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歷史時期中國發展的新思路與新模式
 
——關于新一代領導集體理論創新的分析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　邵道生
 
光明觀察刊發時間： 2006-9-14                 

 
執政黨的生命力是在于繼承、創新和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發展、騰飛的基礎就在于理論創新。

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創新和發展，因而社會有了較大的發展。而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總書記為核心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將中國社會的發展推到了一個從未有過的高度，什么原因？這就是新的中央領導集體能“恰到好處”地總結全黨的智慧，科學地提出了“以人為本思想”、“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論”理論，它是新的歷史時期社會發展中國的一種新思路、新模式，又是中國改革實踐中的一個深化、創新，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繼承中的一種發展。

因此，我將十六大以來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的施政思路、施政風格和施政作風簡稱為“十六大新政”。

（一）社會發展新思路、新模式是一個完整的、科學的理論體系

從百姓的角度來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施政思路、施政風格和施政作風常常讓人感到由衷的振奮，而從我們做學問的人來看，社會發展新思路、新模式是一個比較完整的、科學的理論體系。當然，這個社會發展新思路、新模式的內容非常廣泛，涉及到的方面也很多，但是，它主要由以下三部分內容組成：第一部分是“十六大新政”的“立足點”：就是“以人為本”，“以廣大人民的利益為本”，這是新思路、新模式之所以得到億萬群眾認同、支持、贊成和擁護的基礎；第二部分是實施新思路、新模式發展社會所采用的方式、手段和途徑——“科學發展觀”，它是“統帥”，是使“新政”得以順利發展、立于“不敗之地”的生命力；第三部分是新思路、新模式的目的：“社會和諧論”，它既是“十六大新政”實施的出發點，亦是它實施的必然結果。

依我之見，“以人為本”的思想是重申了共產黨“立黨建國”之根本，執政為的是民，立黨為的是公，這是最大的政治，是政治中的政治；“科學發展觀”是如何解決關于怎樣發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社會的“生產力”的問題；“和諧社會論”不僅僅是實施“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之結果，也是關于怎樣處理社會劇變過程中紛繁復雜的“生產關系”的原則和指導思想。所以，這個社會發展新思路、新模式實際上是一個比較完整的、科學的理論體系。

過去有沒有這樣的提法？或者有沒有這樣的重視？我看是沒有過的，所以，賦予“創新”二字實在是名副其實，所以，“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論”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繼承和創新。

那么，為什么在這個社會發展新思路、新模式中特別強調“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論”這三個部分呢？

這是因為這三個部分實在太重要了，它不僅僅是對改革開放以來經驗教訓的一個總結，也是對新中國成立半個多世紀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一種提升。要知道，在這三個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實在是有著太多的經驗和教訓，實在是有著太多的話可說的。試想，如果解放以后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夠一直按照“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論”的思路去走，我們的社會現在將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可以少走多少彎路？可以少付多少不必要付的代價？！

看一看我們1949年以來的執政歷程，在我們執政黨隊伍中的一些人“以人為本”的思想淡漠了，立黨不是為公，不是為民，而是為己、為私，可以這么說，共產黨內所出的問題大都起于對“以人為本”的淡薄；再回頭看看，上個世紀50年代末期的“三面紅旗”，改革開放后在一些地區、部門、領域出現的新的“大躍進”，以及社會轉型時期盛行的“GDP萬歲觀”，就不是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發展，為此，我們的社會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的了；而上個世紀50年代末期的“反右斗爭”、“廬山會議”，60年代中期興起、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當今社會正面臨的、由諸多問題釀成的“矛盾凸顯期”之“凸顯”，因為它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斗爭”，忘掉了社會關系的“和諧”，所以，當今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處于嚴重失調狀態，社會矛盾亦是相當“凸顯”。

這個社會發展新思路、新模式不僅是一個比較完整的完整的、科學的理論體系，而且在“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論”這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非常緊密，相互依存而缺一不可。譬如，社會發展若沒有一個“以人為本”為基礎，那么它的發展必然是脫離人民的發展，是人民的利益必然會受損的發展，最終就會失去人民的支持；若社會發展是盲目的、不協調的、不能持續的發展，有的甚至是危害環境、危害子孫的，那么，階層與階層之間就和諧不了，人與人之間就和諧不了，社會與自然之間也就和諧不了，現在誰都承認了這一個事實：如今社會矛盾之所以那么“凸顯”，正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那種不怎么太重視科學發展的結果??！

所以，“以人為本思想”、“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論”的新思路、新模式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思想”、“觀”與“論”，它實質就是鄧小平同志指引的改革開放路線在新世紀的一種深化和發展，是一種新的“改革觀”、“改革論”。所以說，“以人為本思想”、“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論”還真是具有“革命意義”上的“發展觀”，還真是具有“變革意義”上的“和諧論”。

所以，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這個新思路、新模式對廣大領導干部來講，可以說是一場執政理念的革命，是一場執政思想的革命，是一場執政行為的革命?？梢詳嘌裕绻覀兊纳鐣嬲龑崿F了“以人為本思想”、“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論”這個比較完整的科學體系，那么，就其意義、作用、貢獻來說，一點兒都不亞于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次變革。

（二）這個比較完整的、科學的理論體系的落實并不是很容易的

對于廣大群眾來說，是雙手贊成“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論”的，是衷心擁護這個新思路、新模式的。因為從根本上說，“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論”是全新的體系，是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執政思想，是著眼于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執政理念，所以，現在人們更加關注的是，怎樣才能落實這一全新的改革觀？怎樣從落實“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論”中得到更多的、更大的實際利益？怎樣“轉化”到各級領導干部的執政行為之中？這需要一個過程。因為對相當一部分領導干部來說，如何積極、主動貫徹“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論”還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所以，要讓這個新思路、新模式的執政理念盡快變成各級領導的執政行為，也就特別的不容易，甚至可以說是相當的困難。

這樣稅是不是悲觀了一點？

非也。我從來就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而是對我們社會的歷史和現實的一種“認識”，從歷史來講，任何社會、任何朝代的一種“新政”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從現實來講，根據我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四個難點。

第一個難點：多年來我們有相當一部分的領導已經很習慣于“依靠權力來發展”，而不怎么太習慣于“用科學來發展”，一些領導還是習慣于用“政治思維”、“政治領導”的模式去管理社會，動不動就用“政治運動”或用“不是運動的運動”的方式去求“發展”，所以發展往往是“一窩風”，往往是趕擠一條“獨木橋”，既違背經濟規律，也脫離本地、本部門實際。的確是這樣，“依靠權力來發展”是多么地簡單、方便，“效率”亦是高得多，“第一把手”的一個指令下去，你執行也得執行，不執行也得執行，一些地區、部門、領域的發展基本上是圍著某些“領導意志”的指揮棒轉……想一想我們發展的歷史，計劃經濟時代就不用說了，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農村圈地運動”、“國營中小企業的改制運動”、“城市拆遷運動”等等，都濃濃地烙上了“依靠權力來發展”的痕跡……所以，這個“用權力來發展”在我們的官場是很有“傳統”、很有“勢力”的，甚至帶有某種“根深蒂固的慣性”的，要讓廣大領導一下子從“依靠權力來發展”轉變成“用科學來發展”，沒有一個“較長的痛苦過程”是無論如何不行的。

第二個難點：多年來我們有相當一部分的領導已經很習慣于“粗曠式發展”的模式了，他們信仰的、執行的就是“GDP萬歲”。是啊，“粗曠式發展”對我們的一些急功近利的領導來說，太容易“立竿見影”的了，只要將“GDP”搞上去，什么資源不資源的，什么能耗不能耗的，什么污染不污染的，什么要考慮子孫利益不利益的，都是統統不會予以考慮的，只要我地方上的“GDP”搞了上去，我的“政績”出來了，我就有“發言權”、“話語權”的了，說話可以“氣壯山河”，我也可以成為“重量級議員”了，也不會在他人面前“低人一等”了，當然更為重要的是自己的仕途亦有“保證”的了。然而，對那個“用科學來發展”呢？事情就要麻煩得多了，資源問題、能源問題、環境污染問題、子孫后代問題等等，都會像“鐐銬”似地捆綁住手腳，動彈不得，所以若是要讓眾多的領導進行“自愿選擇” ”的話，更多的領導是會情不自禁地選擇“粗曠式發展”的，對他們來說，這個全新的發展思路、模式的改變的確是一個“艱難的過程”。

第三個難點：多年來我們有相當一部分的領導已經很習慣于“領導聽話的人才”，而很不習慣那些“不聽話的、有自己主見的、富有創造性的人才”。的確，改革開放以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已經深入人心了，人們亦越來越認識到人才問題的重要性。但是，必須要看到的是我們的社會還是一個“官本位”思想很是嚴重的社會，人才的衡量、評價、使用往往因此而被打上一個嚴重的折扣，譬如，與地方領導的發展思想保持一致的人才才能算是人才，能堅決按照領導思想辦事的人才才算是人才，至于那些有自己創造性思想的、能按照科學規律辦事的、能一針見血地指出地方領導發展問題的人才就不怎么算是人才，有的甚至被長期打入“冷宮”，正因為人才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沒有發現、使用真正的人才，才使一些地區的發展“走火入魔”，才使一些地區的社會矛盾越來越凸顯。也正因為這一點，五中全會用了整整一段來論述來論證用了整整一段來論述來論證了“發展科技教育和壯大人才隊伍，是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的思想。在這個問題我們有不少領導真還跟不上時代的步伐。

第四個難點：因為在“利益至上”、“利益絕對化”占有很大市場的社會氛圍下，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有一些地方、領域、部門各種“既得利益集團”、“腐敗利益集團”已經搶占了“利益的制高點”，社會的發展已經有點兒偏離了“科學的軌道”，社會在一些方面已經很不和諧了，要想讓它立即回到“科學發展的軌道”，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對一些領導干部來說，如果不能將廣大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不是“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而是“以官位為本”，熱衷于搞一些與自己官位升遷捆綁在一起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那么，他們肯定是貫徹不好“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論”的。如果還是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山高皇帝遠，不服天朝管”的心態漠視工人、農民等“弱勢群體”的呼聲，甚至用權力“剝奪”群眾的正當利益，那么，他們肯定是貫徹不好“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論”的。

正因為由于上述這些原因，在一些地區、部門、領域出現的是口頭上的“以人為本”，是口頭上的 “科學發展觀”，是口頭上的“和諧社會論”，而不是實際行動上的“以人為本”，實際行動上的“科學發展觀”和實際行動上的“和諧社會論”。

總之，貫徹、實施執行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這個新思路、新模式不僅要有一個過程，而且肯定是不會一帆風順的。

（三）怎樣才能實施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這個發展新思路、新模式？

當前在一些地方、部門、領域貫徹“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論”的過程中經常出現“中間梗阻”現象，中央的有些政令就是出不了中南海，一到地方就要打折扣，與中央保持一致只是一些地方領導的“口頭上的政治行為”，與“現實的具體執政行為”之間存在著“嚴重脫節”，所以，“地方保護主義”的勢力抬頭了，在一些地方為實現“獨立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獨立要求”抬頭了，一些地方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甚至出現“諸侯經濟”、“條塊經濟”）的做法抬頭了，敢于對中央精神“層層截留”，敢于對中央政策“曲解規則”，敢于對中央文件下達所謂“補充文件”，敢于對中央領導同志的指示“改頭換面”……所以，為了實施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這個新思路、新模式，我認為，在社會發生急劇轉型的今天，最為重要的如何強化中央的權威，一定要記住鄧小平同志以下這兩段話：“黨中央、國務院沒有權威，局勢就控制不住”、“我們要定一個方針，就是要在中央統一領導下深化改革。”所以，這個問題要當大問題來抓；一定要改變過去我們社會在強化中央權威問題上“重思想”和“輕經濟”的傾向，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當今社會，作為強化中央權威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就必須狠抓經濟領域中的“離經叛道”現象，解決中央政令不通暢的“貫徹危機”。這是我所要說的怎樣才能實施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這個新思路、新模式的第一要點。

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部級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曾說過這樣一段話：“要在繼續促進發展的同時，把維護社會公平放到更為突出的位置?！边@段話講得非常深刻，非常重要，非常符合實際，因而非常得人心。為什么？因為當務之急就是要高舉“維護社會公平”的大旗，這個問題不解決，實現“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論”就是空的。為什么？因為如今的突出矛盾就是在一些地方，“公平和公正”被拋棄了，只要“效率”不要“公平”，廣大人民的利益（尤其是農民和工人的利益）被嚴重侵害，相當部分的“改革的利益”流向了富豪層、貪官污吏的口袋里去了，它的一個直接的一個副作用，就是“貧富差距擴大”，就是“兩極分化”問題越來越顯性化。據一些專家的研究，中國基尼系數已超過國際公認的0.4警戒線。而據世界銀行的報告，中國社會的基尼系數已擴大至0.458。據國家統計局披露的信息，內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國財富的45%；而最貧窮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財富僅為1.4%。財政部官員曾透露，銀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儲戶手里。十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的報告還指出：在我國農民收入增加6.8%的同期，全國居民收入增加了7.7%。差距竟然還在增大！2003年，中國最富與最窮人群的收入比例是9.1∶1，到2004年，最富與最窮人群的收入比例是9.5∶1，不但城鄉差距拉大，城市里的貧富差距也在繼續拉大……總之，“維護社會公平”這面大旗能不能高舉，的確是關系到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這個發展新思路、新模式能不能順利實施的大問題。這是我所要說的怎樣才能實施這個新思路、新模式的第二要點。

近兩年在我們的媒體上頻頻呼喚“綠色GDP”，而且這個呼聲越快越大，越來越多、強烈，這其中反映了什么問題？與我們的“新政”有什么關系？我認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在一些地方的發展忘掉了“以人為本”，它們的發展是以犧牲資源、犧牲環境、犧牲子孫后代的利益為代價的。他們信仰的是“GDP萬歲”的發展觀說加快發展，就只考慮本地區、本部門、本領域的利益，不識大局，不顧整體，草率決策，重復建設，不切實際地貪大求洋、盲目攀比，GDP的數字倒是上去了，但水分不知有多少……有的地區為了一個好聽的GDP增長，不惜把已被發達國家、發達地區淘汰的高污染企業引進來，于是，很多江河成了臭氣熏天、地地道道的“紅河”、“黑河”、“烏江”、“渾江”。譬如，以綿延近１５０公里淮河來說，老百姓需要的是干凈的水、能喝的水、喝了不會生病的水，然而現實呢？它卻變成了一條黑黃腥臭的水、能毒死魚蝦的水、誰都不敢喝的水、在其流經地區出現了一座座癌癥村落的水……守著江河卻不能喝江河的水，絕不是個別現象。更可怕的是，作為嚴重污染直接后果的“癌癥村”頻頻出現。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在2001年的《中國環境狀況公報》中指出：2001年度，七大江河水系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一半以上的監測斷面屬于Ⅴ類和劣Ⅴ類水質，城市及其附近河段污染嚴重；滇池、太湖和巢湖富營養化問題依然突出；東海和渤海近岸海域污染較重；城市空氣顆粒物污染范圍較廣；多數城市受到輕度噪聲污染；全國耕地比上年凈減少61.73萬公頃；水土流失總面積356萬平方公里；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的退化，退化、沙化、堿化草原面積已達13500萬公頃，西北地區沙漠逐漸擴展，荒漠化日益嚴重，沙塵暴頻繁發生……你想，在這樣的生存環境中，那里的百姓生活能實現真正的和諧嗎？總之，發展必然強調“以人為本”，強調它的科學性和可持續性，徹底轉變“GDP萬歲”的發展觀，這是我所要說的怎樣才能實施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這個新思路、新模式的第三要點。

多年來我一直研究著社會轉型期的腐敗問題，據我的體會，反腐敗一直是“十六大新政”的著力點，進入新世紀在“十六大新政”的領導下中國社會告別了“摸著石頭過河”反腐敗的模式，《黨內監督條例》和《關于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就是將一個反腐敗向持續、有序、健康、深入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有人曾問我：“你說一說現在‘十六大新政’那么得人心，為什么還是很難貫徹下去？”我想，除了我本文所說的那些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很大的阻力，就是經過多年的“腐敗的原始積累”，尤其是經過上世紀九十年代“農村圈地運動的腐敗”、“國企改制中的腐敗”、“城市拆遷運動中的腐敗”、“開發區運動中的腐敗”、“金融領域中的腐敗”、“房地產領域中的腐敗”、“股市領域中的腐敗”等“原始腐敗”的“積累”，在一些地區、部門、領域的腐敗勢力已經搶占了社會利益的最高點，已經形成了“氣候”，已經形成了以腐敗利益為紐帶的“地方性腐敗利益共同體”、“部門性腐敗利益共同體”，它們已經有“一定的力量”、“一定的勢力”來與“十六大新政”進行“抗衡”，想想也是這樣，“十六大新政”為的是民，為的是公，要將利益的天平向廣大群眾傾斜，要讓改革的成果讓全體僑民享受，要讓腐敗分子“獲利還吐”，要將腐敗分子送上法律的審判臺……所有這些都是“腐敗既得利益集團”都是不愿看到的，怎么辦？只有一條：對“十六大新政”拼死阻撓、拼命反抗，這也是當前反腐敗斗爭為什么那么艱難的重要原因，所以，按照中紀委一系列文件的精神，保持目前加大反腐敗力度的氣勢，狠狠打擊腐敗分子及其腐敗勢力，這是我所要說的怎樣才能實施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這個新思路、新模式的第四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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