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良論中國的法制建設和法學精英　　

（根據張宏良博客文章摘錄）　　

1.動物尚且有游蕩和搭窩的權利，而中國窮人在任何一個地方搭建茅棚都屬于違法。雖然世界上所有實行標準化管理的國家都嚴禁隨意搭建茅棚，但是，凡是嚴禁搭建茅棚的國家都為達不到標準的窮人提供免費住房；那些沒有能力為窮人提供免費住房的國家絕不禁止窮人搭建茅棚。唯獨當今中國，既打著標準化管理的旗號禁止窮人搭建茅棚，又打著改革的旗號鏟除了免費住房。　　

2.世界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朝代，都沒有法律允許富人隨便扒掉窮人住房，翻蓋后再以高價強行賣給窮人的現象，而中國不僅允許富人隨便扒掉窮人住房，甚至把那些守在自己住房里的所謂“釘子戶”當作罪犯一樣對待，中國的法學精英不僅不為老百姓說話，反倒全部動員起來通過各種會議和媒體，聲討那些守護自己房屋的“釘子戶”。　　

3.古往今來引車賣漿、擺灘謀生就是老百姓的天然權利，現在居然成為違法行為。既然規定執照經營又沒有把執照發到百姓手里，應該是地方政府的責任，是地方官員失職，要打也應該是打死地方官員，為何要打死百姓？如果說打死攤販是執法人員素質問題，那么嚴厲打擊攤販則是制度和觀念問題。當社會把那些在打擊攤販中死亡的執法人員追認為烈士時，同時也就把引車賣漿的攤販列為了國家的敵人。　　

4.那些滅絕人性的法學精英或許會說，其他許多國家也都不許搭建茅棚，但是所有不許老百姓搭建茅棚的國家，政府都為老百姓提供免費住房，唯獨中國既不準搭茅棚也不提供免費住房。連飛禽走獸都有搭窩筑巢的權利，住房更是最基本的人權，可是中國那些天天叫喊自由民主的右派精英，卻唯獨不提老百姓衣食住行這些最基本的人權。　　

5.文革刑法就規定，凡是違背婦女意志發生性關系，無論憑借權力、財力和暴力等任何手段，都屬于強奸。文革結束后修改刑法，才又恢復了只有暴力手段屬于強奸的規定，并且后來為了滿足許多官員對幼女的嗜好，再次修改刑法，規定只要是在不知道年齡的情況下，與任何女性發生性關系都不屬于強奸。　　

6.就在成克杰、胡長青的腦袋剛剛落地不久，中國精英集團就出臺了“非暴力犯罪不判處死刑”的法律。也就是說，以后只有窮人犯罪才判處死刑，官人和富人犯罪不再判處死刑。中國的法學精英一齊高喊這是和世界文明接軌，卻故意掩蓋了一個基本事實，即所有廢除死刑的國家都沒有規定刑期上限，就是說可以不殺你，但要你最終死在監獄里。唯獨中國是既不判處死刑，又規定最高刑期不超過20年。此法一出，在法制口號響徹云霄的今天，再想鎮壓腐敗官僚已不可能。可見當今中國的所謂法制，完全是腐敗官僚反抗中央和鎮壓百姓的一個特定概念，正是為了掩蓋其特定涵義，才不遺余力地叫喊民主法制具有普世價值，用抽象的漂亮概念來掩蓋具體的血腥現實，是千百年來精英統治的慣用手法。所謂法制本來就是為誣蔑毛澤東、誣蔑中華文明而設立的一個偽命題，以此來誣蔑中國以往社會都是所謂人治社會。如果單純從法制的角度看，水泊梁山一百單八將個個都是殺人犯；無論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還是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也都是違法犯罪行為。在法制已成為鎮壓同意語的情況下叫喊法制，其實質就是把中央逼向死角，把人民置于死地，任憑官僚買辦為所欲為。　　

7.打著經營城市的幌子吃老百姓的房屋，打著開發區的幌子吃老百姓的土地，打著市場經濟的幌子吃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產業，甚至連名山大川等自然資源也變成了吃老百姓的招牌，以至與干脆拾起了以往的黑道勾當，“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想從此過，留下買路財。”這種攔路收費的黑道勾當已經成為今天官辦公司的第二銀行，公路收費站錢多到了需要鋪設地下輸錢管道的程度。說是花錢修路就要收費，試問，古往今來，哪朝哪代的路不是人修的？又有哪朝哪代有過攔路收費的？中學生都知道秦始皇搞了“書同文，車同軌”，修通了天下道路，可就是這個被知識精英天天罵作暴君的秦始皇，都沒有在全國設置收費站。　　

8.中國法學界那幫流氓精英對中國社會的最大犯罪，就在于他們故意掩蓋現代西方國家真實的政治法律制度，把那些西方國家已經革除的、曾經導致西方國家陷入數百年戰爭和危機的二戰前的政治法律制度，偽裝成現代法律制度引入中國，有意識地把中國引入歷史歧途.　　

9.中國權貴資本養了兩條走狗，一條是主流經濟學家，另一條是法學精英。這兩條走狗各為其主子縫制了一面搶劫的旗幟，主流經濟學家的搶劫旗幟上寫的是市場經濟，法學精英的搶劫旗幟上寫的是法制社會。這兩面旗幟都漂亮的無懈可擊，可是卻被“釘子戶”給撕破了，破碎成一縷縷散發著惡臭的尿布。讓所有世人都看到了，他們所謂的市場經濟就是強買強賣，他們所謂的法制社會就是暴力拆遷。雖然釘子戶最終難以釘住自己的房屋和財產，但是他們卻把主流經濟學家和法學精英這兩條人類歷史最無恥最卑賤最骯臟最邪惡的權貴走狗死死釘在了歷史恥辱柱上。　　

按理說，《物權法》剛剛通過，即便是裝樣子，那些法學精英們也應該對釘子戶表示些許同情，可是令人吃驚的是包括《物權法》起草小組組長在內的鼓吹此法的全體法學家，都異口同聲地一致擁護對釘子戶進行強制拆遷，全然不加任何掩飾的露出了猙獰面目。在此之前，他們天天高喊《物權法》的作用就是保護老百姓財產，聲稱有了《物權法》，老百姓的房屋就能實現“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可現在別說什么國王了，連小小的開發商都可以隨便進隨便扒。這件事情最典型不過的說明了精英立法的本質，就是對上約束中央政府，對下約束普通百姓，擺脫來自中央政府和社會民眾的雙重約束，實現精英集團的獨裁統治，所以才會出現“國王不能進，開發商卻能進”的法制狀況，其實也不是國王都不能進，開發商都能進，而是看進誰的房屋，他們自己的房屋是國王都不能進，老百姓的房屋則隨便什么人都能進。　　

10.法學精英在釘子戶問題上的卑劣表演，讓人又想起了2003年震驚天下的黑道霸主劉涌案。殘害百姓為禍一方的黑道霸主劉涌被當地法院判處死刑，中國法學界眾多精英聞風而動，聯袂出庭，龐大的律師團幾乎囊裹了法學界頂尖學者，結果硬是推翻了擁有億萬財富、血案如山的主犯劉涌的死刑判決，而把家里沒錢的幾個從犯押赴刑場執行了槍決。事后，中國法學精英歡呼雀躍，聲稱這是“捍衛人權”的偉大勝利，是“司法獨立”的偉大勝利，如果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及時干預，否決了這一所謂“司法獨立”的判決，這一饒恕主犯槍斃從犯的司法鬧劇肯定會列入世界吉尼斯大全，成為人類司法史上永恒的恥辱。司法獨立作為人類政治文明的偉大成果，它有兩個根本前提，就是公眾立法、公眾判決，法律條文由公眾來確立，有罪無罪由陪審團來判決。沒有這兩個前提，司法獨立將變成法學家和司法人員隨意殘害百姓的作惡工具。大家可以想一下，現在包括法學精英在內的司法系統有黨委、政府、人大和政協等那么多力量管著，一些人尚且能夠胡作非為，劉涌那樣的死刑案都能隨意推翻，一旦解除約束實行司法獨立。老百姓還能有絲毫活路？　　

11.當時朱溶基為全面推行市場經濟改革，規定各級法院三類案件不予受理，即拆遷訴訟案不受理，國企改制訴訟案不受理，股票訴訟案不受理。為什么不受理？因為這三類案件人神共憤、天理難容！　　

扒房子占地要給錢，這是全世界連希特勒都沒有突破的文明底線，當初德國為凈化國家公園扒農民的房子，農民不太愿意賣，最后只能用高價才買了下來。可是在實行胡溫新政以前的中國，或者是開發商帶著武警法院，開著推土機強行扒房子圈地，或者是開發商帶著一輛輛滿載流氓打手的大卡車，采用野蠻殘暴的暴力手段趕走房屋中的居民和田間地頭的農民。為了防止失去房屋土地的老百姓去法院告狀，便規定法院禁止受理拆遷案，把老百姓真的逼到了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求告無門的可憐境地，老百姓將此稱之為“房吃人”，古今中外哪里有過這樣的市場經濟！　　

12.我們前些年出了一個打假英雄王海，很快就被立法部門、政府部門、商家和媒體聯合消滅了，最荒唐的是王海狀告天津勸業場廁所收費違規，天津法院的判決結果是勸業場退還王海一人3角錢，官司打了2個月，勝訴的王海只是收回了多收的3角錢，類似的判決向整個社會宣告了違規者的偉大勝利。所以說，中國市場秩序的混亂，偽劣假冒產品的泛濫，絕不是管理方法和管理經驗的問題，而是在制度和法律上人為設計的結果　　

13.有罪推定原則，就是被中國知識精英咒罵了30年的司法原則，有罪推定也叫舉證責任倒置，就是由被告尋找證據證明自己清白，證明不了就是有罪，其哲學依據就是“富人天然有罪論”，要證明自己無罪，就拿出證據來。2000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代表美國股民狀告300家券商，300家券商就是害怕舉證而主動賠償了股民30億美元。還有德國一家養鴨場發現鴨子出了問題，又不知道是誰家飼料的問題，干脆把全國飼料廠告上了法庭，所有飼料廠都要舉證，要想避免高額舉證費用，就會互相舉報主動查出“真兇”。如果中國現在實行舉證責任倒置，消費者可以隨時狀告商家廠家，由商家廠家自己證明和消費者的損失沒關系，證明自己產品服務沒問題，所有的驗證費用由商家廠家承擔，還會有這么多偽劣假冒商品和有毒有害食品嗎？就中國人的主動性來講，我想肯定不會超過三天，所有偽劣假冒產品和有毒有害食品會消失的干干凈凈。所以，今天的偽劣假冒和有毒有害產品，同樣是人為的制度設計，盡管設計目的是為了發展經濟，但是其危害已經使發展經濟失去了任何積極意義。　　

14.其實世界各國市場經濟的運行和管理制度已經很完善了，我們搬過來就可以了，根本不存在所謂制度建設的探索問題，目前中國市場的混亂表面看上去好像是制度缺失問題，實際上是制度的反向設計問題，是人為的反向設計，目的是維護權貴資本集團的利益。這就涉及到一個政治倫理問題，一個政治道德問題，過去把一切問題都歸結為體制問題制度問題，其實質是為掩蓋政治倫理和政治道德問題。比如過去一直說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疊床架屋地制訂各種法律法規，無所不包地對市場進行各種規范，結果市場秩序不僅沒有好轉，反倒越來越惡化，法制建設的唯一成果就是形成了權利的日益市場化，法制建設變成了權利市場化建設，浙江一個小小的車管所所長就能擁有100多個情婦，如果沒有這方面的法制建設，那個車管所長是不可能養得起100多個情婦的，市場加法制，就使他通過權力的出售擁有了源源不斷的金錢，這就是中國的貪官污吏拼命高喊法制建設的奧妙所在。 　　

15.反過來看一下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就會發現，人家的市場經濟不是法制經濟，而是道德經濟，是倫理經濟，是誠信經濟，包括法制本身都是以道德為根本，以道德為標準，法制的法不是指社會法，而是指自然法，什么叫自然法？就是我們老百姓平常講的天理良心。法律一旦違背了天理良心，就會成為作惡的工具，就會成為逼良為娼的惡法，中國搞法制建設法制經濟的悲劇根源就在這里。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司法領域一直就是腐敗最嚴重的領域，所謂法制建設也就變成了用腐敗最嚴重的領域去治理腐敗不太嚴重的領域，結果只能是所有領域的腐敗都越來越嚴重。現在道德和法律的關系應該糾正過來了：道德為本，法律為用。法律是強制貫徹社會道德觀念的工具，舍棄道德搞法律，法律只能成為作惡的工具，一部《水滸傳》都在講逼上梁山的道理，被什么逼上梁山的？就是被惡法逼上梁山的，惡法統治是一直是中國社會歷史上最大的悲劇。　　

16.但是，就目前中國來講，根本就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民營資本，民營資本應該是憑借市場力量發展起來的資本，應該是民間獨立發展起來的經濟。可是中國的民營資本，除了街頭賣冰棍等小攤販之外，無一不是依附權貴發展起來的，它們或者是權貴直接憑借權力形成的資本，或者是勾結官僚以各種方法搶劫的國有資產和公有資產，或者是賄賂官僚、權錢交換形成的資本，總之，沒有一個是完全憑借市場力量發展起來的資本。這也決定了中國的民營資本不僅不會成為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發展的積極力量，相反，是社會健康發展的巨大腐蝕力量。目前中國超越隋末和古羅馬的極度奢華，超越歷史任何一個時期的極度腐敗，幾乎完全是由民營資本造成的，前些日子在頤和園一頓飯吃掉36萬元的幾個神秘食客，肯定不是官員的公款消費。由于中國民營資本的財富幾乎都是權錢交換得來的，一是錢來的太容易，二是錢來的不踏實，所以才會驚人的大肆揮霍，如同世紀末一樣的過一天算一天。為什么李嘉誠不揮霍，比爾蓋茨不揮霍，巴菲特不揮霍，就是因為他們的錢是辛苦經營得到的，是完全從市場中得到的，所以倍加珍惜。可以說，掙錢的方法決定花錢的方法，花錢的方法反映掙錢的方法，全世界豪華奢侈品向中國的迅速集中，是對中國民營資本歷史性質的最好說明。
再從民營資本的政治態度，也可以看出中國民營資本根本不是一支獨立的社會力量，完全是權貴資本的存在形式。一般來講，任何國家的民營資本都會天然地維護民族經濟，因為維護民族經濟就是維護自身利益，就是獨占全國市場，所以民營資本都是天然的愛國主義力量，他們會或者自發地或者自覺地支持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當初上海灘黑幫老大杜月笙偷偷為共產黨印制和運輸《共產黨宣言》，就是因為他看到共產黨愛國。可是今天中國以左翼思想界為代表的一切愛國進步力量，為抵制外資入侵和經濟的殖民化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堅持抗戰，卻不僅沒有得到民營資本的支持，反倒腹背受敵，遭受到民營資本養活的媒體及學者的政治誹謗和人身攻擊，請問世界上有哪個國家、中國歷史上有哪個時期曾經出現過如此不愛國家不在乎本國市場被占領的民營資本？沒有，只有中國。因為中國民營資本不是依靠市場發展起來的，是依靠權貴發展起來的，所以不在乎市場被誰占領，只在乎權貴被誰收買，所以，中國根本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民營資本，有的只是各種形式的權貴資本。　　

17.至于中國改革有沒有可依存的路線，答案是否定的，肯定沒有。但是，雖然沒有可依存的路線，卻有可依存的原則，一是毛主席生前一直倡導的人民利益的原則和民族利益的原則，二是去年中央六中全會提出的公平正義的原則。公平正義的原則，是現代所有國家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則，是人類文明不可突破的底線原則。最近針對社會日益高漲的公平正義的呼聲，右派出現了一種說法，就是改革沒有可依存的現成路徑，因此發生的一切都是自然的合理的不可避免的，這是一種極端無恥的流氓邏輯，沒有現成路徑就可以胡作非為，如同說沒有對象就可以強暴婦女一樣的荒唐。不知道怎么干是一個經驗問題，但是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則是一個基本品質問題，是一個文明底線問題，是一個人和野獸的本質區別問題。把工廠的主人趕出大門，然后宣布工廠為自己所有，這是一個改革路徑問題？把人家一家老少趕出家門，扒掉房子蓋高樓，然后再高價賣給人家，這是一個改革路徑問題？以“老百姓不造反為底線”的價格掠奪和福利掠奪，也是一個改革路徑問題？把成千上萬億資產轉移到國外個人戶頭上，也是一個改革路徑問題？把13億中國人民數十年艱苦奮斗創造的國有資產廉價賣給外資獲取個人利益，也是一個改革路徑問題？把股市普通股民的資金幾萬億幾萬億地劃到少數個人腰包里，也是一個改革路徑問題？把罷gong自由連同四大自由等公民基本權利從憲法中刪除，這也是一個改革路徑問題？搶了老百姓的東西，還命令全國所有法院拒絕接受老百姓訴訟，這也是一個改革路徑問題？改革精英們天天叫罵改革前中國的封建因素，請問中國二千多年封建社會中有哪朝哪代禁止過老百姓打官司？如果說中國改革的結果就是要退回到封建社會的政治文明以前，那這種改革還有什么進步意義！
所以，你可以不知道改革依存的路徑，但是你必須知道人類文明的底線；如同你可以不知道找對象的方法，但是你必須知道不能強奸；你可以不知道發財的方法，但是你必須知道不能搶劫；總之，你可以不知道做什么，但是你必須知道什么不能做。
18.改革可以摸著石頭過河，但是不能踩著老百姓尸體過河！　　

19.所謂“公共利益”，是起草《物權法》的法學精英要求對釘子戶強制拆遷的唯一依據，也是《物權法》的一個重要條款。《物權法》要保護私有財產，利益集團就不能扒老百姓的房子，不扒老百姓的房子，就沒有私有財產可保護，這的確是一個矛盾，為了解決這個矛盾，便設置了一個“公共利益”，規定為了公共利益可以扒房子占地，而什么是“公共利益”卻沒有任何規定，實際上是把“公共利益”的解釋權賦予了開發商等強勢集團，從而在保護私有財產和保護老百姓財產之間，十分成功地設置了一道防火墻，使老百姓根本無法利用《物權法》保護自己的財產。那么，現在中國房屋拆遷到底有沒有公共利益？如果有，又有多少公共利益？我們看一下房地產業的企業構成就會發現，今天中國的房地產別說什么公共利益了，甚至連中國利益都快談不上了。《北京商報》剛剛公布，全國房地產領域60%已是外資控制，一多半已經落入外資手中，強制拆遷實際上是用我們國家政權的力量，用武警法院去為外國人拆我們同胞的房子，維護的完全是外資利益外國人利益。這不僅是房地產領域的問題，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隨著外資進入中國各個領域，矛盾的性質開始轉化，已經不再僅僅是私有化和國有化的問題，不僅僅是國內兩極分化的問題，而是資產外流的問題，是中國的國家利益人民利益與國際資本之間的利益矛盾。在改革之前的國有企業時代，企業利益就是國家利益，就是公眾百姓的長遠利益，是完全正確符合實際的。可是在私有化和外資化主導的今天，如果繼續打著公眾利益的幌子侵害中國老百姓的利益，不是極端無知就是被收買的買辦漢奸行為。　　

20.關于“郎顧之爭”和“郎張之爭”不是兩場爭論，其實就是一場爭論，當時顧雛鈞花5百萬元請了國內一些著名學者在人民大會堂開會，一起高喊“要善待民營企業家”，這邊一起喊要善待，那邊郎咸平要討伐，于是上演了一出郎咸平單挑大陸整個主流經濟學界的理論大戰。今天來看這場爭論，主流經濟學家一個很不光彩的地方，就是一開始就運用法律手段和政治手段加害對方，而不是進行理論爭論，直到現在主流經濟學家也沒有進行理論反駁，所謂爭論其實是郎咸平單練，一方面是郎咸平的公開批判，另一方面是主流經濟學家的謾罵和暗中政治陷害，他們聯合起來給中央領導寫信，說郎咸平“動機險惡，背景復雜，起到了李登輝陳水扁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可以說，中國30年來從來就沒有過像樣的理論爭論，一直是右派精英的一統天下，最初是不讓爭論，說什么“不爭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發展”，現在又是要求中央平息爭論，那些主流經濟學家和改革精英，暗中聯合已經退休的沒落政客，天天上中央鬧，要求中央采取果斷措施平息爭論，從今天知識精英的行為可以看出，中國的古往今來的思想鎮壓，其實并非來自官方，而是來自知識分子內部，所以無論這場爭論最終結果如何，中國知識精英和改革精英的邪惡品質都將被永遠釘在歷史恥辱柱上。可以說，由郎咸平打響第一槍的反思改革運動，是當代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或許郎咸平本人并沒有意識到他那第一槍的歷史意義，但是歷史榮譽的光環已經罩在了郎咸平頭上，歷史之所以把這個榮譽給了郎咸平，一是因為郎咸平是有良心的人，二是因為郎咸平是香港人。　　

21.偽自由派禍國殃民的巨大破壞作用就在于此，把中國的法制建設變成了典型的“西門慶立法”。法律不是約束壞人，而是約束好人。約束壞人的法律一條也建立不起來。立法的目的就是為了霸占潘金蓮，法律打擊對象永遠是武大郎和武松。曾是歷史上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大宋王朝，就是被“西門慶立法”給毀滅的，正是“西門慶立法”把大宋王朝變成了外強中干的紙老虎，被蒙古人像打兔子一樣十分輕松地就滅掉了。武松血濺鴛鴦樓和楊佳血濺閘北局，雖然相隔數百年，但都是“西門慶立法”給守法百姓留下的唯一出路。當然，還有另一條出路，就是棄法，放棄對法律的希望，絕大多數老百姓被迫選擇的都是這后一條路。偽自由派這條惡狗除了叛國之外的另一重大罪行，就是把社會主義新中國徹底鏟除的“西門慶立法”，再次強加到中國人民頭上，把法治變成了保護少數精英胡作非為和打擊人民大眾的血腥工具。特別是把上述倫理顛倒獸性法律作為一種價值觀，作為一種民主文明注入到許多人們的大腦之中，結果就是把學生寫大字報質詢學術權威誣蔑為是文革暴行，而把用裝甲車對付學生歌頌為是民主進步。由于這幫處心積慮的法西斯匪幫數十年來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結果就是謠言重復千遍成為真理，價值觀重復千遍成為思維習慣。老百姓在這幫流氓匪幫設定的價值觀上為自己辯護，只能是越來越被動，最后莫說老百姓的民主權利，甚至連老百姓的生存都變成了多余和罪惡，那句“錯批一個人，多生3個億”的法西斯謠言，就反映了老百姓活在這個世界上本身就是罪惡，享受免費住房、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則是更大的罪惡，至于罷gong自由干脆就是滔天大罪，所以他們才會把取消了福利制度和罷gong自由的老爺子奉為神明。　　

22.黑社會進入政協人大十分可怕，人大是立法機關，一旦被黑社會控制，就會像山西窯奴事件一樣，兒子犯罪、老子立法，法律就會淪為犯罪工具，我們的《證券法》也是這樣出臺的，老子參與起草《證券法》，兒子做莊炒股票，如此的法制建設會建設成什么樣就可想而知了。黑社會是怎么進入政協人大的？就是“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結果，誰有錢誰就對地方貢獻大，誰就進政協人大，黑社會和政協人大相結合，已經成為越來越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　　

23.回憶一下近年來的打黑就會發現兩個特點，一是凡是重大的黑社會團伙幾乎都是中央干預下破獲的，地方破獲的很少；二是黑社會首要分子要么本人是人大政協代表，要么直系親屬是人大政協代表。這兩個特點又是互相聯系的，正是地方兩會乃至有的地方政府被黑社會參與或控制，黑社會團伙才能為非作歹無法無天，沒有中央直接干預就解決不了。中央也發現了這個問題，并且開始從制度建設上著手解決這個問題，最近中央發了一個文件，通知各級人代會和政協，要控制地方名流、企業家之類進入兩會的比例，這么大的一件好事卻不敢公開對外講，只能秘密通知，為什么不敢公開？唯恐右派精英配合國外反華勢力又開始鬧，說什么一黨專制干預民主建設干預法律建設等。這反映什么問題呢？這反映了中國的所謂民主法制道路走錯了，走上了一條精英民主、精英立法的道路，其實質就是精英專制，精英專制是比奴隸主專制、比封建皇權專制更加野蠻殘暴的專制政治模式。在奴隸社會，奴隸是奴隸主的個人財產，不會被隨便虐殺，如同農民不會隨便虐殺自己的牲口一樣；封建社會，百姓是皇帝的子民，即便有生殺予奪大權，也不會隨便虐殺；只有在精英專制條件下才會隨便虐殺百姓。這次山西窯奴事件就是典型，如果那些被綁架來強制勞動的工人是窯主的合法奴隸，他們不會隨意往死里摧殘，不會把人活埋或者扔進攪拌機活活絞死，如同農民不會把自己的牲口扔進攪拌機活活絞死一樣。而現在綁架強制勞動的工人不是他們的財產，弄死無所謂，只有往死里整才能降低成本，符合主流經濟學家講的效益原則，于是慘絕人寰的事情就發生了，形成21世紀的“販奴運動”，由于這些奴隸不像2000年前的非洲黑奴那樣是個人的財產，所以境況比當初被販賣到北美大陸的奴隸還要悲慘。如果不是中央領導的親自干預，不知道山西那些窯奴何日才能重見天日！這次事件再次反映了在當今中國，只有中央領導的“人治”干預，老百姓還能有個活路有個指望，從收容制度被廢除，鎮壓黑幫老大劉涌等，到這次窯奴事件，幾乎所有的好事都是依靠中央領導的“人治”手段落實的。可見，惡法不如無法，惡法統治還不如人治，一部《水滸傳》一百單八將，都是被惡法逼上梁山的，這就是中國老百姓寧可接受人治，也不要惡法統治的原因。  　　

23.可以說，今天中國倫理道德的喪失，人類文明底線的突破，就是實行精英民主精英法制的結果。本來一個好端端的中國，在精英主導的所謂民主法制的建設過程中，社會越來越邪惡，直到出現了窯奴、鬼妻、殘童這類慘絕人寰、超越人類歷史上所有罪惡的最為野蠻殘暴的事情，這是人類歷史上所有流氓惡棍都沒敢突破的文明底線，放到30年前，即便你把中國最邪惡的惡棍關在房間里讓他進行最大膽的犯罪想象，恐怕都想象不出人類會墮落到今天這個地步。窯奴、鬼妻、殘童，這是中華民族永久的恥辱。為什么說是中華民族的恥辱？因為制造這些殘暴事件的精英仍然受著整個社會的崇拜。　　

24.可以說，與中國歷史上歷代右派相比較，這一代揣著護照搞運動的右派是最無恥的右派，是最沒有人格的右派。想當初，右派雖然政治上反動，至少在人格上還有讓人敬佩的地方。帶著漢奸罪死在監獄里的陳璧君就是典型，揣有英國護照的陳璧君伴隨汪精衛去刺殺清朝攝政王，當有人告訴她有護照會得到英國公使館營救時，立刻掏出護照撕得粉碎。抗戰勝利后被國民黨法庭判處無期徒刑，她當庭斷喝：“本人有受死的勇氣，卻沒有坐牢的耐性，請求法庭判處死刑”，聞者無不動容。蔣介石撤退時故意將其留在大陸監獄，宋慶齡與何香凝去勸告她，說只要承認汪精衛有罪，立刻就能恢復自由。陳璧君毅然表示，寧可把牢底坐穿，也不承認汪精衛有罪。可是后來連讀8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之后，思想大變，臨死前慨嘆：“不能做社會主義的人，也要做社會主義的鬼”，一代奇女子，就此香消玉殞。相比之下，今天這些右派，是地地道道美國豢養的阿貓阿狗，既無人格更無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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