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題：首先要解釋一下“考官席右邊的先生們”的含義。這也算是一個典故吧。《大碰撞》一書的第52節《高尚全：建議中央最高領導出來講話》講的是“西山會議”的內幕。在其中的264頁有這樣一段——

     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北京大學教授賀衛方，在2005年曾因對目前的研究生招生制度不滿，發表公開信宣布“罷招”而轟動一時，并且登上《南方人物周刊》的封面。他風趣地講述了阻止《物權法》的北大法學院“那位哥兒們”。“我們倆是很獨特的搭配，搞學生答辯的時候，我們倆的座位是他永遠在最左邊，我在右邊。這給學生帶來很大的麻煩，他們往往是左邊看看、右邊看看。而且提問會提到尖銳的涉及到毛主席評價的問題，他是完全的毛澤東主義者”。故事讓與會者都笑了起來，給嚴肅的會議增添了活躍氣氛。

     賀衛方先生機智幽默，語含禪機。顯然，他把阻止《物權法》的北大法學院的鞏獻田先生劃入了“坐在考官席左邊”的隊列，而賀衛方先生則自居“坐在考官席右邊的先生們”。賀衛方先生的發言引起共鳴，說明“西山會議”的參加者也都是“坐在考官席右邊的先生們”。筆者在本文中就借用這個典故來指稱那些反對反思改革、高倡改革的人們，其中既包括“西山會議”的參加者，也包括那些呼吁人們“用歷史唯物主義評價改革”、“堅持改革不動搖”、上書中央“不能讓否定改革的觀點繼續泛濫”的大人先生們。

                     一．大碰撞撞擊出了什么共識？

      2004年以來，反思改革的浪潮風起云涌，甚至把所謂的“改革年”的2005年變成了“改革反思年”，而且反思改革的浪潮至今仍然沒有止息的跡象。期間出來了許多書，包括《郎旋風》、《劉旋風》等。明白地說，這些書都是“坐在考官席左邊的人們”搞出來的，而“坐在考官席右邊的先生們”則一直采取回避的態度，要么深諳“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的箴言，一言不發，旁若無事；要么只言片語，像大街上膽怯的人吵架一樣，罵上兩句、不待對方反應就匆匆竄入圍攻的人群不知所終。當然也要個別人按捺不住，站出來長篇大論，可惜沒有什么幫腔的，長篇大論后才發現“拔劍四顧心茫然”。因此，也就沒有搞出一本什么有分量的書出來。不久前，在書店發現了馬國川先生的《大碰撞》，攜回細讀，深有所悟。一位好友在我推薦下看完該書，他與我交換意見時說：“‘坐在考官席右邊的先生們’終于出手了”。我則答曰：“于我心有戚戚焉”。

     《大碰撞》一書看似秉持客觀、公正、中立的立場，其實骨子是與“坐在考官席右邊的先生們”站在一起，對第三次大爭論進行歪曲性的描述。證據可以信手拈來。就以講述“西山會議”的內幕的第52節《高尚全：建議中央最高領導出來講話》來說吧。“西山會議”的現場記錄全文已經在網上公布出來，有心人都記得其中最露骨的是賀衛方先生的言論。他公然提出共產黨是非法組織、鼓吹黨應該分成多個派別、忽悠軍隊國家化，等等。可是，《大碰撞》一書的作者根本就不提這些“真知灼見”，而是以一個笑話來掩蓋事實真相——就象有人不談問題，以一句“今天天氣真好”來搪塞一樣。難道作者真的不知道賀衛方先生的言論？不可能。既然是自稱在總結第三次大爭論的歷史，就應該詳實地搜羅材料，而且“西山會議”的現場記錄全文已經在網上公布出來，找起來并不困難。到底是馬國川先生不屑、不敢還是不愿把真相告訴讀者呢？不管出于那種考慮，都有違做一個真實歷史記錄者的良知！

     那么，為什么馬國川先生回避真實呢？唯一的解釋就是他的書并非是個人的“成果”，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只要把書中的回目看一看，數一數“坐在考官席左邊”的人們提到幾人、“坐在考官席右邊的先生們”占據多少席位就會明白，這與真實的第三次大爭論——“坐在考官席左邊”的人們慷慨陳辭、“坐在考官席右邊的先生們”謹言慎行——完全不同。合理的解釋只有一個，某些人在試圖掩蓋什么、歪曲什么。至于馬先生背后是什么人，是“用歷史唯物主義評價改革”者，還是“堅持改革不動搖”的大人先生，都不重要。

     事實上，馬先生在書出版后不久，就袒露了他不尊重歷史的心跡。10月16日，他在解釋《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思想的“大碰撞”不但撞出了“火花”，更撞出了共識。請看他的這篇“自供狀”——

     記者：在本書中，我們看到在這場有關改革的大爭論當中，幾乎所有的中國知名經濟學家和學者如吳敬璉、張維迎、劉國光等等都卷入其中，并表明了自己的觀點，他們的言論和觀點對于改革的走向將起到影響作用。請問，在這場思想的“大碰撞”當中，到底撞擊出了什么？這些爭論對于中國經濟日后的走向起到了哪些作用？

     馬國川：我認為，改革有爭論是好事，這本身就意味著社會的進步。在我國改革開放開始時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就曾向我國的學者介紹過他們自己的經驗：自由而切實的學術討論，乃是改革得以順利進行的一個重要前提。在第三次改革大爭論中，思想的“大碰撞”不但撞擊出了“火花”，更撞擊出了兩大共識：

     第一必須堅持改革不動搖。28年的實踐告訴人們，沒有改革，就不可能有繁榮、富裕的今天。但是改革尚未完成，某些方面的改革存在不少重大的缺陷和不足。發軔于國企產權改革，演變至“改革去向何方”的這場大討論可說是中國改革進入“爬陡坡”階段的必然產物。這個階段的中國改革無疑觸及了普通大眾的敏感神經，看病難、上學難、住房難被學者視為新民生的三大問題，貧富、城鄉差距的拉大亦令“改革的普惠性”打折扣。然而這些問題只有通過更加徹底的改革來解決。

     第二．讓人們共享改革成果。日益加劇的貧富差距問題警示我們，浪漫主義的改革時代已經結束，我們應該對改革本身進行改革，對過去的改革進行糾偏，改革模式應該由“內部人主導型”改革轉向“社會參與型改革”。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廣泛參與的改革。所有的改革都應該讓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參與，既參與改革的設計，也參與改革的評估，讓他們享有平等的參與權、表達權、討論權，乃至投票權……只有這樣才能讓改革獲得人們的支持，才能確保人民能從改革中分享改革的成果。

     思想的“大碰撞”真的撞出了共識嗎？眼前就有一個例子，說明根本就談不上什么共識。

     《大碰撞》一書出版后雖然在書店里擺在顯眼的位置（耐人尋味的是，在河北圖書大廈甚至《大碰撞》和某公的三卷〈文選〉并列），但是在輿論界并沒有什么回響。倒是昨天的〈中國保險報〉上登出了一篇文章〈別無選擇“大碰撞”〉，作者是不知從哪里冒出來的“魯寧”先生。這位“魯寧”先生自陳“也是‘第三次改革大爭論’的一個主動參與者”，“受社會責任心驅使，也是對改革命運的擔憂先后發表系列評論，義無反顧地力挺改革，為之鼓勁加油”，他不無得意地說——

     在這組文章中，我從多個角度闡述和求證下述觀點和看法：包括中國為何在“十年動亂”后不得不選擇改革開放；改革推進力量的“內生性”決定著改革的漸進性；改革帶來的利益沖突失控集中暴露出“偽市場化改革”必然遭致的報應；改革必須盡快補課政改、社改、文改的“短板”；硬著頭皮深化改革是改革糾偏惟一的路徑依賴；搬掉壓在低層社會和大都數民眾身上的“新三座大山”，作修修補補式的“利益補償”只治標不治本，惟有通過制度重構施以標本兼治方收實效；改革的前途關乎執政黨的前途命運等等。決非巧合的是，《大碰撞》之作者與我，居然在上述事關改革的宏大敘事中觀點相通，價值判斷相近。

     基于上述觀點和立場，我在上述文章中提練出一個帶根本性的價值判斷：改革不能停，改革不進則退，改革必須繼續推進！

     看來，這位“魯寧”先生與馬國川先生有高度共識，可是卻與本人沒有任何共識可言。在他們看來，“改革必須繼續推進”，其論調無非是拾人牙慧，與周瑞金先生“改革不可改革”如出一轍。筆者觀點與他們相反，改革必須停下來，改革必須反思！我與這些人沒有任何共識，與我有同樣觀點的人們還有很多。馬先生所說“思想的大碰撞撞出了共識”不是自欺欺人之談嗎？

                                          二．“改革停下來，我們要下車”

     在今天，再空言什么“改革必須繼續推進”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對“改革”本身發生了認識上的歧義。

     在八十年代，基于普遍貧苦的社會現實，全社會都有變法圖強的愿望、因此在改革上有高度“共識”。改革是為所有人而生的。從極其匱乏、極其禁錮的歷史中出發，幾乎所有中國人都在改革所帶來的精神解放、物質繁榮中獲得了巨大的邊際滿足。也正是因為這種共贏的性質，改革不僅受到了絕大部分中國人的擁戴，也同時成為凝聚社會團結不可替代的民族愿景。無疑，這個時期的改革是屬于全民的改革，它汲取的，是全民的動力。其強大之處，也正在于此。于此，改革也作為一種不容褻瀆的意識形態被奉上的神壇。

     然而，九十年代中期、尤其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改革”開始脫離它原來的精神指向，而逐漸淪為特殊分利集團的專利。從表象上看，中國的市場化進程雖然比之80年代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改革的真實內容卻偷偷地被壟斷，被劫持，成為僅僅服務于強勢利益集團的獨家秘笈。這種改革路徑引發了非常嚴重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改革背棄了初始的全民契約，變成了一種不受監督、不受制約，不需要全民共識的官僚壟斷工程。改革不再是有確定內容、確定目標的一種自我生長、自我維護的機制，而徹底變成了經濟增長的一種附屬、一種工具。這實際上是中國改革在九十年代中期的又一次重要蛻變。從服務于全民的改革，變成了服務于短期經濟增長（GDP）和特殊利益集團的改革。以九十年代中期之后開始的教育、醫療、住房等領域的改革為例，這些“改革”雖然有利于贖買某些特殊利益集團，有利于推動在廣闊范圍內的貨幣化進程（這極大的刺激了經濟增長），但其結果，卻是將更多的人拋到了改革之外。改革不僅從內部被完全腐蝕，也從外部徹底失去了它的社會基礎以及歷史動力。

     在上個世紀將近結束的時候，在中國經濟學界一直有“改革旗手”形象的吳敬璉就敏感地意識到這個問題，他困惑地問道：“我常常覺得，改革后十年中，好像支持搞正正經經的改革的力量不是在增強，而是在削弱。光是靠一些知識分子的理念支撐，會是蒼白無力的。”不過，吳敬璉先生言輕了。改革不止是已經失去了動力，而是陷入了重圍。因為在貧富分化嚴重、社會矛盾激化的今天，曾有過的改革“共識”已經無可挽回地破裂了。

     官員心中的改革是自肥的改革。易中天先生在談論王安石變法時沉痛地說：“改革幫了腐敗的忙，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所未及的吧？所以，不要以為貪官污吏害怕改革。不，他們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只害怕什么事情都沒有，什么事情都不做，無為而治。如果無為而治，他們就沒有理由也沒有辦法撈錢了。相反，只要朝廷有動作，他們就有辦法，倒不在乎這動作是改革還是別的什么。比方說，朝廷要征兵，他們就收征兵費；要掃黃，他們就收掃黃費；要辦學，他們就收辦學費；要剿匪，他們就收剿匪費。反正只要上面一聲令下，他們就趁機雁過拔毛！”今天的官員怕改革嗎？當然不怕。醫療制度改革不觸動官員利益、公車改革蛻變成“自我加薪”、教育改革讓官員子弟更有機會進入名校讀書，他們怎么能夠反對改革呢？

     商人期盼的改革是分肥的改革。商人是沒有立場的，他們一切以自己的利益為旨歸。在官員主導改革的時候，他們就期盼著與官員分肥。事實上，在改革中涌現出的大批富豪之所以能夠在短短數年間就能夠聚斂在西方國家需要幾代、甚至十幾代才能聚集的財富，就是他們與官員私下勾結、瓜分公民財富的結果。所以，他們擁護自肥的改革，一方面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期望分得更多的“羹湯”。

     老百姓希望的改革是分享成果的改革。在利益扭曲機制的作用之下，每一次涉及大多數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為一場利益或財富掠奪的戰爭。改革大多是以既得利益集團利益最大化為結局。這突出地表現在國有企業的改革及其私有化進程上。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過程中，出發點良好且設計相對周密的改革措施在實踐中被扭曲從而走樣變形，幾乎成為一種通例。老百姓希望——這也是他們的權利——改革不要再以他們的利益一再受損為代價，而是讓他們同樣分享改革的成果。

      改革共識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破裂，改革動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喪失。在1980年代曾經激起無數人的熱情和企盼的改革話語已經在相當一部分民眾心中失去正當性。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改革意味著失業下崗，意味著強勢群體對公財和私財的瓜分與掠奪，意味著他們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負擔的加重。在被稱之為改革的社會過程中，社會不公的現象與日俱增，而這種不公平感，正在日益瓦解改革在普通民眾心目中的正面形象；從另一個方面來看，1980年代廣泛的改革聯盟日益淪為狹小的改革既得利益集團。改革動力已經基本喪失。改革動力的喪失來源于現實中改革代價承擔者的出現，以及人們對于自己成為改革代價承擔者的恐懼。

      但是，在官員主導的改革中，老百姓的利益夠得到保障嗎？假如得不到保障，老百姓當然有權利大聲地說——改革停下來，我們要下車！

             三．“坐在考官席右邊的先生們”的道德號召力已經喪失

      我們承認，“坐在考官席右邊的先生們”曾經是人們心中的改革勇士，同時他們的道德力量也讓他們自信。例如，在第二次改革大爭論（1989—1992）中，吳敬璉就表現出了巨大的勇氣。

      當時，關于計劃和市場的爭論再起。而且對計劃和市場的不同看法變成了“姓‘社’姓‘資”’的問題。1990年7月5日下午，江澤民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經濟問題座談會，邀請了薛暮橋、劉國光、蘇星、吳樹青、有林、袁木、許毅、吳敬璉等十多位經濟學家出席。有林、袁木、許毅等人說改革出了方向性的錯誤，應該是計劃取向，但是搞了市場取向，所以出了問題。吳敬璉發言針鋒相對，說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場取向不對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場取向的改革不夠堅決，不夠徹底。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口號不妥當，應該明確市場經濟。袁木接著吳敬璉的話頭說，中央從來就沒有講過市場經濟!吳敬璉提醒他，鄧小平1981年就用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時也講了“市場經濟”，為什么這個詞不能用?袁木說正式文件里沒有這個提法，既然正式文件里沒有就不能用。吳敬璉說，大家都看了鄧小平講話的錄像，既然他都認為可以這么說，為什么我們這么講就大逆不道了?

      吳敬璉以一介學者身份，敢于與權高位重的人當面“碰撞”，其道德勇氣殊為可嘉。但是我們也不能不說，改革成敗與道德無關。憑心而論，王安石既不是奸佞，也不是小人。他的個人品質，用當時的道德標準來衡量，應該說都是過得硬的。王安石質樸、節儉、博學、多才，在當時士大夫中有極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歷史上惟一不坐轎子不納妾、死后無任何遺產的宰相。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當然要打擊、排斥、清洗反對派，但也僅僅是將其降職或外放，從不羅織罪名陷害對手，也從未企圖將對方置于死地。甚至，當“烏臺詩案”發生時，已經辭官的王安石還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營救朋友兼政敵蘇東坡，直言“豈有圣世而殺才士乎”。這里面固然有惺惺相惜的成分，但兩人畢竟長期政見不和，蘇東坡也畢竟是因攻擊新政而罹禍的，王安石卻能摒棄私見主持公道，這豈是小人的作為？而且王安石確實是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幾個既有熱情又有頭腦的改革者之一。為了改革，他殫精竭慮恪盡職守，不但弄得身心交瘁眾叛親離，而且搭上了愛子的性命（因呂惠卿故發病而死）。何況他的新法都是深思熟慮且利國利民的。可是最后的結果呢？王安石辭官回家，最后憂病而死，新法也被廢。

      所以，道德是無力的。當然我們也要承認，改革者的道德也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他們不能做到清白自守，那么他們就喪失了起碼的道德感召力，讓別人認為他們的改革是出諸私心而不是為了公義。問題是，當改革走到今天的時候，那些“坐在考官席右邊的先生們”在無力喚起人們的熱情的時候，他們曾經賴以自恃的道德優越感也岌岌可危。事實勝于雄辯。我們還是用事實來說話吧。

      事實一，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先生的暴富家族，總資產已經超過1億元。2000年香港一家雜志發表《大陸學術腐敗成改革的絆腳石》的文章,其中有一節題為“傳厲以寧家族暴富”,并配以厲家的全家福照片。厲以寧之子厲偉于2000年5月向香港法庭起訴香港這家雜志的“出版公司”及該雜志的“出版人”劉達文和印刷人。在厲偉和劉達文雙方爭執不下、劉達文奮而反抗的過程中，厲偉起訴香港這家雜志案卻逐漸不了了之。由于內地有經濟學家上書全國人大，要求調查厲以寧家族，所以厲偉不希望把事情搞大,也就不了了之。

      事實二，2000年夏天，《財經》雜志發文揭露了某些基金的炒作黑幕,結果受到了證券界強大勢力的壓制。隨后,經濟學家吳敬璉發表了一系列批評中國股市的言論。于是，厲以寧與董輔礻乃、蕭灼基、吳曉求、韓志國舉行與記者的“懇談會”。五位經濟學家認為,“股市到了危急關頭”。時任職于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楊帆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韓德強教授和社科院的左大培發表了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開信稱：“大批經濟學家投身股市，與莊共舞，成為莊家的代言人，為這個過度投機的股市喝彩叫好，造勢做市。如不制止，中國將逐漸形成一個龐大的金融寡頭集團，他們將肆無忌憚地掠奪社會財富，加速兩極分化，敗壞社會風氣，甚至左右中國政局的發展，出賣中國利益。”公開信在對策中稱：“凡參與制定證券立法的兩會代表,其本人和直系親屬不得參與證券業的經營;根據揭發,個別人大常委、經濟學家,其子女在深圳從事證券活動有上億元資產,社會影響極壞,應該作出解釋并接受調查。”楊帆在接受《嘹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表示，公開信發表后他在全國人大財經委的朋友告訴他,厲以寧的壓力很大。“厲私下稱,我也沒得罪他們,他們干吧跟我過不去?”

      事實三，不久前，國家審計暑對國家發改委的審計報告披露：截至2005年底，發展改革委所屬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全額財政補助社團）用結余資金和下屬單位上繳款共計220.99萬元為12名職工購買了某保險公司“員工福利團體退休金保險分紅型A”商業保險。上述做法，不符合財政部、監察部《關于黨政機關及事業單位用公款為個人購買商業保險若干問題的規定》關于用公款為干部職工購買商業保險的險種“限于本規定第三條第一款規定的意外傷害險，以及與建立補充醫療保險相關的險種”的規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會長就是大名鼎鼎的高尚全先生。一個是一向以聚集了改革精英自居的單位、一個是一向以改革領軍人物自詡的高官，我們一直認為他們是學識淵博、德為世范的偉大人物，一定是我們這些草民蒼生萬分景仰的長者師者甚至是精神領袖了，可恰恰是這些人挪用納稅人的220萬公款為自己購買商業保險，再有“理性”的人們也只能目瞪口呆，然后說一聲：呸！

      事實四，高尚全先生的子女都在美國，吳敬璉兩個千金（只有這兩個）也早已移居美國。父母當然不能做兒女的主，但是為什么偏偏是這些號稱“我的命運與改革聯在一起”的人們的孩子紛紛遠走他鄉？張維迎先生是否有美國綠卡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使改革導致天下大亂，他也可以遠走高飛，仍然可以在英美大學做教授。我常常記得魯迅先生的話：“我不憚以最大的惡意揣測中國人”，謹遵先生的教導，現在我“不憚以最大的惡意揣測自稱改革者的人們”。因為一旦天下不寧，他們可以“飛鳥各投林”，而我們這些小民只有聽天由命！

      可是，就是這些人們，一再呼吁我們要“用歷史唯物主義評價改革”、要“理性對待改革”。聽著這樣冠冕堂皇的話，我們就感到齒冷。假如我們也有兒女在美國安家、假如我們也有英國的導師，我們也可以大聲疾呼“用歷史唯物主義評價改革”、要“理性對待改革”。

      “坐在考官席右邊的先生們”，請你們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吧。在27年的改革中，整整一代人成長起來，他們從一開始就面對著高企的房價、嚴峻的失業壓力和昂貴的教育，從一開始就目睹四處蔓延的不公、不義等種種改革后遺癥。新一代人將不可能對改革感恩戴德，也沒有任何理由寬恕改革。這種態度，很可能在未來某一個不起眼的時機上對改革形成致命一擊！

                          四．誰來改革？改革什么？怎樣改革？

      改革尚未完成，但是已經走到盡頭。改革自身已經成為爛尾樓，豆腐渣工程。因為中國的改革被迫在必須在扭曲的改革和全面叫停改革之間作出選擇——這就是中國目前的改革的現狀。

      目前，各種矛盾，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都非常尖銳。這說明什么？說明人們渴望通過變革改變不滿意的現實。人們對現實不滿，對“改革”不滿，不見得表征他不支持改革，只能表征他內心深處渴望著“另一種改革”。比如說，農民兄弟可能正盼望著真正的土地改革。他們上訪、保衛土地、爬上塔吊，其實是在表達“另一種改革”的渴望。只不過沒有人聽得懂，或者聽懂了故意裝作不懂而已。所以，再空喊“堅持改革不動搖”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徒然惹人恥笑而已。今天中國的問題已經不是什么改革不改革的問題，而是“誰來改革，改革什么，怎樣改革”？

      誰來改革？還是那些官員們來主導嗎？如果是這樣，改革的后果可以預料。在嚴格的意義上，我認同吳敬璉先生三年前說過的話：“我認為中國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或者說1992年以后，改革的主要危險并不一定來自保守力量，而在于是否在社會變革中兼顧公正。不然的話，老百姓不認你這個改革。如果他們因為基本利益受到損害而寄希望于保守力量，事情就會變得很麻煩”。對老百姓來說，如果改革不能給自己帶來實惠，這個改革當然不需要改。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呢？不能是為了好聽，更不能總讓老百姓作犧牲。假如仍然由那些官員們來主導改革，改革只能激起人們更大的義憤。

      改革的動力是利益誘導，這很重要。但這個動力在部門主導的各行業的改革和地方黨政干部主導的基層改革中，是很可疑的。部門改革，我們看到的是部門利益的膨脹，是一個個“霸王條款”的產生。有權的改成了特權，沒權的連人權也改沒了。誰還站在公眾的立場上設計改革，推行改革？指望各部門的技術官僚，不可能。政府各個部門可以隨意稅外收費，發一個文件就可以收費，我們現在收稅的交通、工商、質監等等，幾乎沒有哪一個政府部門不收稅，估計除了政府的研究室不收稅，剩下的都可以。老百姓為什么反感改革？該好好想想，究竟是誰把改革給弄臭了？有些改革算不算改革？譬如說像“債轉股”一類的改革只能算“假改革”、“逆向改革”。再比如，地方基層改革，一些有權的干部變著法子提高自己收入，灰色收入合法化，潛規則紛紛浮出水面。一個車改，補貼打到工資里，月收入翻倍，再一個招待費改革，月收入又增加一倍，還有，只要你在位不貪污，或者說只要不犯事，不被抓住，退休時還有一大筆廉正補貼。當初，這些改革都打著節約經費的幌子，但改革實施后，財政反而不堪重負。在財政比較富裕的蘇南一些縣級市，僅一個車改，財政都無法支撐了。這樣的改革是借改革尋租，走到了改革的反面，是灰色改革，扭曲的改革。還有一個例子。現在一些基層政府對企業的審批更多了，收費更狠了。為什么？個別基層官員說，原來都是公有制企業，政府有義務提供服務，但現在改制了，都成了私有企業。我們憑什么？

      改革什么？是繼續改革群眾的利益嗎？這樣的改革必須廢止！改革，改來改去最需要改的是改政府，改官員。海南的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曾做了一個專家調查，其中一個問題“當前影響改革推進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絕大多數回答“既得利益者的阻撓”，而誰是這些年改革最大的即得利益者？中國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的另一份民意調查顯示是：黨政干部。其中透露的信息不是很耐人尋味嗎？

     我們的政府昂貴、低效、權力大、不透明，但你要它自己改，動力是不夠的，而且可能走歪。部門改革真的到位，部門特權就沒有了，甚至部門本身都將不存在了。這相當于改革者要自己掐死自己，這怎么可能？事實上，權力很大的部門從來都是借機尋求部門利益最大化。譬如，宏觀調控是國家的一個重大決策，但是宏觀調控到不同部門手中就會變成不同部門鞏固自己的利益的機會。所以，中央決策不過是部門決策要考慮的一個變量，而在這個變量的約束下，部門官員要追求的一定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在中美財政支出比較中發現，中國財政支出項目最容易膨脹的項目是行政公務支出和直接投資經濟建設，中國占財政總支出將近50%，美國占17%，而最不容易膨脹是社會保障、教育、醫療衛生，只占25%，恰恰相反，美國最容易膨脹是公民的福利和社會保障這一塊，占75%，因為選舉壓力大。我們曾經看到過所謂“基金黑幕”，其實還可能有“財政轉移支付黑幕”以及其他更多黑幕。“財政轉移支付黑幕”在國家審計署李金華手里，已經露出一角。94年財稅改革后，中央政府越來越有錢，部門權力隨之越來越大。中央隨便一個項目都是幾百萬，有些地方派出一個副縣長、或者副市長、副書記住在北京，最后無非就是為了拿到那一個個項目。算一算，全國一共有兩千六百多個縣，每個縣都有“駐京辦”，而且裝修得非常好。除地方外，大學、工廠、地市及省里的多個部門也都有“駐京辦”，而且一家比一家豪華。錢從那里來，向那里去，查一查一定有許多故事。所以，改革的對象不應該再是老百姓，而是政府官員！

      怎樣改革？回顧中國25年的改革，“內部人主導的改革”在中國成為主流，改革的成果分配不均，中國社會加速兩極分化趨勢，改革的合法性資源伴隨國有資產的流失一同快快流失。“內部人主導型改革”現象在中國已經非常普遍。比如，各個部門紛紛立法保護自己的權力就是典型的“內部人主導型改革”。這種“內部人主導型改革”實際上成為中國“權力資本化”的一個丑惡過程，成為“掠奪式改革”和“瓜分式改革”一種主要方式。所以要盡快的叫停“內部人改革”，轉向有廣泛民眾參與、有廣泛民眾利益表達的改革，后者可以稱之為“社會參與型改革”，就是老百姓參與到改革的設計過程中來，讓他們說話，讓他們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數”！由于社會公眾的參與，相比于以前效率導向的改革，這也將是一種公平導向的“和諧改革”！現在的改革需要更多的法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共同參與，尤其這幾年互聯網的發展、媒體的發展，公眾的聲音也是越來越對改革起到參與、矯正的作用，“郎顧之爭”，把以前在“折子”里議論的問題攤到了桌面上。這是新的社會改革時代的一個常態。鄧小平同志1984年提出的改革至少要進行50年這個是一個說法。小平的這句話現在應予以重申。改革以50年為界，現在可說進入到了改革的中間階段，也是最難的“攻堅”階段。改革方式要從“內部人主導型”轉向“社會參與型”，以及由單項改革突破轉向配套改革，由效率取向轉向公平取向、和諧取向，等等。

      改革之初，一個政治家發號召大家來改革，這個理想主義的改革時代已經結束了！

      老百姓作為改革的主體，這個時代應該到來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