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社會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我國出現無直接利益沖突現象
 

時間：2006-10-20 21:36:05 來源：新華網 作者：佚名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對粵、滬、蘇、浙等發達地區進行社會矛盾調查時發現，一些地方的社會矛盾呈現出“無直接利益沖突”的特殊現象：社會沖突的眾多參與者與事件本身無關，而只是表達、發泄一種情緒。

　　“無直接利益沖突”現象引起記者采訪的專家、黨政干部的普遍擔心，他們認為，這首先表現為群眾利益從廣義上看受到損害的情況比較多發，進而導致社會情緒異變；其次，“無直接利益沖突”本身的化解非常困難，只能治本，難以治標。

　　有關專家進而分析，一些地方負責干部的責任心流失，是引發這種現象的根源，也是解決此類問題的關鍵。

　　“無直接利益沖突”發出警告

　　當前社會沖突集中表現為利益沖突。但是，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一些地區的社會矛盾事件中出現“無直接利益沖突”的苗頭，不少參與群體事件的群眾，本身并沒有直接利益訴求，而是因曾經遭受過不公平對待，長期積累下不滿情緒，借機宣泄，其隱藏的風險不小，必須探索經濟手段以外消解社會對立情緒的途徑。

　　據了解，江蘇省金壇市曾經發生因集資案糾紛引起沖突，事后調查發現，80%參與圍堵的群眾沒有任何集資款，他們大都是借題發揮。類似的情況，在各地時有發生，如重慶、安徽，都發生過普通的街頭小糾紛引發大規模沖突，而參與群眾并沒有直接的利益訴求。

　　在廣東的民工群體中，這種傾向也比較明顯。廣州白云區公安分局局長駱振輝說：現在最難辦的是，沒有直接利益訴求的人與有利益訴求的人攪合在一起，一小部分群眾因為利益要求采取集體行動，周圍幾十幾百人圍觀、起哄。扔向警察的石頭，常常來自圍觀者，而不是上訪群眾本身。該區曾發生過一起襲警事件，起因是一宗十分簡單的交通事故，死者家屬和同鄉圍困肇事司機索賠，而圍觀者向執勤民警投擲石頭，導致民警犧牲。

　　在廣州、深圳、東莞等地，來自同一地區的外來工集中租賃居住在城鄉結合部的一條村莊的出租屋，形成“同鄉村”。廣州市白云區黃石街派出所所長李明說：有時警察進村巡查辦案，一群閑散人員涌來圍觀，一些外圍群眾不分青紅皂白亂起哄。甚至有人惡作劇地喊一聲“警察打人了”，也會引起騷動。

　　不滿情緒也在一些“精英階層”蔓延。記者采訪中發現，一些社會公認的強勢群體竟然也自稱是“弱勢群體”，包括企業主、機關里的處科級干部、企業里的工程師、學校校長等等。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吳樹堅說，近年來民事案件劇增，其中大量案件的訴訟主張非常瑣細，實質上根本用不著打官司。同時，民事案件調解率從1998年起逐年下降，特別是勞動爭議調解率非常低，雙方賭氣成分很大，表明人與人之間、勞資之間寬容度下降，當事人對立情緒比過去強烈。

　　江蘇省金壇市委副書記張建華說：征地拆遷、企業轉制等全國較為突出的問題，在金壇市并不嚴重，但我們同樣感覺形勢不容樂觀。現在老百姓在馬路上不小心摔一跤，不是自嘲一聲“倒霉”、起來拍拍灰土繼續走路，而是罵“他媽的干部腐敗，修的豆腐渣馬路。”

　　南京大學風險與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力教授說，我們的相關調查中，群眾的回答十分情緒化，比如，群眾認為官員貪污受賄10萬元就應該槍斃，這與現行法律和現實判決距離巨大。

　　他說，這類“無直接利益沖突”治理難度大、成本高。如法國前一階段發生的兩起重大社會沖突事件中，一起是“巴黎移民騷亂”，一起是全國大罷工。前者可謂典型的“無直接利益沖突”，騷亂主體并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利益要求，而騷亂暴力傾向強，延續時間長，波及面廣，處理難度大。全國大罷工則有明確的具體要求，就是要取消“首次雇傭合同”法案，政府可以通過談判、雙方妥協讓步快速平息。

　　朱力表示，當前我國社會矛盾雖然還是以利益沖突為主，但對“無直接利益沖突”的苗頭及其發展趨勢，應保持高度警惕。

　　記者在沿海地區采訪了解到，一些地方政府領導普遍有著“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解決”的心態。談及社會矛盾，他們很自然地把目光盯住信訪人群，盯住具體的利益要求。而對沒有信訪的占人口99%以上的廣大群眾，對其心理、情緒、利益訴求，關注不夠。

　　干部承擔 樹立群眾信心

　　“無直接利益沖突”現象表現在事件中，根子在日常工作。接受采訪的基層群眾和專家建議，從“治本”的角度，日常工作要特別重視干群一心，同甘尤其共苦，才能樹立群眾信心，消解不滿情緒。

　　——講清改革得失，堅定群眾改革闖關的信心。現在一些群眾對究竟誰是改革的受益者認識出現偏差。廣東省社科院人口與社會研究所所長鄭梓禎說，每一項改革措施，究竟誰得益、誰受損，得益的如何回報社會、受損者如何合理補償，應該坦誠地向群眾說清楚，而不是簡簡單單冷冰冰地用一句“改革的代價”來敷衍。要用人民群眾“聽得懂、信得過”的方式，加大對改革利弊得失、改革前景的宣傳力度，使群眾理解暫時的困難，堅定整個社會對改革闖關的信心。

　　——干部要帶頭承擔改革成本，鞏固同舟共濟的社會信念。官兵一致、干群一心是我黨的傳家寶。但目前的一些地區和領域，改革決策者不參與改革的現象比較突出，只同甘，不共苦，導致群眾懷疑改革，喪失信心，不同群體之間誤解、偏見加深。如公車改革，如果是由市主導全市改革，市五套班子領導就維持現狀，只改局、縣以下單位，使被改革者產生本能的反感抵觸。

　　一地方社科院黨組書記原是地方黨委機關干部，調到社科院后評了研究員職稱，當了學術專著的第一作者，名利雙收。當地啟動事業單位體制改革，對社科院實施“斷奶計劃”，取消科研經費財政撥款，人員經費第一年減撥40%。這位黨組書記給科研人員講道理做工作，說現在是社科院的最好機遇。不久卻傳出消息：該書記平調回機關。全院一片嘩然，他們對記者說，關鍵時刻，黨組書記不跟大家同舟共濟，而是臨陣脫逃，把群眾丟下海，自己輕舟前進。

　　因此，專家們建議，當前必須營造干部率先承擔改革成本，與人民群眾同舟共濟、共闖改革難關的輿論氛圍。

　　——大力倡導人文關懷，決策要擺脫單純的利益導向，建立價值觀導向。近三十年的效率優先原則，在執行中的人文關懷、政策配套不足，導致單位內部競爭壓力無法化解。機關、企事業單位對中層以下干部和職工，動不動就搞“全體起立”、重新競爭上崗，使單位內部彌漫著人人自危的情緒。

　　江蘇省信訪局局長王慶元說，當前一對十分重要的社會矛盾，是改革決策者與被改革者之間的矛盾。近年新提拔的一些年輕干部，對每一項改革措施出臺給不同群體帶來的利益損害和心理沖擊，預見性不足。注重培養選拔善待群眾、善待下屬的干部，需要制度保障。

　　王慶元說，在改革攻堅階段，尤其要重視做人的思想工作，往往一句暖心窩的話就能解決一個思想上的疙瘩。當前要提高基層干部在經濟手段之外解決社會矛盾、化解社會情緒的能力，領導干部首先要學會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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