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場爭論的政治內容里，現已被傾倒了這么多的垃圾，因此，對于將來搞清事實真相的歷史學家，我不會感到妒忌。（1）
托洛茨基
布黨原定的政策——工會成為國家機關
“挑起爭論、反對列寧、反對中央委員會中的列寧多數的急先鋒是托洛茨基”。（2）斯大林的歷史學家是這樣說的。
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蘇共歷史上工會問題爭論的真相吧。
工會問題的爭論，并非是在1920年11月3日托洛茨基在全俄工會第五次代表會議的俄共（布）黨團會議上的講話“挑起爭論”的，工會問題的爭論早在1917年底就已發生了。
工會組織產生于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工人階級為了爭取、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而結合組織為工會。工會的對立物就是資產階級，工會的任務是明確的。十月革命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俄國由資本主義國家變為工人國家的時候，工會在工人國家中的任務、作用和地位應該是怎樣的，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沒有論述過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就成為工人國家馬克思主義者的新課題之一。
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夕寫了《國家與革命》，就是整理馬克思、恩格斯有關無產階級革命和未來工人國家的問題。列寧以巴黎公社作為未來工人國家的藍圖，未來社會是勞動者的聯合體。工人國家是工人階級的組織，工會參加生產管理、工業管理，工會成為國家機構，工會國家化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列寧說，工會的組織同國家機關合并起來，“這在理論上我們也知道的，在十月革命以前我們就籌劃好了。”（3）
列寧在二月革命后就提出工人監督作為社會主義的初步措施。十月革命后，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1917年11月14日通過“工人監督條例”。條例規定，在“一切工業、商業、銀行、農業、運輸業、合作社、生產協作社等企業中，對產品和原料的生產、買賣、儲藏，以及對企業的財務實行工人監督”。“工人監督由該企業的全體工人通過自己選出的機構，如工廠委員會、工廠會議等等來實行”?！霸诖蟪鞘小⑹』蚬I區成立地方工人監督委員會，它作為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機關，由工會，工廠委員會和其他工人委員會以及工人合作社的代表組成?！保ā短K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經濟問題決議匯編》，第1卷第18-19頁）“工人監督”就成為工會的任務，而工人監督的機關又是屬于國家機關——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機關。
1918年6月，所有的工廠企業及鐵路運輸業實行國有化之后，工人監督機構轉變為管理機構。工人直接參加生產管理?；鶎庸芾頇C構是工廠委員會。工廠委員會是工會的基層單位。工會的任務也就從監督生產轉變為管理生產，工會也就成為管理生產的國家機關。
十月革命后，仍擔任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書記的索·阿·洛佐夫斯基，第一個反對工會承擔國家的職能。他在1917年11月4日的《新生活報》上發表了向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布爾什維克黨團提出了聲明。他否認“工會有責任承擔國家的職能”。12月30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通過列寧提出的開除洛佐夫斯基黨籍的議案。（4）從這件事情上便可看到工會國家化早就已經是俄共的重要決策。
緊接著，關于工會的作用及地位問題發生爭論的是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之間的爭論。1918年1月7日──14日，在彼得格勒舉行的全俄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孟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認為工會應該是獨立于國家之外的無產階級獨立組織，反對布爾什維克提出的工會應當成為國家組織的議案。經過辯論，大家通過決議：“目前，工會工作的重點應當轉到組織經濟方面。工會是按生產原則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的階級組織，它應當擔負起組織生產和恢復我國被破壞了的生產力的主要工作。積極參加調節生產的各級領導機關的工作，組織工人監督，登記和分配勞動力，組織城鄉之間的交換，積極參加工業的復原工作，同怠工現象作斗爭，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等等……”?！霸诋斍暗纳鐣髁x革命進程中，日益發展的工會應當成為社會主義政權的機關，應當同實現經濟生活的新原則的其他組織并列地進行工作?！保?）這樣，蘇俄工會接受了布爾什維克的建議，正式確定了工人國家的工會性質是政權機關的一個組成部分。
列寧提及到這次爭論的時候，闡明了工人國家的工會的作用、地位和任務。他說：“昨天，工會的主要任務是反對資本和捍衛無產階級的階級獨立性。昨天的口號是不信任國家，因為這是資產階級的國家。今天，國家已經為無產階級的國家。工人階級已經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工會正在變為并且應該變為國家的組織，它首先擔負著根據社會主義原則改組整個經濟生活的責任”。（6）
列寧在莫斯科工會和工廠委員會第四次代表會議（1918年6月27——7月2日）上講話，認為工廠委員會“應該成為統治階級主要的國家基層機構”。（7）工廠委員會是工會基層的組織，也就是說工會應該成為國家機構。
在1919年1月舉行的全俄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作報告，指出，布爾什維克代表向大會提出“工會國家化”的議案，“現在我們僅僅宣布無產階級專政已經不夠了。工會必然要國家化，工會必然要和國家機關合并起來，建設大生產的事業必然要轉到工會手里”，但是，目前，“工會還不能擔負起國家政權的職能”，不能立即把工會和國家政權機關合并。現在每個社會主義化的企業，每個部分都有無產階級的代表，必須在這條道路上繼續前進，再走很多步“然后才能說，勞動者的工會完全和整個國家機構合并起來了。這要到工人把一個階級的暴力機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時候才能實現。我們知道會有這么一天的”。（8）
1919年2月召開的全俄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工會在直接參加蘇維埃各方面的工作并從自己的組織中分出一部分而組成國家機關時，應當利用這一工作，通過吸收自己組織和廣大工人參加的辦法來教育和培養他們不僅去管理生產，而且去管理整個國家機構”。（9）
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通過新的黨綱，把工會國家化寫進黨綱里。按照黨綱，工會發展方向是逐漸變成包括全體勞動者的生產聯合組織，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說的共產主義是勞動者的生產聯合體。那時，工會代替國家成為聯合體，工會本身演變為生產聯合體而消亡了。而現在呢，工會已經參加了中央和地方的工業管理，工會應當進一步做到“把全部國民經濟的全部管理集中在自己手中”。（10）
列寧所起草的《俄共（布）黨綱草案》就有：“有系統地把工會變為管理整個國民經濟的機關”（11）。
工會國家化不僅是歷屆全俄工會代表大會所確定的發展方向，而且成為黨的綱領的社會主義政策。那時，在黨內沒有人反對工會國家化的政策。而工會國家化變已逐步地在實行。工會國家化問題在黨內并沒有爭論，發生爭論的是與工會工作有關的管理制度問題——集體管理制（12）還是一長制，以及勞動軍事化問題。
工會問題的爭論最初是管理制度問題
1918年初，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之后，指望得到長期的和平建設，把和平建設的任務擺到了首要地位。那時各方面的秩序還未走上軌道，紀律松弛、生產運輸各部門的混亂現象還沒有克服過來。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列寧提出一長制、集中制和加強紀律。共產黨在一系列決議中強調的首要任務就是貫徹勞動紀律和一長制。從1918年春開始，在國營企業和經濟部門由集體管理制向一長制過渡。1918年3月23日，人民委員會通過了《關于鐵路的集中管理、保護和提高運輸能力的法令》。在鐵路運輸管理首先實行集中化、一長制和嚴格的勞動紀律。那時“左派”共產主義者反對一長制和集中制，反對運用資產階級專家。特別是各個工會委員會反對一長制，堅持集體領導制。
左派共產主義者指出“以資本家專家參與重要工作和官僚主義集中化原則為基礎的管理方法”，必然是“建立這樣一種勞工政策，那就是要在自愿遵守紀律的借口下重建工人的嚴密組織。這種官樣形式自然會導向官僚主義的集體化，各種特派專員的統治，地方蘇維埃失其獨立性，實際上是摒棄自下而上的管理”。（13）
1918年5月26——6月4日舉行的全俄國民經濟委員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左派共產主義者與列寧方面的人展開劇烈的爭論。列寧在發言中指出，勞動的紀律是勞動者親自制定的紀律。工會首先解決這個勞動紀律的任務。列寧同時還指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要依賴科學技術知識，任用資產階級專家是必要的。
奧新斯基、斯米爾諾夫在許多省級地方代表的支持下，要求“實行工人管理……不但自上而下的，而且是自下而上地也是如此。”他們要求工業企業的管理委員會應有三分之二的代表是從工人中選出來的。
反對集中管理的還有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的代表。代表大會以多數票通過布爾什維克提出的決議草案。決議申明要進一步實行普遍的國有化，加強勞動紀律和提高勞動生產率。
1919年底，戰爭已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經濟建設問題又被提到主要的地位。關于工業企業管理實行集體管理制還是一長制，以及軍事化的爭論又展開了。
1919年12月16日，托洛茨基向黨中央委員會提出他的《關于從戰爭轉入和平時期的提綱》。提綱的重點是“勞動軍事化”。本來托洛茨基的提綱打算只在中央委員會內部討論不予外傳?？墒?，布哈林卻把托洛茨基的提綱發表在12月17日的《真理報》，引起了公眾的議論紛紛。托洛茨基的“勞動軍事化”是針對當時工人普遍“逃跑現象”而提出的。自從1918年以來，糧食非常缺乏，其他生活用品也非常缺乏。工人從工作中領得的微薄口糧，工人自己本人吃不飽，更無法養家活口。因此，許多工人不安心工作，四處尋找零工或其他能掙得多一點糧食的工作。工人擅自離開工廠到處去找工作，甚至往外地去找工作的“逃跑現象”已成為非常普遍的現象。工人擅自離開工作崗位，離開工廠，當然是打亂了生產秩序，工廠生產就難得正常進行。托洛茨基見到用說服教育的方法收不到效果，于是提出勞動軍事化。軍隊士兵開小差，軍隊就把他作為逃兵處理，工人“逃跑”離開工作崗位就要給予懲罰。比如：公布逃跑人名單，提出警告；或者編入工人懲罰隊，甚至關進集中營。這就是托洛茨基所提出的“勞動軍事化”。誠然，這并不是好辦法；使工人安心工作，還應從根本上去解決工人不安心工作的口糧數量問題。
列寧支持“勞動軍事化”
1919年12月召開的俄共（布）第八次全國代表會議，薩普龍諾夫、奧新斯基等人在大會上發言，反對一長制、集中制，堅持要集體領導制的民主集中制。會議否定了他們的意見。
1920年1月12日的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共產黨黨團會議，反對列寧提出的生產管理一長制原則。會議認為一長制會破壞工人民主的基礎，把工人排除出生產管理之外，一長制是使資產階級專家專權。在會上，列寧和托洛茨基聯合起來要求黨團會議接受勞動軍事化的建議，又為會議的多數代表所否決（在60多個代表中只有二人支持他們）。
1920年1月23-29日召開的全國國民經濟委員會第三次代表大會，列寧在會上講了話，他說集體管理制“是在初期即一切需要重新建設的時期所必需的一種萌芽的東西，但是，在組織形式已經確定、已經比較穩定的情況下要進行實際工作，就必須采取一長制”?！败婈牭慕涷炏蛭覀冋f明了，管理組織怎樣從初級形式的集體管理制有規律地發展到一長制。現在，那里至少已經有十之五的機關實行一長制了”。?！罢湛偟内厔菘磥?，一長制已經是唯一正確的工作方法了”。隨后，列寧指出集體管理制的缺點。在會上，列寧還指出“我們必須建立勞動軍”。他說“在從國內戰爭過渡到新任務經濟建設任務時，我們應當把一切投入勞動戰線，應該用最大的努力，像作戰那樣果斷地、沒有絲毫猶豫地把全部力量集中在這條戰線上……把勞動軍建立起來，把工農的全部力量動員起來，我們就能完成我們的基本任務”。（14）大會沒有接受列寧的意見，以多數票通過“建立集體管理形式”的決議。
黨的、工會的和經濟方面的工作人員都參加了關于集體管理制和一長制的爭論。在爭論過程中形成“民主集中派”，薩普龍諾夫、奧新斯基、馬克西莫夫斯基、斯米爾諾夫等都維護集體管理制。支持他們的有托姆斯基、李可夫、安謝·布勃諾夫等人。黨的莫斯科省委員會贊成集體管理制而反對一長制。在哈爾科夫省的黨代表會議，通過了反對一長制的決議，烏克蘭共產黨（布）第四次代表會議（1920年3月17-23日），表決關于生產管理方法的議案時，贊成集體管理制或一長制的票數各半。（15）
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之前，工會工作者、經濟工作者和民主集中派就已形成反對派，反對列寧和托洛茨基為一方的黨中央的政策。反對派要求工會獨立領導工業、管理工業生產、實行集體管理制，反對一長制；實行民主集中制，反對集中制；反對經濟軍事化、勞動軍事化。
1920年3月2日，俄共中央發出為籌備召開第九次代表大會給俄共各級組織的信，指出，大會中心議題是經濟建設，尤其是關于蘇維埃機關、管理機關的工人化的辦法、方式和效果問題，把實際經驗帶來大會。
1920年3月10日的《經濟生活報》發表了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團主席托姆斯基準備在第九次代表大會提出的《論工會的任務》提綱。提綱堅持集體管理制：“現時所實行的由集體（從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團到工廠管理委員會為止）來管理工業的原則，是建立調節工業和管理工業的機關時唯一能夠保證廣大非黨工人群眾通過工會參加管理的基本原則。只有在特殊情況，經最高國民經濟主席團和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團或有關工會中央委員會雙方同意，才能準許個別企業在工會及其機關監督一長制管理人員這一必不可少的條件下實行一長制管理”。（16）托姆斯基的普遍實行集體管理制和列寧的普遍實行一長制的主張是恰恰相反的。
3月15日召開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共產黨黨團會議，討論托姆斯基的提綱。列寧在會上多次發言，批評托姆斯基并提出修改意見，列寧堅持經濟企業管理實行一長制。但是，黨團會議大多數人沒有接受列寧的意見，而通過了托姆斯基的提綱。黨團會議并通過決議：要求各工會中的共產黨黨團不受地方黨組織的監督，而直接受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的共產黨團領導。這個決議為俄共中央組織局所否決，未能實行。
同一天，在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和莫斯科工會理事會聯席會議上，克列斯廷斯基向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黨團的所有成員建議，不要在工會第三次代表會議上為集體管理制作辯護的報告，因為他們的立場與黨中央委員會一長制的立場是完全不同的。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黨團委員會成員在自己內部會議上聲明，對這種解釋黨的紀律的方式表示堅決抗議，并請俄共中央委員會允許他們在工會代表大會上公布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黨團的決議。3月17日俄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這個問題。政治局作出決議，認為這是破壞黨的紀律，要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撤銷他們要在工會代表大會上公布黨團決議的決定。（17）
3月23日《經濟生活報》發表了奧新斯基、薩普龍諾夫、馬克西莫夫斯基三人聯名的《關于委員制和一長制的提綱》，提出委員制（即集體管理制、集體領導制）是管理的主要原則，反對實行普遍的一長制，反對黨和蘇維埃軍事化，反對擴大軍事化。
黨第九次代表大會對管理制度問題的爭論
黨第九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黨內的各個反對派，密鑼緊鼓準備在代表大會上對管理制度問題進行大辯論了。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于1920年3月29——4月5日召開。列寧作了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托洛茨基作了《關于經濟建設的當前任務》的報告，布哈林作《關于工會和工會組織問題》的報告，大會圍繞這三個報告進行討論。民主集中派的成員作了副報告，關于管理體制問題進行爭論。
梁贊諾夫作工會問題的副報告，他說工會問題是出于黨綱關于工會國家化的第5條，他建議把第5條從黨綱中剔除。民主集中派反對一長制、委派制和集中制，他們認為根據當前時期的條件，委員制是無產階級專政機關一切環節的建設原則，因此，在行政部門，管理經濟的一切高級機關，工廠企業應該在委員制的基礎上進行管理，在工業企業的工廠管理處的下屬機關則實行一長制。就是說，應該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委員制反對普遍實行的一長制。他們認為，精干的委員制比一長制好得多，一長制會導致個人專斷、官僚主義。同時，他們“反對過分地擴大軍事化的概念，我們反對盲目地仿效軍事方面的樣板。”“我們不贊成機械地使黨和蘇維埃軍事化”；“不贊成讓民事機關服從軍事機關”。反對“不加限制地實行完全的、正式的軍事化”；“在軍事化的幌子下最容易推行官僚主義的一長制”；“所以，我們只能在某些領域中實行完全軍事化”（18）
在代表大會上支持民主集中派的意見、反對一長制的有李可夫、米柳亭、洛莫夫、托姆斯基以及工會的代表。
列寧在會上批駁了“民主集中派”和托姆斯基反對一長制堅持集體管理制的提綱，說他們的提綱理論上是混亂的、錯誤的。在會上擁護一長制、軍事化的有托洛茨基、布哈林、克列斯廷斯基、拉狄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
代表大會討論了工會問題。以工會工作者為一方和以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為另一方之間展開爭論。爭論的焦點是在于：工會是獨立地領導經濟還是國家機關結合在一起去管理經濟。布哈林在大會上聲稱：“工會必須參加（生產）……，不是作為……獨立機構來參加，而是作為蘇維埃機關的整體結構緊密聯系的機構來參加的?！币簿褪枪c國家的經濟機關結合一起來參加管理經濟。（19）
施略普尼柯夫要黨、蘇維埃和工會各自負責的領域里獨立地工作。盧托維諾夫明確地說：“按照我們的觀點，只有工業工會有責任領導工業部門，只有全俄中央理事會才能領導所有的工業部門，其他的做法都是不行的?！保?0）也就是由工會單獨管理工業，工會成為國家機構。
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關于工會和工會的組織問題”的決議。決議確認，工會“應當作為共產黨領導下的蘇維埃國家的基本機構之一”，“工會的工作方法和工作速度也應當有根本改變。如果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所面臨的任務是過渡到‘按軍事方式工作’，即要求工作極其準確、努力負責、迅速而緊張，要求工作人員奮不顧身和自我犧牲精神，那么，首先，就向工會提出這樣的要求?！保?1）決議確認集中制的領導：“每個工會中的黨團都是地方黨組織的一部分，隸屬于黨的委員會，而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黨團則隸屬于俄共中央委員會?！保?2）這個決議就是針對全俄工會黨團要地方工會黨團歸全俄工會黨團的領導，而不是地方黨組織領導而作出的。
決議再次重申實行一長制：“工會應當向廣大工人階級群眾進行解釋工作，說明必須改組工業管理機構，使它具有最大的靈活性和工作效力，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最大限度地縮減集體的管理機構，并在直接的生產單位中逐步實行一長制。”（23）
決議還對工會參加國家經濟機構的形式作出規定：工會“是管理工業的經濟組織的主要基礎”，“工會不是一個特殊的組織，絕不專門而整個地管理蘇維埃共和國的經濟，而是從下到上地參與組織生產工作；同時，任何一個工會組織都不能直接干預企業的工作”，“工會的基層組織是工廠委員會，工廠委員會不干預企業的管理。”（24）工會只是參與管理，直接管理企業的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及其各級管理機構，而不是工會。
代表大會根據托洛茨基的《關于經濟建設的當前任務》（25）的報告通過相應的決議：。決議申明：“代表大會贊同俄共中央關于動員工業無產階級、實行勞動義務制、實行經濟軍事化，以及使用部隊應付經濟需要的提綱?！碧峋V中有一項指出，必須同“勞動中逃跑現象進行有計劃、有系統、堅決而嚴厲的斗爭”，甚或把逃跑者編成受懲罰的工人隊，“甚至把他們關進集中營”。（26）“勞動軍事化”實際上并沒有貫徹執行，把逃跑工人編成受懲罰的工人隊不見記載，更沒有把逃跑的工人關進集中營。
決議還申明：“代表在大會認為必須在工業管理方面逐漸采用一長制，即在各個工場和車間建立完全的、絕對的一長制，在工廠管理處，逐步實行一長制，在生產行政機關中上層環節設立簡化的集體領導機構”，（27）“切實執行曾經屢次宣布的原則：一定的人對一定的工作切實負責。在討論或決定問題的過程中采用集體管理制，但是在執行過程中，集體管理制就應當無條件地讓位給一長制”（28）這樣的一長制，實際上是集體領導的個人負責制。
黨第九次代表大會雖然以多數票通過決議，實行一長制、集中制和經濟軍事化、勞動軍事化，但是，對這些問題的爭論并沒有結束。特別是工會組織的反對意見并沒有消失。因而列寧和托洛茨基在“九大”之后，在許多場合講話，一再重申一長制、勞動紀律和勞動軍事化。
列寧在全俄工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講了話，他再次提到一長制，他說：“專政和一長制同社會主義民主并不矛盾”，在1918年就“已經指出必須實行一長制，指出必須承認由一個人來實現蘇維埃思想的觀點出發來全權負責工作。所有關于平權的言論都是胡說八道?！绷袑幾詈笳f：“必須加強紀律、加強一長制和加強專政”，“我們的基本口號是：更多和盡速地實行一長制，加強勞動紀律……”。（29）
列寧把一長制解釋為：“由一個人來全權負責工作，”那就不是“九大”決議那樣的“集體領導個人負責制”的一長制，而是個人全權的一長制，是個人獨裁制。那就怪不得民主集中派批評“一長制”導致官僚主義、專斷、獨裁、破壞無產階級民主。
托洛茨基在大會上說：“為了組織我們的勞動力量，勞動軍事化……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方法”，“強迫勞動、嚴密組織和軍事化并不僅僅是一種緊急措施，工人國家正常地有權根據自己的選擇，強迫任何公民在任何地方從事任何工作?！保?0）就是說，工人要服從指定的工作勞動，不得擅自離開工作崗位，不得逃跑。
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黨團服從俄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沒有在大會上提出維護集體管理制，反對一長制的工會黨團會議的決議。
全俄工會第三次大會通過決議，完全贊同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關于經濟建設的當前任務》的決議。也就是接受了一長制和勞動軍事化。
從上面的敘述，我們便可以看到，在1920年11月初全俄工會第五次代表會議共產黨黨團會議上托洛茨基的講話被稱為“挑起工會問題的爭論”之前，有關工會問題的爭論早就已經發生，連續不斷的對工會的作用、任務和工作方法……等等發生爭論。對所爭論的問題，都在俄共的代表大會作出決議。但是，并不因為有了最高機關的決議爭論就沒有了。不同意見仍然存在著。不同意見在各種場合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
1920年11月2-6日召開全俄工會第五次代表會議的俄共黨團會議，托洛茨基在3日的會議上講話，他指出，工會正發生嚴重的危機。危機是在于工會在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明確。工會機關和經濟機關平行存在，工會越來越受排擠，不能實際參加經濟生活。因而，托洛茨基提出解決危機的辦法，就是使工會全面地參加生產，“經濟機關和工會在不遠的將來融合起來?！保?1）為了保證工會在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就必須改組工會，選拔有經濟才干和組織才能的人來加強工會，（32）實行生產民主、廣泛實行選舉制。
托洛茨基的講話立即引起了全俄工會主席托姆斯基、五金工會主席盧托維諾夫和施略普尼柯夫、洛佐夫斯基（33）等人的強烈反對。工會書記魯祖塔克提出《工會在生產中任務》提綱。提綱認為，經濟機關管理工業，領導工業；工會參加各個管理機構，就是工會與經濟管理機關建立了充分聯系，是正確的。對逃跑勞動的現象作斗爭應該運用紀律裁判會來與破壞勞動紀律的行為作斗爭（實際上是和勞動軍事化方法一樣）。工會最近的任務是參加解決生產問題和管理問題、擬訂經濟計劃和生產計劃、組織勞動和建立生產鼓動和宣傳的組織。（34）11月5日的會議上通過了魯祖塔克的提綱。
列寧沒有參加會議。會議進行期間，托姆斯基立即跑到政治局向列寧匯報會議情況，而且特別強調托洛茨基要“整刷工會”，爭取列寧來反對托洛茨基。
11月8-9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舉行全體會議，討論全俄工會第五次代表會議、俄共黨團會議所發生的爭論。托洛茨基提出《工會及其今后的作用》提綱。列寧提出內容空泛的《工會的任務及實現的方法》提綱與托洛茨基提綱相對立。列寧提綱的要點是：堅決執行“九大”決議；逐步地從重點制過渡到平均制；從各工會抽調優秀的組織力量來加強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及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發揚民主和首創精神，擴大和加強工會參加生產管理。（35）
在中央全會上托洛茨基與列寧在工會問題上發生分歧
過去在工會問題以及與工會工作有關的管理體制問題、勞動軍事化問題的爭論，列寧和托洛茨基是共同一致的，如今，在1920年11月9日的中央全會上開始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工會問題上發生分歧。產生分歧是在于列寧改變了過去對工會問題的意見，而托洛茨基則堅持過去的觀點，也就是說黨第九次代表大會對工會問題所作出的決議的觀點。“九大”決議確認，工會“應當作為共產黨領導下的蘇維埃國家的基本機構之一”；工會“按軍事方式工作”，“勞動軍事化”等。如今，開始時發生爭論的是改組工會問題。在中央全會上，托洛茨基和托姆斯基對改組工會問題發生劇烈的爭論，列寧極力支持托姆斯基反對托洛茨基。“托姆斯基在列寧的竭力支持下，認為爭論的重心，正是‘整刷 ’問題。這里，在爭論中列寧曾作了若干顯然夸大了的，因而錯誤的‘攻擊’?！保?6）
中央全會表決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提綱。列寧的提綱8票贊成，4票反對被采納。托洛茨基的提綱7票贊成，8票反對被否決。全會以列寧提綱為基礎，部分采取托洛茨基的提綱，擬就了決議草案。在9日的會議上表決，10票贊成，4票反對（托洛茨基、安德烈也夫、克列斯廷斯基、李柯夫），1票棄權（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獲得通過。會議休息時。，加米涅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謝烈布里亞柯夫、謝爾蓋也夫、捷爾任斯基、拉狄克十名中央委員單獨開會，決定緩沖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分歧，決議：（一）建立工會問題委員會。在工會代表會議黨團會議上所提出的問題還要進一步討論，以消除中央委員之間的意見分歧；（二）在該委員會的工作完結之前，不要把意見分歧訴諸廣泛討論，為此，撤銷列寧將在全俄工會第五次代表會議黨團會議上的報告，委托季諾維也夫取代列寧作一個實事求是的非爭論性的報告。其他中央委員，除非主席團成員，一律不準發言。這個“十人會議”的建議提交當天（9日）的中央全會表決，8票贊成，6票反對（列寧和托洛茨基投反對票），1票棄權，獲得通過。
中央全會的決議要點是：消除經濟空前的混亂狀態，“必須無條件地采取軍事方式的工作形式”，“健全勞動軍事化”；工會“當前的任務是恢復和加強工會機構本身”；以便使工會日益擴大自己在生產中的作用，最合理地組織國民經濟；堅持重點制原則，逐步地過渡到平均制；交通人民委員部總政治部已過時，在運輸工會內部加強工人民主方法；建立工會問題委員會，擬訂工會工作計劃、運用工人民主方法、發展工會參加管理生產的具體的方式、方法和辦法、改變各工會中央機關的工作方法。中央全會選出季諾維也夫、托姆斯基、魯祖塔克、托洛茨基為工會問題委員會委員，季諾維也夫為委員會主席。參加委員會的還有安德烈也夫、施略普尼柯夫、洛佐夫斯基和盧托維諾夫四人。（37）
托洛茨基“對決議中談到工人民主制的那部分絲毫沒有表示異議，然而我對不分清紅皂白地過分推崇平均制則堅決反對，尤其是反對中央在決議中對工會的生產作用問題完全避而不談。”為此，托洛茨基提出了向黨中央的書面聲明，聲明指出，基本問題是關于工會的生產作用問題，并不是重點制問題。“不滿情緒的產生是由于工會越來越脫離生產。這是絕大多數工會工作人員所承認的”。（38）
托洛茨基拒絕參加工會問題委員會。后來，列寧指責托洛茨基拒絕參加工會問題委員會“正是這一行動擴大了托洛茨基同志原有的錯誤，托洛茨基同志的錯誤（提出錯誤的提綱）不過是一個很小的錯誤?！保?9）
列寧對托洛茨基這樣的指責是毫無道理的。首先，列寧反對“十人會議”所提出的建立工會問題委員會的建議（列寧投反對票）。全會多數票通過“十人會議”的提議后，列寧所提出的“工會問題委員會”候選名單沒有托洛茨基的名字。不要托洛茨基參加工會問題委員會是列寧的本意。
如果說托洛茨基后來發展為派別活動；那末，列寧也早就有派別活動了。列寧說，在1920年11月和12月的全俄會議上，“當時產生了七人派、八人派以及布哈林同志有名的‘緩沖集團’?！保?0）列寧所說的“七人派”就是托洛茨基派了，“八人派”也就是包括列寧在內的托姆斯基、魯祖塔克、季諾維也夫、列寧等的列寧派了。列寧自己也就承認了有派別活動。那么，列寧等人的《十人綱領》也是一個集體的綱領，豈不是證明列寧組成一個派了嗎？
因意見分歧產生了派別，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列寧自己也成為一派（“我們這一派中央委員是少數?！保?1））與托洛茨基派對立，那又怎能指責托洛茨基進行派別活動呢？焉能“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呢？如果說在這次工會爭論中最積極進行派別活動的，是季諾維也夫。
托洛茨基解釋不參加工會問題委員會的緣由是：“選舉出由季諾維也夫同志任主席的委員會，完全不是為了意見一致[委員會四人中三人是反對托洛茨基的——引者]，列寧同志也特別強調了這一點，因而他提出了不包托洛茨基在內的委員會名單。雖然，后來根據謝烈布里亞科夫的建議，我被吸收進委員會，但決定只有季諾維也夫、托姆斯基、魯祖塔克和安德烈也夫能夠代表委員會發言。我聲明說，我認為我參加委員會就是多余的。這樣做對委員會的工作進程不會產生任何影響，因為根據委員會的意見公開這場爭論以前，我是沉默的?！保?2）
關于水運員工與運輸工會發生沖突的問題
9日中央全會決定：在“工會問題委員會的工作完結之前，不要把分歧訴諸廣泛討論。”也就禁止了列寧和托洛茨基公開發表自己的意見。托洛茨基受到這項“禁令”的約束，沒有把自己的提綱公開出來。而反對托洛茨基的季諾維也夫等人，在工會問題委員會起草了一份假借水運員工與運輸工會沖突的調查，而反對托洛茨基的報告。在12月7日的中央全會上，季諾維也夫代表工會問題委員會作了《關于12月間水運員工同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的爭執的調查報告》，季諾維也夫提出立即撤銷交通總政治部，立即改組鐵路和水路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從速召開工人代表大會。
托洛茨基反對把施行軍事化的嚴重措施的責任推到運輸工會領導身上，因而反對改組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他說：“鐵路上的戰時狀態、交通總政治部、軍事法庭和政治委員制都是作為適應我國運輸業的特殊情況的非常措施而實行的。說這些措施與工人組織的民主制度背道而弛，這是人人都知道的，無庸爭辯的。當然，在中央委員會里誰也沒有忽視這一點，同時，到今日為止，誰也沒有提出要取消戰時狀態、軍事法庭和政治委員制。對這個政策，黨中央委員會以及批準這一政策的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是完全負有責任的。把這一非常制度應負的責任推到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身上，或者更確切些說，推到擁護生產觀點的人身上，這就是混淆是非，制造混亂?！保?3）
大多數中央委員反對立即改組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
關于鐵路和水路運輸工會采取嚴厲措施來治理鐵路運輸交通的事情，就需要從頭說起了。
1920年初，鐵路交通就陷于癱瘓。國內戰爭劇烈，急需的軍事物質和糧食、煤炭運輸都受到嚴重的影響，威脅到國家生存問題。3月，交通人民委員列·波·克拉辛出國。1920年3月20日政治局會議，要軍事人民委員托洛茨基兼任（代理）交通人民委員，負責整頓交通運輸秩序，特別是鐵路運輸。會議要列寧去電徵求在前線指揮的托洛茨基的意見。托洛茨基欣然同意兼任（代理）交通人民委員職務。列寧要托洛茨基盡力采取緊急措施提高運輸能力。托洛茨基聲稱，整頓鐵路運輸必須采取嚴厲措施。中央政治局表示，對托洛茨基整頓所采取的一切嚴厲措施毫無保留地堅決支持。鐵路管理采取軍事方法和非常行政方法（政治委員制及其他）早在托洛茨基為代理交通人民委員之前就已實行了。早在1918年11月30日，就宣布鐵路實行戰時狀態，成立鐵路軍事法庭，1919年2月建立了交通人民委員部總政治部（1920年1月改為交通人民委員部總政治處）。建立交通總政治部的目的是采取非常措施防止交通運輸因戰爭而受到徹底的破壞。可是鐵路運輸一天天困難。機車嚴重損壞，得不到修理。1919年秋冬，全國有70%的機車要修理，而且還可能上升到75%?！霸谶@樣大的百分比下，鐵路運輸有陷于停頓的危險，而運輸的癱瘓就意味著整個國家經濟生活的毀滅。因此，需要采取斷然的措施……。我們不能設想我們能把工會內部一切需要說服的人都加以說服。要是我們等到說服了他們才再干，那就是冒運輸在中途就中斷這樣一種不可避免的危險……。在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方面也就采取了這樣一些極端嚴厲的措施。這些措施激起了一定的反對，這種反對所帶來的苦痛直到今天為止在某些人心中還沒有消失”。“運輸業軍事化也就是工會軍事化。它是由于害怕國家毀滅而實行的”。（44）
1920年8月，對波蘭的戰爭，蘇軍敗退，運輸極為緊張。鐵路工會對嚴厲措施有抵觸。托洛茨基改組了鐵路工會領導機構。1920年9月，托洛茨基把鐵路工會和水運工會聯合為鐵路和水路運輸聯合工會（簡稱為運輸工會）。把鐵路運輸和水路運輸統一起來，進行嚴格的管理制度，克服了運輸的混亂狀態。同時，大力修理機車和整修鐵路，原定一年內完成一萬臺機車中修任務，結果在半年時間內就完成6，000臺。從而使運輸癱瘓的局面轉而為交通運輸順暢。今天，中央全會卻責備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施行嚴厲措施，而且要改組運輸工會。所以，托洛茨基認為：把非常制度嚴厲措施應負的責任推到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身上，“是混淆是非，制造混亂”。
布哈林提出“緩沖”決議草案，認為“必須絕對實行工人民主方法”，實行廣泛的選舉制，把委派制縮小到最低限度。至于采取自上而下的改組工會的方法是不適當的；立即撤銷水運總政治部和交通人民委員部總政治部，在運輸工人代表大會召開之前不進行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的改組。（45）
列寧反對延遲改組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托洛茨基贊成實行工人民主方法及廣泛的選舉制，以及延緩運輸工會的改組，他投票贊成布哈林的“緩沖”決議草案，表決結果，8：7票通過。
工會問題的爭論并非托洛茨基挑起的
12月14日，俄共（布）中央全會決定，撤銷11月全會關于不把中央委員會內部關于工會問題的意見分歧進行公開討論的決定。并決定于即將召開的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討論。
斯大林主義的歷史學家硬說是托洛茨基挑起工會問題的爭論，是托洛茨基要把自己的意見訴諸于全黨的，托洛茨基引起工會問題的爭論是“罪魁禍首”。其實，在12月24日中央全會決定解除“禁令”之后，托洛茨基的意見才公開于眾。在公開托洛茨基提綱的同時，也發表了季諾維也夫、列寧、布哈林以及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對派、伊格納托夫派，諾根派……等等的提綱和文章。
事情的真相正如托洛茨基所說的：“因中央的禁止，我沒有發表自己的提綱，提綱的初稿我是11月初提交中央的……過了幾個星期，季諾維也夫同志才代表以他為主席的工會問題委員會建議我交出提綱，以便在準備出版的文集中發表。季諾維也夫同志對我說了與下面這些幾乎是一字不差的話：“爭論全面展開了。我同列寧同志商量過，我們認為必須解除不許中央委員參加爭論的禁令，請你把你的提綱給我，好在文集中發表”。
“由此可見，不是我的提綱的發表引起了爭論，而是相反，是全面展開的爭論（按照季諾維也夫同志的說法）促使季諾維也夫同志（在同列寧同志商量之后）建議我發表我的提綱。我當時就把這一建議告訴了幾個中央委員，人們可以完全準確無誤地回想起并且證實這一事實。當然，同志們可能說，這一事實本身沒有多大意義。我同意這種看法。它對弄清工會的生產作用幫助不大。可是，對于目前人們在各種講話、文章和小冊子中津津樂道的有關這段歷史的‘底細’來說，這個事實卻起著不小的作用，因為它把羅列的前前后后的詳情細節都徹底推翻了。
“說我的提綱引起了爭論，這是謊話。相反，已展開的爭論促使中央（這一次是根據季諾維也夫同志的倡議）解除了對我的提綱的禁止?！?/p>
“我對禁止我在報刊上發表我的提綱曾提出抗議，并且指出（前面已經談到），這樣做可能被解釋為我的提綱似乎是對工人民主原則的，當時我主要指的是所謂的工人反對派的那些持極端立場的代表，而根本不是指某些中央委員，因為我們完全一致地作出了有關工人民主的一切決議。然而，一些中央委員從一開始就把爭論說成是（尤其是在彼得格勒）民主方法和……棍棒的斗爭。工人同志們，請你們來選擇吧！這樣，問題就被弄得過分簡單化了，尤其是對那些連我的提綱都根本沒有看過的廣大黨員更是如此?！保?6）
列寧與托洛茨基在工會問題上的分歧
12月24日，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召開工會積極分子和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的代表的聯席會議。會上托洛茨基作《關于工會在生產中的任務》的報告。托姆斯基作副報告。開始了在非黨會議上公開工會問題的爭論。
12月25日，托洛茨基在全俄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發表了他的綱領性小冊子《工會的作用和任務》。
托洛茨基綱領的要點是：蘇聯共產黨綱領規定工會要成為國家機關，成為勞動生產者的大規模的生產聯合組織?？墒牵F在工會離這個目標越來越遠。所以，應該明確工會國家化這個方向，分階段來完成工會國家化。在不久的將來工會與經濟機關融合起來。現在就應實行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和工會中央理事會總數的1/3——1/2兼任兩機關的職務，兩機關各級機構也如此；工會的任務和作用就是組織生產，管理生產；如今，直接管理生產的是經濟機關，工會只是參加各級經濟機關?，F在工會發生危機就是工會的任務不明確而產生思想混亂，工會同經濟機關發生沖突，工會與經濟機關的權限發生爭執、摩擦和沖突；經濟機關力圖限制工會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工會參加經濟建設的活動越來越少，越來越有名無實?？朔奈C，首先必須明確工會的任務和作用，就是掌管生產，是生產者的生產組織。消除同工會現階段任務不相適應的過去遺留下來而在工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思維習慣和工作方法，就要改組工會；就是根據組織生產的任務對工會進行改組、改建和改造，使工會成為生產工會；就是以工會掌管生產來挑選人員，調大量的有經濟才干和組織才干的人來加強工會。戰爭時期工人民主受到限制。當前應該過渡到深入地運用工人民主的方法，廣泛采用選舉制。但是，工人民主只有為生產民主才有發展。會議、選舉、討論、批評宣傳在不破壞生產進程范圍內是必要的、允許的。運用民主的程度和方式必須由客觀情況而定。生產民主能夠克服官僚主義。在經濟困難時期勞動軍事化是不可避免的?！鞍窜娛路椒üぷ鳌辈⒉皇遣挥谜f服方法。“軍事方法工作”就是要求高度自我犧牲精神、責任觀念的英雄主義，即使犧牲生命也要完成任務?！败娛路椒üぷ鳌辈⒉皇菍と嗣裰鞯姆穸?。在消費方面實行平均制，在生產方面實行重點制。工會應關心工人生活，盡可能改善工人住、衣、食的狀況。（47）
從托洛茨基的綱領中我們可以看到，托洛茨基對工會問題的基本思想，就是工會要走向黨綱所制定的“工會成為國家機關，成為勞動者的生產聯合組織”這個最終目標。如今，工會參加經濟建設活動越來越少，工會離這個目標越來越遠。因而，托洛茨基在各個會議上各次發言，都是強調工會是生產工會，工會的任務和作用就是生產。托洛茨基提出改組工會也是從“工會的任務就是生產”這個立場出發的，托洛茨基提出的“生產民主”也是如此。
12月30日，在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的俄共（布）黨員代表、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黨員委員莫斯科省工會理事會黨員委員聯席會議上，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作了兩個報告，布哈林、諾根、施略普尼柯夫和梁贊諾夫作了四個副報告。列寧在會上發表了演說《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錯誤》。（48）會上就工會問題展開了爭論。列寧、季諾維也夫、魯祖塔克、托姆斯基為一方，托洛茨基、布哈林、克列斯廷斯基為另一方。
施略普尼柯夫是代表工人反對派提出《國民經濟的組織和工會的任務》提綱，提出“組織管理國民經濟之權應當屬于在各種產業工會中的生產者的全俄代表大會，應當由他們選出中央機關來管理共和國的整個國民經濟”?！案鱾€經濟部門的生產工會的全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經濟部門的管理機關”?；鶎咏M織是工人委員會管理工廠生產。（49）也就是立即實行工會成為國家機關。
列寧在《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錯誤》及1921年1月21日發表于《真理報》上的《黨的危機》，1921年1月26日印發的小冊子《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錯誤》，對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把托洛茨基的《工會的作用和任務》說成一無是處，“全部內容都是錯誤的”。（50）“理論上的錯誤和極明顯的不正確地方，真是多得驚人”，“思想混亂”，“犯了一系列牽涉到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本質的錯誤”“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提綱包含著一系列的理論錯誤，一系列的原則錯誤”，“是一種在政治上有害的東西”。（51）……等等。列寧不是以同志式的態度來進行辯論，使用了罵人的話。說甚么托洛茨基是“政客的空談”；（52）罵布哈林“滾向工團主義去”。（53）而且以教訓人的口吻說話。說托洛茨基的錯誤是“片面、狂熱、夸大、固執”，布哈林不懂辯證法，“用折中主義偷換辯證法”（54）教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應該向魯祖塔克學習。（55）
列寧對托洛茨基的批評是強詞奪理
為了分清是非，很有必要對列寧的幾篇爭論的文章、報告及講話進行仔細的分析。
列寧多次說，對工會問題的爭論沒有原則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制造了分歧。
實際上有重大的原則分歧。原則的分歧就在于工會國家化、工會的性質、任務和作用的問題上。
黨綱確定工會參加工業管理，“同時，工會應當做到把作為統一經濟整體的全部國民經濟的全部管理切實地集中在自己手里?！保?6）那就是工會的性質是生產工會，工會的任務是管理生產。最初工會直接管理生產，后來管理生產權力轉移到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的各級經濟機關。工會只是派代表參加各級經濟機關間接管理生產。因而托洛茨基指出，工會成為國家機關的這個黨綱所確定的目標越來越遠；所以，托洛茨基說：“正如我們黨綱中所要求的那樣，把生產的全部管理工作集中在工會手里，意味著有計劃地把工會變成為工人國家機關，并逐步地把工會機關同經濟機關結合起來?！保?7）托洛茨基并非要立即實行工會國家化，工會國家化“發展速度可能受到最近時期我們整個發展所處的基本條件的制約而有所不同。但必須使工會全體工作人員都明確工會的發展方向，并沿此發展方向確定每一個前進步驟，哪怕這一步驟是微不足道的”，工會“國家化是一個分階段完成創造性過程。必須考慮到群眾的總水平和某些工業部門的特點，認真細致地確定這些階段，但必須明確地遵循這個方向，以便在局勢堅決要求前進時不致于后退”。（58）
為列寧高度贊揚的魯祖塔克的提綱《工會在生產中的任務》，表面上沒有提出工會國家化，只是對工會管理生產的過程作一般的敘述。提綱說，十月革命后，工會幾乎成為組織和管理生產的唯一機關。后來，工會和國家經濟管理機關平衡地和共同地進行管理企業。以后，國家經濟機關開始進行管理，工業管理和生產計劃的制訂工作都轉移到國家經濟機關。工會只是參加各級管理機關。魯祖塔克這番敘述工會管理生產演變的過程，完全符合托洛茨基指出的工會不是向國家化逐步的發展，而是向后倒退，離黨綱所制定的目標越來越遠了。魯祖塔克不是從工會國家化來提問題，而是從“國家經濟機關逐漸增加和復雜化，已經變成同生產不相稱的、龐大的官僚機器，這種情況不能不促使工會直接參加組織生產的工作，并且不僅是通過工會在經濟機關中的代表，而是作為整個組織來參加這項工作，這樣，在蘇維埃和國家經濟機關和工會之間建立了最嚴密的聯系的問題，又迫切地提到我們面前來了”。（59）工會整個組織來參加組織生產和管理生產，也就是工會和國家經濟機關立即融合起來，立即實行工會國家化。這就比托洛茨基的“必須現在就使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的委員和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團的委員總數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兼任這兩個機關的委員”，“在不久的將來工會和經濟機關融合起來”更為急進。列寧是反對立即工會國家化的，即使是實行初步的工會國家化也是反對的。可是，列寧卻投票贊成魯祖塔克的立即工會國家化的提綱，而且稱魯祖塔克的提綱比托洛茨基的和布哈林的提綱“強百倍”的好提綱，還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向魯祖塔克學習呢！這種怪事，只能夠用托洛茨基的話“意氣用事”（60）來說明了。
列寧說托洛茨基的工會和經濟機關結合方案是“官僚主義的主觀計劃”，是“政客的空談”。列寧舉出最高的國民經濟委員會的統計資料，說明工人參加各級經濟機關已占經濟機關總人數的61.6%，工人參加了管理接近2/3了，工會與經濟機關已經“結合”了。（61）其實，列寧所提出的工人參加管理機關的數字，并非托洛茨基所提出的工會與各級經濟機關相互兼任兩機關職務的一個初步計劃。工人參加經濟機關與工會和經濟機關相互兼任兩機關職務是兩個不同性質的事情。
除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提出的工會國家化初步計劃之外，還有工人反對派提出的立即實行工會國家化計劃（見前面注49）。還有民主集中派提出的與托洛茨基相類似的但比托洛茨基更進一步的計劃：由工會提名組成各級國家經濟機關，各級工會組織與各級經濟機關人員相互兼職，工會與經濟機關共同管理經濟，組織生產。（62）
所有提出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工會國家化計劃的各派，都是以黨綱所規定的工會國家化為依據的。列寧堅決反對任何工會國家化計劃（只是投票贊成魯祖塔克的提綱是例外）。他對工會的性質、工會的任務和作用以及對黨綱的工會國家化作出與眾不同（也與他自己過去）不同的解釋。
他說工會是工人階級的組織，是實現專政的階級組織；但是，工會不是國家組織，不是實行強制的組織，它是一個教育的組織，是學習管理、學習主持經濟的學校，是共產主義的學校。在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工會是國家政權的“蓄水池”；工會是黨和勞動群眾連結起來的“傳動裝置”。（63）
列寧首先指責托洛茨基（以及其他各派）引用黨綱第5條是“斷章取義”，沒有從全文來理解黨綱對工會的規定。現在我們把黨綱“經濟方面”的第5條全文照錄如下：
“5.公有工業的組織機構應當首先依靠工會。工會必須逐漸擺脫行會的狹隘性，變成包括本生產部門的大多數勞動者并且逐漸地包括全體勞動者的大規模的生產聯合?！?/p>
“根據蘇維埃共和國的法律和已有的實踐，工會已經成為一切地方的中央的工業管理機關的參加者，同時，工會應當做到把作為統一經濟整體的全部國民經濟的全部管理切實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因此，工會用這樣的方法來保證中央國家管理機關、國民經濟和廣大勞動群眾之間的密切聯系，并且廣泛地吸引后者直接參加經濟管理。工會參加經濟管理并吸收廣大群眾參加這一工作，同時也就是與蘇維埃政權的經濟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傾向進行斗爭的主要方法，并且為對生產結果實行真正的人民監督的提供可能。”（64）
列寧對黨綱“經濟方面”的第5條解釋說，工會首先“必須逐漸擺脫行會的狹隘性”，而現在工會還沒有做到擺脫行會的狹隘性。照列寧的意見是說，工會沒有做到擺脫行會的狹隘性，工會也就不能成為“大規模的生產聯合組織”?！肮斪龅桨选性谧约菏种小保h綱只說“應當做到”，沒有說現在去做，甚么時候做到這一點呢？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進行教育。教育每個人都會管理?，F在600萬工會會員，能選拔有多少人能夠擔當管理工作的呢？不能，我們還要做許多年的教育工作才能夠做到這點。黨綱說“應當做到把全部國民經濟的全部管理切實地集中在自己手中”。這里并沒有說工業部門，而托洛茨基在他的提綱中說的是工業部門。工會還沒有能力管理，也就不能夠做到把“管理切實地集中在自己手中”了。（65）
托洛茨基的提綱《工會的作用和任務》引用黨綱“經濟方面”第5條的全文，并沒有斷章取義，托洛茨基的提綱是說工業部門。黨綱就是說“公有工業的組織機構”依靠工會，工會逐漸成為“大規模的生產聯合”組織，也只是指工業企業，并沒有包括農業，而那時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也只是管理工業部門，并沒有管理農業生產。
黨綱確定工會國家化的目標是不能否認的，至于目前工會還未具備條件把整個國民經濟管理起來，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應該向工會國家化這個方向推進，而不應該把工會國家化往后倒退，與國家化這個目標越來越遠。托洛茨基也就是從這個立場出發提出：
“生產工會不是從屬于生產的工會，而是為了生產的工會，即為了全面地參加生產，包括領導生產的工會。在這種情況下，顯然，經濟機關和工會組織的平衡存在只能容許作為暫時現象，而不能容許作為工人國家的原則。共產黨、生產工會和工人國家機關的思想和精力應當用來使經濟機關和工會在不遠的將來融合起來，以便使工會毫無例外地吸收該工業部門的所有工作人員，使行政經濟機關成為名副其實的生產機關，即成為工會極重要機關，而后成為宣傳教育、供應和執行紀律之類性質的機關”?！肮矫娴娜蝿找獜膬煞矫鎭砜紤]：一方面必須使工會掌握生產，另一方面應當使工會有能力掌握生產，而不僅是協助生產”。（66）
由此可見，托洛茨基確定工會的性質是生產工會，工會的主要任務就是組織生產，管理生產；教育、生產宣傳、供應和執行紀律是工會次要的任務，這是符合于黨綱精神的。而列寧把工會只看成為教育機關，學習管理生產的共產主義學校；那末，工會的主要任務只是教育工人，訓練工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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