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值得注意的信號
孑  人

　　最近，網上掛出的兩篇文章，發出了一個值得人們注意的信號。一篇是茅于軾先生5月5日在搜狐博客中發表的題為《大家罵開發商不罵政府是愚蠢的》

　?。ê喎Q《愚蠢的》）博文，他公開地號召人們在高房價問題上“罵政府”；一篇是吳敬璉先生發表于5月5日《北京日報》、多個網站轉載的《遏制權貴資本主義才能防極“左”》（簡稱《防極“左”》）一文，以比較隱晦的方式引導人們反對政府。文中列舉了四個方面改革存在的問題，認為都是“實際效果很不好”，責任全在政府。這兩篇文章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右派精英們要把“大家”即廣大群眾攻擊的矛頭引向政府，大家千萬不要上當。

　　眾所周知，幾年來左派和右派在思想戰線上一直進行著激烈的交鋒。右派精英們為了把左派打倒在地，使用了各種卑劣的手段，但大都效果不佳。這次，他們又使出了狠毒的一招——引導對方犯錯誤。這是反動政客們常用的手段，“大家”千萬不要上當。

　　茅先生在《愚蠢的》一文中站在房地產大資本的立場上，在房價虛高的問題上，為房地產開發商開脫，把責任推到政府頭上，鼓動“大家”去“罵政府”，反對政府。這好像是在為買不起房的窮人“說話”了。很奇怪，茅于軾先生一向以“富人”的代言人自居，標榜自己是“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這次怎么忽然也為窮人說話了？仔細看看他的文章，他并不是為窮人說話。再作一番深入的思考，就會發現，除去為房地產開發尚開脫之外，他還有更深的用意。一是挑動“大家”罵政府，造成群眾和政府之間的對立，達到打擊群眾和政府的雙重目的；二是間接地為美國壟斷資產階級開脫，以此作為回報。美國有些壟斷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一直在造輿論，把這次世界經濟危機的責任推到中國政府身上?！队薮赖摹反笤熘袊績r虛高的責任不在房地產商，而在政府的輿論，是與美國的這種輿論相呼應。

　　中國的房價太高，政府肯定有重要責任，但房地產開發商的責任也是不可推脫的，而且更大，更直接。大家罵房地產商，罵得有理，該罵。這樣的罵，不是現在才有，早就有了。那為什么茅先生現在才想起來鼓動“大家”罵政府呢？除去他要煽動大家把矛頭指向政府外，在世界經濟危機的背景下，政府要限制高價房，觸動了房地產大資本的利益，有直接關系。這充分說明，像茅于軾這樣的右派精英，完全是為大資本的利益服務的。

　　和茅先生的《愚蠢的》比較起來，吳先生的《防極“左”》則帶有一定的欺騙性。他沒有像茅先生那樣公開煽動大家“罵政府”，但在對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農地制度改革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等四個方面的改革存在問題的分析中，都把責任全推到了政府的頭上，也是在誘導群眾去反對各級政府。（這不是本文的重點，在此不做展開，《防極“左”》一文附于下，以供大家分析參考）這里著重分析一下，他為什么在文章的最后，特別提出假馬克思主義、防極“左”和反對權貴資本主義的問題。

　　關于假馬克思主義。《防極“左”》開頭就提出，“現在，中國改革開放所面臨的很多問題，都是政治經濟學問題，都需要用現代政治經濟學來加以回答?！憋@然，吳先生是站在“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立場上討論問題的。當下的現代政治經濟學，都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所以，他是把所有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都歸到假馬克思主義中去了。

　　關于防極“左”。這是所有右派精英恐嚇廣大群眾的慣用伎倆。在他們的詞典里，一切真正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東西，都被說成極“左”。為了表明他們是唯一正確的，他還假裝反對“權貴腐敗”和極右。為什么說他“假裝”呢？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權貴腐敗”者。據說他早已是千萬富翁，就是靠“權貴腐敗”者們給他的報酬富起來的。這樣的人怎能反對權貴腐敗呢？他從來沒有寫過反對極右的東西，所以說他反對極右也是假的，只不過為了和“防極左”之間找平衡，欺騙群眾而已。其真正目的，還是所謂的防極“左”，即防止搞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

　　關于反對權貴資本主義?！斗罉O“左”》認為：“自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步框架建立起來以后，兩種前途就嚴峻地擺在全體中國人的面前：一種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場經濟的道路。另一種是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倍鲝垺罢挝拿飨路ㄖ问袌鼋洕牡缆贰?，反對“權貴資本主義道路”。他真的反對權貴資本主義道路嗎？回答只能是否定的。上面指出，他本身就是一個“權貴腐敗”者，怎么能夠真的反對權貴資本主義道路呢？他是看到了“大眾對權貴腐敗的不滿”，害怕廣大群眾以后找他算帳。

　　客觀公正地講，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農地制度改革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等四個方面的改革，都存在很多問題。造成這些問題，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更重要的是指導思想上的問題，而吳先生作為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研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全國政協常委和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對于這些，吳先生沒有一點自我批評。對于以上四個方面的改革所存在問題的根源，吳先生完全推給了“舊體制中有既得利益的機構和個人”、認為“從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開始，中國就采用了蘇聯式的粗放增長方式進行國家工業化。這正是造成我國這么多經濟問題的根源所在”。改革開放都三十年了，這能說得過去嗎？

　　總之，吳先生作為國務院的一名領導干部，作為全國政協常委，還像拿美國經費的茅于軾那樣挑動人們反對政府，是很不道德的。

　　附：

　　遏制權貴資本主義才能防極"左"

　　2009年05月05日 10:59:07 　來源：北京日報

　　兩種前途擺在全體中國人的面前：一種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場經濟的道路。另一種是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如果我們不能通過政治和經濟改革扼制后者的勢頭，來自另一極端的勢力就有可能利用大眾對權貴腐敗的不滿，推銷極“左”路線，把中國引向另一條歧路。

　　作者：吳敬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改革意味著利益結構的大調整，就不能不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進行分析。三年以前，國防大學的盧周來教授提出，“我們仍然處在政治經濟學時代”。這無疑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F在，中國改革開放所面臨的很多問題，都是政治經濟學問題，都需要用現代政治經濟學來加以回答。下面略舉幾例：

　　其一是社會保障制度問題。

　　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就提出要建立以“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為特征的職工養老保障體系，十幾年過去了，為什么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建立？原因只能有一個：某些城市在舊體制中有既得利益的機構和個人的阻撓和反對。我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強調指出：“國家是否償還對曾為國有資產的存量積累做出過貢獻、又往往在經濟改革利益重組過程中受到某些利益損失的老職工（包括養老保障體制改革前已退休的‘老人’和已參加工作多年、現仍在職的‘中人’）的這筆欠賬，是一個關乎數以億計的老職工的基本權益和政府的政治信譽的重大問題?！?

　　其二是我們的住房制度改革，問題也是非常明顯的。

　　當時有兩種方案各自代表著占有大量住房者和不占有大量住房者的利益。結果，全國只有一個最窮的省即貴州省，用了后一種方案，其他各省都用了前一種方案。所以，我們搞了十幾年的住房改革，實際效果很不好。

　　其三是農地制度改革問題。

　　我國歷來有把土地產權制度的田底權（所有權）和田面權（使用權）分開的做法。包括我在內的一些經濟學家一直認為，應當將土地使用權永久性地交還給農民。但是，也必須強調指出，我們在講論土地所有權問題的時候，一定要強調從政治、法律上確保農民的土地權益不受侵犯。如果不解決這些相關的政治問題，不提出相應的措施，好的經濟想法也會得到不好的結果，有些人肯定就會把這筆賬算到經濟學的頭上。舊體制中有既得利益的機構和個人

　　其四是現在熱烈討論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問題。

　　從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開始，中國就采用了蘇聯式的粗放增長方式進行國家工業化。這正是造成我國這么多經濟問題的根源所在。所以從第九個五年計劃開始，黨中央和政府就要求轉變增長方式，到了“十一五”，再次強調要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經濟工作的一項中心任務。但是，這項工作進行得并不順利，以至于在當前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過程中，轉變增長方式，將主要依靠以投資和出口驅動經濟的增長方式轉變為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經濟的增長方式，仍舊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為什么進行得不順利？這也是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就是粗放增長方式源于命令經濟體制；要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首先就要改變這種政府和政府官員握有過大資源配置權力的體制；而改變這種體制又會損害在這種體制中享有既得利益的人們。由此可見，轉變增長方式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和技術問題，需要對它進行深入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此外在中國提倡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還必須警惕假馬克思主義魚目混珠。

　　總之，整個改革過程可以說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因素互動的過程。自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步框架建立起來以后，兩種前途就嚴峻地擺在全體中國人的面前：一種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場經濟的道路。另一種是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如果我們不能通過政治和經濟改革扼制后者的勢頭，來自另一極端的勢力就有可能利用大眾對權貴腐敗的不滿，推銷極“左”路線，把中國引向另一條歧路。我國和世界的歷史告訴我們，極“左”和極“右”都會帶來民族的災難。因此，政治經濟學面臨的任務偉大而艱巨。讓我們繼續為“建設一個新世界”，為中華騰飛而努力探索?。ㄔ}：我認同“我們仍然處在政治經濟學時代”這個重要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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