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麻醉劑與和諧　　

要了解精神麻醉劑與和諧之關系，首先應了解什么是麻醉劑？麻醉劑的定義又是什么？麻醉是指用藥物或非藥物方法，使人的機體或機體的某一部分，暫時失去感覺，以達到無痛麻醉的目的，多用于手術或演繹成社會問題中的某些疾病的治療。 　　

　　麻醉劑是中國古代外科成就之一。早在距今2000年之前，中國醫學中已經有麻醉藥和醒藥的實際應用了。《列子·湯問篇》中記述了扁鵲為公扈和齊嬰治病，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用毒酒迷死病人，施以手術，再用神藥催醒的故事。　　

東漢時期，即公元2世紀，我國古代著名醫學家華佗發明了麻沸散，作為外科手術時的麻醉劑。據《后漢書》記載，華佗發明了麻沸散，若疾發結于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這段關于割除腫瘤或腸胃吻合手術的描述與現代外科手術的情景驚人地一致，無怪華佗一直被尊為世界上第一個使用麻醉藥進行胸腔手術的人。　　

中藥麻醉劑麻沸散問世，對外科學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對后世的影響是相當大的。華佗發明和使用麻醉劑，比西方醫學家使用麻醉劑進行手術要早1600年左右。因此說，華佗不僅是中國第一個，也是世界上第一個麻醉劑的研制和使用者。　　

遺憾的是，華佗的著作及麻沸散的配方均已失傳，但利用麻醉劑的功效診療手段，則被后代的社會政客們所繼承利用。　　

　　西醫用笑氣、乙醚、氯仿等化學麻醉劑進行外科手術僅有150年左右的歷史，然而在中世紀，歐洲也在秘密使用類似麻沸散或蒙汗藥一類的藥劑。美國人拉威爾（Lawall）在1926年出版了《世界藥學史》，他認為中古時代阿拉伯人所用的一種麻醉劑，可能是中國傳去的，因為中國名醫華倫擅長此術，他還尊稱華倫為中國的希波克利特。　　

　　在這里，可以從西方的筆記和小說中追述一下麻沸散西傳的蛛絲馬跡。1298年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在他的游記中記述了阿拉伯國家關于山老阿拉亭的傳說。山老為了訓練刺客，用一種麻藥酒將青年人麻醉，送到極樂國中去享樂，過一段時候再麻醉了送回來，這種麻藥酒是否由中國傳去雖然沒有明證，但這種做法與《聊齋志異》中的天宮中的情節極其相似。　　

　　較馬可·波羅略晚一些的卜伽丘在名著《十日談》中曾講到一個修道院長，從萊望的王公那兒得到一種藥粉，據說就是山老用的藥粉。依照用量多少，可以隨意讓服藥的人睡的時間長些或短些，睡的像死去無二《十日談》。在另一個故事中則講到一個名叫馬才奧·臺柱·蒙太的醫生，提煉了一種麻醉藥，讓病人喝了就可以要他睡多少時候都成，以便順利開刀《十日談》。這說明麻醉藥已從阿拉伯國家傳到歐洲。　　

　　較卜伽丘又晚一些的意大利作家斑德洛在16世紀中寫出短篇小說集，在第二卷故事九中敘述了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愛情悲劇，其中教士給朱麗葉服了藥粉而假死。后來英國莎士比亞據此故事寫出了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從這些材料中可以進一步看到口服麻醉劑西傳的蛛絲馬跡。　　

　　實際上，這種口服麻醉劑在歐洲并未廣泛流傳和應用。長期以來，歐洲在拔牙、截肢或醫療戰傷時大多是捆住病人或用棍擊頭部將病人打昏后硬做。只是150年前才創立了化學麻醉法開拓了西醫外科，后來又發展為注射用的麻醉針劑，并在世界廣泛傳播。　　

　　麻醉湯劑是中國的獨創，用量多少可以控制麻醉的深度和時間，服過量會出現假死現象，這也曾為壞人利用，南宋周密在《癸辛雜識續集》中曾指出：或云，今之貪官污吏，臟過盈溢，被人所訟，則服百日丹者，莫非用此？貪官污吏用口服麻醉劑搞假死以逃應得的懲罰，這應該是麻醉劑的又一種不正當用途，但也說明中醫麻醉劑的藥性已被更多人所掌握。 　　

最早的麻醉劑，麻沸散就是世界上第一個發明和使用的麻醉劑，由東漢末年和三國年間杰出的醫學家華佗所創造，公元2世紀我國已用麻沸散全身麻醉進行剖腹手術。到19世紀中期歐美醫生才開始施用麻醉藥，這無法比擬的創舉，使祖國醫學一直遙居世界前茅。　　

　　據《三國演義》記載華佗還想用麻沸散為曹操治頭風病，當時建議曹操服麻沸散后剖開頭皮切除病根，可惜曹操不相信華佗的本領，反而把華佗殺害了。　　

　　關于麻沸散的配方遺本傳說眾多。有的說被華佗用火燒掉了，有的說華佗在監獄中送給看守人，而被看守人的妻子燒掉，看守人放下一部分，還有的說華佗燒的是副本，正本留在家中。　　

后代政客利用麻醉劑的功效演變成宗教的麻醉，不但不能改變社會現實，而且客觀上起到了維護剝削階級與修正主義集團的階級統治的作用。　　

這個社會的種種不公，其實并不來源于人的貪欲，以礦工為例，這些礦工有朝一日，也會成為新的礦主剝削新的受害者，這樣的狀況總是循環往復輪回著。這種現象的原因其實就是因為私有制。馬克思早就以資本論揭開了社會不公的本質原因，私有制不消滅，人的貪欲就不會消失，財產私有才是貪欲的真正本質。　　

試想，財產若不是個人所有，哪還用得著貪，佛教與社會作為精神麻醉劑，其作用也同中醫一樣，是有意無意的麻醉劑，也許宗教的本意是好的，但其客觀作用就是一種精神麻醉劑，如果能夠研究一下中世紀的歐洲，就會發現宗教與社會的另外的面目。　　

在唐末動亂年代，杜尋鶴用這樣的詩來描述一位高僧，“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而杜用另外的詩句描寫了當時的人間事，“去歲曾經此縣城，縣民無口不冤聲，今來縣宰加朱紱，便是生靈血染成”。宗教與社會的精神麻醉劑的作用可見一班。　　

馬克思早就以資本論揭開了社會不公的本質原因，私有制不消滅，人的貪欲就不會消失，財產私有才是貪欲的本質。　　

試想，財產不是個人所有，哪還用得著貪宗教，無論是基督教還是佛教或和諧，都是人類社會精神的麻醉劑。　　

人類因為沒有勇氣面對無知的自然界，所以衍生出宗教來進行自我心靈的慰寄。有的人沒有勇氣面對自己，有的人沒有勇氣面對他人，有的人沒有勇氣面對社會生活，所以，人人需要自我安慰，馬克思重要的矛盾論，中國哲學家老子對矛盾的論述更深刻些，“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我們人體、乃至宇宙都存在著陰陽對立面，有沖和之氣的調和之作用而和諧地對立著。　　

模著石頭過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搞爭論、和諧社會等，都是對馬列理論的修補。新殖民歷史觀，在遭到公眾一波波質疑之后，不甘寂寞，又在以解釋歷史為借口，談到一個問題：社會共識的底線。　　

　　人們看到，所謂社會共識令人費解，既稱中國是個奇怪的國度，又公開指責和平崛起客觀效果也會打折扣，甚至連宣揚儒學文化也被冠以漢族少數人的信仰凌駕民族社會等。肯定的是什么呢？當今國民認同的共識之底線其實只在民主加法治。　　

　　但是，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倡導民主法治離不開國家的主權安全。一旦國家主權被踐踏、國家被分裂，又何來民主何來自由？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軍國主義打著大東亞共榮圈的旗號，侵略中國侵略亞洲，屠殺數千萬人民是揮不去的民族創傷。因此，新中國建立以來，歷代中央領導集體，都一以貫之把鞏固國防統一中國問題放在十分重要位置。中國的強大，不但表現在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的強大，也體現在國防軍力的相應強大。正是由于有著強大的軍力和鞏固的國防，事業才能和平穩步地推進，人民群眾才能安心地工作與生活。因此，富國強軍是必然趨勢。正如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大會上所言：建立鞏固的國防，建設強大的人民軍隊，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任務，是維護國家安全統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保障。然而，把適當發展自衛武力視作是什么陷民族之內惑，陷人類于戰禍，實在是無知之語，掩蓋了霸權主義和敵對勢力對我國安全虎視眈眈的嚴酷現實。　　

　　為何拋掉了國家主權這個極為重要的問題？無論是他們，指侵略者對我們，還是我們對他們，都在病態扭曲中。“中國不是自己睡醒的，而是被別人打醒的，這一打，打出了一個民族認同，是侵略者逼出了一個我們”。無論是中國人民反抗侵略者，還是侵略者踐踏中國人民都是病態扭曲，都一概要列入排斥行列。可見病態扭曲，就是不分青紅皂白，各打五十大板的半斤八兩邏輯。依照邏輯，自從1840年以來，中國人民前仆后繼與外來侵略者的不屈不撓斗爭都是毫無意義的斗爭，中共率領中國人民艱苦卓絕推翻三座大山的也只是扭曲的病態的一場糾紛。可見，對歷史是非的顛倒是精神錨地的靈魂。而一旦精神錨地謬論污染了社會，污染了青年，恐怕賣國求榮的垃圾也會當成寶貝大行其道。而今，李登輝等臺獨人物，正是扮演著這種精神麻醉劑的垃圾的推銷者。　　

　　其實，民主自由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就以美國駐伊軍隊近來承認的事實為例，為編造假消息蒙騙伊拉克公眾，美駐伊軍多次斥巨資給伊幾家主要媒體封口費。而美國總統堅持不撤竊聽令更是自打言論自由的嘴巴。媒體報道，美國總統布什布什在　2005年12月17日　每周廣播講話中首次承認，他曾經簽署命令允許國家安全局對境內人員的通信進行竊聽。并稱這種做法是美國反恐戰爭中的一個重要工具。對于一向標榜為民主自由法治國家而言，竊聽他人通信電話是與民主理念相悖、破壞他人通信自由，嚴重違背美國法律的行為，也是一件十分不道德的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為推銷精神錨地論，又提出尋求中國人民民族認同，只能做好減法，不能做加法。何謂加減法？倘若做加法，每加一項，即排除一層合法公民，直至最后無可再加，此時最大者翻為最少者，寶塔尖只剩寥寥無幾之寡頭，倘若做減法，每減一項，即吸引一層合法公民，減至無可再減，最大公約數自然浮現，此時最少者翻為最大者，社會底座則擴大為全體居民。這個加減法盡管說得很玄乎，但仍可撥開迷霧看到其實質，就是不但要把愛國主義減掉，把四項基本原則減掉，把正確的思想教育減掉。一旦加減法成功，社會是個什么社會，國家是個什么國家可想而知。這里就不多累贅了。　　

由此可見，精神錨地是打著民主法治旗號，閹割民族核心靈魂的又一支麻醉劑。《吶喊》有著分明的啟蒙主義的特色。
　　歐洲在十八世紀有過一次啟蒙主義思想文化革命，它為資產階級革命運動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魯迅的啟蒙主義自然從中汲取了有益的營養，但又有自己的特點。魯迅的啟蒙主義，就是反對一切封建蒙昧，以喚醒昏睡中的民眾，提高他們的民主主義覺悟。
　　在《吶喊自序》中，魯迅曾這樣回顧自己棄醫從文時的認識飛躍，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并強烈地意識到，第一要著是在改變國人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他那出于愛國熱忱，想借文藝的力量去喚醒民眾精神的啟蒙主義思想，表述得十分清楚。
　　魯迅的好友許壽裳回憶，留日期間，他們常在一起探討三個相聯的問題，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國民性的弱點是由封建統治和封建意識的毒害造成的。啟蒙主義中，改造國民性思想，據有重要位置是很自然的，重視人的價值與社會作用的表現。
　　魯迅尖銳地揭露了中國封建統治階級，是怎樣處心積慮地推行蒙昧主義的。與儒家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相一致，道家的絕圣去智也是為了蒙昧民眾：老子五千語，要在不攖人心，以不攖人心故，則必先致槁木之心，立無為之治，以無為之化社會，而世即太平。封建統治者認為，民眾愚昧，天下便可長治久安。由此可見魯迅對封建蒙昧主義危害性感觸之痛切。
　　1933年，魯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這篇自述里，回顧自己的創作歷程時講到了自己從事小說創作的指導思想。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他的為人生是一種啟蒙主義的為人。正是出于為啟蒙主義服務的需要，他在作品的取材方面，就有特殊的考慮，那就是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在揭出痛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也就是說，他在表現被壓迫民眾的不幸時，要著重揭示出他們精神上的病苦。
　　在魯迅看來，要實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首先要清除封建主義及其思想統治。封建蒙昧是我國實現民主主義革命的嚴重障礙。1919年，他在《隨感錄五十九“圣武”》一文中說：新主義宣傳者是放火人么，也須別人有精神的燃料，才會著火；是彈琴人么，別人的心上也須有弦索，才會發聲；是發聲器么，別人也必須是發聲器，才會共鳴。中國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相干。在這里，魯迅非常明確地告訴人們，只有在對民眾的思想啟蒙奏效之后，中國才會有出路；在這里，他非常形象、非常突出地強調了思想啟蒙對于社會革命的重要性。革命能否取得成功，在魯迅看來，取決于兩種因素的相互作用，缺少任何一種都將成為不可能。
　　《狂人日記》和《藥》都對封建社會和封建傳統思想的本質作了深刻的揭示。
　　《狂人日記》借狂人之言，一針見血地戳穿了封建社會的歷史其實就是一本血淋淋的人吃人的歷史，統治者為了掩蓋“吃人”的真相，就用了“仁義道德”、“和諧”之類的花言巧語來欺騙世人。這篇小說從根本上揭露了封建禮教與家族制度的弊害，用語又十分憤激，因而格外動人心魄。
　　《藥》里的夏瑜是一位致力于創造新生活的民主主義革命者的形象，在五四時期的文學作品中，這樣的藝術形象甚為罕見。夏瑜對封建社會的認識既清醒又深刻。他對阿義說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這義正辭嚴之語并非無的放矢，那是因為阿義們受了封建傳統思想的毒害，以為天下為統治者所有是天經地義的；正因為革命先驅者夏瑜明確地認識到這天下是我們大家的，所以他要勸人造反。夏瑜不僅對封建統治者及其傳統思想的本質有深刻的認識，而且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與之展開了決絕的斗爭。封建統治階級一貫不遺余力將封建秩序標榜為“仁義道德”，并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教義來禁錮被壓迫民眾，在《狂人日記》和《藥》里，諸如此類騙人的鬼話遭到了猛烈的抨擊。
　　《藥》的啟蒙主義，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對民眾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藝術描寫上。魯迅對夏瑜顯然是懷著深深的敬意的。這樣一位革命青年，在當時的社會中，為統治者所不容，是很自然的；可悲的是，他也為民眾所不容，民眾視他為“異類”，不僅不理解他，甚至唾罵他，對他的受難與犧牲幸災樂禍。茶館里的茶客們對他的遇害津津樂道，而華老栓，在得知他是個革命者，家中還有個孤苦的老娘時，居然仍一手恭恭敬敬的垂著，笑嘻嘻的聽康大叔講自己是怎樣用他的鮮血蘸成人血饅頭的，完全無動于衷。夏瑜被一個親戚告密而被捕；連他自己的親生母親對他和他為之獻身的革命事業也是根本不理解的。在獄中還不忘勸人造反的夏瑜是一位新主義宣傳者，而周圍民眾與此卻不相干。　　

毛澤東同志在一次紀念“五四”的講話中說：過去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根本就是喚起民眾這一條道理。魯迅在“五四”暴風雨到來的前夕就提出了革命者與民眾的關系問題，他對辛亥革命的歷史教訓的把握，確實是相當準確的。《藥》的藝術描寫告訴人們，如果民眾仍處于愚昧之中，革命就得不到他們的同情與支持，也就無法取得成功。小說明確無誤地描寫了封建統治者的殘暴與“吃人”，他們“吃”了夏瑜，而被傳統的封建思想所禁錮的民眾，卻有意無意地都站在“吃人”者一邊，無怪乎革命者的熱血會被充當治療患有痼疾的病人的“藥”!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
　　《藥》用一個人血饅頭，將死于愚昧的小栓和為民族前途而犧牲的夏瑜的悲劇聯結起來，突出地體現了魯迅對喚醒民眾覺悟的啟蒙主義思考。魯迅在同友人講到《藥》的創作意圖時說：《藥》描寫群眾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革命者為愚昧的群眾奮斗而犧牲了，愚昧的群眾并不知道這犧牲為的是誰，卻還要因了愚昧的見解，以為這犧牲可以享用……，話語中充盈著憤激。
　　然而魯迅對革命的前程并不悲觀。《狂人日記》結尾有這樣的句子：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許還有？并發出了救救孩子的令人震顫的呼聲。《藥》的亮色更為明顯——夏瑜的墳上出現了花環，這是一種象征，喻示著思想啟蒙的成功是遲早的事，封建統治的滅亡和民主革命的勝利是歷史的必然趨勢。
　　也無需諱言，魯迅在“五四”前后畢竟還不是一個階級論者，在《吶喊》里他以啟蒙主義思想為基點，一方面發出了將來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正義呼聲，另一方面卻又寄希望于吃人的人能夠慚愧并立刻改了，從真心改起，他還用你們要不改，自己也會吃盡這樣的話來作為勸誡。可見魯迅當時對改造社會的方法和途徑并不明了。事實上，對付作為封建統治者的吃人的人，唯一的辦法只能是用革命斗爭的手段，寄希望于他們聽從勸導而改弦更張，是根本不切實際的。幾年之后，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見《墳》)一文中說：只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也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救世良方。在這里正表現出了啟蒙主義思想的局限性。
　　魯迅注重揭示國民性的弱點。在《吶喊》中，作為國民性弱點的載體，常常是被壓迫的民眾。因為在魯迅看來，只有將思想意識尚處于蒙昧狀態的民眾喚醒，革命方有獲得勝利的可能。民眾因受封建傳統觀念的禁錮而精神蒙昧的狀態，除已論述到的《藥》中有痛切的描寫而外，在《孔乙己》、《明天》、《風波》、《故鄉》和《阿Q正傳》諸篇中，也都不乏傳神的筆墨，而且各有各的內涵與特點。
　　孔乙己的命運遭際甚為凄慘。他的不幸顯然是由他所虔誠篤信的封建觀念與科舉制度造成的。孔乙己出場時，已經落魄不堪，跌落于社會的底層，成了連營生本領也沒有的廢物。
　　魯迅創作《孔乙己》這篇小說的意圖是什么呢？抨擊科舉制度的罪惡，揭露它對知識分子的戕害，無疑是一個重要方面，但這并非全部。魯迅對友人孫伏園說：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寫一般社會對于苦人的涼薄。作品本身確也印證了這些話。社會對于苦人的涼薄使魯迅深覺沉痛。魯迅是把這當作國民性的一個重要弱點來看的。留學日本時，他同友人許壽裳共同探討國民性問題，在涉中國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這個問題時，他們共同的見解是：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
　　對于那種缺乏誠和愛，好以旁觀態度看待人們不幸的社會現象，深為憤激。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附圖，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北京的羊肉鋪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仿佛頗愉快，人的犧牲能給上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孔乙己就象被削的羊，他的痛苦使得那些在一旁觀賞的人們仿佛頗愉快。
　　對于缺乏誠和愛的國民性弱點的針砭，在《明天》里也表現得很突出。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她又能有怎樣的明天呢!
　　致力于改造國民性弱點的魯迅，對于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對于彌漫于社會的人際關系的冷漠，十分痛心。《孔乙己》和《明天》從日常生活中來表現人們對于苦人的涼薄，那種類似于從觀看剝羊而獲得心理享受的現象已令人感到不寒而栗；如果遭遇不幸的是革命者，人們所抱的仍是這種態度，又是怎樣的一種悲哀呵!
　　實際生活是那樣的無情。在《藥》和《阿Q正傳》里，讀到了革命者的受刑被民眾當作鑒賞對象的描述。
　　魯迅對于熱衷于看示眾的人們，歷來深惡痛絕。《吶喊》中的那些看客，他們雖然體格都很強壯，但魯迅還是憤憤然地稱他們為愚弱的國民，這愚弱自然是指他們的精神狀態而言。在小說《藥》里，革命者夏瑜被殺害的時間是一個秋天的后半夜，然而往而觀者依然眾多。他們在丁字街口簇成一個半圓，小說從老栓的所見所聞和心理感受角度展開描寫：
　　在《阿Q正傳》里，作者是借阿Q的口述間接寫出城里的革命黨被殺的。阿Q從城里回來，向人們講得津津有味：
　　你們可看見過殺頭么？阿Q說，咳，好看。殺革命黨。唉，好看好看，……他搖搖頭，將唾味飛在正對面的趙司晨的臉上。這一節，聽的人都凜然了。既而，阿Q又揚手照著伸長脖子聽得出神的王胡后項窩上直劈下去，他的講述直使聽的人又都悚然而且欣然。這里突出了作為看客的阿Q的心態，并連帶寫出了王胡等人的情緒反應。    　　

這些描寫深刻地表現了民眾與革命者之間的隔膜。民眾之所以會以旁觀者的鑒賞的態度去看革命者被殺，那是由于他們根本不懂什么叫革命，也不明白革命與自己有何相干，這種蒙昧情狀酷肖似魯迅在仙臺醫專時從幻燈片上看到的那樣。愚弱的國民依然是愚弱的國民。所不同的是，這兩篇小說中的示眾的材料是革命黨人，這就使得那畫面更其令人痛苦和震驚了。
　　改造國民性思想，除揭露、批判國人因長期遭受封建主義的禁錮與毒害造成的精神愚昧和麻木之外，也包括他對民眾品質情操上的優點的肯定。其目的都是為了促使民族精神的向上。
　　揭露在封建主義和傳統意識禁錮下的民眾精神痼疾及其對民族前途的危害，以期改造和療救這些國民性的弱點，是貫穿于《吶喊》創作始終總值，在描寫農民生活的那些篇章中則尤為突出。
　　對生活貧困、精神蒙昧的被壓迫民眾寄予深切同情，這是具有人道主義傾向的作品普遍具有的色調。從啟蒙的視角來看，僅僅同情他們是不夠的，因為這樣并不能起到催人猛省、促人奮起的作用。魯迅所取的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由于怒其不爭，所以魯迅在作品中往往要對他們的精神弱點予以揭露、針砭，以期引起反省。
　　在《阿Q正傳》中，魯迅一方面以同情的筆觸描寫了阿Q的困苦與不幸遭遇——這是哀其不幸；另一方面，他又針對妨礙他起而抗爭的精神上的病態現象作了無情的揭示與針砭，對其精神勝利法的鞭撻尤為著力——這是怒其不爭。精神勝利法在中國社會本是一種相當普遍的存在，只是人們習焉不察罷了，由于魯迅在《阿Q正傳》中對它作了集中的藝術概括，并加以生動的描繪和有力的針砭，就產生了震聾發聵的力量，從此人們干脆稱之為阿Q主義或阿Q精神了。
　　精神勝利法是一種很沒出息的、在步步敗退過程中形成的弱者自我撫慰的辦法。它無助于實際斗爭，它所能起到的作用不過是自我欺騙。這種自我欺騙是阿Q在不斷失敗情勢下獲得心理平衡的一種精神麻醉劑。它使阿Q本來憤憤然的心緒平靜下來，變得怡然、釋然。由于精神勝利畢竟僅限于精神上的自我感覺，說到底，不過是一種虛假的勝利。
　　在《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中，魯迅說，他寫《阿Q正傳》，是為了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并說，在將來，圍在高墻中的一切人眾，該會自己覺醒，走出，來開口的罷，而現在還少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我的眼里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阿Q是沉默的國民的一個典型。魯迅從啟蒙主義的視角，對精神勝利法產生的緣由、特征、表現方式及其危害性，作了淋漓盡致的揭示，對這種國民性的痛苦作了十分深刻的剖析，曉示于人們，它是一種窒息民族生機的病態心理。他希望他的針砭能觸動社會的神經，使人們感到痛心，并引起療救的注意，進而使國人由震驚而走向覺醒。
　　啟蒙的社會使命應由知識分子來承擔。寄希望于他們的覺醒、并奮起行動，然而在現實生活中，許許多多知識分子，雖身處窮途末路，由于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卻仍在昏睡之中，他們自己尚需由人將其從封建愚昧中喚醒，這是怎樣的悲哀呵，這便是魯迅在五四前后，為什么要去描寫孔乙己、陳士成等下層知識者的緣故吧。　　

曾幾何時，和諧社會提出之后，就有人大談和諧哲學；談和諧哲學就會貶低或否定斗爭哲學，以此證明和諧哲學的正確。談和諧成為一種風潮，但和諧哲學，根本站不住腳，否定斗爭哲學就是否定辯證法。所謂和諧哲學，其實只是一種一廂情愿，將它作為哲學來教育人肯定會誤人子弟。　　

隨著和諧哲學興起的是對中國太平盛世的判斷。中國又進入了一盛世。很是疑惑人或幼稚，既然完全靠感覺隨便地認為現在又進入了一個太平盛世。大概是輿論的誘導，所謂粉飾太平，其實中國遠沒有到太平盛世地步。之所以說進入了太平盛世，就是為了證明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的理念的正確罷了，一幫文人學者真是煞費心機，他們恰恰忘了祖宗反復交待居安思危。　　

然而，就這樣空虛而無力的提法，竟然會走向世界，向各國宣講和諧世界的理念，真是半點馬列主義也沒有。不僅自己不信，別人也不信，信的人只是一些妄圖通過信服，而撈取些名利的人。不巧的是，現實世界真是對和諧哲學很不配合，總是造出不和諧來，令和諧哲學頭破血流，其難以堪。比如，中國的基尼系數早突破世界警戒線，達到6點多了，兩極分化嚴重；物價的飛漲，和諧隨之帶來的經濟滯脹，令老百姓工資縮水，相反有錢人卻不斷掘金，巧取豪奪更多的財富，普通百姓的財產性收入，還財產性收入，工資對很多家庭來講，僅僅是生存的必須價格罷了；中國基層管理很是艱難，一些社會性問題不斷產生并暴露，顯示出執政的乏力；　　

也許有人以為提和諧哲學，一切就天下太平了，因為有和諧哲學來指導。可是現實真的很殘酷。國內的不和諧已經很殘酷，更大的不和諧還在外部。比如藏獨以及臺灣的分離主義的苗頭的猖獗，比如奧運圣火的傳遞的多處受阻足以說明世界的不和諧。誰與你談共建和諧世界，簡直是夢話。兩千年前的孔子，那時也有很好的想法，儒家學說，什么忠啊，義啊，仁啊，誠啊，等等，很是美妙的構想，到處游說，但就是沒人聽。為什么呢，因為不合時事，耽于空想。現在依然有孔子般的空想，所以肯定會流產。這時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沒辦法，辯證法就是這樣。它講的多的還是對立統一，還是斗爭。一斗爭就不和諧了；但創造和諧的終究還要靠斗爭。這樣說，和諧哲學不就是破產了嗎，還有第二種答案嗎？沒有。　　

和諧社會有姓社姓資之分嗎？中央電視臺突出和諧社會主題，這對于稍有一點中國政治常識的人來講，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此前2006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共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紀頭２０年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社會更加和諧是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兩年前召開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把和諧社會建設擺在重要位置。人們曾經以為和諧社會本質上姓社。　　

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唐英年日前在此間表示，今天香港面對的并非絕對貧窮，而是貧富懸殊拉大的挑戰，要構建和諧社會必須縮窄鴻溝，不是靠力氣，而是要了解貧困人士的需要，提出紓緩貧困的政策，縮小貧富差距更需要政府與商界共同努力，扶貧政策要考慮三大原則：即發展經濟、繼續改善教育及提供再培訓機會。這當然是解決貧窮的治本之道。確實，要從根本上解決貧窮問題，僅靠給予不斷上升的扶貧開支是不現實的，社會也不可能無限度地增加福利開支。只有加強對貧窮家庭的教育培訓，特別是援助其第二代，減輕跨代貧窮的影響，提升弱勢社群的競爭力，才是脫貧的更好辦法。解決貧窮問題，政府的重視和投入固然重要，但更離不開弱勢社群自身的努力，只有人窮志不窮，不斷想辦法，提升自己，才可能盡快走出貧困；如果坐等外援，一心逸樂，再多的扶貧也無濟于事。對于富裕人士來說，切不可為富不仁，對扶貧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而是要多份善心和愛心，力所能及地參與到扶貧之中。只要全社會同心協力，就可解決貧窮問題，形成人人安居樂業的和諧社會。　　

香港至今仍然實行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原以為資本主義不講和諧，誰知他們也講和諧，而且講得很具體。董建華所強調的創建和諧社會原則和辦法，從根本上也適合于我們的一個城市、一個省。和諧社會沒有姓社姓資之分。正如《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沒有矛盾，人類社會總是在矛盾運動中發展進步的，同樣，任何社會都不可能不追求和諧。當然，一個社會能否和諧，關鍵在于有適合社會發展的政治、經濟制度，而不取決于出發點是好的。再好的出發點，如果不能落實到具體的制度和成效上，都等于零。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當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進入到一個關鍵時期，曾經遭遇到姓社姓資者們的詰難和阻擊。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比如香港在消除貧困、縮小貧富差距等方面，就走在了前面。他們已經有了成熟的政策制度，為什么就不可以拿過來呢？即使他們的政策制度也有種種的缺陷，也應該是可以借鑒的，有的可以作一些改良，有的可以全盤照搬，總比摸著石頭過河要好。當今世界，已經進入到信息化時代。各國社會政治制度相對透明。有的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一樣，根本就沒有姓社姓資的區別。比如電子表決就比舉手表決文明進步得多，其既不姓社，也不姓資，誰使用它就為誰服務，誰使用它誰就走在了時代的前列。那么，各級代表大會的表決，是否可以加以應用呢？　　

利用精神麻醉劑促成的和諧社會不可能建成，需要政府機構點滴地務實進步。電子表決比起舉手表決就要和諧，沒有理由拒絕它。　　

社會價值體系的紊亂，中國主流價值判斷的乏力，各種庸俗封建或丑惡社會現實頻頻上演，挑戰中國的道德倫理價值底線等，諸如此類，中國還能和諧嗎？　　

靠和諧哲學能解決中國日積月累，日驅惡化的階級矛盾嗎？　　

在中國不從國策上徹底消滅剝削階級，中國能和諧嗎？　　

在中國不從國策上徹底消滅巨大的貧富差距，中國能和諧嗎？　　

在中國不從國策上徹底消滅持權搶劫，人吃人的惡魔，中國能和諧嗎？　　

6600萬的個人年薪，與6000萬國企退休職工，并在大人的恩賜下，經歷了數年的“適當調整”后的國企退休職工，其平均工資才剛剛達到1080元，據說還是己經補齊了歷史欠帳后的1080元，，僅是6600萬的個人年薪的“百萬分之一”，中國能夠和諧嗎？　　

用大劑量的精神麻醉劑再去和諧，也很難醫治6000多萬國企退休職工的心痛、傷痛與憤怒，解決這些不和諧，依然要靠階級斗爭，要靠6000多萬國企退休職工和中國大多數受害群眾，與既得利益集團的長期的階級斗爭與較量。　　

精神麻醉劑與和諧，它能夠給百姓的，只是沒有任何營養價值的麻醉與和諧的稀湯粥水而已。　　

除此之外，再用佛教、宗教信仰的精神麻醉劑的宗旨政策，再度去誘惑中國的老百姓！　　

精神麻醉劑與和諧讓你象祥林嫂一樣的，去認倒霉！去認命！　　

精神麻醉劑與和諧，讓你心甘情愿的去與即成事實利益的官僚、買辦、漢奸、賣國賊，貪污受賄的官吏，中外資本家，持權搶劫集團，新社會階層，流氓惡魔，反人類一族，及少數占70%社會財富的先富階層們，無條件的，自覺自愿的，象阿Q一樣，去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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