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與毛澤東思想
1934年在江西瑞金，馮雪峰告訴毛澤東，有一個日本人說，全中國只有兩個半人懂得中國，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魯迅，半個是毛澤東。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然后沉思著說：“這個日本人不簡單，他認為魯迅懂得中國，這是對的。”
這個日本人在當時能有這樣的意識確實不簡單，不過如果再推遲20或30年的話，估計他就該改口了。實際上真正懂得中國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毛澤東，魯迅和蔣介石各算半個。
所謂懂中國，其實就是懂中國傳統文化。魯迅青年時遠渡日本學醫，結果發現國人病在精神而棄醫從文，魯迅先生本身吸收了不少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也深受舊文化的毒害，因此對中國文化的劣根性了如指掌，寫起諷刺文章來簡直入木三分。但是如何改造舊文化，這就非魯迅先生的特長了，故只能稱半個。蔣介石與魯迅不同的是，他對傳統文化的吸收是兼收并蓄，并融入其中，故能游刃有余、黑紅通吃，在戰亂紛爭的舊中國成為領袖人物也算不簡單了。蔣介石本身是傳統文化的受益者，不用說尋找改造傳統文化的途徑，怕是連想都不會去想，故此也只能算半個。
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洞悉程度應該在蔣介石之上，否則不至于在與蔣的斗爭中即使身處弱勢，也能處處占盡先機。毛澤東最高明的地方時他通過一生積極探索找到了一條改造傳統文化的道路，所以只有他才能算作一個真正懂中國的人，可惜因為天不假年、英雄遲暮而功敗垂成。
傳統文化傳到近代，除了其自身的缺陷外，其實已完全違背了它的初衷。當年的諸子百家由于立場不同，教義雖不相同，但他們目標相同，那就是追尋他們心目中的“道”——治世、出世的哲學。所以孔子才會不惜千里迢迢，向老子求學。
傳統文化里對后世影響最大的當屬儒家。儒家之所以到漢朝能一枝獨秀并不是他的學說真的優良到了出類拔萃，僅僅因為他最符合統治者的利益，得到了統治階級的一手扶植。儒家的文化當然也受到了其他派別的影響，它精髓的本身并不在于浩如煙海經史子集，而在于尋“道”、衛“道”的精神。作為開派祖師爺的孔子，為了追求“道”甚至到了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殺身成仁，舍身取義”是儒家追求道的最高境界。
很不幸的是出于統治者的需要，這種精神被尊崇的同時就被閹割了一部分。再加上后世中華民族的衰落，五胡亂華、金滅北宋、蒙滅南宋，民族自信心受到打擊，真正的儒家精神日漸衰落。但是在每次民族面臨滅頂之災后，又會有一段自我修復的時間，所以儒家精神尚在，但是逐利的思想開始蔓延。滿清入主中原是對傳統文化的致命性的打擊，清政府不同于前幾次少數民族政權，它吸取了前人的教訓，重點著手于在精神上的奴化。“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中國傳統文化被徹底得閹割成了唯利是圖的奴才文化。
所以，李鴻章才有底氣說：“吾輩賣國，非為大也，百年后后生必當與時俱進，后來居上也……”這老賊可是個人精，他說這種話也絕非是戲言，而是其洞察歷史的心聲。
這種奴性文化的形成由來已久，要想消除絕非一朝一夕之功。另外傳統文化還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就是坐而論道居多，實踐性差些。所謂君子動口不動手，即使祖師爺孔子也是個“四體不勤，五谷不分”之人。其實中國傳統文化的優點與缺點和物理學中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有相似之處。中國傳統文化思維力重的是定性研究，而輕定量研究。這種思維導致的惡果，從中西醫的現在的境遇也可略窺一二。
比若說中醫，講究陰陽二氣，陰陽互補互化，人體保持陰陽平衡，在定性的高度比西醫要高。但是不重定量，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能夠做到這一境界的實在不多，故中醫有神醫，但更多庸醫。西醫則不同，重視實踐，什么炎癥對應什么藥物，藥物的劑量都是實驗驗證過得。不管是名醫還是普通的醫生，對常見的病癥，處方不會有太大的差別。雖然對個別疑難雜癥的治療不如中醫，但總體表現要好于中醫。
因此定量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2005年為世界物理年，物理學在短短的幾百年里發展如此之快的原因就在于牛頓利用定量的數學工具研究定性的物理規律。其后每一次物理上的重大突破通常也伴隨著數學上的重要成果的產生。當然這并不代表定量研究的地位要高于定性研究。定性才是物理學的神，是在哲學高度的思考，是物理學進步的基礎。自然學科如此，人文學科亦是如此。
因此中國傳統文化除了清除奴性的修復外，還要在實踐性上有所加強。毛澤東思想就是對傳統文化基礎上的修復和加強后的產物，這跟毛澤東一生的經歷密切相關，在毛澤東的行為及其著作里都有反映。
毛澤東一生都在為實現他心目中的“道”——共產主義而努力奮斗。不同于儒家的是，他的“道”完完全全的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上。因此他的旗幟飄到哪里，哪里的人民都為之歡呼雀躍，高呼萬歲！也因此他成為剝削者眼中釘、肉中刺，他們時時刻刻不忘中傷他、誹謗他，必欲先滅之而后快。
但是毛澤東追求道的方法，不管是他的朋友，還是他真正的敵人都視如至寶，因為他是東方文化精華跟西方文明精髓的結晶。
毛澤東少年深受東方文化的熏陶，他的國學功底、他的詩詞文章連很多大師都自嘆弗如。在這個時期他甚至設想中國各省自治和憲政，但在現實和實踐中他發現是完全不不可行的。現在的憲章派也妄圖把中國變成中華盟國，別人玩剩下的垃圾竟然還當作寶撿來玩，不知道是傻得可以還是別有用心。春秋時期可能就是他們設想中的模板，不可否認春秋時期是中華文化的輝煌期，但那個時期中華民族族周圍的外族還尚未成氣候。即使這樣，如果不是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捍北疆，后果很可能也會不堪設想。現今中華民族強敵環伺，你們還想來這一套，擺明就是要賣國嘛！
青年時期毛澤東雖未遠渡重洋，但是對馬列主義的理解一點也不必留洋派淺。因為他深通中國文化精髓，學習馬列主義學到的是馬列主義的“神”，而不像很多西洋派學到的只是“形”。而且毛澤東積極地去實踐馬列主義，深入社會各個階層調查研究。經典名篇“實踐論”、“矛盾論”等諸多名篇就是毛澤東思想融匯中西的例證。
毛澤東總結他一生說：“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和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幾個人,在我耳邊唧唧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第一件事，顯示了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主并融匯西方文化精髓的毛澤東思想的巨大威力。第二件事，顯示了毛澤東改造中國傳統文化的劣根性的決心和舉措。因此在毛澤東看來第二件事的意義更加重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個蓄勢過程。文化大革命的成功與否是中華民族能否永遠走在世界各民族前列的根本。
舉個例子，對知識分子的改造是文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知識分子是文化的載體，對民族精神的傳承和發揚應該具有重大意義。可是在封建社會里對于廣大勞動者中的“道”的傳播，知識分子所起的作用甚至遠遠不及民間藝人（說書的，唱戲的）！老百姓能從說書的嘴里被岳飛、文天祥的忠君愛國的精神感染，而絕不可能被幾篇酸溜溜的狗屁八股感化。知識分子在文人相清的氣氛里除了助長其夸夸其談的惡劣習氣，還會加強對主子奴顏婢膝的逐利忘義的哈巴狗本性。
所以，毛澤東關于知識分子必須和工農兵相結合的論斷簡直是天才論斷。知識分子只有到勞動者中去實踐，并且真正的融入勞動者才能找到他們本該尋得“道”，才能提高他們的實踐能力，使他們真正的認識世界的本質。
另一方面在分配時盡量減少各階層的收入差距也是很有意義的一項舉措。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肯定會挫傷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但造原子彈的如果都住豪宅大院他們也同樣會失去動力，還會挫傷其他勞動者的積極性，更會使他們脫離人民的立場，即使造出原子彈對付誰還不一定呢？
同時收入差距過大也會讓大多數人在尋找“道”路上迷失方向，反而踏上逐“利”的路。比如由于城市和農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巨大差異，導致農村大學生很多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拼命地想脫離原來的環境，一旦踏入上層社會，就會背叛原來的階層。比如出身于西北貧困山區的知名經濟學家張教授身體上、精神里早已無半點勞動人民的影子了，更遑論給勞動人民代言了。
在看看現在的主流知識分子精英的賣國表現，真正能站在國家民族利益上并且對文革不滿的所有中國人，你們有比毛澤東更好的辦法嗎？
2000多年前的墨子是一位站在人民的立場，精通東方文化，雄辯而又工于機巧的人。墨子對早期的自然科學也有深入研究，并且一生都在為勞動人民的利益奔走甚至征戰。在他身上同時閃現著東西方文化的光輝，站在公正的立場上看他的歷史地位絕不應該低于孔子、老子。不幸的是這樣一位巨人生在在一個勞動人民不可能普及教育開啟民智的年代，他的墨家學派由于立場問題被強大的統治階層在幾百年里幾乎消滅殆盡，他的思想也很難得到傳承，雖說是歷史的必然，但也不能不說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憾事。
2000多年后，又一位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巨人出現了，留給了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毛澤東思想。回想起兩會上一些恢復繁體字的建議，以及一直叫囂塵上為儒家思想招魂的專家言論，我這個學理科的人都感到不恥、不屑。這種對行為哪里是追求“道”，簡直是戕害“道”，嚴重違背了祖宗求真尋道的真意，即使孔夫子在地下也會狂罵這些不肖子孫的。況且有了毛澤東思想這個精神原子彈，你們還想用2000年前的青銅劍來護我中華，簡直是弱智行為嘛！現今用句俗套的話說是個知識爆炸的時代，不能讓墨子的悲劇再在中華上演。如果中華兒女不用他來充實思想，而把精力都去關注“韓寒的狗，徐靜蕾的侄兒”的話，或者去追尋那個滿嘴子乎者也的孔夫子的話，那這個民族或許真的就沒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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