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使任繼愈先生也能寫一篇牛棚雜憶之類，想來也會名聲更加輝煌

　　由任繼愈先生六十年代他主編的《中國哲學史》（四卷本），一直是大學哲學系的基本教材，為國家培養了一代代哲學工作者。人的一生僅此一項貢獻就足以在信仰馬列主義的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奠定一生的輝煌了。更何況，七十年代后期，任繼愈先生接下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任繼愈先生認為佛教哲學思想是中國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以此為研究對象，連續發表了幾篇研究佛教哲學的文章。也就是這些文章，使他受到毛澤東的重視。這些論文后來以《漢唐佛教思想論集》出版，成為新中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宗教問題的奠基之作。之后，又主編《中國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國道教史》、《宗教大辭典》、《佛教大辭典》。
　　相比之下，季羨林的的梵文研究怎么能與任繼愈先生把畢生精力主要用于對中國青年一代的馬列主義傳播、教育，用馬列主義唯物主義觀點吸收中國文化方面作出的偉大貢獻相提并論？
　　然而，兩人同時去世，待遇卻大不相同，一個是風光無限，一個是門前車馬稀。
　　剖析其中奧妙，或許正是由于任繼愈先生沒有能夠全面否定自己前三十年對馬列主義的宣傳，沒有象季羨林那樣寫出文革遭受迫害的成名作《牛棚雜憶》傷痕文章，以至于直至死后，都沒有能夠受到政治大人物的青睞。
　　本來，“文化大革命”期間，任繼愈先生也曾經被送往河南信陽干校接受“教育”。并且，由于種種原因，他的右眼患了嚴重的眼疾，以致失明；左眼視力也受到了損害。下放期間把眼睛都弄瞎了，這樣的遭遇若是寫出來，相信一定比季羨林《牛棚雜憶》更能讓人憤慨，更能賺取無數人的同情的眼淚，可是人們卻沒有看到任繼愈這方面的回憶。
　　相反，任繼愈先生對現實的教育卻提出了諸多的不同看法，據王麗在其《大音希聲——悼任繼愈先生》一篇博客中回憶說：
　　“最近的一次去看他時，保姆說他已經神志不清了，人也不太認得。我進了病房，見他躺在那兒，眼睛似開似闔；身上插著好幾根管子，正發著燒，形容十分衰弱。我湊近試探著叫他，沒想到他立刻認出我來，睜大眼睛點頭說：“恩，你身體怎么樣？”我說挺好的，可我不敢跟他多說。“中學教育比小學重要。”他忽然目光炯炯地看著我說，“小學是學知識的，中學是學做人的。小學學不好可以補救，中學學不好就沒辦法補救了！”說完停了一下，又接著說：“小學是一段，中學是一段，大學又是一段。中學的基礎要放得寬一點好；高中文理不要分科了。”“他很用力地說著，一字一句，雖然口齒有點不清。我趕緊唯唯，心里卻百感交集：他病成這樣，可一見我便談中國教育問題，好像我是教育部長似的！”
　　筆者想起朱熹晚年“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若沉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任繼愈先生又何嘗不如此？在他心目中，“家國”大事是他“惕然常以為憂”的；即便他沉疴纏身，一旦言及此，他永遠不會“神志不清”的，也許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士”的精神傳統”。看了王麗這段真實的回憶，大凡稍有愛國之心，誰能不為之動容！
　　而被精英們譽為“國學大師”的國寶級人物，沒有為“家國”大事“惕然常以為憂”，卻為人們留下“真話不全講”這句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自己做人的真諦。“惕然常以為憂”死的默默無聞，沒有輝煌；“真話不全講”卻倍受贊賞，從而可見如今政治人物的價值觀取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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