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列寧主義的犧牲：

列寧主義的犧牲是驚天動地的。

雖然，現代革命和革命的犧牲并不是從列寧主義開始，但是列寧主義卻使革命和犧牲以空前未有的規模，走上了勝利和成功的道路。

革命的犧牲是經由革命先驅、到革命黨人、到革命軍隊、最后到全民的犧牲的，當全民都傾心傾力地投入到革命和犧牲的行列中時，中國革命就變成了排山倒海之勢。

中國革命為什么是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最后的勝利，而不是相對而言貌似非常強大的國民黨？

本文前面說過，當時的中國社會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中國近代社會從鴉片戰爭以后就一直是連綿不斷的戰時狀態，如果做一個比喻，整個社會就像一棟點燃了熊熊大火的巨型大廈（也許你會聯想到9.11的場景），大廈里面，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承擔著組織民眾逃離險境的責任，國民黨相對要強大得多，照理應該能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國民黨在組織民眾逃離險境時，卻始終也放不下私利，它有很多私己利益需要照顧，包括大樓之內的富有階層的、各級官僚階層、各個利益集團的利益，而且，他們在大樓之外，還有國際壟斷資本的利益要照顧。

在極其險惡的危機中，仍以照顧私利為先，這是國民黨最致命的問題。

國民黨從根底上就是跟原生工業社會初期新生資產階級一樣的人，他們所要做的就是維護私利，所以他們崇仰原生工業社會走過的道路，這跟洋務運動開始的思維沒什么兩樣，如果中國是處于全球自由資本主義的初期，那他們做的就是對的，他們以新生資產階級對付國內的沒落階級，他們會是夠力的。

但是，在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歷史時期，他們對私利的態度決定了他們力量的限度，其無論他們聚集的能量有多大，他們都不得不屈服于國際壟斷資本的力量，所以它所能聚集的力量絕對達不到能與國際資本相抗衡的地步。

而列寧主義的共產黨就完全不同，列寧主義用社會主義否定私有制，列寧主義的中國共產黨聚集了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力量，聚集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這就是我們前面說的落后生產力的總量，由于中國是非常大的國家，所以我們聚集的是能夠而且敢于與國際資本相抗衡的力量。

國民黨不僅要屈服于國際資本的力量，他們必須屈服于內部的各種私利，所以他們已經聚集的總能量本身還得大打折扣，因為他們內部所有的利益集團都是同樣以私己的利益為重的，向心力非常有限。

抗日戰爭時期就有非常多的實例，當時國民黨軍隊的總兵力和裝備水平在國內是絕對一哥的位置，其雖然與日本的軍力有一定的差距，但絕不應該是一觸即垮，甚至是未觸先垮，一垮千里的境況，在當時全民逃難的情況下（多象大廈著火！），蔣介石叫韓復渠出兵抗擊日本軍隊，韓卻帶著八萬大兵一逃了之，私利就是韓最大的原因，韓認為自己出兵就給蔣介石占便宜了。

國民黨太多這樣的實例了。

現在有些人為國民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表現翻案，但不管你怎么翻都沒法否定，戰爭期間絕大多數領土的丟失，是跟國民黨軍隊在戰區非常丟臉的失常作為有關。而且，我們還不要忘記這樣的一些史實：共產黨可以在敵后生存和發展，可以在敵后積極戰斗，為什么國民黨幾百萬軍隊在敵后就好像并沒有立足之地？國民黨在敵后幾乎只能充當漢奸偽軍？這些偽軍至少有一百多萬。再有，后期國民黨正面戰線的某種穩定，如果離開印緬公路和航線會怎么樣？這點戰果還不是要極大的仰仗于外國人？

你看看國民黨所聚攏的幾大利益群體，封建地主的群體是已經沒落的勢力，自由資本主義的群體是還未成熟的勢力，官僚資本的群體則是相當程度依附外國的勢力，在國際資本主義全球經濟的年代，這些勢力從根本上講，都不是真正有能力抗衡國際資本的勢力，即使幾大利益群體形成合力也不可能。

所以說，國民黨在國內雖然貌似強大，但因為私利的分割，實際的效能是非常有限的，是根本沒法跟共產黨聚攏的幾億人的落后生產力和幾億人的人心的總和相比的。

列寧主義用社會主義否定私有制，這在最危急的戰時狀態的當時是極其重要的。

共產黨沒有私有制的束縛，他們全心全意地組織民眾逃離險境，這就是中國革命成功的基礎條件之一。

可以這么說，共產黨就是聚集了全民的力量贏得革命成功的！中國絕大多數民眾當時都傾心傾力的投入到革命之中，都傾心傾力的跟著共產黨去革命，去犧牲。

最近有部叫《亮劍》電視劇，那個指揮官叫李云龍的，這個李云龍的演繹真是與真實的歷史非常的不入格，中國革命的真實感受應該是比較象蘇聯一些大片那樣，也象一些中國老片的故事，是一種非常集體化行動的結果，而這個李云龍倒象是好萊塢故事里的美國軍官，以個性的完美與否而定輸贏，那些導演、編劇的功夫非常不錯，劇作有很好的感染力，不過對時代脈搏的真實度卻把握的很不好。

中國革命不僅在戰爭時期是依靠全民犧牲，在新中國建設時期也是充滿著犧牲，中國有無數的公路、鐵路、水利設施都是全民義務勞動建成的，這些正構成了中國經濟發展最早的基礎。

最近看到一份論文，論文中寫到：新中國工業化第一步，到一九七八年完成累計完成的投資數量為15133億元，如果由私人資本主導工業化，就要考慮加上建設用土地的價格，這是一個不小的數字；而交通系統建設中間很多土建工程（1978年公路通車里程89萬公里，鐵路5萬多公里），都是無償征用農村剩余勞動力完成的，這個巨大的投入也沒有轉化為對資本積累的要求。如果是由私人資本主導工業化進程，這一切都必須要付出適當數量的貨幣，要建設同樣數量的工廠和交通事業，要求實際沉淀的“購買力水平”肯定要超過30000億元以上。考慮到一九四九年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的總量不超過120億元，要實現這樣數量的積累規模，將需要上百年時間。

這一段文字的意思是，中國經濟從開始的120億規模到15133億規模，本需要100年的時間才可能完成的經濟建設目標，我們不到30年就做到了。

我不知道我這篇論文作者的原意是什么，也不知道里面的數據和論點是不是全對，但我覺得還是應該好好看看那篇論文，里面有許多非常正面而又中肯的論述。

這是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功勞，也是中國全體民眾犧牲一切、舍棄一切取得的成果，中國民眾在這段時間只得到了非常低水平的生活保障，農民修筑鐵路公路成了國家的經濟命脈，但農民只是回生產隊拿了工分，甚至還沒有工分；工人保障了社會需求，提供了經濟發展的資金，但工人只有僅夠生活的一點工資，我們就這樣靠全民的犧牲打好了中國的工業基礎！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曾經想要走新民主主義道路，給民族資本和其它私營經濟正常的發展條件，但事實證明，在全國經濟規模只有120億的年代，民族資本等的私己性對全社會的拖累太大，私人經濟雖有競爭性很強的一面，卻也有成功幾率不高的一面，既有追求發展的一面，也有不顧他人或難顧他人的一面，既有積極進取的一面、也有個人浪費的一面，既有擁有資金的一面、也有規模非常非常小的一面……。

而且我們應該看到，人民革命的成果是全民犧牲得來的，革命成功以后，我們的生產力水平還很低，保障人們的基本生活是我們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全體民眾都應該能享受到勝利成果，我們不能因為部分人的私利而把人民拋開，總不能一邊見人將糧食囤積居奇，一邊見大批民眾不得不斷糧。

曾有論文引述過以下的事例：武漢XX集團有兩個比較大的企業，一個是申新四廠，是紗廠，另外一個是福新第五面粉廠，他們還有一個自備電廠裝機容量3000千瓦，XX集團把這個電廠抵押給人民銀行貸款90萬元，去外地收購棉花和小麥囤積在倉庫里，既不生產，也不銷售，就是等著漲價，結果引發武漢市民的憤怒，那些很饑餓的市民把福新面粉廠的大門砸開，勒令他們進行正常的生產和銷售。

在新民主主義經濟還作為政策導向的這個時候，私人資本實際是自己跳出來進行了最惡劣的表演，他們為了自己的狹隘私利，耗盡了自己的輿論和民眾支持。

私人資本的所有者既不一定是道德意義上的壞人，也不一定是好人，但追逐私利的本性決定了他們必定做出與人民群眾利益相違的選擇。

當時，蘇聯的經驗就擺在我們的面前，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模式就是能夠保障經濟發展的高速度，這是以私人經濟為主導的發展模式根本沒法相比的。

我們現在把私有經濟比國有經濟優越當作真理，而在當時卻完全不是！并不是因為我們喜歡強權才走了國有經濟的道路。

總之，最終我們還是選擇通過社會主義改造，重新走正了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道路，這使我們許多產業能以很快速度，完成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產業發展上百年時間所走過的歷程，這也許可以說是“強行”進入到工業社會的概念，是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為我們贏得了百年的速度！

我們在改革開放前的經濟建設不能說沒有過失誤的挫折，沒有失敗之處，但總的來講還是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的，改革開放之后的經濟運作是另外一回事，用現在的環境來否定前面的成功是非常不合適的。

全國的低工資制是全民犧牲的經濟建設的最大例證之一，低工資制是國家得以將非常有限的資金和經濟建設所獲，最大限度的運用到新的項目的建設中去，這是我們經濟發展效率和速度的源泉之一。

當我們現在已經成功跨入工業社會的年代，如果有條件的話，還是應該考慮給付出過傾心傾力犧牲的全體人民以一定的補償，現在我們的社保應該就是很重要的途徑之一。

反哺過去參與犧牲的人群是我們現在社會的重要責任，取消農業稅可能就是一項最漂亮的反哺，這是對全國農民的反哺，現在部分轉業干部也收到一定的反哺，過去的國營和集體的工人、英模、烈屬和傷殘軍人、全國的民辦教師、體育運動隊過氣或者未能成器的運動員等等，都是一些應該給與一定反哺的人群，他們中除了已經進入老年的之外，多數需要的不一定是享受生活的那種反哺，而是一塊墊腳磚式的反哺，我們的基本責任，是讓他們有條件站在現在參與市場競爭、參與自由競爭的同一起跑線上。

最簡單的例子，我們以前在全國組建了那么多的地質隊（光地質部門每省就有約20支），這些地質隊查遍了全國的山川河流，石油、煤炭、鋼鐵、有色金屬等等我們現在都不成問題，水利、道路建設都有很好的勘探基礎，而這么多地質隊當年有可能靠私有經濟來支撐嗎？絕對不可能啦！現在，我們打好基礎了，我們的地質隊員也都老了，爬不動山了，我們應該讓他們具有跟現在純享受成果的人們有大致可比的生存條件，一個爬慣山的人用不慣計算機了，只能做較低收入的職位，如果國家現在能給點補貼他，他就不一定會被丟在山溝里了。

戰爭時期民眾的犧牲我沒有直接看到，但和平時期我卻看過非常非常多。

我一直很深刻的記得以前廣東潮陽縣圍海墾田的故事，當時要建筑一條若干公里長的海堤，建設長堤需要非常多的石料和其它材料，而這全部運輸量都是靠農民用自行車完成的，那時候沒有汽車、沒有用船，農民最寶貝的就是錳鋼的雙梁鳳凰加重單車，每部單車每次好像可以運半噸重的石塊（希望我沒說錯）。

紅旗渠是中國最著名的例子，相信有更多人知道和更有說服力，這是號稱世界的八奇跡的引水灌溉工程，整個建設工程歷時十年，干部和農民每天只有一斤糧食和一斤半菜，堅持奮戰在太行山的懸崖峭壁上，共修成干渠近40公里，灌區水渠1500多公里，挖掘土石方足以構成寬2米、高3米、從廣州連到哈爾濱的現代長城，農民的犧牲和長遠利益是永遠也說不完的。

全民犧牲搞經濟的年代有一個特別的問題不得不說，那就是電信最初發展時收初裝費的那種特殊模式，當初發展電信事業時，可能因為國家沒有太多資金投入，開了收初裝費的先河，這使國家能用有限的資金，搭起了全國電信網絡和電信事業的最初基礎，這里面凡是交了初裝費的也都是一種個人的犧牲，是一種額外奉獻，這種情況按私有經濟規則是不行的，但在以前卻也是保證國家經濟發展的一種有效方法。

總而言之，中國人民的犧牲確實是驚天動地的！

但是，犧牲應該是有限度的！

犧牲的限度是什么？

過去犧牲的限度是：過去的犧牲是危急年代的付出，當人們知道犧牲會有成果、而且不會被人盜取時，人們就會舍得犧牲，這是我們力量的源泉。

現在犧牲的限度是：當我們已經進入工業社會，除非極個別特殊的緊急情況，一般是不需要民眾犧牲的！這是從憲法確認保護私有財產之時就應該更改過來的。

工業社會是一個過剩社會，或者說是全過剩社會，過剩社會已經有能力應付社會的所有需求，沒必要要求個人付出犧牲，除非是面對個別突發的緊急情況。

不過，現在仍有太多要求民眾犧牲的慣性：在前不久廣州禁行電動車的聽證會上，主導輿論要求市民服從大局就是那樣，也許說，禁某種車的行政命令可能并不違法，但是不能要求市民以犧牲來服從大局，政府起碼應該做的是保證充分補償，禁摩托車也是一樣，單部摩托車在廣州光牌照就值上萬元，我們禁摩給了多少？任何行政指令都不能以不公平買賣而犯眾。

還有，在不久前廣州管道煤氣初裝費的聽證會上也一樣，主導輿論竟然說如果沒有初裝費，就不能實現廣州的管道煤氣建設，廣州沒錢？需要廣州市民為廣州市的管道煤氣建設特別支付？過去，電信初裝費的終極目標是為中國建設電信的基礎，現在煤氣的初裝費則是在為煤氣公司員工的高福利付賬，性質絕對不同！如果這個帳一定要付，則應該由政府來付，絕不能叫群眾來付。

這兩種東西都非常不好！政府機構和壟斷組織現在還有太多利用特權從民眾中獲取利益的行為，這應該盡快清理解決。

任何政府機構和壟斷組織絕對沒權妄動民眾的利益！

我們任何時候說的民眾的犧牲，是說民眾自動自愿投入的犧牲，而任何以犧牲民眾利益為目的的行為，應該都是我們黨和政府所決不能容忍的，包括我們對自己的要求，我們現在很多政府在這方面就做得很差，他們早就忘記，他們把民眾自動自愿的犧牲，變成認為老百姓是可以隨意犧牲，他們根本不知道，離開人民群眾，我們就會像過去的國民黨那樣失去所有的一切。

我看過的參考論文還有一種說法：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的內涵，都是以在政治上強烈否定精英階層的剩余索取權，來確保民眾的長遠利益，是在試圖把勞動大眾的權力和利益進行更充分的“保險”，這一保險指向了擁有控制權的群體（包括官僚精英群體和知識精英群體），防止他們把控制權變成剩余索取權，給人民利益進行“保險”的核心設計，就是使精英階層不能行使剩余索取權，這也是平民階層實現長遠利益唯一的風險所在。

應該說精英階層并不是人民的敵人，但卻都是比較容易在社會上獲得利益的人群，我們的黨政領導干部，就是這個人群里最需要社會監督的人群。

難道不是這樣的嗎？我們絕大多數人其實都非常矛盾，一方面，他們對現在各種領導精英和知識精英的表現極其不滿，僅舉人們對醫療改革中醫務人員的許多表現的貶損就可以說明，當然還有對各種黨政官員和管理人員表現的貶損，對許多有錢人的貶損等等，其實這些人都是毛澤東過去一直嚴厲指向的人群，另一方面，他們對毛澤東過去對社會精英的嚴厲和管束也非常不滿，這是非常奇怪的。

在生產力水平還非常低下的歷史時期，如果任由社會精英任意行使剩余索取權，將是人民群眾的絕大災難。

毛澤東從來沒有放松對社會精英剩余索取權的警惕性，毛澤東從全國解放前就開始嚴辭告誡過全黨，共產黨的黨員、干部、軍隊其實都是社會精英，這些人解放后一直受到來自內部的嚴厲管束，所以我們以前從來都沒有過“老子打下江山，你們……”這樣的話語流行過，這多么難得！毛澤東一直都不給參加革命的“自己人”很多利益，這難道不是我們中國人的極大福祉！？

單純論個人收入的待遇而言，我們不是曾經聽見過“革命不如不革命”、“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抱怨嗎？共產黨人向人民的收入水平看齊，個人收入一般，而跟共產黨合作的人士，實行的卻是優惠政策，所以常常有收入稍高一些，后來在參議圈等場合，這種對比有時竟會顯出失常的尷尬。

總之：站在共產黨一邊就要忍受犧牲，許多難耐犧牲的個人終有可能落走，這也是歷史真實的一部分。

總之：站在共產黨一邊就不能犧牲人民，共產黨自己就更不用說！

我們很多人經常不知道自己是誰！老是以為自己是民眾的管理者！大錯特錯了！誰也沒權不做永久的公仆，誰也沒權做原始社會后期開始出現的那種酋長，那種開始可以隨意或者設法侵吞群體利益的酋長。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什么時候能夠回來？當街市上的軍車每每高鳴喇叭亂闖紅燈的時候，我就會想到這個問題；當每每遇到和聽到警察惡意侵害平民百姓的時候，我也會想到；當聽到和遇到政府機關把自己凌駕百姓之上搞創收的時候，我都會想到。違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危害群眾利益的行為，過去曾經是最高的罪行，現在不應該成為我們最強硬的鋼鐵規矩嗎？

戰爭時期，曾經有一個連隊來到一個村寨門外，老百姓搞不清什么軍隊不敢開門，連長解釋也不行，連隊只好坐下來唱唱歌，當一唱起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時候，老百姓趕快打開了大門，村民說：真八路才會唱這個歌！

解放軍的力量就是來源于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是來源于人民大眾！

前面我們講過抗戰時國民黨軍隊表現低下的事，其實在北伐時蔣介石自己就有過親身體驗，當年他明令在黨內、軍內驅逐共產黨之后北伐開始時，他就哀嘆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因為共產黨員退出而弊病叢生，尤其是部隊“紀律日墮”，遠非從前可比，因此他不僅連電“申斥其主帥”，而且嚴厲批評各級軍官“弄得士兵的知識學問都不能進步”，他甚至痛罵自己的部下：“黨代表存在的時候，軍隊多少還有些精神，黨代表撤銷了，弄得這樣腐敗，給人家笑罵，我在外面聽見人家講話，真是羞極了，不能做人！你們曉得不曉得？”

前面我們用過分蛋糕的時髦比喻，我們重新來通俗一下：過去，我們沒有蛋糕非常悲慘，事實證明只有經過全民的犧牲才有可能慢慢做出這個蛋糕，顯然，凡是有獨吞或私分蛋糕嫌疑的都沒有信用資格當做蛋糕的領班，結果民眾都跟共產黨走了，列寧主義的共產黨以社會主義否定私有制，共產黨沒有私利，所以民眾得以放心，民眾的力量排山倒海，結果我們把蛋糕真的做了出來的，這個蛋糕就是全國解放以至到達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做蛋糕沒問題了，可以不斷的做，當然也可以不斷的分，分（！）就可能是私有制，我們有條件恢復私有制了，這時我們又成了分蛋糕的主持，如果我們忘記做主持的資格是原先信用資格的延續，就會做出想獨吞或私分的勾當，而做這種勾當就是腐敗，如果我們任由腐敗，就會失去民眾的信任，我們也就失去了做主持的資格和基礎。

列寧主義經由兩個大國帶動一批國家成功進入工業社會的正常發展階段，這成就是無比偉大的，無數人們的犧牲都是值得和應該感謝的，也許還包括許多有意無意受到過傷害的人們。

列寧主義將人力、物力及幾乎所有資源最大限度的集中就要極大的犧牲個人，這就是列寧主義一直背著的負面問題，先進國家一直用這個來攻擊列寧主義的國家和其它一些落后國家。

先進國家的經濟和社會是自由資本年代發展起來的，它的目標是要解決新生資產階級私利的保障，基本是用資產階級的金錢解決資產階級的社會權力，犧牲的問題并不突出。

而落后國家發展資本主義的時候問題就比較復雜，國際資本的巨大壓力已經成為第一位的問題，落后國家沒有任何一個階級擁有足量的金錢和能量可以與之對抗，如果沒有全民犧牲的能量，就幾乎根本沒有足夠的能量獲得生產力的發展權，根本沒可能進入到工業社會，這就是事實，驚天動地的犧牲是當時后生工業社會得以誕生的基本條件，這跟原生工業社會的誕生完全不同。

看過雨果的《九三年》嗎？其實，最早期的自由資本主義革命也是充滿著負面的爭斗和拼搏，存在著理想與齷恥的碰撞，全民犧牲的拼搏并不是罪惡。

先進國家對后進國家的種種責難用心非常險惡，他們就是想落后大國永遠是一盤散沙，就是想把落后大國已經捏成一扎的筷子，再拆散成一支一支，希望你人心渙散永遠都得不到正常發展，這就是的真相，相信普京會最強的感受到這一點。

我們應該贊美過去的犧牲，贊美人民的犧牲，贊美我們犧牲的成果，為什么不呢？

 （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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