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當下中國的驟然勃興，既填充了人們世俗欲望狂潮下，信仰崩潰的精神空間，有了最后信靠絕對的精神維度；又作為一種普世價值，有可能引領我們民族最終擺脫既妄自尊大、狹隘排它的民族/國家、地緣政治，危險負面的民族集體無意識和意識形態，最終走向福音廣被的人類普世標準、普世追求和普世選擇。這當然是一種激動人心的人學/詩意與靈恩/神學想象和遠景。但是，太陽之下有陰影，上帝之下有撒旦。面對糾結交織、盤根錯節、用心繁復的世態人心，理性正常的人們，既不會在太陽下眼花，也不會在圣光下發暈。感謝上帝！造物主既然給了我們一副頭腦，我們就有權運用這副頭腦進行審視、思考和評估，而不是繼續處于昏茫蒙昧；對造物主給我們這副頭腦的運用，正是對上帝的回報和感恩。
同是基督徒的余杰、王怡事件，過去四、五個月了，至今余波未平。在這四、五個月前后，余、王而人，出書的出書，再版的一本接一本地再版。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自稱被封殺的余、王二人，已經解禁了。不會無緣無故地解禁，解禁背后必有原因，這是弱智者也有的常識。什么原因？！暗箱之中無光明。善良的人們，不該，也不會無根無據地妄加猜測和論斷。但是，解禁，是任何人也斷難詭辯、強掩的事實，是任何人也斷難規避的一個問題。什么問題？！學法律的王先生不會不知道，依據鏈條互證和推理，是可以獲得一些發人深思，意味深長的思考和推論的。但是，畢竟沒有直接的依據，我們還是將這問題暫時存疑不斷，留待爾后的事相和時間去證實吧。
作為至今還對余、王二人懷有善良愿望和期待的蠢長兄弟，感謝主！我對余、王的出書和再版，滿懷由衷的喜樂和恭賀。也正因為我至今對余、王二人仍懷有善良的愿望和期待，雖然他們的事件在我這里，一開始就了然于心，后來在充分聽取正、反兩面交鋒，以及續后余、王的表現，事件的表征和實質，已幾乎清澈見底，我已幾近失望和耐心崩潰之后，仍然對他們保持文字的沉默。當然，還有我那該死的內心孤傲、不屑（在此套用一些基督徒在犯規后慣用的語式或托詞：主！寬恕我，因為我們都是罪人。否則，沒有這件衣服，我輩非
基督徒，就等著被扒皮了。）和思維注意與習慣。我習慣于個人和個案，一旦在我的思維中清晰無誤之后，就不再止步、糾結于個人和個案，而盡快地將我的思維注意，轉向個人和個案所表征出來的緊迫性、普遍性思考。簡單樸實地說吧，我對祥林嫂似絮絮叨叨的微觀訴說不感興趣，注意力始終指向、集中在當下誰都可以無知輕狂的時髦嘲弄，聲名狼藉的宏大敘事上。正因為如此，鑒于當下中國所有問題是同一個問題的問題清晰，以及理想、主義的嚴重缺失，我才一反胡適當年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主張，一再倡言當下少研究些問題，多談些主義；也正因為如此和前述原因，我對再詳談、深談余、王二人激不起興趣。即使如此，出于良知、道義和責任感，出于對余、王二位忘年兄弟的關愛、愿望和期待，出于對眾多熱誠熱血、關注期待我的朋友的回應，我羞于再保持沉默，我理當也必須說出：事實和論辯已經雄辯地表明——不是誰在否定余、王，而是后余、王在否定前余、王，而是余、王在自己否定自己；其中有人還在繼續矛、盾自攻，失去起碼的邏輯和理性，顛三倒四地否定自己。重要的不是誰說余、王背叛，而是后余、王在背叛前余、王，而是余、王在自己背叛自己。這不是《圣經》所昭示的基督徒死而復生的神性上升和圣潔，而是現實考量的死而復死的俗世下降和沉淪。這是對十字架所昭示的擔當、拯救的基督神意的俗世嘲弄和褻瀆。
現在轉到所謂宏大敘事。
我們民族有一個古怪的、害了嚴重偏食癥的胃，在吞食人類文化和文明成果時，它往往選取、消化腐朽而拒斥、排泄優秀，甚至將優秀也來料加工為改裝變質的中國特色水貨。從余、王事件和與一些中國基督團契、中國基督徒的接觸中，我為那樣的水貨正在走向流水線和集裝箱而深感憂慮。以基督的名義，實則反基督精神，寬容、平等、博愛、擔當、行公義，甚至連起碼的誠實、人道都在受到傷害。具體表現在以下九種極需警惕的傾向——
1、用基督教文明取代人類所有文明。
只要略有人類文明史常識的人都知道，人類除了基督教文明外，還有古希臘、羅馬文明，佛教文明，伊斯蘭文明等等文明。湯因比先后列出了20到23個文明，梅爾科在考察各種文獻之后，列出了至少12個主要文明。用基督教文明取代人類所有文明，既不符合歷史、經驗事實，在實踐上也極可能產生危險可怕的后果。
眾所周知，在某些昏暗的歷史時段，基督教是絕對的、極端排他的，如果進而無視其他文化和文明的客觀存在，勢必引發基督教與其他文化和文明的緊張甚至沖突。這樣的災難和血腥，在基督教史上并不少見，塞繆爾·亨廷頓早已敲響文明沖突的警鐘。他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憂心如焚地指出，“瓦茨拉夫·哈韋爾注意到，‘文化的沖突正在增長，而且如今比以往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危險’。雅克·德洛爾也認為，‘未來的沖突將由文化因素而不是經濟或意識形態所引起’。而最危險的文化沖突，是沿著文明的斷層線發生的那些沖突。”后來的波黑戰爭、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阿拉伯世界的恐怖和血腥的根由，都不幸被亨廷頓所言中。而我們民族不幸又恰恰正處于文明的斷層時代和斷層線，難道不應該高度警惕，學會對其他文明的寬容和尊重，卻要在剛剛觸及基督精神皮毛，剛剛觸碰上帝天國門環，不去學基督的平等和寬容，反去偏執地推進絕對、極端的排他嗎？！即使退一步次而思之，用基督文明思維取代所有人類文明思維，勢必帶來思維的偏狹、偏執甚至偏狂，這難道不該令人驚心而警惕嗎？！
2、用一種精神專制取代另一種精神專制，用神權專制取代俗權專制。
我們民族有過愚民、洗腦、所謂靈魂深處鬧革命等等驚心動魄、令人毛骨悚然的精神專制和俗權專制。這種專制的幽靈，至今仍在我們這塊老態龍鐘，卻龍騰虎躍的大地上游蕩。茨威格在《異端的權利》中所揭示的加爾文宗專制的殘暴和血腥，也在對人們揭示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的慘痛記憶和教訓。文藝復興以人性反對神性，以人權反對神權的驚世呼告，在我們這里幾近淪為降半旗的哀樂。在一種專制尚未結束的生命受踐、精神桎梏下，難道還要我們接受另一種生命受蔑視，精神戴枷鎖的宗教專制嗎？！我苦命的民族呵，你的苦難何時才有個盡頭？但是“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創世紀》1：26）神意無邊，上帝造物的人的精神也遼闊。主言，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那種貌似虔誠的精神專制和神權專制，實質上是極膚淺、蒙昧、橫蠻而反基督精神的。那種唯我獨尊，動輒、通篇以主的名義，實則以一己之私念排斥、打擊異己，甚至將此鬧劇、丑劇演到白宮的某些所謂基督徒，將他們終日敬拜的主的寬容精神，棄之如敝帚。另有些基督徒，連基督教惟一經典《圣經》也未通讀，明明自己在想當然地、斷篇斷卷地取義，卻去無端指責別人斷章取義。據我所知，被指責者恰恰認真通讀、細讀了《圣經》，將《圣經》章句置于《圣經》互文，甚至文本間性通體語境中，加以理解和闡釋。言必稱主的基督徒，不通讀主的《圣經》，而想當然；非基督徒反而通讀、細讀《圣經》，而誠實潛心。這，有點滑稽反諷吧？
3、以主的名義的非人化、反人化傾向。
《圣經》清楚地表明：上帝造人，道成肉身。神人合一。更有意思的是，既然上帝萬能，完全可以將圣子直接降臨俗世，卻偏要讓一位底層女人瑪利亞去生下圣子。耶穌在十字架上大聲呼告：“我的神，我的神！為什么離棄我？”（《馬太福音》27：45），隨后在俗世復活。所有這一切都無可爭辯地確證，尊主重道的基督教，絕非對人的輕視和拋棄，恰恰是對人對肉身，滿懷深意和神恩的親臨、溶入和關愛。而某些一知半解的基督徒，有意無意地偏執神、道一端，明明自己也是人，卻偏要故做神態，矯揉造作地凸現對人的不屑和離棄，動輒輕言人是有限存在，人是何等卑渺等等常識性廢話，實質是對基督精神的閹割和歪曲。口言人輕，骨子里對己之人身，可能比不言人輕的人更看重。
更嚴重的是，某些基督徒甚至拋出防暴民，防止多數人對少數人專制的彌天謊言和謬論。我們當然要問，無論歷史還是現實，中國嚴重緊迫的問題，到底是暴民還是..？！到底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制，還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制？！這不是“天才”的理論空想，而是目不識丁的小民也隨時可見，隨處可遇的經驗事實。在某些基督徒眼中，街頭政治不可取，小民拳頭是暴力，維權只能靠禱告。照此邏輯，小百姓遭逢強勢厄運，就只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斃。如此連生路都不給人留一條的“神思”鬼想，談何博愛？談何神恩？連作人最起碼的人性、良知，也已蕩然無存！這算哪門子基督徒？！這種完全無視歷史、現實的經驗事實，睜眼說瞎話的胡說八道，竟然出自某些自由派知識分子基督徒之口！如果人們認定他們神經和智力尚屬正常，那么，懷疑他們是否王顧左右而言他，懷疑他們是否別有深意，就在情理之中。姑不論其居心何在，但說他們是對理應享有生命尊嚴的中國公民，和對在欺壓中可憐抗爭的弱勢民眾，是卑劣下作的污蔑、踐踏和威脅，至少客觀上是為少數人，護短張目，如此評說，并不為過吧？
防暴民，防多數，在憲政民主之下，作為社會保障和制度完善的防微杜漸，無可非議。但在憲政民主尚遙遙無期，必須更需防暴政、防少數的語境中，奢談言不及義的什么防暴民，防多數，這也太“天方晝談”了吧？
任何學說和思想（包括宗教和科學），起點和終端都必須指向人，都必須是對人的關懷和關愛。凡是對人的冷漠無情和拋棄的任何學說和思想（包括宗教和科學），都是偽劣甚至邪惡的，這是我們教訓慘痛，不可失之須臾的倫理尺度。遺憾的是，偏偏有基督徒強詞奪理說，這不過是人的思維和人的言說。這就怪了，非基督徒和基督徒都是人而不是鬼、神，是人而不是人思，難道是神思鬼想？！是人而不說人話，難道該說神話鬼話？！當鬼，人所不愿。那么，是不是某些基督徒在走火入魔，愰兮惚兮，自欺自戀的幻覺中，自以為是在代神發言，自認為是神在俗世的化身呢？
佛教來自虛無，歸于虛無；基督教來自虛無，化為肉身。耶穌來到人間，是擔當、贖罪和拯救，是對俗世的親臨、關愛和下降；耶穌復活而重歸天國，是神恩的超拔、廣被和上升。下降與上升皆未偏廢。陀斯妥耶夫斯基關于“人神化”和“神人化”的透辟理解和警示，也讓我們聞之驚心！“人神化”也即撒旦化；“神人化”也即靈肉化，神恩化。我們有太多“人神”的慘痛記憶和教訓。讓我們感恩“神人”，讓那些“人神”與撒旦撒歡，見鬼去吧！
4．自我保全，犬儒主義的非公義化。
一些基督徒但求自我靈魂得救，自我完善或自我保全，是他們的權利和自由，可以理解。但是，驅除撒旦，鏟除邪惡，行主的公義，也是基督精神任重道遠的題中之義。圣子耶穌的身體力行，是這方面的光輝典范。以至有些神學家將耶穌看作是革命者，并非空穴來風，捕風捉影。當耶穌說“狐貍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馬太福音》8：20），當耶穌說“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并召喚門徒背著十字架，“跟從我” （《馬太福音》10：34，38）時，顯然不是對門徒門庭打坐，沉思默念的允諾和贊許，而是主經由圣子耶穌，為主行公義發出的悲情呼告和堅定指令。“因信稱義”，我們難知其信的真偽和深淺；“因行稱義”，人們方可鑒其義之厚重高潔。正因為如此，在基督教史上，才涌現出了為行主公義，前仆后繼，如迪特里希·朋霍費爾等等以身殉道的悲壯圣徒。著名學者何光滬，在朋氏《作門徒的代價》中譯本序中，滿懷悲憤和景仰地評說，“做基督徒就是要做真正的人。反對暴政不僅是人的權利，而且是人的義務。基督徒必然卷入此世的生活，教會生活必須與人民的生活緊密相連。”
不幸的是，當下中國的某些基督徒，竟然置團契門窗之外的悲苦于不顧，甚至對同是主的羔羊受難無動于衷。需要自欺自安時，來一句“我們禱告”；被迫強辯時，來一句“一切自有主的計劃和安排”。沉重的血淚和自身的責任，就被如此廉價地化解，就被如此輕松，如此安全體面，堂而皇之地一古腦兒推給了他們敬拜的主，推給了向他們下達行公義，“因行稱義”指令的上帝！主啊，博愛悲憫的主，難道你還要等著第二次上十字架嗎？禱告或可靈魂自安和自救，但禱告決不可能阻止或改變社會現實。否則，這世界自基督教誕生以來，早該是邪惡無蹤，福音廣被了。靈魂怯懦矮化的犬儒主義，茍且偷生的鴕鳥生存哲學古典版和時裝秀，對這些陳詞濫調的各種小店招貼和廳堂陳列，我們早已見慣不驚。讓人不解和吃驚的是，它們竟然成了理應為主行公義的某些基督徒和團契，在俗世的身份證、腰牌和防護欄。
事態遠未到此為止。有的基督徒甚至聲言“不怕‘政治化’又要反對‘政治化’，不能介入任何政治反抗運動”，“家庭教會的維權既有尋求政治公義的一面，也有順服掌權者的一面”，更不忘了表白宣稱，“我對政治事物不感興趣”，而與“某種現實的民主政治的夢想”（請注意，民主政治被裁決為“夢想”！——引者注），與“那些……民主政治家”（請注意，是“那些”而不是他。乖乖！莫誤傷了他。——引者注）劃清界限。姑不論這些表述和表白，語無倫次，自相矛盾，繞口令式的糾結和麻煩；也不論這位高論者，是否熱衷過政治，“搞”沒有“搞過”政治（人所共知，恰恰是因為這位先生的政治見識和義憤，恰恰是因為他大搞特搞過政治，才有了他多次的出國漫游和白宮頂禮，才有了他的今天。），僅是據大可反思探討的《羅馬書》第13章，就輕率倡言，人們要對不加限定的任何掌權者無條件順服一說，難道不是對上帝行公義指令的公然背叛嗎？！
是不是什么掌權者都要人們順服？這是起碼的良知、道義和常識，沒有什么故弄玄虛的高深理論。那位先生要么時而多年反抗，要么時而變色龍似地轉瞬順服（突然得連點過度色都沒有），那是他的私家活計和自由。但是，他無權渾水摸魚地向人們倡言不加限定的順服；而以神的名義倡言，則是對行公義神意的肆意踐踏和出賣。你要急轉當奴才，悉聽尊便。兜售奴才哲學，意在遍地奴才，這到底是千年不逾的悲哀，還是悲哀延續、發揚光大的當下鄙俗？！
讀那位先生顛三倒四的文字，是要點視力和耐心的。言說的混亂，并不總是語言的弱智和低能，它往往更是心緒的虛慌和錯亂。那么，那位先生到底因何而心慌意亂呢？
獨立中文筆會會員的“獨立”讓人肅然，“順服掌權者”的“順服”讓人萎縮。一方面站起“獨立”的姿態，一方面又趴下身軀作順服。這一站一趴，不僅有些麻煩，獨立與順服這反方向兩極，該如何勾兌調制，在邏輯上矛盾撕扯；在操作上，恐怕也要點手藝和思量吧？
還有更考手藝和思量的，那就是，“民主化需要的不是無原則的統一戰線”。那么需要什么呢？“而是彼此客氣的市場細分”。在這位先生陣陣語無倫次、破綻百出的滔滔宏論，讓人們滿頭霧水之后，終究云開霧散，水落石出，塵埃落定。他竟然將民主化看成是市場！當然也就是各占攤位、碼頭和份額，大家心照不宣，客氣細分的和氣生財！原來如此！繞來繞去一大圈，這才是問題的玄機和要害！白紙黑字，如此赤裸露骨，竟然有人為之強辯、詭辯。這到底是字盲還是智盲？是政治市場還是人情市場？
既然是市場，當然就有商人和買家。我不知道，這位先生到底是商人還是買家；更不知道，他是錯持奉獻待分紅，還是夢將教堂當廟堂（“廟堂”一詞，借用范仲淹《登岳陽樓記》中“廟堂”語義）？同是這位先生，在他給友人的公開信末尾大名落款時，細心謹慎，沒有忘了在他的大名前加上“與你持不同政見的”限定語，劃線詞，用心之良苦可見一斑。據公開信一以貫之的謀慮和邏輯，與末尾落名的深意考究，人們對這位先生不能不疑慮多多。聰明呀！可惜只有小聰明而無大智慧，因而破綻百出，處處露小（魯迅《一件小事》中所說的“小”）露機關。我的天！對民主化的用心如此之深，不能不讓人倒抽一口冷氣。中國的真民主何在？中國的出路何在？我們這些蕓蕓小民，還敢輕易對誰再存希望和幻想？如此如彼，恐怕只有去問這位基督徒先生敬拜的主了。
5、是標簽身份化，還是宗教感、靈魂化？
十字架浸透了寶血和受難，基督徒受命于奉獻和犧牲。這種奉獻和犧牲，因寶血深入骨髓的宗教感、靈魂化，常常是匿名甚至忍辱負重的。耶穌說：“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耶穌還說：“你施舍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馬太福音》5：38-42；6：3-4）這對某些無視圣子寶訓，只從基督精神中，按需切取過一份豐盛生活的蛋糕，周身貼滿基督標簽，招搖過市的基督徒，無疑是尖銳的諷刺和鄭重的告戒。
那就讓他們招搖過市吧！人們對這樣的所謂基督徒，只會心存疑憂，嗤之以鼻，不會當真的。事情到此也就罷了。偏偏有的基督徒并不因此知足，硬要在人前擺出一副因是基督徒，而定然精神優先，道德優先，甚至話語優先的凌人架勢。他們心懷外邦偏見和歧視，口斥他人無信仰（難道除了基督教信仰就沒有別的信仰？或者別的信仰就不叫信仰？）一派以神的名義，實則對神淺薄錯亂、任意切割，話語優先的話語顛狂。如此的顛狂，既顛簸瀆神，也顛覆了基督徒自己，在宣喻和布道之處，只剩下一片混亂。如此的顛狂，顛出了聽者的清醒，顛飛了言者的靈魂，顛得言者最終自己也不知所蹤，自己也不知所云。主說：“我差你們去，……你們要靈巧象蛇，馴良象鴿子。”（《馬太福音》10：16）是不是請主給這樣的基督徒辦個學前班，或者來點崗前培訓呢？
標簽之后看貨色，言行之內見靈魂。S·薇依終生拒不入教，但她的身體力行，比好多周身貼滿標簽的基督徒更基督徒。神界之外的俗世商業社會正在走向成熟。如果連俗世商業的誠信和營銷智能都不如，談何更高境界的神性虔誠和布道？！神不需要標簽，靈恩需要化為呼吸、體溫、血流，深度的宗教感。否則，就只能是冒牌的偽基督徒。
6、以宗教感情取代冷靜的觀察和理性的思考。
我們理解并尊重信徒在長期宗教浸染中，形成的宗教感情。信徒也應該明白，在宗教感情之外，還有別的種種俗世感情。各種感情之間，應有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寬諒、彈性空間。也只有如此，才談得上福音的傳播，與在世的融合共生。在不同感情之間插播蔑視和拒斥，無異乎插播對抗和敵意。 經宗教烈焰鍛鑄的感情極端和排他，幾乎就是爐膛中抽出的刀劍。在宗教史上，我們見過太多如此刀劍為不同派系推波助瀾，助紂為虐的刀光劍影和尸骨血淚。等而下之，如文革那樣的準宗教感情瘋狂，也帶來了至今讓人驚心動魄，心有余悸，靈魂和生命的曠古劫難。由此我們想到了理性。我對有些朋友說過，我們的勇氣是拿來爬山，而不是拿來跳崖。照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看來，未經生存追問穿透的感情，只能是“一堆無用的熱情”。薩特掂量太輕。連石頭也發瘋的文革情狂苦果，已經雄辯地證明，豈止無用，那“一堆無用的熱情”，簡直就是一場場災難的同義語。沒有感情喂養、浸潤的理性，可能冰冷鐵硬；沒有理性照臨、穿透的感情，可能盲目險峻。為緊扣我們這個小論題，我當然更樂意，也更應該突出、強調，對以宗教感情取代冷靜觀察，和理性思考的警惕。
面對世態人心交錯復雜、劇變多變的當下中國，沒有冷靜的觀察和理性的思考，恭候我們的，就可能是陷阱和深淵；蹲伏在那里的，就可能是墓碑和地獄。某些基督徒宗教感情，甚至是宗教包裝的俗世感情、一己之私，偏執膨脹，輕視、排斥、打擊異己感情；進而極力貶低人的理性和認識能力，斷言人根本不可能認識神。但圣保羅確定無疑地認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里，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羅馬書》1：19）據此，多數神學家認為，人是能夠認識神的。何況，如果認都不認識神，談何信神敬神？放下搖頭丸，接過醒酒湯，是明智的選擇；繼續暗夜滅燈，吞云吐霧，難免盲視、巫術之嫌。口中念念有詞的禱告，不可能改變社會現實，不可能逢山開路；熱如滾湯的宗教狂情，也不可能熔化南、北二極。地獄里抬不出花轎，魔鬼不會鋪出紅地毯。還是讓我們聽聽主的忠告吧。主說，“約翰來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說他是被鬼附著的；人子來了，也吃也喝，人又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總以智慧為是”（《馬太福音》11：18·19）火眼精睛是異教，基督徒可能容不得那個孫猴子。但贊許智慧的是耶穌，而智慧是理性的結晶和光輝。某些力主感性、神思，而排斥理性、人思的基督徒，不會再剝奪我們這些俗人對理性的運用，多少向智慧借點光了吧？
7、以教派化、團伙化取代團契性和教堂性。
基督徒團契和教堂是神圣所在，是神的靈恩和公義，在俗世的彰顯、救贖、拯救、擔當、安慰和呼告。作為有形存在，團契和教堂，是插在俗世蒼茫和嚴峻中的十字架；作為無形感召，團契和教堂，是圣靈在俗世塵埃和卑渺中，一道道劃空而降的命令，一團團奔躍向上的圣火。圣子飛升天國，團契和教堂留在地上。圣保羅說，“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以弗所書》1：22·23）這就是說，教會之首，教會作萬有之首的是人子，而不是別的什么人；教會就是圣子和圣靈，而不是別的什么代言人。就保羅斬釘截鐵的認定而論，團契、教堂，沒有、也不應有人子為首之外另有為首者。這樣一來，團契、教堂的結構、定位、定性及其神能，應該說是清清楚楚，朗如日月。
神圣之所在，當行神圣之所為，否則就是對神圣的背叛和褻瀆。遺憾的是，在有的團契和教堂，或者以對基督教義、精神的偏狹理解和閹割，將團契、教堂推向強詞奪理、極端排他、危險的教派化傾向；或者以神的名義偷梁換柱，在其他信徒暈頭轉向中，將自己暗渡陳倉地掉包為神的代言人甚至道首，專制武斷；或者是團契之外，一有異議，哪怕是秉承神的公義的異議，團契之內立即草木皆兵，群起而攻之。且不說公義尺度折戟沉沙，他們甚至連起碼的是非都不分，將團契推向可悲的團伙。團伙，自然讓人想到江湖。在此，哪里還有什么神恩和公義可言，那種心急火燎的胡說亂動，難道人們沒有理由懷疑，他們靈修所必需的真誠和靜穆嗎？！
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將團契、教堂團伙化，也就是將神性妖性化、妖術化；將團契、教堂教派化，宗教史已經雄辯地表明，也就可能是將神恩魔鬼化、刀劍化。這絕非筆者聳人聽聞，而是件件樁樁可悲、刻骨可證的經驗事實。
8、不容對《圣經》有半點質疑。
一般認為，第一次猶太戰爭結束后的20年（即公元90年）左右，在巴勒斯坦西部雅麥尼亞舉行的猶太拉比會議上，才最終確定了全部的猶太經典。而基督教《圣經》的定型過程，更復雜漫長。4世紀初，君士坦丁皇帝運用政權力量，促使教會統一。325年，他主持尼亞西宗教會議，在會上形成第一個統一的基督教信經。330年，他又下令優西比烏主持編定統一的基督教圣經。優氏在當時的教派斗爭中，采取折衷調和的編選思路。在此基礎上，亞歷山大主教亞大納西于367年發布了與現傳文本完全相同的新約篇目。后來直至393年的北非希波宗教會議，和397年的第三次迦太基宗教會議，再次對新約篇目加以確認。至此，統一的基督教圣經經典方告定型。由此可見，《圣經》文本在漫長復雜的口傳、傳抄、定本過程中，不乏質疑辨析、論辯交鋒、變易堅持、調和妥協等等歷史時間和人為的因素，難免留下種種困惑、疑慮等等歷史時間和人為因素的刻痕。而歷史時間和人，都是有缺陷的有限存在，而不可能全稱判斷地可靠。據此，出自歷史時間和人為因素的《圣經》文本，為什么不可以深研質疑？何況，《圣經》文本上確有不少前后矛盾、互相抵觸的礙難之處。因此，籠統地說《圣經》文本是神的話語，純屬視而不見，見而不思，貌似敬神，實則貶神的無稽之談。
有案為證。比如，《馬太福音》第10章，人子關于“動刀兵”的啟導；《羅馬書》第13章，圣保羅關于“順服”掌權者的訓戒，就歷來有諸多至今尚無定論的闡釋和爭論。如果說這還是深不可測的神意的表達而難測其深淺，我們可以謙卑地不測也罷。那么，事實陳述總不該彼此不合，無中生有或有中生無吧？現代學者經仔細研讀發現，耶穌的家譜從大衛王到約瑟之間，《馬太福音》記錄的是26代，《路加福音》卻列出了41代，其間竟然相差15代！就算是一處有省略吧，除大衛和約瑟外，同名同姓的竟只有兩人，這就太離譜了。是音譯不同嗎？外語專家告訴我，不同者中，并無音近而中文字譯的不同。關于耶穌祖父名字的記載，就更讓人驚詫不安。《馬太福音》說是雅各，而《路加福音》說是希里，耶穌的祖父到底是誰？更離奇的是，《路加福音》說耶穌生于希律王時代。臨產時，其父母離開拿撒勒，去故鄉伯利恒辦理人口普查的戶口登記。但史籍明確記載，那次人口登記在希律王死后的第11年！《創世紀》說，“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創世第一天，上帝創造了晝夜，創世第四天，“神造了兩個大光，大的管晝，小的管夜，又造眾星。”問題來了，第四天神才造出了太陽、月亮和星星，那第一天的光和晝夜，從何而來？如此等等記事的乖訛太多，恕不一一列舉。神意價值觀表達的前后不相融，甚至與基督精神的悖謬（比如舊約中的毀城毀族與寬容、悲憫的相背等等），更讓人震驚困惑。有人說，因為當時以色列人淫亂，性病流行，毀城毀族，一是死罪懲罰，二是阻截性病蔓延。但《圣經》明明白白地說了連處女也不放過，難道處女也有性病嗎？難道以色列人人皆性病，所有后代皆被遺傳了性病嗎?難道性病者不應更受關愛，反而活該處極刑嗎？以此先入為主，捉襟見肘的歪論，讓人擔心論者的理解力和盲從。未經深思熟慮、深入骨髓和靈魂的浮萍想象，也讓人疑慮論者信仰的漂游和深淺。
《圣經》是基督教惟一的經典。堅定的信仰，必須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通讀、深讀《圣經》，是信徒構建堅實根基的重要夯力。通常而論，沒有堅實的信仰根基，也就沒有堅定的信仰。某些基督徒自己不通讀、深讀《圣經》，反而盲目無知地指斥他人對《圣經》深研細悟的發向和質疑。以基督名義為盾，以基督身份作矛，說疑似宗教堂·吉珂德，對他們有失恭敬；說類似打醉拳，還算客氣吧？摸也不能摸，動也動不得。自己不通讀、深讀《圣經》，僅憑信徒身份，就在那里淺薄無聊、廢話連篇地指手劃腳，大談《圣經》。在神界，其信仰的真偽深淺讓人不放心；在俗世，其智力、思維和走向，也讓人擔憂。還是讓我們等而下之，卑微的俗人說俗話：讀研究生不行，那就讀點宗教職業學院或本科吧！
9、警惕基督教的中國特色化。
綜上所論，前述用一種專制取代另一種專制，反人化、犬儒主義的非公義化，標簽式身份化，團伙化等傾向，從民族集體無意識和傳統文化動因的方向看，實則是此種無意識和動因的當代延伸和當代樣態，也即是中國特色模具，對基督教的宗教翻砂和當代版。特色，既可能是徽章和光環，也可能是苔蘚和霉斑。中國特色到底是什么？人們都心知肚明，無需道破。我前面說過，我們民族在文化上有一個古怪的、嚴重偏食的、甚至是劣選優汰的胃。現在，基督教正在這個胃中倒騰蠕動。人們已經看見并將繼續看見，這個胃在發什么樣的中國特色功；是將熱能傳遞到皮膚，還是深輸進心腦？
基督教是一種普世價值，與任何民族或國別的特色無關。基督教的中國特色化，無疑是對普世價值的悖離和挑釁。我們這塊土地的民族、國別意識、情緒的強烈厚重，像歷史的巨書和層巖，壓得人幾近窒息，壓長了夜郎自大，壓出了盲目危險的排外怒火。奇缺緊缺的恰恰是大胸襟、大氣魄、大包容、大關懷的普世價值和人類感。圣潔、純粹的基督教到中國，尚遭如此厄運，其他外來文化踏上這塊土地，又會怎樣，又能怎樣呢？夜色厚重，特色刺目。讓我們這些俗人羔羊，也在主的寶座下問點什么，想點什么吧！阿門。
我們深知基督信仰是心靈歸屬，而不是文化事件，更不是宗教舞臺。我們感動并尊重那些真正虔誠、有博愛、救贖、拯救和公義擔當的基督徒，也寄望于他們對福音的傳播，對普世價值的推進和廣被。我們批評的起線和基點，也正是建立在這樣的善愿和期待上，是為了捍衛基督教義、精神，在當下中國的完整和神圣。行文至此，我應當坦誠挑明，我大多批評的對象是王怡先生。坦率說，出于對前王怡的忘年友情、關愛和尊重，我一直心存二難地保持沉默。最終，良知、道義、責任心、使命感，令我將個人恩怨放在一邊，打破沉默。即使如此，由于對王怡繼續愛護、期待，和我可悲的心軟軟肋，也因為王怡夫人蔣蓉，有口皆碑的善良和純潔，一直讓我心存感動和尊敬。因此，我的批評仍是不徹底地網開一面，重量和材料使用都有所保留。對此，我想王怡恐怕應該是心照不宣，明白個中的。我深知，這世界，有的人在離開你時，正在走向你；有的人在走向你時，正在離開你。蘇格拉底說，分手的時候到了，讓我們各走各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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