國旗，日軍內部也爆發了不滿情緒。他們到處攻擊中國國旗，毆打懸旗居戶。在南京鼓樓和新街口等處，擠滿了氣勢洶洶的日兵，直有釀成暴動之勢。原因不難理解，日軍三年來作戰傷亡累累，目的便是推翻中國政府。然而如今滿街都是中國國旗，日軍自然心有不甘。而且中國人更是不甘在國旗上多出一條不倫不類的黃布條。因此在懸旗的時候，許多人自動把黃布條取消了。
偽政府雖然在“國旗”、“國歌”等形式上三位一體了，但由于北京偽政權有很深的北洋背景，與國民黨格格不入，所以財政、軍事、人事都不受汪派控制。因為喜多誠一撐腰，王克敏對汪精衛并不馴服，甚至譏諷汪：“我們六十多歲人，做漢奸沒幾年就死了，汪何必把一些青年人拖下水呢！”汪一貫一本正經以愛國元首自居，這樣的話無疑是對他人格絕大的侮辱。同時日本最高當局從戰略角度出發，也希望“日汪密約”中關于華北防共、治安、經濟開發的賣國條款制度化。于是喜多誠一去職后，王克敏也被更為最恭順的王輯唐取代。不過終南京汪偽政府始末，它的行政力也沒能涉及北方。
事實上汪偽的成立，并沒使日本人從中國的泥潭抽身。這個政府在成立之初的八個月甚至得不到一個國家的承認，包括日本在內。日本奢望南京偽政權能與重慶合流，事實上，蔣汪的矛盾之深，使重慶方面更難與日本妥協。作為戰略的一部分，汪偽南京政府的成立，對日本無疑是不成功的。此舉反而加劇重慶政府的抗日決心，日軍終沒能從中國戰場泥沼中脫身而出。 ■
劫后南京
一群名不見經傳的下野官員、中小商人、留日學生等人物，在南京大屠殺之后的敏感時期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盡管在歷史大浪涌來的時候，他們大多無力以身抗拒，只能選擇隨波逐流，以圖自保，但歷史終究會讓他們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
主筆 黃艾禾
1938年2月，南京大屠殺劫難三個月后，南京城依然一片凋弊。遍地尸體，滿城瓦礫，三分之一的城區被焚毀，一度繁華的江南古都大片大片變成無人區。活下來的中國人大都躲在國際委員會設立的“安全區”中。
在大屠殺發生前的1937年6月，根據當年民國政府的統計，南京人口為101萬人，其中城區人口有85萬。在戰爭爆發前夕，大量公職人員和市民逃出了南京，據11月23日南京市政府發的一份公函，稱南京市還有50萬人沒撤走，而11月27日美國大使館發回國內的一份報告，說南京市長稱尚有30萬至40萬的市民仍在南京市內。據學者們研究，這個數字外還應加上大量涌進的周邊地區難民，至少3萬人以上，而城破后被困在南京城中換上了便衣的中國軍隊官兵，可能達3萬余人。在大屠殺之后的兩個多月，1938年2月底第一次統計人口（已經是“南京市自治委員會”主持的了），登記人數是17萬2千人，過了一個月這個數字增至23萬5千人。
實際上，在日軍攻占南京城后兩個多月的時間里，在這里真正行使地方行政管理的，就是由德國人拉貝擔任主席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因為劫后余生的南京居民們大都住在“安全區”中。這個安全區，占地面積為3.86平方公里，約為當時市區的1/8，大屠殺期間安全區內難民人數25萬左右，其中有近7萬人人住在安全區內的25個難民收容所里，由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發放救濟，維持治安。
日軍進入南京城后，南京斷水斷電，是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出面找到發電廠技工，在1938年1月2日恢復了供電，1月3日恢復了供水，國際委員會在這個問題上還是希望與日軍保持一個能夠合作的關系的。
住在安全區里的20多萬中國難民，這時候只信任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把自己的生命全都交付給了國際委員會。1937年12月14日，日軍攻陷南京的第二天，國際委員會給日軍的第1號公函中，曾強調國際委員會暫行市政府的職權，后來又多次表示愿意與日軍合作，恢復水電就是一個善意之舉。此外，國際委員會更要面對20多萬人每天的吃飯問題，那是一個極重的任務，所以日軍當時也沒有輕易提出接管安全區。
但是對于日軍來說，占領之下的南京城有這么一塊“安全區”，而且是由外國人來管理著，他們是極不舒服的。第一他們覺得安全區里還藏了大量中國軍人，那是對他們的安全威脅，第二他們對安全區里洋人們不斷的抗議和對外披露他們的暴行，非常惱火。
況且日軍占領南京之后，南京變成一座死城，久久不能恢復生活秩序，這也讓日本當局覺得顏面尷尬。而要恢復生活秩序，首先就要建立一個絕對服從自己的機構來替代國際委員會，可以說，日本人想建立起一個偽政權的想法，比誰都急切。
三教九流的“自治委員會”
此時，日本人的目光，落在了陶錫三身上。
陶錫三，字寶晉，南京人，時年62歲，當時正在南京的湯山開著一家頗為高檔的“陶廬浴池”。陶錫三早年曾在日本政法大學留學，回國后參與清末的新政，當過江蘇省咨議局的議員、兼業律師。他同時又熱心宗教，投身慈善，1927年退出政界以后，一邊經營商業，一邊擔任著“紅卍字會南京分會”的會長。
這個“紅卍字會”， 創辦于1922年，源于中國的一種民間宗教——道院，奉行“以慈展道”。成立的第二年，就趕上日本的關東大地震，所以“紅卍字學會”做出的第一個大手筆是發動中國人給日本人捐款——后來真的給日本災民送去了大量糧食和善款。或許是從那時起，“紅卍字會”就給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在1937年的這場中日戰爭中，“紅卍字會”也一直在參與戰地救援，事實上，在日軍攻進南京之前，被擊落的日軍飛行員的尸體，也是由“紅卍字會”掩埋的。在南京大屠殺后，“紅卍字會”承擔了主要的掩埋尸體的工作。
當日軍攻入南京后想建立一個偽政權時，他們發現根本找不到像樣的人。一方面，南京城中有點身份的人大都已逃走，而剩下的，因見到日軍的行為實在殘暴，無人愿意出來承擔這種角色。最后日本人找到的，多是名不見經傳的下野官員、中小商人、留日學生和社會慈善團體的負責人。
陶錫三一旦落入日本人的視野，就在劫難逃了。盡管他一再聲明，“紅卍字會”的宗旨是不問政治，但是，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只有唯唯聽命。他出任了“南京市自治委員會”會長。“他是慈善組織的負責人，又與日本人有各種聯系，或許，他也出于一種想法，總得有人出面為中國人做這種維護秩序的事吧。但是他一旦擔任了這職務，也就不自覺成為了日軍統治的工具。”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張連紅教授這樣分析。
“自治委員會”其他主要成員包括：
“副會長”孫叔榮，一個曾在日本警備學堂留學，回國后當日語翻譯，后因涉嫌擔任日本間諜被國民政府通緝的人；
“警察廳長”王春生，曾留學日本警察專科學校，回國后在南京當過警官，后被解職；
“顧問”王承典，南京城一個從事拍賣業的商人，與南京下層社會混得廝熟，戰爭中又當上“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辦公室經理；
“顧問”詹榮光，曾在南京鬧市區夫子廟一帶賣仁丹，也幫助過西方基督教會在南京布道，粗通日語，日軍進城后，成為日軍的翻譯；
程朗波，南京商人，曾在南京商會任職；
趙威叔、趙公瑾、王仲調：留日的中國留學生；
許傳音、羅逸民、程調元：都是“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委員，羅、程二位，因為不愿參加偽政權，乘亂逃出了南京，而許傳音，作為南京紅十字會的副會長，兼任了“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住房委員會主任。《南京淪陷八年史》一書的作者，南京師范大學教授經盛鴻曾判斷說，許傳音恐怕是出于更好地救助難民的目的，不得不同意加入“自治委員會”。
在當時擔任“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秘書的金陵大學美籍教授史邁士曾感嘆：“我們解嘲說，與國際委員會一起工作的，有美國傳教士、中國基督教徒、德國納粹商人、中國紅十字會、中國紅卍字會和黑社會的三教九流”。而這個“自治委員會”的組成，就更“三教九流”了。
“不當漢奸不曉得漢奸的苦”
1937年12月23日，“南京市自治委員會”舉行了第一次會議，1938年元旦的下午，他們在南京市中心的鼓樓廣場召開成立大會，日軍強令各難民所都要派代表參加，還要帶上日本旗和偽政權當時用的原北洋政府的五色旗。
《南京市自治委員會簡章》規定了這樣幾條宗旨：“(1)解除人民困難；(2)回復地方秩序；(3)勸導工商復業；(4)恢復地方交通。”日本人把原來存放在南京市政府的米、面粉、食鹽等撥給他們，后來又強迫“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把救濟物資轉交給自治委員會。
這個時候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與自治委員會的關系，相當微妙。應該說，自治委員會同國際委員會是對立的。但是，從國際委員會的角度而言，它很少考慮自治委員會的政治色彩，只是把它作為一個拯救難民的合作組織。用張連紅的話說，“自治委員會與國際委員會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這種密切程度是超過自治委員會與日本人的關系的。自治委員會的好多人就是國際委員會的人。在糧食運輸，救助難民，埋葬尸體等等事物上，都有合作關系。”
說到埋葬尸體，當時有紅卍字會、崇善堂等慈善組織的掩埋隊，自治委員會除了資助這些掩埋隊，自己也組織了一個16人的掩埋隊，4個月中，共掩埋尸體9116具。從史料中我們可以看到，一開始，日軍曾要求把江邊的尸體推到江里了事，后來他們又重新掩埋。據戰后遠東軍事法庭的判決書中提供的數字，掩埋隊及其他團體所埋尸體達15萬5千具——這個數字，后來成為南京大屠殺的最初統計數字。
1938年1月5日，“南京市自治委員會”發布布告，將南京城區劃為四個行政區，不久又增加下關區，這是建立從市到區再到保、甲的偽行政系統的開始。
“自治委員會”做的另一項工作，是動員難民回家。但親歷過大屠殺的難民們怎么肯回家？日本當局又是威嚇，又是利誘，一方面開始嚴格軍紀管束自己的士兵，一方面又說，先回家的難民，每天每人可以發米半升。
這時候的安全區里，已經形成一個非常奇特的攤販市場。當時留在南京的美籍教授，安全區的負責人之一魏特琳在她的日記中這樣描述：“如果安全區之外的地方已經冷落成‘無人區’的話，那么安全區內的街道看上去像是熱鬧的‘大市場’——擁擠的人群、各種各樣的買賣。”然而，攤販們賣的東西，大都是從商店里搶來，或是從無主的住宅中盜來的。魏特琳寫道：“在擁擠的上海路上，數十個小販在路邊兜售贓物——衣服、被褥、布匹、各種盤子、花瓶、銅器等等。我們還看見，男人們挑著床架、門框、窗戶和家具。所有的不法分子忙碌著，沒有什么約束。”這真是戰爭之下人性的一種畸形映照。現在，自治委員會強制解散了這個市場。
為了把難民驅趕出安全區，自治委員會的頭目們帶領警察與打手，燒毀難民居住的棚屋，搗毀爐灶，切斷難民的糧、煤供應，在這種情況下，2月14日，“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宣布改名“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這個安全區，也終于關閉了。2月23日，拉貝離開南京。
當年藏身安全區的國民黨中央軍官學校教導總隊輜重營中校營長郭岐在他的回憶錄《陷都血淚錄》中，回憶到自治委員會派來小青年到難民營，用發一袋“軍米”作獎勵，動員難民們搬出難民營的情形。
難民們都不相信：“米在哪兒呀？你先出去領來給我們看！”
這些小青年，當下就漲紅了臉，囁囁嚅嚅地說：“是他們叫我們這樣說的嘛，究竟有沒有米發，連我們也不知道呀！”難民們哄堂大笑。
給日本人做事，并不容易。一次，日軍特務機關要求偽警察廳長王春生選送500名中國婦女做慰安婦，王春生沒能如期完成。日軍特務機關長當場打了王春生兩個耳光，不久，他的警察廳長也被日本人免了。
說到給日本人送慰安婦，自治委員會中出力最大的是曾在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當過辦公室經理的王承典。王與南京的下層社會十分熟悉，于是找到一個對辦妓院很在行的黑社會中人，名叫喬鴻年，陪同日軍特務在各難民所到處搜索中國婦女。從1937年12月18日到20日，他們就強征了300名婦女。史邁士曾親眼看到“我們辦公室經理的代表”（指喬鴻年）到了金陵大學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眨眼功夫就叫出28個妓女！”——這就是史邁士嘆道國際委員會中有“黑社會的三教九流”的由來。
張傳紅指出，在大屠殺期間，自治委員會中有一些人，是賣身求榮的，他們幫日本人在南京設慰安所。不過，做這種事的都是一些小人，不是自治委員會會長級的人物。
在當年德國駐華大使館的檔案中，有一份署名羅森寫下的報告，透露出自治委員會副會長孫叔榮在會見他時，悄悄倒的苦水。這位副會長說道：我上過日本的學校。有好多年我是中國家庭里的日語教師，就是說，我也不是一個富人。我的房子于太平路附近。我將近70歲的大哥是被大火嚇死的，我的侄子是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的。人們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痛苦……。
郭岐還記載了大家口口相傳的兩個自治委員會的人的對話。其中一個人問另一個：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東一下西一下的，是否真的當了漢奸呢？
另一人答道：不當漢奸不曉得漢奸的苦，他媽的！哪個王八蛋再當漢奸！
欠下的債，歷史總是要你還的
除了驅趕難民出安全區，自治委員會的另一重要任務是登記戶口，甄別清查散落的中國軍人，而且實行“五戶聯保”， 也就是說，凡是住在南京城里的難民，如果有一家查出一名有問題人員，那么這五家都要連坐，大難臨頭。這也是郭岐他們最咬牙切齒的事。
郭岐在領取“良民證”時，曾幾次遇險。一次一個漢奸突然問他：你是哪個部隊的？他若是脫口說出自己的番號，就完了。還有一次在街上，一個日本人操著極流利的中國話與他搭訕，但郭岐憑直覺感到這人是日本人，沒有搭話，后來他看見這人上了日本人的車。
自治委員會當時對于非南京籍的難民，在甄別完身份后，會發放證件，讓其出城。郭岐就是這樣化裝成商人最終通過南京城門投向自由天地的，他甚至還設法帶出了四支手槍。后來，他又找到了部隊，重新投入到抗日的戰斗序列中。
然而留在南京的自治委員會會長陶錫三，卻覺得日子簡直過不下去了——他的家竟然讓日本人搶了。1938年1月24日的時候，他曾經以“年高體弱多病”為由，提出辭職，但日本人未準。1月29日，他的住宅就被日軍洗劫一空，連陶家佛堂中存放的佛教和道教的經書都不能幸免。陶家的人后來在地上拾到日軍遺留的一張明信片，上寫著“中島本部部隊野田支隊天野隊長天野鄉三”，據此陶錫三要求日本特務機關查詢此事，但拖了多日后，日本人說“不知，無從查詢”。
是不是日本人因對陶錫三提出辭職不滿，借機打擊報復？張連紅認為，倒不一定。他判斷，是當時日本軍方對自己的士兵已經控制不住，“這才恐怖，連協助日軍維持秩序的自治委員會會長的家都要搶，說明多么混亂，屠殺搶劫有多么嚴重。”
陶錫三于2月10日再次提出辭職。他的辭職書寫得很酸楚：我已于元月25日向委員會提出了我的辭職申請……我已兩個月沒有盡義務了，也沒有關心委員會的工作……“錫三篤信神權，辦理道院、紅卍字會，歷十有六年，向守令章，不聞政治。此次為維持治安，追隨日人之后，本已推舉正副會長有人，乃在領事府集會時，忽被前機關長佐方先生臨時變更，推重錫三，田中領事等從而贊助。雖聲明卍會職員不能參與政治，固辭不獲，勉暫擔任，以讓賢能，曾經當眾聲明。孰知冥冥之中，已受譴責，午夜焦思，百感交集。……”
日本人后來讓副會長孫叔榮繼任了會長。但是，孫叔榮的會長做得很短。1938年3月28日，日本人又扶植起一個新的偽政府——以梁鴻志為首的“維新政府”，自治委員會僅存在了三個多月，就被拋棄了。
而“維新政府”也不過存在了兩年，到1940年3月30日，它又被日本扶植起來的汪偽政府所取代。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全中國都在清算漢奸。1947年3月25日，在審判日本戰犯谷壽夫的軍事法庭上，郭岐作為南京大屠殺的證人出席到現場，一個小時的證言宣讀下來，全場鴉雀無聲，幾乎人人熱淚盈眶。三天后，谷壽夫被執行槍決。
而在大約一年前，1946年的4月，陶錫三被法庭判處了兩年徒刑。“以他當過自治委員會會長一職，可以說是漢奸頭子，這個判決是輕的。”張連紅說。“陶在汪偽時期還出任過日本人辦的‘大民會’的副會長和汪偽的‘立法委員’。但實際上都是空銜，他沒做什么事。我們從歷史資料上也查不到他利用職權謀取自身利益，損害國家民族利益的記錄。”
陶錫三于1948年4月刑滿出獄，兩個月后，在南京病逝，終年73歲。作為一個歷史中的人物，他可能在歷史大浪涌來的時候，無力以身抗拒，只能選擇隨波逐流，以圖自保。但歷史終究會讓他為他的選擇付出他的代價。
偽軍：搖擺中槍桿子
面對廣闊的中國國土，日益陷入泥淖的日本，把槍桿子交給了另一群中國人。然而這支夾縫中的槍桿子卻時時隨時向而搖擺。
■本刊記者 劉永峰
1938年7月6日，天氣溽暑，要在平時，正是放暑假的日子。可北京通縣的一所校園內，卻人頭攢動，場面熙攘而略顯混亂。少數掌事的人正緊張忙碌著，而大部分人的臉上則是陌生奇怪的表情。稍許奇怪的還有，當抗戰開始，多數學校都已紛紛南遷的時候，一場特殊的開學典禮一會兒就要在這里舉行。
這所學校就是剛剛成立的華北陸軍軍官學校。校長齊燮元原是北洋軍閥頭目，他在七七事變之前就已與日本軍方往來密切，后擔任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治安部總長，負責軍隊、警察事務。1938年4月19日，為組建華北治安軍，臨時政府發布“會字第一百七十五號令”，開始著手籌備軍校，并讓齊燮元兼任校長一職。齊聞令后，“于即日就職”，并在“友軍”相助下，迅速籌辦一切。于是，不足半月，華北陸軍軍官學校就已“在通縣校址組織成立，開始辦公”。
又僅僅十日后，經過投考、筆試、口試一系列程序，被“錄取”的百余名學員便稀稀拉拉地出現在學校成立后的第一次開學典禮上。由于學員人數太少，偽臨時政府治安部不得不于6月底7月初，“續招新生二百八十名，并規定于北京、天津兩處設招生辦事處”，開始了第二次招考。
于是，當7月6日，齊燮元對著臺下表情各異的近三百名學員說，祝賀各位被陸軍軍官學錄取的時候，我們不清楚主席臺上的齊燮元及臺下的眾多青年，心情是否會因這個儀式而感到欣慰。我們只是知道，這已經是該校短短兩個月來的第二次新生開學典禮了。
“建軍”
起初，日本欲憑借其經濟和軍事上的暫時優勢，在中國戰場采取速戰速決的戰略，以盡快結束對華戰爭，好集中精力應付他未來在亞洲大陸擴張的預設對手——蘇聯。因而，七七事變后的一段時間內，軍事上勢頭正盛又頗為自信的日本軍隊，于其占領區內只是臨時拼湊起偽治安維持會，處理地方政務。對偽軍反而并不重視，沒有大規模收編投降的武裝團體，更沒有在關內建立一支正規偽軍的打算。
甚至直到1937年年底，在頒布的《軍占領區治安維持實施要領》中，依然這樣規定：“中國投降的武裝團體，解除武裝后使之歸農或當勞工”，對一般的土匪，懷柔使其歸順后，“使其另謀生路”。
據資料統計，當時華北負責治安、警備的偽軍計有原國民黨政府北平憲兵隊一千余人，冀東偽政權保安隊所組成的警防隊三個團約四千人，其他零星還有各地縣警備隊、連莊會、民團、保甲等武力，況且還都屬于自衛性質的武裝，力量可想而知是相當薄弱的。另外，這些武力名義上雖為齊燮元統領，但實際由日軍控制和指揮。
對此，齊燮元亦感到不滿。像大多數投敵的政客一樣，齊燮元歸順日本也有著強烈的個人野心。自上臺之后，他便積極培植私人勢力，將其“心腹”、“密友”、“同鄉”等關系密切人員安插在治安部要害位置。
不僅如此，齊燮元還想另外建立一支完全聽命于自己的軍隊。于是，1938年，齊燮元向日本人拋出了一個“先設學、后建軍”的方案。
此時，日本速戰卻無法速決，中國廣大的土地使得日軍像被吸進泥澤一樣，在對華戰事中越陷越深。兵力開始不敷分配；有限的軍隊只能控制各中心城市及重要交通線，而八路軍乘機在其缺乏控制的農村展開活動，使得日軍前后受困。人力補充不及和兵力不敷運用的難題，日益嚴重地困擾著日軍。于是，日本改變了初期的策略，開始重視在偽政權下編組偽軍的政策。
正因此，日本很快同意了齊燮元關于籌建軍校的提議。1938年5月1日，華北陸軍軍官學校在通縣成立，后來，華北治安軍的下層干部便差不多都出自這里。此后，為滿足偽軍對各類人才的需要，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華北陸軍憲兵學校、華北陸軍軍士教導團、華北陸軍軍官隊及治安軍各專業班隊也都陸續建立起來，也拉開了華北治安軍組建的大幕。
政治的失意者
在華北陸軍軍官學校的開學典禮上，眾多新生并沒有太多欣悅的心情來笑對臺上的官員們，反倒齊燮元是得意的。因為待華北治安軍的大旗一樹，他便是該軍總司令，而到時他的勢力將覆蓋整個華北淪陷區。這是他早年的夙愿，但在他的年輕時代，他也許不會想到早年抱負的達成，竟要由一個“漢奸”的身份來換取。
晚清秀才出身的齊燮元，自決意從軍之初，便已表露了遠大的志向。資料記載，“其人自視頗高，不愿居人下，久思獨樹一幟”。1930年，齊燮元在中原大戰時跟隨閻錫山，任江北招討使。兵敗后，他從此隱居在天津租界，頗有郁郁不得志的感慨。1937年華北淪陷，齊燮元便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造成個人的勢力，以遂其封建割據的野心”。
齊燮元的建軍計劃，顯然是有意仿效黃埔的模式，功成之后，他以校長自任，大權在握，到時即便面對日本人也不用再屈服。然而，令他失望的是，他的這一計劃顯然沒有得到青年的熱情響應。
雖然治安部規定，華北陸軍軍官學校“專招收高中或同等學校畢業之學生”，但“漢奸”的名聲往往令真正的學生望而卻步，以至于前去投考的，“有些游手好閑的小流氓，也有些小公務員，也有青年的舊軍人，其他雜牌偽軍警防隊的勤務兵都能報名投考”，成分極為復雜。即便這樣，第一次招考，報名并筆試及格者也只有177名，由于人數太少，口試時全部被錄取。一個月后不得不又一次組織招考，第二次招考，合格者268名，而實際報到者遠不及此數。在華北其他軍校，從各地強征而來的學員入校后，“堅請退學”，或逃之夭夭的例子也屢見不鮮。齊燮元這一理想的“建軍”模式，從一開始便舉步維艱。
然而，軍校征收學員的困難，卻沒有阻礙接下來偽軍數量的激增。當日，像齊燮元一樣在國民政府中因仕途失意，轉而投偽的軍隊將領并不在少數。如原東北軍將領鮑文樾、胡毓坤，西北軍將領劉郁芬、鄭大章、門致中，保定軍校出身的葉蓬、任援道。這些將領在國民黨政府中往往是非主流的軍人，“時常感受到被黃埔嫡系歧視或壓迫，或與其他國軍沖突及私人恩怨，或不受重用，因而投偽”。而即使是中央軍嫡系顧祝同部的高級軍官潘干丞，也因內部人事嫌隙而投偽。
中央軍內部派系的傾軋，并沒有因為全民族抗戰的背景而有所緩和，蔣介石借日本人之手，消滅旁系勢力反而是常有的事情。例如，臺兒莊戰役中被嚴重削弱的孫連仲軍隊，大捷后便失掉了42軍的番號，而一直不肯出戰的湯恩伯卻風光無比。這樣的待遇總會讓許多非嫡系的軍人感到寒心。
后來任偽軍第二方面軍總司令的孫良誠便是因此而投日的。孫本是西北軍的一員悍將，所率部在西北軍中素有鐵軍之稱。中原大戰后，西北軍土崩瓦解，孫亦失勢。抗戰時，孫良誠奉命接受湯恩伯指揮。1941年湯恩伯將孫調為第十五集團軍副司令，實欲借機吞并孫部。孫良誠拒絕后，湯恩伯則在對其軍費補助上有意為難，常常供應不給，孫“處此境地便覺已是日暮窮途”。1942年，湯又免除孫良誠魯西北行政公署主任職務。孫良誠不滿中央軍嫡系的刁難，屢被日軍攻擊后，“順時就勢，佯裝戰敗被俘”。
投偽軍官中，因個人野心，賣國求榮的，“漢奸”的名聲自然不冤；有些固然是受到多方逼迫后委身于偽政權的，但又何嘗不是出于自存自保的私心呢？他們清楚惟有軍隊才是自己的身家，一旦在抗戰中拼完，自己也就一文不名。而投偽后，不僅可以保住隊伍，還可以從日本得到精良的武器裝備，豐厚的糧餉，反倒充實了自己的力量。孫良誠的幕僚王清瀚就曾私下表示：“當漢奸是為了擴充實力，積累政治資本，只要目的已達，即相機反正。”
基層力量
除中央軍投敵的之外，地方武裝力量也是偽軍的重要來源。
淪陷區內，基層鄉保長武力經常是連名稱都未更改，便和平地轉變到偽政權屬下。日軍為了便于統治，常利用中國既有的地方勢力，對保甲長采取懷柔與強硬控制并行的政策。鄉保長降日的原因除了個人利益外，也很難排除保衛家園的苦衷，“許多保甲長為了幻想保全地方，不受糜爛，是會向敵人敷衍的”。在那個混亂的年月里，這些基層的武裝頭目往往有著極為復雜的心態。《偽軍：強權競逐下的卒子》一書中寫到：“保甲長即使背負著漢奸的恥辱，也有對日軍逆來順受的順民思想，也由于他們害怕國軍不能容納，又怕抗戰會失敗，始終存在著觀望的心理。”
另外，一些民間武力及幫會、秘密宗教武力等也往往是日軍爭取的力量。這些民間武裝領導人通常是當地有聲望的士紳，他們為了維持地方秩序，建立偽政權和偽武裝。例如曾任軍職的郭紹緒，在日軍占領豫西伊川縣的家鄉后，“為使鄉親免遭更大的禍害，他出任為團長。”
至于各地的幫會、秘密結社，態度上則極為復雜，“有親日的，亦有被赤化者”。七七事變后，在日軍軍事壓力下，某些幫會也被納入治安肅正和治安強化的道路，成為偽軍。如豫北滑、淇、封等縣偽軍多由會門操縱，許多會門被日軍收編，如天門會、一貫道、圣賢道、天仙妙道等。山西西南部絳縣一帶很是普及的紅槍會，約有武裝二萬人。日軍到來后，便以紅槍會會長出任絳縣偽縣長，紅槍會成員隨之成為該地領導階級。而蘇南地區盛行的青幫、紅幫、刀會等封建幫會，也是日本與國、共兩黨不斷爭奪的勢力。
1940年汪偽政權建立后，偽軍人數也從1938年的78000人急劇上升到了145000人，而日本投降時，這一數字甚至達到了200余萬，遠遠超過了在華日軍的人數。他們有為生計所迫投敵的，有為了保全身家生命不得不降日，也有部分流氓或土匪頭子，為了升官發財而投偽的。1941年，豫皖蘇邊區有超過二萬人的偽軍，領導者有地方豪紳、退伍軍人、甚至部分土匪、流氓、地痞。其內部成員及裝備都不一致，各有系統。有單純為自存自保的，多數人則各懷鬼胎，故有利害沖突時，彼此矛盾也十分尖銳。
左右搖擺
1942年，孫良誠投偽之時，曾以三件事要求日方允諾，即“不打重慶隊伍”、“不要日籍顧問”、“不直接受命于日軍”。孫良誠在投偽之后，也依然與國民黨政府保持著密切的聯系。1943年5月，孫良誠通過張雪山向蔣介石轉告，自己在南京參加軍事會議時，將繼續與吳化文、張嵐峰“團結一致，以待時機”。
如果說孫良誠部因為實力較強，在國、共、日三方夾縫中還有些自主空間的話，那么更多戰斗力差的偽軍隊伍，在政治立場上左右搖擺的特色則表現得尤為明顯。許多地方武裝，日偽軍來時，他們打起偽軍旗號守住據點，日偽離開，他們又主動恢復國軍旗號。1944年，豫西土匪首領李萬如到豫西發展時，就公開宣布他是兩面吃：“如果國民黨不再回來，日軍長期占領，他帶有汪主席給他的新中國33軍軍長的印信。要是國民黨回再回來，他還帶有蔣委員長給他的豫西國民黨軍22縱司令印信。不管誰來都能存在。”
在國、共、日偽激烈斗爭的地區，如蘇南茅山、丹北等地的偽地方武力與偽基層政權為了自保，也常隨著該地區各個強權間的實力變化。1940年當中共不再將這些人視為漢奸之后，“他們也暗中向中共訴苦，答應掩護中共人員，并為中共征收救國公糧。但若環境不利于中共，他們就疏遠中共，傾向偽方。”（《偽軍：強權競逐下的卒子》）
像孫良誠一樣，多數偽軍都與國民黨保持著密切的關系。國民黨為發展淪陷區勢力，也常暗通收編偽軍。1940年之前，直接策劃偽軍反正是其主要目標。但此做法容易引起日軍攻擊，被反正的偽軍有覆滅之虞，這樣，國民黨不僅難以在淪陷區發展實力，還要負擔大量反正偽軍的經費開銷，風險及負擔都很大。
后來國民黨將政策調整為“以敵養偽，以為我用”，即策動偽軍長期埋伏，不急于反正，并利用日偽資源供養他們。1942年，蔣介石在給安徽李仙洲部的密令中，便認為處理偽軍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和偽軍保持密切聯系，運用偽軍配合反共；中策是和偽軍保持一般聯系，令其待機反正；下策是策劃偽軍反正，增加軍費開支。
由于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共產黨在和平收編偽軍上則困難重重，為了迫使實力較弱的偽軍屈服，共產黨在抗戰早期往往采用直接攻打或威嚇的方式，結果并不理想。百團大戰后，日軍與偽軍合作，加強掃蕩，使共產黨軍隊的發展遇到嚴重挫折。這時，共產黨汲取之前僵化政策的教訓，開始詳細調查偽軍的家眷、身世、其興趣愛好、朋友關系等，通過其家屬、親戚、朋友，間接鼓動他們抗日，或寄送信函暗中爭取，使其就地潛伏于日軍處。積極向偽軍內部滲透，“以敵養偽，以為我用”的策略同樣被共產黨所采用。共產黨利用地下黨組織積極吸收偽軍軍官入黨，與偽軍建立聯系，但并不要求他們立刻反正，“爭取長期埋伏，求得將來的有利時機”。
1945年5月，中共方面就曾派人到孫良誠處，勸說孫及其部下趙云祥、王清瀚投共。孫良誠苦笑說：“我當了漢奸，臉上已經抹了一道黑，現在又叫我投八路，給我臉上再抹一道紅，我孫良誠豈不成了一個花臉。”此事暫時作罷，但孫卻沒有堵死與中共聯系的管道，讓中共人士留在了王清瀚部。
結局
抗戰臨近結束，國、共在對偽軍的爭取上展開激烈的爭奪。考慮到當時國民黨軍事上的優勢，絕大數偽軍選擇了投靠國民黨。然而國民黨并沒有對偽軍一視同仁，因此國民黨對于實力較強的偽軍予以收編，而對武裝或戰斗力差的部隊則采取了淘汰裁編的策略。
在政治與人際的考量下，那些繳出兵權，或是實力差的，或是因人事糾葛的因素，被法院或地區最高指揮官以漢奸的罪名判處死刑及各種徒刑的，也比比皆是。
1945年，已失掉華北綏靖軍總司令位子的齊燮元，日本投降后隨即被捕。在審判庭上，與中央軍嫡系沒有太多聯系的他，只能強辯說，汪精衛、蔣介石才是漢奸，他們都聽外國人的，而“我齊燮元不是漢奸，我只聽我自己的”。然而這套理論并沒有阻止他作為漢奸被處死在南京雨花臺。
日本投降后，孫良誠接受蔣介石的命令，在原防地駐守，“等待接受整編”。按照部署，孫重歸湯恩伯指揮，孫良誠再見到湯時，卻被湯以“勝利者的姿態”，很是“嘲弄了一番”。
原本雜牌軍投偽的部隊被國民黨整編過來后，與中央軍嫡系的矛盾再一次被樹立起來，這為后來他們又大批反蔣投共埋下了伏筆。有臺灣學者甚至認為大量被裁偽軍后來投共，是造成蔣介石在大陸失敗的主要原因。此說雖有些牽強，但那些曾經的“偽軍”，確實又在一點點影響著國民黨的前景。 ■
“偽軍”概念及組成
“偽軍”是個群體的代名詞，他們是指1930年代至1945年抗戰結束時，曾經接受日軍或偽政權賦與番號的中國武裝團體。典型有黃淮平原的孫殿英、張嵐峰、孫良誠與龐炳勛，山東地區的吳化文、張步云，以及兼有國軍與偽軍番號的趙保原，內蒙地區的李守信集團，江蘇地區的郝鵬舉、李長江集團與任援道等。
偽軍的組成，除了各個政權的正規軍，也包括特工、部分掌握軍權的中央與地方文官、地方的保安隊、自衛團、幫會、秘密宗教、土匪、甚至部分擁有武力的基層鄉保長等等三教九流人物或團體均是。可以說偽軍是個龐雜、分散，甚至有時互有淵源、互相勾結或斗爭的群體。
偽軍的形成與數量是依據日本在中國及世界局勢發展的需求而有所轉變。九一八事變迄七七事變前夕，日本對偽軍的措施是組建偽滿洲國與內蒙兩個“國家”的正規軍及其他武力，以保護偽政權。冀東偽政權的偽軍是非正規軍的自衛武力，目的是保境安民與協助日軍與偽政權維護治安。1938年華中成立“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后，日軍已有在中國長期作戰的打算，故讓任援道組建正規軍，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從中國抽調部分到外地作戰，在華兵力不足，必須運用更多偽軍，剛好許多國民黨雜牌軍及其他地方武力面臨困境，加入偽軍，造成偽軍數量大幅膨脹。（資料來源：劉熙明著《偽軍：強權競逐下的卒子（1937－1949）》）
暗夜青年鐵血鋤奸
劉永康是抗日殺奸團的成員，那一年，他剛剛17歲，正是夢一樣的青春年華。抗日殺奸團是一個1938-1940年期間活躍在平津兩地的抗日組織，主要目標就是以刺殺和爆炸為主要手段，清除日偽政府中的漢奸。
■特約撰稿 云科
晉察冀軍區鋤奸部部長余文光夫婦。資料圖片
1946年4月，第一個被送上法庭的漢奸繆斌在江蘇高等法院內接受審判。資料圖片
“那是我第一次做制裁任務的主攻手。”回憶起1940年的那次驚心動魄的獵殺，耄耋老人劉永康仍然興奮不已。刺殺的地點是北京豐盛胡同。這是一條極為寬闊的大胡同，那輛載著暗殺對象的黃包車每天必經此地，而胡同周圍，是無數方便殺手逃脫的岔路口。經過兩個月的實地考察，反復推演，年輕的殺手們對這一帶的地形已是了然于胸。
槍手們比計劃提前十五分鐘上路了。曾經的教訓使他們有了周密的部署。在繞過一支不期而遇的敵偽盤查隊后，時間剛剛夠用。早八點十分，兩位年輕人騎著自行車接近了黃包車內的目標。在距離十多米的時候，擔任主攻的劉永康左手扶把，右手打開左輪手槍的保險，對準前面車中人的后心就是一槍。而副手葉于良也趕過來又補了一槍……
黃包車無聲無息的停了下來，人和車都翻倒下去，淌下一地的鮮血。驚呆了的路人初是愕然，然后就慌亂起來四散奔逃。被刺殺的人名叫俞大純，時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建設總署總務處處長。
劉永康是抗日殺奸團的成員，那一年，他剛剛17歲，正是夢一樣的青春年華。抗日殺奸團是一個1938-1940年期間活躍在平津兩地的抗日組織，主要目標就是以刺殺和爆炸為主要手段，清除日偽政府中的漢奸。這個團體的主要成員，除了國民黨派來進行組織和控制的軍統特工人員以外，多是平津兩地的熱血學生。其最初成員，幾乎都來自平津幾所著名的中學，如貝滿女中，育英中學，天津中日中學，南開中學，大同中學等的高中生。
一些名人的后代也加入了抗團，如孫連仲上將的兒子孫湘德，女兒孫惠軍、宋哲元上將的女兒宋景憲、國民黨元老熊希齡的外孫女，馮治安上將的侄女馮健美、偽滿總理鄭孝胥的兩個孫子鄭統萬和鄭昆萬，袁世凱的侄孫袁漢勛袁漢俊，同仁堂的大小姐樂倩文、偽陸軍部長齊燮元的外甥馮修運等。
從黍離之悲到鐵血鋤奸
1937年暑假，劉永康從天津南開中學初中畢業。此時，恰逢七七事變爆發，那年的7月26日，劉永康和同學們來到天津金剛橋附近的市政府，慰勞英勇抗戰的二十九路軍。這支隊伍和當時其他“國軍”大不一樣，一是有善戰之名，曾經在長城兩側屢挫倭寇鋒銳，取得多次大捷。二來除了三八大槍之外，人人背后一把閃亮的大刀。為了答謝父老鄉親的厚意，部分官兵還為天津市民表演了他們獨具特色的刀術。
可惜，這是國軍在天津最后的身影。三日后，英勇的二十九路軍死傷慘重，被迫撤離。平津，淪陷了。
城破之余，不愿意作亡國奴的劉永康逃往河北老家。此時天津陸上交通已被日軍切斷，大紅橋水上碼頭成了唯一的希望所在。劉永康隨著人流來到這里，突然想起了流民圖上似曾相識的畫面“一群群，一幫幫，衣衫襤褸，灰頹頹，顢頇頇，飄落四方，凄凄然，惶惶然，逃命去也，棲棲路，慘慘切，沒有希望”。
船沿子牙河緩慢前進，四處是國民黨潰兵爆破阻擋日軍的決口，洪水撲向已經成熟的莊稼，發出悶雷般的怒吼。當晚，三名土匪對落難的同胞又進行了一次徹底的洗劫。一難未平一難又起，次日凌晨日軍飛機追上這逃難的船隊，日軍飛行員把航空炸彈和機槍子彈傾瀉在這些逃難的木船上。十七艘船轉眼只剩下千瘡百孔的兩艘。經歷這一切的劉永康，經過一番掙扎終于回到了故鄉，但故鄉同樣被洪水威脅，戰火籠罩。
他突然意識到，被敵人踐踏蹂躪的祖國大地是尋找不到一處安全樂土的。故鄉的破敗和日寇殺人放火屠村屠城的暴行刺激著他。一番痛苦煎熬過后，劉永康又回到了尚未被日寇占領的天津租界區，投考了廣東中學，希望能夠有機會報效國家。
入學不久，一位轉學到的同學帶來了“抗日殺奸團”的消息。劉永康眼前一亮，在他心中，“抗日”兩字就足以說明一切，至于誰領導，誰組織，什么背景，都無所謂了。
“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來臨了！我永遠不會忘記，在一個陰暗的小閣樓上，我和其他三位新同志，面對懸掛在墻上的雄獅長卷，一起開始宣誓：抗日殺奸，報仇雪恨，同心同德，克敵致果。我自愿參加抗日殺奸團，愿嚴格遵守團規紀律，違者愿意受最嚴厲的懲處。”劉永康和這三位新人針尖刺破左中指，血酒一飲而盡。
火燒倉庫
七七事變之后，日軍開始了一系列掠奪淪陷區資源的行動。天津成為這些被掠奪物資的重要中轉站。在天津火車南站，日軍為了將堆積如山的掠奪所得盡快轉運，修建了一座巨大，防備嚴密的倉庫，堆積著高聳入云的棉花、小麥、煤炭、鋼鐵、木材、軍火……
1938年的七七紀念日，抗團主力決定對天津南站倉庫進行毀滅性打擊。為了了解敵情，抗團成員楊大森用稚嫩肩膀扛了半年百斤麻包，化妝成叫花子摸索敵人換崗規律的小戰士孫海臨，率領小學組全體成員主動請纓。上午九點，戰斗開始。楊大森利用裝卸棉花包的機會，尋機用小刀給棉花包開膛破肚，將早已準備好的“飯盒”塞入了棉絮之中。機警的楊大森后來又將另一個做過手術的棉花包卸在了倉庫的另一端……
半小時后，沖天的大火照亮了天津的正午。已經告假溜走的楊大森在戰友們的歡呼中被拋向天空，被侵略的苦悶也稍稍得到了消減。
“這可能是抗團最幸福的一天。”大火持續了六個小時，25輛消防車也無濟于事。輕易占領半個中國的日軍怎么也沒有想到，有人敢在他們入侵一周年的時候在太歲頭上動土。他們既沒有隔離易燃易爆品，也沒有消防通道之類的設計，只能坐視這個華北最大的倉庫燒成一片白地。翌日清晨，在發黑冒煙的灰燼堆里，負責把守倉庫的日軍大佐羞慚無地，剖腹自殺。
在“七七戰斗”勝利的鼓舞下。中學組隊長李振英率組員趙恩波，王維彬，張硯田，焚燒了試圖作為“親善窗口”的中日中學圖書館。而抗團其他組員相繼兩次爆破日資天津中原公司，徹底焚毀天津大光明影院，國泰電影院，用定時炸彈摧毀日本軍車一部，殺傷日軍七人。燒毀大王莊臨時棉花倉庫，爆炸光陸電影院。一時間天津火警彌漫，日偽官員如坐針氈。
鐵血鋤奸
“比起爆炸縱火，制裁漢奸才是抗團最擅長的”，劉永康說，抗團的主要任務除了抗日，還有鋤奸。在37年至40年，這群熱血青年狙殺平津兩地著名漢奸數十人，戰績斐然。
劉永康記得，1938年秋，不少抗團戰士發現中小學教科書增加了很多毒化、奴化青少年的課文。學生組成的抗團自然對敵人的險惡用心憤怒不已，決心嚴懲為虎作倀的偽天津市教育局長陶尚銘。
抗團戰士李振英和他的“任務女友”汪苓，以情侶身份盯梢，最終發現了陶尚銘每天上午九點上班，下午兩點乘汽車下班的活動規律。以孫若愚，孫湘德為主攻手，祝友樵，宋長富為接應掩護的制裁組，于11月初進行了刺殺。“由于是初次下手殺人，射擊的孫若愚和掩護的人都急于撤離現場，只開了一槍。而便于攜帶隱蔽的勃郎寧威力太小，子彈被車窗減緩了力道。陶尚銘只是被打瞎了眼睛。”七十多年后，劉永康依然對這次失敗耿耿于懷。
一個月后，1938年12月27日。震驚中國的刺殺大戲，在天津豐澤園隆重上演。前天津商會會長，現維持會委員王竹林，天津商界在其苦苦逼迫下，逐步成了日寇侵略戰爭的提款機。26晚9時，王竹林送走一群酒肉朋友后走近了自己的汽車……
“他怎么也不會想到，這會成為他黃泉路上的送行飯。”劉永康回憶到。“這次的工夫下的很足，李振英、汪苓他們26日已經得知王竹林要在豐澤園大宴賓客。而祝友樵、孫湘德、孫若愚他們在飯店門口連發七槍，用的又是大威力的左輪，王肩臂腹胸多處中彈，還被打中后腦，送醫院的路上就斃命了。”
這次刺殺使天津日偽受到極大刺激。天津偽警察局長和偵緝隊長很快因為“辦案不力”丟了烏紗。次年1月11日，天津不少漢奸為王竹林進行風光大葬。當棺材行至今和平路日租界時，定時炸彈再次引爆……這一次，又使得一人死亡，三人重傷。天津大小漢奸無不為之震動。
刺殺王竹林后，抗團頻頻行動。1939年4月9日。天津大光明影院，美國影星艾爾夫林的《為國干城》正在槍炮聲中上映。當電影里的槍炮聲達到最高潮的時候，偽聯合儲備銀行行長程錫庚被抗團槍手一舉擊斃。
1939年7月12日。北京同和軒飯莊。抗團骨干，大漢奸齊燮元的外甥馮修運，以主射手的身份擊殺有“北京文化漢奸領袖”之稱的偽新民報編輯局局長吳菊癡。
1939年1月4日。抗團副團長李如鵬親自上陣，刺殺周作人。出于對周作人曾經的深刻崇敬，李如鵬槍打的不是很準。子彈只擊中了周作人的紐扣，周輕傷而逃，從此深居簡出。
1940年7月18日。北京前門劈柴胡同。代團長李振英和劉永康，孟慶石聯手暗殺偽北京工務局局長舒壯懷。同年，偽教育總署署長方宗鰲被抗團亂槍打死。
從三次挫敗到九死一生
抗團的鋤奸活動很快就引起了日偽機關的注意。
“沒多久我們的組織就遭到了嚴重破壞。”劉永康回憶說。由于軍統天津站裴吉珊投敵叛變。被戴笠稱贊為“華北最出色的特工人才”，軍統天津站站長，抗團首任團長曾澈被誘捕。
隨后，抗團副團長、綽號“五哥”的李如鵬，小學組組長、天津八十一小小學校長吳原，天津河北區小隊長丁毓勤，以及火燒南站時表現出色的楊大森，孫海臨，趙曉亭等人相繼被捕，抗團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當天晚上正好是八月節，我們在五哥家中開會過夜。凌晨四點鐘大批特務把我們包圍了。五哥警惕性高，叫醒了我們，但敵人來得太突然，我們一個都沒跑掉，當時就被兩個一對的銬了起來。但負責登記的日軍不懂中國話，懂得日語的李家大姐拖住了日寇。”這時，一起被捕的陳肇基一躍而起，拖著被綁在一起的張樹林瞬間逃離了小樓。看到這一幕劉永康也一下子清醒過來，拖著難友華道本開始奔逃。
天亮時，華道本的手銬被他用鐵絲撬開。而劉永康只好帶著手銬逃到一家早點鋪。面對搜查的大批日軍，劉永康被開早點鋪的老者掩護脫險。而一起僥幸逃生的陳肇基他們，則被另一位老大媽塞進了地窨子隱蔽起來。六月底，壞消息傳來。抗團四杰曾澈、李如鵬、丁毓勤、吳原，在獄中不畏刑訊，最終被日本華北憲兵隊秘密處決于北京南苑。
聞此噩耗，抗團戰友無不熱淚盈眶，而大難不死的陳肇基、劉永康則分別組織技術組和爆破組，準備繼續戰斗。新年里，他們給抗團制定了兩個新的任務：一要制裁叛徒裴吉珊，二要炸毀日本特務機關的秘密聯絡處國泰影院。
但由于炸彈性能不佳，所有任務均告失敗。而綽號“老萬”的團員鄭友溥關鍵時刻叛變，給剛剛恢復元氣的抗團又是重重一擊。技術組長陳肇基，為了搶救來之不易的設備和藥物，準備鋌而走險。最終，技術組全體人員被日軍包圍在樹德小學秘密基地。五位團員本打算引爆炸藥，與敵人同歸于盡。可黃色炸藥再一次出現問題，使他們終于被敵人生擒。
“轉天他們就來捉我了。還好那天我去的早，看見一大群不像好人的家伙直奔校長室，我就扒廁所窗戶跳墻跑了”。大年初一，有家不能回的劉永康逃亡北京。在稀稀落落的鞭炮聲中，劉永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悲傷。
在北京，他找到了北京的抗團團長李振英。訓練新隊員，刺殺老漢奸，他們仿佛又回到了一起在天津并肩奮斗的幸福時光。可是好景不長，第三次危機來臨了。
“我在日本開的專科電報學校發展了兩個小孩。能參加抗日活動他們特別高興，但他們太天真太幼稚了”老人搖搖頭。“他們用隱語發電報給我，極其生硬，不加掩飾。而我呢，也麻痹大意，在密信中竟然還出現了地址。”
1940年7月20日，多次躲開追殺的劉永康終于被捕。一起受難的還有他的庇護者，漢奸李少蔚的弟弟李家淦。七、八月間，包括抗團北京團長李振英在內的等50余人相繼被捕……
從鐵窗再到鐵窗
被捕的劉永康他們遭到了難以想象的折磨。“我們蹲的號子在北京東直門雍和宮后，叫炮局監獄。分為忠孝仁愛四監，抗戰期間關押了一千五百名我國同胞。在那里我被他們打得死去活來，烙鐵、皮鞭、棍棒把我弄得血糊流爛的。鬼子見我不招，便抓來我的家人，讓母親打兒子，父親燙兒子，老人家不從，這些人就打我爹媽。”觸動了傷心事，劉永康不禁老淚縱橫。
“在獄中，李振英團長被巨大的責任感壓倒。他精神分裂了。后來導演了一次氣勢磅礴的炸獄。老李，我，葉于良，一開始都被判了死刑，后來為了慶祝華北駐屯軍司令升遷減為無期徒刑。”
時間的車輪繼續緩慢前進，天津抗團組織被破壞的五周年紀念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九月三日，日軍在無條件投降書上簽字。與此同時，北京的炮局胡同，難友們一一道別，投身自由。
故事如果到這里，那將是一個悲欣交集的歷史正劇。但很快內戰的陰霾籠罩國內。 1949年初，一位當年軍統的獄友將一張南下的船票送到了劉永康的手中。正在南開大學拼命學習的劉永康不滿國民黨的腐敗而謝絕了。
1949年1月15日。34萬解放軍以排山倒海之勢解放天津，13萬國民黨一天時間灰飛煙滅。但還沒等劉永康回過神，他就被捕了。“沒容我仔細觀察這個變化，沒容我認清這個變化，就被以歷史反革命罪投入監獄了！”
不久，《天津日報》刊載《南開大學破獲國民黨地下潛伏反動特務組織》——“中國青年學生聯合救亡挺進會”匪首已被捕獲……而這個“匪組織”換個說法就是抗日殺奸團。由于它的軍統背景，這個已隨著抗日勝利自動解散的組織成了劉永康一生的催命符。
“進了監獄，發現一群大名人。和我在沈陽道同號的，有戴笠的頭號保鏢賈金南，軍統天津少將站長邢仁甫，刺殺吉鴻昌將軍的唐山公安局長呂一民，軍統局大法官王欣鑫。光看名頭，把我和他們放一起，槍斃也很正常。”還好沒多久，劉永康與這些人分隔，被轉移到天津西頭監獄，判刑七年……
監獄出來，正好反右。反右之后不久，又是文革開始。文革結束，劉永康總算得到平反，但當年鐵血鋤奸的中學生，已然年過半百了。
提及半生牢獄的經歷，劉永康卻顯得非常平和，他更愿意將自己的經歷與那些抗團中的犧牲者相比。他們有的犧牲于炸彈爆炸，有的犧牲于寡不敵眾的槍戰，有的犧牲于苦役，有的犧牲于獄中，還有更多的被秘密殺害，連遇難過程也無人知曉。
“相比他們，我是幸運的。”劉永康說。 ■
胡蘭成：人如亂世
他投身汪偽，是很自覺的選擇，他出道便是在汪精衛派系里，在他看來蔣與汪只不過“一個是正冊，一個是副冊”，各自占了勝利的一半可能。 這個出身鄉下農家的人總有著一種出人頭地光宗耀祖的強烈愿望，且精于算計，他算定如果在國民政府里，他的脫出還需要漫長的等待，而跟隨汪精衛開創新朝，大展身手，儼然也可充一位“開國”元老。
■主筆 莊秋水
晚年胡蘭成，1980年4月。圖/SDYX
胡蘭成(左）與朱西寧（右），約70年代中期在臺灣，此照片為朱西寧女兒朱天文所有。圖/SDYX
“此間今日獲悉，前中國文化大學教授胡蘭成，于7月25日在日本病逝，享年七十五歲。據日本共同社稱，胡蘭成因心臟衰竭，于25日在東京都青梅市寓所病逝。從他辭去臺灣教職后，1976年回到日本。胡蘭成曾在汪精衛政權中任職，中共占領大陸后，他于1950年來日本尋求政治庇護。”
1981年7月28日，美國合眾社發了一條東京電訊，報道了一個叫胡蘭成的文人的死訊。
一個月后，胡蘭成的葬禮在福生市清巖院舉行。前來吊喪的人都收到了一份贈禮，上有胡蘭成手書“江山如夢”四個字。胡蘭成的最后一任太太佘愛珍寫了一段深情的說明：“內附的‘江山如夢’是亡夫多年來縈繞于懷的感慨，在晚春的一個夜晚忽然吟出的。所謂江山，是指故國的山河、揚子江和泰山。不，就我看來，是指故國本身。所謂夢，就是空、是色、是善、是美、是真、是遙、是永久的理想。敬請收下，以追憶胡人。”
如果不了解胡蘭成的背景，很可能被這一段深情款款的言辭所感動，這分明是身在異域心懷故國的一位愛國者最后的悵惘，系懷父母之邦，念茲在茲。
但四十多年前他為自己掙得的一頂“漢奸”的帽子，卻非輕易可以拋擲一旁。人們記得才子胡蘭成，津津樂道他和女作家張愛玲的一段傾城之戀，同樣不會忘懷他曾經進入汪精衛集團，官拜汪偽政權宣傳部政務次長、偽行政院法制局局長、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汪偽集團機關報《南華日報》總主筆等。
投身汪偽
胡蘭成介入汪精衛集團，亦是因文而起的“惡緣”。
1937年，31歲的胡蘭成在廣西小試牛刀，在《柳州日報》發表社論文章，說“發動對日抗戰，必須與民間起兵開創新朝的氣運結合，不可被利用為地方軍人對中央相爭相妥協的手段”，惹怒了地方諸侯，被關了33天。出獄后，他回到故鄉浙江嵊縣下北鄉胡村探望久別的家人。這個無學歷無背景的年輕人面臨著這個年齡的普遍窘境：身無長物，卻要贍養父母撫育兒女，他需要一個有“錢途”的事業。
胡蘭成在《今生今世·天下兵起》記述自己的這段經歷：
卻說我從廣西回來時路過上海，見了古泳今，他今在中華日報，要我撰稿試試，到胡村后我就寫了一篇論中國手工業，又一篇分析該年的關稅數字，寄去發表了，都當即被日本大陸新報譯載，且被轉載于經濟學論文拔萃月刊。中華日報以為有了面子，就請我當主筆。本來是當總主筆，因我謝絕林柏生，說不想加入汪派，故總主筆讓給了古泳今。
他的這段自我表白頗有不合情理之處。《中華日報》竟然因為一個無名文人的兩篇經濟文章就要聘他做總主筆？胡蘭成的一生，真真假假，不僅對女人，就是他的經歷，也頗多涂抹之處。抗日戰爭勝利后他亡命溫州之時，化名張嘉儀，便告訴別人說自己肄業于北京大學，在《今生今世》中他更正說自己當初亦只是在北京燕京大學副校長室擔任文書抄寫一年。
他就像是鄉下的一個聰明孩子，讀了些書，出來闖天下，一如江弱水所言，“得之于民間的，是江湖氣；得之于史上的，是名士氣；兩者合而成為胡氏特有的策士氣”。他投身汪偽，是很自覺的選擇，他出道便是在汪精衛派系里，在他看來蔣與汪只不過“一個是正冊，一個是副冊”，各自占了勝利的一半可能，故而相信勝敗也無非“桃花開了荷花開，我們去了新人來，亦不是我們有何做得不對”。 這個出身鄉下農家的人總有著一種出人頭地光宗耀祖的強烈愿望，且精于算計，他算定如果在國民政府里，他的脫出還需要漫長的等待，而跟隨汪精衛開創新朝，大展身手，儼然也可充一位“開國”元老。
對日本，他則全無惡感，甚或目為親戚。“我對日本，總是共患難之情”，又說“我在日本，好像是在親戚家做客”，以致見到南京機場沿途的日本兵，也覺得“著實有一種大氣”，就連惡名遠揚的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他也覺得有梁山泊的“陽氣”。他的這些糊涂話，偏要用“民國世界”、“一統河山”一類的大言裝點。
上海淪陷后，胡蘭成調任香港《南華日報》當總主筆，用筆名流沙撰寫社論，同時還在汪派控制的蔚藍書店兼事，研究戰時國際情勢，與林柏生、梅思平、樊仲云等分擔按月寫一篇報告。真正令胡蘭成聲名鵲起，是他為《南華日報》所寫的一系列社論，為汪精衛集團進行輿論造勢和新聞宣傳，由此得到了汪精衛太太陳璧君的賞識，進入了汪偽集團的核心。
1938年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對華聲明，聲稱要“和中國同感憂慮、具有卓識的人士合作，為建設東亞新秩序而邁進。”這無異于是一份招降書，在這份聲明中，近衛提出了“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三原則。
已出逃到河內的汪精衛在旅館摔了一跤，扭傷了一條腿，在臥榻上讀到近衛的聲明，盡管與之前的重光堂密約（1938年11月12日汪日所簽汪精衛參加“和平”運動的條件）相差甚大，但此時他已是過河卒子，便起草了一個聲明，主張和日本講和，在12月31日的《南華日報》上發表，這便是臭名昭著的“艷電”。
蔣介石對此汪精衛的出逃反應激烈，他在日記中寫到，“當此國難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黨國于不顧，是豈吾革命黨員之行動？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覺回頭耳！”
“艷電”公開后，國民黨中央宣布開除汪精衛黨籍，僅僅在五天后，胡蘭成便為《南華日報上》撰寫社評《我們的鄭重聲明》，抗議國民黨中常會議開除汪精衛黨籍的決議。他并列舉五條理由，證明汪精衛護黨愛國，認為汪、蔣都是要“和”，“所分歧者，僅在形勢之估計及條件之解釋”，所以不是原則上的問題，不過是技術問題。
這篇文章后來被收入《戰難和亦不易》這本社論評論集。這本集子一共收文104篇，寫作時間從1939年1月4日《我們的鄭重聲明》開始，到12月12日的《建軍的使命》止，胡蘭成搖唇鼓舌，一年之中，平均約三天就有一篇政論文章問世，其寫作的熱情令人咋舌。他為汪精衛辯解罵敵，分析時局，預測戰爭形勢走向，激越昂揚。汪精衛對這員干將也不吝贊美，他親自為這本社論集作序。“胡蘭成同志所謂‘戰難和亦不易’真有概乎其言之了，胡蘭成同志于艷電以后發表了許多重要論文，對于國內情形國際形勢都有極深切的認識，極明確的判斷，其最言人所未嘗言的，是‘如何爭取主動的和’，這實在是一針見血的話。……胡蘭成同志大聲疾呼‘爭取主動的和’實在是對癥下藥，稍微留心和戰大計的人，沒有不點頭嘆息的……”一個毫無政治經驗的書生，進入汪偽集團也才短短兩年，便獲得黨魁如許高評，胡蘭成不免沾沾自喜。
汪精衛從河內抵達上海，召見這位鼓吹“和平運動”的旗手。事后追述，胡蘭成一貫的用詞虛實夾雜：“當下我惟敬聽。與中華民國歷史上這樣有名的人初次見面，竟難說明什么感想，只覺山河大地盡皆端然。”汪精衛和胡蘭成拉起了家常話，噓寒問暖，承諾安置胡蘭成一家老小。隨即汪精衛切入正題，說道：“我想付托蘭成先生以宣傳大事，中國的領土和主權獨立完整之事，唯先生以筆護之。”
張愛玲曾說胡蘭成“對人易生感激，卻難得滿足”，汪精衛的知遇之恩一時讓胡蘭成感激萬分。他成了汪的“文膽”，每月有不菲的收入，還有巨額機密費。但汪偽政府成立時，重心已經從宣傳工作轉移到政府組建上，搖筆桿子的胡蘭成無緣各個熱門職位，做了汪偽政府的宣傳部政務次長，兼任《中華日報》總主筆。
鼓舌搖唇
同為汪政權媒體人的金雄白，1959年回憶往事，寫下了《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他感慨：“即以本刊所寫汪政權一代而論，其中人物，除了極少數有些學識，有些抱負，尚不失為有志想創造時勢者而外，其他都不過是依違其間，夤緣謀食，盡管有些人僥幸得志，而好夢易醒，竟是黃粱未熟！我一生所目擊的蕓蕓眾生之中，都逃不出‘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的命運。”
“依違其間”，“夤緣謀食”，“僥幸得志”，可謂道盡胡蘭成在汪政權的頭幾年風光。然而，很快，他將要再次遭遇囹圄之災。“霸圖興亡事，我所參加的一份卻只像是春天斗百草”，他是一個地道的舊式文人，感性而無有堅固的思想，自以為是舉重若輕，實則于復雜的政治斗爭缺少默契。他愛做官的那種感覺，“我不搶官做，但我喜愛官人的貴氣”，卻并無做官的智慧。在汪集團內部，他屬于汪精衛的公館派，和周佛海派不和，但在公館派內部，他亦不屬于重量級人物，兼之文人張揚個性，也只敬服汪精衛一人而已。
1941年，汪精衛政權宣傳部駐上海特派員穆時英被重慶派來的特工人員暗殺，胡蘭成辭去了《中華日報》總主筆的職務，接手穆時英擔任社長的《國民新聞》。從汪精衛的“代言人”，轉而為邊緣人，似乎更加遠離汪政權權力核心，實則他始終保持著對汪精衛的敬意。
胡蘭成辦此報的的目的，是“借這個報來重申和平運動當初的主張，拒絕承認現狀，不肯稱和平區而仍稱淪陷區，且指出淪陷區與抗戰區是一個中華民國。”他因此向汪精衛提出，當初說“和即是全面和”，因此日軍應該從江蘇撤退由南京政府來維持秩序。
汪馬上向日本陸軍省板垣征四郎提出，日本人的政策正轉向“以華治華，以戰養戰”，于是同意了汪的主張，還提出單只警察和特工不行，還要軍隊接防軍隊。于是在這一年，成立了“清鄉委員會”，汪精衛兼任委員長，李士群擔當主任，可以以汪精衛的名義指揮南京政府在江蘇的一切軍隊和行政、經濟機關。胡蘭成本來有希望擔任秘書長，但最終清鄉的建議由警政部部長李士群聯合最高軍事顧問部顧問日本人晴氣慶胤提出的，胡蘭成最終仍然呆在了《國民新聞》。
盡管汪政府剛剛成立兩年，內部就已經陷入了勾心斗角之中。不久，胡蘭成就因為發表在《國民新聞》的社論，開罪了汪政權里的實力派周佛海，被免去了宣傳部政務次長一職。周佛海還派人毒死了《國民新聞》的實際掌控人李士群。
失去了李士群作為后盾，胡蘭成在汪政府成為一個四處飄零的棋子，他先擔任了行政院法制局長，充當汪精衛的“擋箭牌”。一年之后，眾議沸騰之下，汪精衛取消了法制局，調胡蘭成為全國經濟委員會特派委員，接近于免職。
也就是在幾近賦閑的狀態下，胡蘭成和繼任宣傳部政務次長的郭秀峰去參加每周六日本大使館的懇談會，從此開始了和日本人的“親密接觸”。
他結識了日本駐南京大使館負責文化事務的書記官池田篤紀，亦為自己招來一次牢獄之災。與池田相識之后，他寫的一篇一萬多字的政論文章，“無意中”被池田看到。池田翻譯成日文，給當時的日本大使過目，最后又傳到了汪精衛那里。 “那是我有感于太平天國敗亡時忠王李秀成的供狀，我將來逃走，也要留這么一篇文字在世上，文中歷敘和平運動事與愿違，結論日本帝國主義必敗，而南京政府亦覆沒，要挽救除非日本昭和維新，斷然從中國撤兵，而中國則召開國民會議，如孫先生當年。” 胡蘭成后來說這樣解釋自己寫這篇文章的初衷和想表達的意圖。
因文招禍，胡蘭成被關在了上海路十二號──“政治工作局”（汪政府的另外一個特工組織）的看守所。逮捕令由汪精衛親自下達。胡蘭成被關押了48天，最終被池田等日本人救出。2005年5月號《印刻文學》刊發李黎等訪問胡蘭成侄女胡青蕓的文章《今生春雨，今世青蕓》，提及1943年胡蘭成被逮捕，幾遭殺身之禍，是侄女青蕓從上海至南京，奔走營救，找到池田出面，胡蘭成才免得殺身之禍。
亂世才子
胡蘭成在《今生今世》里說，他身陷囹圄之際，同為蘇青主辦的《天地》月刊作者的張愛玲，動了憐才之念，還陪蘇青去周佛海家請代向汪精衛求情。接下來便是眾所周知的張胡“初見”──胡蘭成一腔熱情去拜訪才女，吃了閉門羹，留了名片，然后是張回訪胡。
1944年的胡蘭成降服了滬上的知名女作家張愛玲，女作家的才思也刺激了他。二月，胡蘭成在《新東方》雜志上發表《〈中國之命運〉的批判》。三月，在《新東方》雜志上發表《皂隸?清客與來者》、《中共的存在及其性格》。五月，在《天地》月刊第七八期合刊上發表《瓜子殼》。五、六月，在《雜志》月刊第十三卷第二、三期發表《評張愛玲》……
同時和第二、三任妻子登報解除婚姻關系之后，胡蘭成和張愛玲結婚了。“……戰后，他逃亡到邊遠的小城的時候，她會千山萬水的找了去，在昏黃的油燈影里重逢。”張愛玲遺作《小團圓》里，女主人公九莉將這一段感情看得關乎性命般重要，那應該也是彼時張愛玲的心境寫照。
此時，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節節挫敗，頹勢已顯。而汪政權的首腦汪精衛也在日本帝國大學附屬醫院不治身死。陳公博就任“代理主席”，事實上汪政權已經日暮途窮。閑置已久的胡蘭成卻有了“不受束縛、大干一場”的機會。這一年11月，由池田陪同，胡蘭成帶著沈啟無、關永吉西飛武漢，去接收《大楚報》。
辦報是他的老本行，這次挾日人之勢，很快就打開了局面。他先以言論吸引讀者，然后整頓內務，并從日本人、朝鮮人手中收回了報紙的發行權。 報社很快做到了自給自足。日本人對他亦多所照應。 日本在華軍的三品報導部長，武漢當地的福本憲兵隊長、遠藤聯絡課長和漢口中野總領事等，都和他交往密切。有這樣的背景，一切都好辦，即便偶有所謂“反日”言論，亦可標榜報紙的獨立性，符合日本的更高利益。
1944年末，盟軍對武漢的空襲愈來愈密，日軍日漸衰微。“空襲使我直見性命，曉得了什么是苦，什么是喜，什么是本色，什么是繁華，又什么是骨力。”胡蘭成在《今生今世》里如是說。他把才結婚的張愛玲拋在一邊，又和17歲的護士周訓德談起戰時戀愛。
1945 年日本敗局已定、投降在即，時任大楚報社的胡蘭成出版了《中國人的聲音》一書。書中收有31篇政論文章，寫于1945年1月中旬至3月初。胡蘭成以一身而指陳“中國人”，為日本人張目：“日本戰勝比美國戰勝好。日本倘使戰勝……她將不能不讓步給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解放運動。”這篇《日美戰勝對于中國》寫于1945年2月21日，離日本宣布投降不到半年。胡蘭成仍可以如此這般自欺欺人。此時，就連周佛海在2月9日的日記中也承認：“時局無法轉圜，頗致感慨。”
8月15日，日本投降，胡蘭成慫恿二十九軍軍長鄒平凡宣布武漢獨立，從日軍那里要了一萬多人的武器裝備，躊躇滿志，想和蔣介石討價還價。不料一場突如其來的疾病令他的計劃胎死腹中。九月初，他逃離武漢，在給重慶派來的接收大員袁雍的信中，他依然自詡國士：“國步方艱，天命不易，我且暫避，要看看國府是否果如蔣主席所廣播的不嗜殺人，而我是否回來，亦即在今后三五個月可見分曉。士固有不可得而臣，不可得而辱，不可得而殺者。”
他以士自詡。卻是典型的“策士”心態，為個人的功名利祿，朝秦暮楚，憑借機謀智慧、口才文章，四處奔走游。胡蘭成流亡日本之后，經歲寂寞，晚年曾回臺灣重彈舊調，在臺灣中華文化學院教書。不久漢奸身份暴露，被臺灣一幫文化人驅逐回日，幾年后命喪異國。他亦曾給蔣經國上書。煌煌兩萬長文，大談“士的文化”等等。
“自尚書周禮以來一直以士為政，此亦是中國獨有之傳統，為他國所無，所以，總理定出訓政時期，以黨治國，中國說“政教”，不像西洋說“政權”，政治的本質即是教育性的，所以中國文化人對于政治那樣的抱有興趣，而且對于時局有著那樣大的影響力，凡此皆為他國的文化人多不能了解。中國的文化人是士，此又是中國獨有的文明傳統。”
余英時曾在《士與中國文化》里說，中國的“士”接近于西方近代的“知識分子”，士的特性便是“通古今，決然否”。胡蘭成卻不記得，“士”這種中國獨有的文明傳統里，“士志于道”，是要明道救世、維護基本價值的。孔子的弟子曾參發揮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后后已，不亦遠乎？”在天下無道的時代，作為一個“士”，需有“澄清天下之志”，胡蘭成則根本上自己就是一個亂世。 ■
汪偽政權兩大臺柱的下場
日本投降，國府復員，經過國民黨各派系力量之折沖較勁，陳公博、周佛海等汪偽政權首要成員下場各異，雖然兩人最終都被審判，但細究全案仍不無幽微之處。
■王豐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當局如何處置敵偽漢奸，系當年全國軍民眾所矚目之大事。汪精衛本人早在勝利前十月，即已死于病魔，因而未及明正典刑。而南京偽政權旗下各個重要頭領，也因犯行罪狀不一，各人主客觀條件及與蔣政權關系脈絡不同，彼此下場亦互異。陳公博、周佛海等首要成員，系汪精衛生前左右輔翼，汪死后復成南京偽政權主要頭面人物。日本投降，國府復員，經過國民黨各派系力量之折沖較勁，完成審判奸偽之全般司法程序，全案仍不無幽微之處，徒留后人點評議論空間。
審訊陳公博
1946年4月4日下午，江蘇高等法院首次開庭審訊陳公博。高等法院院長孫鴻霖高聲宣布開庭后，檢察官韓燾起立宣讀起訴書，當著座無虛席的旁聽民眾，公布了陳公博被指控的十大罪狀：1、締結密約，喪權辱國；2、搜索物資，供給敵人；3、發行偽幣，擾亂金融；4、認賊作父，宣言參戰；5、抽集壯丁，為敵服務；6、公賣鴉片，毒化人民；7、改編教材，實施奴化教育；8、托詞清鄉，殘害志士；9、官場貪污，政以賄成；10、收編偽軍，禍國殃民。檢察官韓燾當庭要求對陳公博從重處刑，作昭叛國者炯戒。
陳公博真是十惡不赦之輩嗎？陳氏早在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加入同盟會，抗戰爆發后，1938年4月，他身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后又被任命為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等職。就在陳公博赴成都到任之際，汪精衛約見周佛海，商談主動接觸日本人之事，陳氏暫被蒙在鼓里。1938年12月9日，汪精衛找蔣介石攤牌，提出與日本談和的建議，為蔣介石拒絕，汪氏決意離開重慶。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離渝之前，在私邸與陳公博密談，陳公博力勸汪精衛此時不宜分裂，應該耐心說服蔣介石，堅決反對汪精衛分裂抗日陣營。一旁作陪的汪妻陳璧君譏刺陳公博：“你反對，那你做你的蔣介石的官去！”陳公博意識到汪精衛受妻子左右，不聽苦勸，內心備覺痛苦。
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離渝，前往越南河內。12月29日，汪精衛在河內發表“艷電”，唱和日相近衛文麿偽稱日本對華“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等”之和平攻勢。但汪精衛仍止于發表文電，及對國是之看法，仍滯留河內，未定行止。在汪精衛發表“艷電”之前，陳公博從國內趕到越南，與汪精衛會面，行前曾寫信給張群，向蔣介石轉達，要求蔣氏對汪不要有過度之措施，避免雙方各走極端。意為未來留存轉圜空間。
陳公博勸諫汪精衛，發表國是主張乃光明正大之事，但勿逾越從前和平運動之界線，以靜候國人公決。斯時，重慶方面派了谷正鼎，到河內晤見汪精衛，打探虛實。汪氏曾當面向谷正鼎提出要求，請國府發給護照，如果和平主張不被接受，隨時準備出國。
1939年3月21日，蔣介石派軍統特務赴河內，多次動手，意欲“制裁”汪精衛未果，蔣汪之間自更無復合之可能。汪精衛自知無法見容于蔣介石，乃潛赴上海，決心圖謀組織偽政府事宜。1939年冬天，陳公博從香港趕到上海，聲淚俱下，苦勸汪精衛懸崖勒馬，汪氏執意不聽，陳公博迫于無奈，黯然返回香港。
1940年初，原本追隨汪氏出走的高宗武(曾任國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陶希圣(汪叛離重慶赴上海籌組偽政權期間，曾被任命為汪記“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長)，兩人竟背叛汪精衛，從上海帶走了汪精衛與日本交涉的條件草案正本，到香港公開發表，陷汪精衛于狼狽之境。陳公博不齒高、陶“出賣”朋友長官之行徑，更深知汪精衛已經失去回頭翻本的機會，遂于1940年3月14日，奔赴上海，與汪精衛會合。陳公博了解汪氏之處境，自知此時多勸無益，對汪說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談話：“九一八事變后，你以跳火坑的精神，回國供職，現在抗戰到了艱險關頭，你又以跳火坑的精神想旋轉乾坤，你既已決定犧牲自己，我只有為你分憂分勞”。并稱，此時是汪先生“用人之際”，他“理當赴難”。
1940年3月20日，汪精衛發表陳公博為汪偽政權立法院長，公開鼓吹“中日和平，東亞永久安定”謬說。同年五月，代表汪精衛，擔任“專使”，到日本晤見天皇、首相與日本各級軍政首長。十月，偽上海特別市市長傅筱庵被暗殺身亡，汪精衛旋即發布陳公博接任偽上海特別市市長。汪偽期間，陳公博的職務還包括了偽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偽上海警備司令等。
1944年3月，汪精衛健康惡化，留手令一封，內稱：“銘患病甚劇，發熱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曾數派遣名醫來診，主張遷地療養，以期速痊，現將職務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速可痊愈，以慰遠念也，兆銘。”同年11月10日，汪精衛病故于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偽中央政治會議緊急決議，陳公博繼任汪精衛的所有遺留職務，直至抗戰勝利，陳氏成為階下囚為止。
1946年4月12日，陳公博被江蘇高等法院判處死刑。訴訟期間，陳公博還撰寫了全文三萬字的自白書，以明心志，但自忖劣跡難逃法網制裁，自白書末了稱“請法庭隨便怎么判，我決定不再申辯”。陳公博在被判死刑后，于獄中寫的日記中表示：“今天我被宣判了死刑，當初心里是微微的震動了一下，但隨即也就不覺得什么了，并不是我有視死如歸的精神，只是我覺得我對于各方面不再有什么放不下心的地方，我是可以就此結束了我這一生的。”
陳公博元配李勵莊在數日后向法院提出“為陳公博聲請復判狀”，訴狀表示，陳公博早在1940年南京偽政權成立之初，即通過軍統人員徐天深的秘密電臺，與重慶保持聯系。李氏再三聲明丈夫在偽職期間，曾配合重慶方面，報告日軍動態，并盡力剿共，根絕赤患云云。李勵莊的聲請未被當局采納，仍維持原判。
1946年6月3日凌晨時分，蔣介石侍從室密電南京司法行政部長謝冠生，命令迅速執行死刑。陳公博要求死前先去見同被關在獄中的汪精衛太太陳璧君，兩人相視流淚，陳公博說：“我此去有面目見汪先生于地下了！”陳公博于當天被槍決于蘇州獅子口，江蘇第三監獄。
首鼠兩端周佛海
和陳公博相較，周佛海顯然受到“優遇”，冷眼觀其下場，亦不比陳公博為佳。
周佛海叛離重慶之前，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還在蔣介石的侍從室做過副主任。與汪精衛組織偽政府后，擔任的職務諸如偽行政院副院長、偽財政部長、偽警政部長、偽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等。
據軍統局出身的陳恭澍透露，周佛海在抗戰勝利前夕，即與重慶軍統局戴笠方面取得聯系。在1945年8月15日，戴笠致軍統局上海負責之特務熊劍東的電文中，戴笠已明確表示“即轉熊劍東兄勛鑒：現局勢急轉直下，事機已至，望兄切實掌握所部，遵照委座本月十一日廣播去進行。目前以確保上海治安，嚴防奸匪搗亂，并整飭部隊紀律，與民眾團結一致，在佛海先生主持之下，鼎力支持，以待中央之命令。至于中央方面當由弟為兄負責也。如何？盼復，弟戴笠手叩。八月十五日正于淳安。”
8月15日，戴笠又從浙江淳安發了一通電報到重慶局本部毛人鳳（時為軍統代理主任秘書兼甲室主任），戴電文稱：“人鳳兄：此時最重要者，局本部應即與周佛海、任援道及武漢方面偽方負責人能密切聯絡，隨時通報，一面兄將所得各地區之情況，隨時摘要告弟，以便處理。”
這也印證了抗戰勝利前后期間，重慶方面與周佛海接觸之頻繁，運用之密切。是以，陳恭澍說，“‘在佛海先生主持之下’這一句，已說明周佛海與‘軍統局’早有關系。據本人了解，與周佛海保持經常聯絡的，是程克祥、彭壽、彭盛木等。”
誠然，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二年，汪偽集團內部人心浮動，咸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崩亡乃遲早之事，漢奸官員各思退路。1942年10月，周佛海透過軍統特務程克祥(曾任軍統京滬區區長)，和重慶的戴笠、蔣介石秘密接觸。為了向國民黨當局提供重要情報，周佛海甚至不惜自己親自出馬，充當超級情報員。1943年4月，重慶示意想了解偽滿洲國實際狀況，周佛海親自去了一趟偽滿。之后，重慶方面又想知悉日本國內動態，同年11月，周佛海借著參加“大東亞六國會議”的機會，去日本多方了解，提供重慶有關日本經濟、物資供應與防止美國攻打本土之相關計劃。稍后，日軍妄圖進攻貴州、獨山，相關軍機情報，也是周佛海與日軍官佐接觸時，俟機偵悉回報給在重慶的戴笠。
由是觀之，周佛海“反正”的時間甚早，與戴笠之間也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默契，植基于既往之共事關系，戴以兄弟看待周佛海，藉以放長線釣大魚，籠絡為用。1944年年底，周佛海母親在貴州病故，戴笠不但代為操辦喪事，還以孝子之禮，代表周佛海克盡養生送死之責，讓周佛海感激涕零。
日本戰敗投降，南京偽政權解散，重慶派任周佛海為“上海行動總隊司令”。但是，等到所謂復員工作告一段落，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丁默邨等人被捕送四川，終成階下之囚。1946年9月，周佛海又被送回南京。9月21日，首都高等法院檢察官開始對周佛海進行偵訊。
11月7日，周佛海的判決書下達，周佛海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需生活費外，一律沒收。周佛海隨后被解送老虎橋監獄。
1947年3月26日，蔣介石署名的國民政府令發布，將周佛海的死刑減為無期徒刑。這項命令聲稱：“查周佛海因犯‘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罪，經判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現據該犯呈報：其在敵寇降前后，維護京滬杭地區治安事跡，請求特赦。查該犯自民國三十三年以后，屢經呈請職守，雖未明令允準，但在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續為轉呈，準備事實表現，圖贖前愆。曾令該局奉諭轉知該犯，如于盟軍在蘇浙沿海登陸時，響應反正，或在敵寇投降前后，能夠確保京滬杭一帶秩序，不使人民涂炭，則準戴罪立功，以觀后效等語。批示該犯，則可免其一死。經交司法院核議，前據呈復，該犯在敵寇投降前后，能夠確保京滬一帶，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對社會之安全，究屬不無貢獻。可否將該犯原判死刑，減為無期徒刑，理合呈候鑒核等情。茲依約法第六十八條之規定，準將該犯周佛海原判之死刑，減為無期徒刑。此令主席蔣中正”
改處無期徒刑之后，周佛海仍關在南京老虎橋監獄，搬到一間較大的牢房監禁，還出錢請了一個看護照顧他的身體，但此時的周佛海已逐漸走到了生命的終點。1947年9月，他心臟病轉劇，終日喘氣不止。1948年2月28日，他在床上輾轉哀號，口鼻流血而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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