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路在何方
2003年春天,我從工作了大半生的星級賓館集體下崗了,開始在私營酒店打工。所在酒店后廚人員除我以外是清一色的農村青年,年紀最大的才22歲。
通過接觸,發現這些打工青年身上沾染了許多不可想象的不良習氣,和我在八十年代所接觸過的那些勤勞淳樸的農村小伙子簡直有天壤之別。別看他們年紀不大,個個學會了吸煙、喝酒,干起活來馬馬虎虎。學技術時,既不專心又缺乏熱情,同以前學藝的年輕人真是大相庭徑。最令人難以接受的是,他們不珍惜物品,不講究食品衛生,甚至如廁后不洗手就進行食品加工操作。受多年職業道德熏陶的我,自然難以容忍這些不良行為。初時我對他們好言相勸,后來干脆是嚴厲地斥責,而收效了了。我常常憤憤地想,他們怎么會是這樣呢?
直到有一天,一句平平的話語,才引發了我的深思。
由于我的“特殊”身份,每天晚上準時下班。臨走時,愛貧嘴的小劉對我說:“師傅,你真幸福,到點就可以回家了!”我聽后不由苦笑,連個休息日都沒有,何談幸福?但仔細一想,他們的確要比我辛苦多了。每天至少要工作十三四個小時,晚上睡連通的上下大鋪,三餐吃不見葷腥很少換樣的伙食,勞動強度大,工資卻很低,如果想歇一天竟要被扣掉兩天的薪水,幾乎沒有自己的業余空間。能在飯后抽上一支煙,搭伴去深夜的地攤上喝一杯酒,吃幾串烤羊肉串,大概就是他們所能得到的最大的生理享受了。而他們每天面對的卻是燈紅酒綠的世界,服務的對象大都以車代步,穿著講究,每每留下滿桌吃喝不盡的酒菜,昂首挺肚離去……這些閱歷不深、文化又很低的青年,整日接觸看到的就是這些。如此之大的生活反差,會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產生什么樣的想法呢?他們又怎么可能擁有一個良好的心態呢?
通過和他們長時期的接觸,我加深了對他們的了解,進一步體察到了他們生活的艱辛和思想的迷茫。大樊是我2005年在酒店打工時結識的忘年交,時年31歲。他15歲就進城打工了。開始在一家小飯店干雜活,老板見他機靈勤快,就讓他給炒菜的師傅打下手。幾年下來,大樊做得一手好菜,每月有了600元的工資收入。
大樊24歲那年,和飯店里的一位打工妹定了終身。他倆回到家鄉完婚后,又匆匆進城打工了。兩人在城里租下一處半地下室的小屋,開始了新的生活。大樊這時月工資掙到了800元,妻子在酒店做服務員,每月也有600多元的收入,他們打算買一個二手小房,在城里安家,于是開始拼力攢錢。大樊把煙戒了,妻子不再講究穿戴,不再用貴重的化妝品,兩人商定好,等有了自己的房子時再要孩子。他們就像一對快樂的小鳥,不知疲倦地為自己的未來拋灑著汗水。
當大樊的月工資掙到1200元時,妻子意外地懷孕了。兩人為此郁悶了好些天,最后還是順從了天意。女兒出生后,即帶來了歡樂,也增添了憂愁。多了一個花錢的,少了一個掙錢的,買房的計劃自然要受到影響。為了孩子能健康成長,他們更需要盡快有一個能見到陽光的房屋。大樊咬緊牙關,一個人挑起了生活重擔,他憑著手藝,又換了一家酒店,月薪升到1600元。可是,兩手怎么也抵不上四手,眼看著買房的計劃越來越難以實現,大樊只好狠下心來,把剛剛兩歲正討人喜愛的女兒托付給了鄉下的父母。大樊的妻子這才走出家門重新去找工作。
小屋里沒有了女兒咿呀學語聲,沒有了她那牽動人心的哭笑聲。累了一天的大樊常常發愣,妻子在一邊悄悄地抹淚。夫妻倆就這么苦苦地熬著,盼著,生了病也不敢休一天,可手里的錢總是攆不上房價的上揚。大樊和妻子這時才似乎悟出一個道理,像他們這樣的掙錢方式,很難實現買房的愿望。一晃,夫妻二人都到了而立之年,為了早日圓夢,大樊的妻子辭去服務員領班工作,懷著一片希望,帶上兩萬元的積蓄去投奔一個在京城做買賣的遠方親戚,在那兒租了一個攤位。
大樊經過再次“跳槽”,月薪已經達到了兩千,也就是這時我認識了他。這天下班后,他說什么也要同我喝兩杯,便一起去了一家小酒館。喝酒時,他不住地往杯里倒白酒,一口接著一口地喝,半天也不言語一聲。我知道他一定遇到了煩心事,再三追問后,他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原來,他妻子在京城不但沒掙到錢,連本錢都賠進去了。我見他心情不好,勸他別喝了。他奪過被我攔下的酒瓶,又給自己的杯里滿上了,舌頭有些發硬,眼睛直勾勾地看著我說:“老爺子,你說,我過的算是什么日子,一家三口分在了三個地方……”他竟自搖頭苦笑起來,“我們兩口子打拼了這么多年,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就想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小房……老爺子,我要求的不算高吧?可怎么就這么難哪……”
我心中尚有許多解不開的結,實在找不出勸慰他的話來,惟有陪他喝酒,我似乎也醉了,但腦子始終里有一個問題不停地在折磨著我:辛辛苦苦地工作,為什么買不起一個簡單的住所?
不獨有偶,大樊的副手小姜時年25歲,和女友相處一年多了,在酒店附近和別人合租了一套房子,他和女友住小間,可房租還是用去了他三分之一的工資。他說,這是他目前最佳的選擇。我問他,將來準備在哪安家。他神色茫然,半天才說:“我也說不準,走一步看一步吧,反正我倆都不想回鄉下了。”
有人這樣做,就有人效仿。我的副手小劉緊隨其后,也來個未婚同居,在市區偏僻處租了一個小房。他的女友是酒店服務員,他們認識僅有幾個月。晚上下班晚,趕不上公交車,為解決通勤,他特意買了一輛二手自行車。上班兩人一起來,下班兩人一起走,儼然夫妻一般。這之前,小劉有過一個女朋友,是別的酒店收銀員,我見過她一次,人長得挺俊。小劉當時向我介紹說,這是他那口子。可見,他們的關系已經不一般了。我不禁有些感嘆,這些農村青年已經不滿足于煙酒的刺激了,真是“與時俱進”哪!我告誡小劉:“你小子,有新忘舊,這次可得對人家負責呀!”他說:“師傅,你可冤枉死我了,是人家嫌我在城里安不起家,主動和我拜拜的!”我說:“這個你打算怎么辦?她是怎么想的?”他面有難色地說:“這個,我還是說了不算,我倒是有心把她明媒正娶地娶回家,可人家不想回農村了。她要在這兒安家,我上哪去弄那么多的款?先這么湊合著過吧,過一天算一天吧……”我無語。
就不一一列舉了。顯然,這些外來的打工青年普遍有不想回鄉務農的想法,特別是相貌好一點的女青年。可他們又無法明確今后的生活目標,大都抱著走到哪兒算到哪兒的心態。盡管他們拼力拋灑汗水,卻很難在城市安身立命,也難以掌控自己的前途和命運。這種生活的不確定性,像一把無情的雙刃劍,不禁傷害著他們自己,也將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不能不讓每一個有良知的人感到深深地憂慮:他們今后的路又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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