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富于民還是藏富于敵？　
吉安　
2009年5月18日

　　提出［胡溫新政］之后，又明確指出過，衡量胡溫新政是否成功的二條標準：　
　　一，縮小社會貧富差距；　
　　二，統一臺灣。　
　　看一個政府是否成功，不能以一個政府自己說了算，而應該從科學的觀點出發，既應該以客觀的標準來衡量。吉安以為上面這二條就是可以作為衡量的主要客觀標準。　
　　怎樣成功地做到這二條，是需要許多主觀和客觀條件的。所謂主觀條件，就是政府自己的思維方式和方法，或意愿；所謂客觀條件，就是社會客觀現實。　
　　縱觀胡溫新政以來，這二條成功的主觀條件是具備的，既胡溫的意愿是明顯的，也就是說，胡溫的意愿是要縮小社會貧富差距，是要統一臺灣的。但是，卻存在著較大的思維方式和方法的問題。　
　　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本文的標題，藏富于民還是藏富于敵？　
　　很明顯，這個問題，對以上二個衡量胡溫新政是否成功的客觀標準，都是有極大份量的影響的，可以說，是有決定性的影響的。也就是說，這個問題是否解決得好，將會決定胡溫新政是否成功，或成功之大小。　
　　中國的財富，按中國的憲法，按中國共產黨的黨章，都是屬于中國人民共同享有的，憑此，藏富于民，是當然的正確。一切利民富民的政策，都是藏富于民的政策，都是正確的政策。　
　　胡溫新政以來，取消農業稅，給予農民各種補助補貼，　加強西部經濟建設，改進全民醫療條件，為低收入家庭提供廉價房，等等，都是從宏觀上縮小社會貧富差別的重大措施，因此，可以說，比較前任政府，胡溫新政已經在縮小社會貧富差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是，在吉安看，這個成功并不十分理想。換言之，這個成功本來可以更大。　
　　憑什么講并不十分理想呢？因為在胡溫新政之下，出現了翁安之亂，出現了王斌余，　出現了楊佳，現在，又出現了鄧玉嬌等等因為社會貧富差別仍然巨大而發生的惡性案件。對鄧案之前的，吉安都已發文做過有關的分析和評判。對鄧案，不擬在此多談，可以推薦強國論壇網友數生的一篇文章，　［如果中國三月增持債券的錢全部投入巴東縣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92113251＆bid＝2］（注：吉安與數生是多年的網友，雖然在有些問題上有分歧，但數生是贊同中國主義，并且是最早參透中國主義是要用中國文化一統世界的）。　
　　很明顯，在胡溫實施各項利民富民，也就是藏富于民的政策和措施的同時，也在實施藏富于敵的政策和措施，例如，長期大量購買美國國債，長期保持對臺貿易赤字，就是明顯的藏富于敵的政策和措施。而正因為此，導致了縮小社會貧富差別并不理想，統一前途并不明朗。　
　　眾所周知，中國迄今購買的美國國債總額，已經高達約一萬億美元，約相當于七萬億人民幣，而在當前世界范圍內的嚴重經濟危機中，中國政府拿出的以期解決中國經濟危機的資金則只是四萬億元人民幣，也就是說，中國儲藏在美國的資金，比中國用于自救的資金高出75％。換言之，中國政府借給美國的錢，比中國政府打算借給中國人民的錢還要多75％。　
　　而美國則是世界上對中國最具敵意的國家，十年前，美國轟炸過中國駐南使館，十年來美國的軍機軍艦從未間斷過對中國領空領海進行侵犯，美國從未間斷過支持臧獨疆獨和臺獨，美國從未間斷過向臺灣出售武器，等等一切，皆可明證美國是中國的敵國。所以，中國政府長期大量購買美國國債，就是藏富于敵。　
　　從邏輯上來看，中國借錢給敵國美國的結果，一方面是增強敵國的經濟力量，一方面是削弱中國自己的經濟力量。所以，藏富于敵是愚蠢的敗國之政策和措施。　
　　吉安注意到，最近，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人克魯格曼對中國大量購買美國國債，表示了不理解，認為［很奇怪］。這，說明了凡持客學思維方式和方法的人，見解是一樣的。　
　　而歷史上，美國與吉安觀點一樣的人，并非克魯格曼一個。　
　　在八國聯軍之后，就曾有過馬克。土溫，一個美國的文學家，就講過支持中國義和團的話，他說，如果中國人跑到美國亂殺美國人，他也要在美國搞義和團殺中國人。　
　　在吉安看，　克魯格曼對中國大量購買美國國債的看法，相當于是經濟上的馬克。土溫觀點。很明顯，　反過來，從邏輯上反推，克魯格曼肯定是不主張美國政府大量購買中國國債的，否則，他同樣會認為奇怪的。　
　　很簡單的邏輯，在可以自富的情況下，完全沒有必要去走先讓他富，在讓他富之后再使我后富的大彎路。　
　　而中國有不少的漢奸學者和官員，卻大罵克魯格曼，正是他們，導致了藏富于敵的敗國政策和措施。　
　　同理，長期保持對臺貿易赤字，而且是巨大赤字，在臺灣未回歸之前，未統一之前，等同于藏富于敵。很簡單，在臺獨仍然囂張的情況下，臺灣的經濟只有在山窮水盡之時，統一才有可能。而長期保持對臺貿易赤字，則是完全愚蠢的反向操作，是養虎遺患。最近，大陸游客到臺灣數量巨大，購買力巨大，在臺獨們看，是大陸人的囂張，哪里有半點感恩戴德之心？在國民黨看，有的只是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大陸對臺灣保持巨大的貿易赤字，唯一的結果，就是有利于臺灣向美國購買更多的武器裝備，以對抗大陸的武力，以拖延統一。　
　　故，雖然胡溫新政以來，在縮小社會貧富差別，有所成功，但并不理想，且本應該有更大的成功。　
　　就以上的分析來看，如果不能解決藏富于敵這個大問題，不但在縮小貧富差別方面，斷難有更大成功，很可能導致更大的差別，出現更多的翁安之亂。　
　　而統一，則將根本一事無成，反會使臺獨力量不斷加強。不要看什么三通的表面，要看三通的結果，結果是單方面地大有利于臺灣，而單方面地大不利于大陸。　
　　中國的前途，胡溫之治的前途，吉安除感覺奇怪之外，則斷難看好。　
　　而如果中國政府不再施行藏富于敵的敗國政策和措施，只施行藏富于民的政策和措施，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將會迅速地縮小，廣大人民將可迅速大富大貴起來，經濟力量將會迅速地強大起來，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將會更強起來，統一臺灣，當然就有了大的希望。　

如果中國三月增持債券的錢全部投入巴東縣
［數學］發表時間：2009－05－17 19：41：26

　　我從來不主張消滅資本家，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我認為資本家可以分為兩類，好資本家和壞資本家。
　　好資本家，在我看來，就是直接雇傭工人進行剝削的資本家，而壞資本家，則是有了錢不雇傭工人，而是想辦法買這個炒那個，來想辦法掙錢的資本家。后者對社會的危害要大得多，而前者則對人類社會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有貢獻。正如劉少奇主席說的，資本家，你剝削剝削我，如果你不剝削我，我就沒飯吃。也就是說，劉少奇同志是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他這么說，當然有他的道理，反而是毛澤東犯了左的錯誤。也就是說，直接雇傭工人干事情的資本家，是對社會有積極貢獻的資本家。當然，會有人想到黑磚窯，想到制假販假，對這樣的不法行為當然要嚴厲打擊，但是，正兒八經雇傭工人，在合法的情況下給社會提供有用產品，并解決就業問題，促進生產發展的資本家，是應當鼓勵的。
　　從上面這段話看，我這個人就是右派。我不想回到文革，什么極左路線造反有理那里去，之所以要為歷史辯護，是因為，即使歷史上不正確，也沒有任何妖魔化的必要。所以我堅決反對妖魔化的研究辦法，仍然可以堅持改開路線。
　　因此，本帖子要提出一個觀點，就是中國3月份增持的美元債券三百多億美元，或者說新借給美國政府的三百億美元的錢，這個決策我不同意，我主張這筆錢，應當全部投入到湖北省的巴東縣去。我下面要進行這方面的邏輯推理。
　　首先，3月份的借給美國的3百億美元，最后因為美國政府的投資而被美國的某資本家賺得，這個資本家再帶3百億美元來中國湖北省的巴東縣投資，那個時候招商辦主任鄧貴大還健在，當然會特別歡迎，能夠不歡迎嗎？一定會歡迎的，會請這位資本家去巴東縣的雄風賓館一展雄風，再去夢幻城體現夢幻。實際上鄧貴大不要說爭取來三百億美元的投資，只要爭取來一億美元的投資，那就是立了大功的。這也是鄧貴大要親率辦公室全體人員，去冒眷生命危險進行“商品檢驗”的原因。
　　當然，我這里會想得美。通常美國的資本家，拿著三百億美元，來到巴東縣考察，多半最后得出：“這個地方地理環境不好，交通不便，人口素質差，也沒有什么值得投資的產品，因此，在這里投資是不明智的選擇。”這樣的結論，因此我相信資本家不會在巴東縣投入三百億美元，即使夢幻城的全體“商品”質量可靠也不行。
　　資本家這么思考問題完全正確，如果我是資本家，我也會這么思考問題。
　　但是我下面要指出，如果一個無產階級政權，手里有三百億美元，來到巴東縣，也和上面的資本家一樣的思考辦法，最后得出結論：“三百億美元投在巴東縣，肯定會賠本，因此不如投到美國債券那里，收益更多。”我要指出，作為政府，這么思考問題就不正確了。也就是說，一件事情，資本家這么思考問題可以，而無產階級政府這么思考問題就不對，為什么，請聽下面論證。
　　無產階級政府，對社會的發展有信心，也有權力，因此，當一個地區的人民素質差的時候，它有這個能力也有這個辦法，通過一系列的政府手段，使人民的素質提高。他也必須有這個信心。如果他潛意識里已經是“這個地區的人民已經沒治，素質不可能提高。”作為政府這么思考代表了一種絕望思考，這種絕望思考說明它對人民沒有信心，對人民沒有信心的政府談何工人階級的政府？因此，不應當沒有信心，應當相信中國人民的素質能夠在政府的領導下有所改善，當然，改善素質就需要有投入，政府當然可以主持這種投入。
　　這種政府能夠做到的投入，資本家則沒有這種責任，資本家沒有讓一個地區的人民素質提高的責任和義務。一個資本家來到一個地區，發現這個地區的人民素質差，因此他扭頭去其它地區投資，是應當的，因為一個資本家的權力有限，也無法做到“先投一部分資來提高人民素質，再投一部分資好掙錢”，資本家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一個地區人民素質差，他只好去往別處。
　　但是，無產階級政權是要改造社會，引領全中國人民步入現代化的，而現代化從根本上說不是“錢的現代化”，而是“人的素質的現代化”。可以認為什么時候中國人民的素質是現代化的，那么中國就是實現了現代化的，甚至在中國人民素質現代化的時候象美國那樣沒有節余欠了一大筆錢，也是這樣。因此如果投一大筆資賠進去了，換來的是人民的素質提高，這樣的投資是上算的。反過來如果也象資本家那樣思考，因為“人民素質差”就將錢投往人民素質好的美國，雖然賺來了更多的錢，代價卻是中國地區的許多人民保持著素質差，更晚地進入現代化，因此從政治帳上講，就是不上算的。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并不是中國公司的企業員工，國家領導人是無法開除任何具體的人民的國籍的。公司可以將不合格的員工裁掉，國家卻無法開除任何公民。中國共產黨，對全體公民都負有責任，要有信心，不能夠產生對人民素質的絕望感。永遠相信人民在一定的素質改善的投入下真正成為現代社會公民。
　　在這一點上尤其是有我們的前面的領導人毛澤東首創的“毛澤東管理學”，能夠將一群放牛娃叫花子長工，培養成一支人類有史以來最熱愛人民，戰斗力最強，紀律最嚴明的軍隊，人民解放軍，這就說明人民的素質改善無非是一個管理學的問題。如果說，沒有毛澤東創造的這個先例，如果說，人民解放軍歷史上是一支貪生怕死，紀律散漫，屠殺人民的軍隊，如果我們在中國沒有產生共產黨軍隊之前，觀察中國的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許多地區，就有可能沮喪地得出中國人的素質就是差，根本沒治的絕望觀念。但是，有了這個先例，后人將被這個先例所制約。你說中國人素質差，毛澤東是怎樣將他們團結起來的？
　　其實，前面中國政府已經借給美國政府一萬億美元了，如果從戰略的角度考慮，借給美國政府一萬億美元是為的幫助美國政府渡過經濟危機，不妨假設我們有一個戰略計劃要幫助美國脫離金融危機吧。那么，三月份多借給美國政府的那三百億美元，比例也很小，對于美國金融危機的“大火”，其實也是杯水車薪的作用。美國不可能因為缺了這三百億美元就徹底破產。而如果反過來這三百億美元投在巴東縣，則巴東縣的局面將立即改善，就業機會迅速增加，也許鄧貴大也不至于為了區區三千萬五千萬的投資，就因為“親自進行商品檢驗”而以身殉職了。因為無產階級的投資不需要特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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